晚清史研究述评——以近代史“基本线索”为中心
雷 颐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1年导致清王朝结束的辛亥革命这80年时间，通称为“晚清”时期。对历史的重新认识，也就是历史认识、史学研究的深化。每一代人，甚至每一个时代，都要对历史进行自己的认识。著名的当代科学哲学家库恩（T.Kuhn）认为，科学的进步并不仅仅是量的积累，而是质的飞跃，不同的科学家共同体有着不同的研究方法、研究重点、提问方式和理论体系，即不同的“范式”（paradigm）。科学的进步就是“范式”的更迭，而且，旧“范式”的衰退与新“范式”的涌现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心理有着极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科学的进步与发展并不是一个封闭的逻辑体系，而是与社会实践紧密相关的开放系统，因而要受社会的巨大影响。自然科学尚且如此，社会科学的发展受社会、时代的影响当然更大，以晚清史为主要内容的中国近代史由于与中国的现实关系十分密切，所以其研究范式的变化受社会、时代变化的影响更加明显、深刻。几十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界关于以晚清史为主要内容的中国近代史最重要的观点、最激烈的争论围绕近代史“基本线索”这一焦点而发生、展开。由于对“基本线索”的认识不同，对同一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认识、评价便大有不同。因此，了解几十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界关于近代史“基本线索”的研究，是了解中国近代史学界研究情况的关键。
一
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特别注重、强调它所领导的“革命”、“阶级斗争”的历史合法性，努力从历史的话语中建构、寻找其革命的历史根据，论证它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因此，一直对历史的阐释极为关注。以晚清史为主要内容的中国近代史，由于贴近现实，所以中国共产党人格外强调近代史的作用，成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体说来，20世纪4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开始注重中国近代史研究。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范文澜的一系列著述，他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1]为其后中共“正统”中国近代史话语打下最基本、最重要框架。由于此书具有重要意义，所以略述有关背景，确有益于人们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大环境加深理解。
他在延安时，正赶上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有关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的重要论著发表，同时他参加了系统的“整风运动”，已撰写了《中国通史简编》古代部分。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提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2]根据这个号召，在1943年中共中央指示、安排下，范文澜全力投入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的写作[3]。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和《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等论著中，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曾作了系统的阐述和论证。在这两篇文章中，毛泽东关于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或根本矛盾作了如下判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的矛盾。”与这一命题密切相关的是毛泽东的另一论述：“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4]这一原则性论述，也即所谓“两个过程”论，被看作是了解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线索，也是以后对中国近代史研究最重要的理论依据、理论指导与历史观是否正确的标准。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即是依此观点而写的最早著作[5]。
范氏这部著作的主要观点是：第一，论证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步步沦陷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由这个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第二，强调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造成的灾难和中国的反抗，配合当时的抗日战争。第三，歌颂“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等“农民革命”，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农民为主的革命寻找历史根据。因此，本书尚未完成时，其中的“太平天国革命”一章的“引言”和前三节，在1945年4月25日至30日的《解放日报》上连载，随后，延安新华书店印出单行本《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足见中共中央对此的重视程度。第四，批判清朝统治者的不抵抗、卖国和对农民运动的镇压，实际上是比附当时的统治者国民党、蒋介石。为了使这一目的更加明确，范文澜还专门写了长文《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该文最先连载于1944年7月25、26日《解放日报》，同年，延安新华书店、山东新华书店印出单行本，不久中共领导的许多书店多次印出了单行本。1947年范文澜将该文作为附录收入《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他在写于1945年末的该书前面的“说明”中更加明确地告诉读者：“曾国藩是百年来一切反动派的开山祖师，直到今天，还有人继承他的汉奸刽子手衣钵，决心充当他的末代裔孙，中国人民熟悉曾国藩的一套把戏，对提高政治警惕性是不无帮助的。因此把他的一生罪状写成专篇，作为本分册的附录。”[6]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多次再版，他在1955年版中则可以公开声明此文是以曾国藩影射蒋介石了：“曾国藩是近百年来反动派的开山祖师，而他的伪善乔装却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他的继承者人民公敌蒋介石把他推崇成‘圣人’，以为麻醉青年、欺蔽群众的偶像。为了澄清当时一些人的混乱思想，所以有揭穿曾国藩这个汉奸刽子手本来面目的必要。这篇文章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的。”[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一如既往地重视中国近代史研究。1953年4月4日《光明日报》在其《史学》专栏《发刊词》中指出学习近百年斗争史，以便更深入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的普遍要求，也是史学工作者迫切而又光荣的任务。这期间，中国实行对苏联“一面倒”的政策，全面学习苏联。苏联史学界关于苏联、俄国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直接影响了中国史学界，有关论文被翻译成中文。中国史学界关于这个问题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文章，是胡绳1954年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正是这篇文章引起了近代史学界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第一次深入研究和激烈争论[8]。在这篇文章中，胡绳提出要解决历史分期问题，必须以找出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为前提，明确提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要任务“是在说明什么，以什么来做基本的线索”。什么是“基本线索”，他解释说：“从中国近代历史的复杂的事实中找到了一条线索，循此线索，即可按照发展程序把各方面的历史现象根据其本身的逻辑而串联起来。”这篇文章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一，首次提出了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这一几十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界认为最为重要、关键的问题。第二，首次明确提出以阶级斗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按照这一标准和线索，首次提出了以中国近代史上“三次革命运动高潮”为基本线索的观点。这三次革命运动高潮的标志是：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
从此，以阶级斗争为基本线索的“三次革命高潮”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正统范式。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前，即1980年以前的近30年时间中，它几乎成为唯一正确的范式。这一范式的主旨在于突出了农民的作用，而将洋务派作为卖国主义和镇压农民运动的反动派严厉批判，将维新派作为妥协和改良主义加以否定，摒除在中国近代社会“进步”的因素之外。在“文革”中，它被极端地发展到对资产阶级、剥削阶级要“立足于批”。虽然从1979年后不断有历史学家对这种范式提出不同观点，且为许多历史学家接受，但直到今天，在主流话语中仍强调它仍是唯一正确的范式。
二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学术环境有所宽松。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三次革命高潮”范式开始受到一些史学家的质疑，并引发了持续多年的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再争论。
1980年《历史研究》第1期发表的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一文，揭开了这场大讨论的序幕[9]。文章一开始，即明确提出：“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是近代中国前进的几段重要历程。”他对以前的范式和政治氛围概括说：“从‘批判剥削阶级’的原则出发，形成了一些固定的观念：办洋务就是买办化、卖国主义；搞维新无非是妥协、改良主义；干革命也不正确，因为是资产阶级的，必须‘立足于批’。先验的原则窒息了人们的思想，研究工作只能在固定的框框内弥缝补苴。稍许出格，‘歌颂帝王将相’、‘为改良主义涂脂抹粉’、‘为资产阶级争历史地位’等罪名即随之而来，从而扼杀了学术民主，也就禁锢了科学前进的脚步。”在文章的结尾，他提出：“1840年到1919年的中国近代史，经历了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四个阶段。”因此，这一观点被研究者概括为与“三大革命高潮说”相对的“四个阶段说”或“四个阶梯说”。
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激烈的批评和讨论，为进一步详细说明自己的观点，李时岳又在1984年《历史研究》第2期发表《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一文，表示“赞同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为线索，不过，必须紧密地联系社会经济的变动进行考察，找出那些能够集中反映历史趋向的标志”[10]。他认为近代史上并无“三次革命高潮”，以义和团为中心的所谓第二次革命高潮，实际上是一次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战争。他强调，以往人们研究近代史，往往认为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是一个向下沉沦的过程，而忽略了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向上发展的趋向：“一是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的趋向，一是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趋向。”前者是向下沉沦的趋向，后者是向上发展的趋向。陈旭麓认为，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是一个否定一个而且像浪圈一样一圈比一圈大的彼此联系着的运动，但这种联系并不是一个简单否定和替代的公式，而是一个扬弃和汲取的复杂过程[11]。针对有人认为近代史有一条反动的“黑线”、一条革命的“红线”，这两条线“完全连接不起来”，并批评“四个阶梯说”否定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的观点，徐泰来反驳说毛泽东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应总结，所以对洋务运动也要总结，如果割掉洋务运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都是说不清楚的[12]。“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在中国是非常严重的政治错误，所以徐泰来要力辩“四个阶梯说”是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张耀美也为“四个阶梯说”辩护，批评“一条是红线，一条是黑线”的两条线索观不是一种辩证的思维方法；同时认为近代中国历史前进发展的方向是资本主义道路，代表这一发展方向的阶级是资产阶级，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显示着这一发展方向的社会运动有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革新、革命是近代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13]。对于有批评者认为近代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和半封建”不可分割，是历史的沉沦，而不是如李时岳所说是时代的进步，李时岳反驳说：殖民地指的是国家地位，封建指的是一种社会形态，两者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由于中国近代社会的特殊环境与条件，即封建经济结构的解体、资本主义因素的发生，帝国主义的侵略起过促进作用；而封建剥削制度与专制制度的保持，又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等等，又使两者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但两者间又确有区别，从各自的特定含义着眼，则并非“不可分割”[14]。胡滨认为，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时，必须把向西方学习的问题结合起来加以考察[15]。徐泰来稍后更进一步认为，独立的资本主义近代化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中国近代社会是向上的，是前进的[16]。雷颐认为，从方法论上说这是一种“范式的转换”，“四个阶梯说”更主要是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待、分析中国晚清史，而不把中国晚清史视为仅仅是一场“革命史”，可称为“现代化范式”[17]。陈勤等人提出现代化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主题[18]。李喜所、虞和平、周东华等认为“现代化范式”可以涵盖“革命史范式”[19]。
如前所述，“四个阶梯说”及随之而来的近代中国社会不是完全沉沦（向下），还有向上发展的趋向这种观点引起了强烈的反对、批评。
20世纪50年代首先明确提出“三次革命高潮”范式的胡绳，在1981年出版的极有影响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序言”中最早对李时岳的基本线索的理论提出批评，明确表示：“本书不认为有理由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这个时期的历史进步潮流。”[20]章开源认为，如果片面地强调或不适当地夸大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地位和作用，则容易忽略农民和土地问题这样重要的社会内容，至少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历史就很难纳入“洋务—维新—革命”这样的简单框架中[21]。祁龙威认为，李时岳的观点是“以抽象的‘学西方’为线索，提出了‘洋务—改良—革命’的新概念”。他批评这种观点是“背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抛弃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解释中国近代史”[22]。刘大年认为，孙中山要建立的共和政体与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的政体主张是不同的，进而不同意李时岳“四个阶梯说”[23]。汪敬虞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能分开，李时岳的观点既没有如实反映近代中国的历史现实，也不能正确指明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的提法模糊了近代中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统治的方向[24]。林华国认为，李时岳的观点违反了毛泽东的“两个过程”论[25]。张海鹏认为，毛泽东的“两个过程”论是引导中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革命理论，是经过革命实践检验的真理，不应再有什么怀疑[26]；而怀疑、否定“两个过程”论，“实际上就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根基，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不是一个小问题”[27]。吴剑杰对“现代化范式”提出批评，认为“三大高潮说”关于中国近百年历史的基本矛盾、基本内容和基本线索的认定是正确的[28]。张海鹏认为“现代化范式”将使中国近代史的基本面貌变得面目全非[29]。
“现代化范式”一直被“三大高潮”说的赞同者批评为是“反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其实，“现代化范式”论者，尤其是最早提出此说的李时岳等人，也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而肯定“洋务运动”的。相反，他们认为如果以“洋务运动”创办的直接动机是为了镇压农民运动而完全否定这一运动，恰是以“主观动机”来为历史事件、运动“定性”，实有“历史唯心主义”之嫌。
“三次革命高潮”强调的是“阶级斗争”的作用，“现代化范式”强调的是“生产力”的作用，实际双方都是在自己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中展开历史论述的。这一点，尤应注意。
从1980年初引起的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四分之一世纪，其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因为“现代化范式”论述毕竟打破了原来只有一种历史论述的局面，因此才有近几十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从研究方法到研究范围的突破、扩展和繁荣的局面。在这个背景下，对“戊戌维新”、“立宪派”才能以学术研究取代对其“改良主义”的政治批判，当代“市民社会”理论才能顺利进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商会、行会、集市、庙会乃至茶馆等因传统“政治史”主导一切而被认为意义不大的课题，才能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
三
在“四个阶梯说”中，洋务运动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在这个脉络叙事中，如前所述，认为作为最先进生产力的最早引入者，洋务运动无疑具有进步性。
首先，它顺应了世界潮流，为缩小中外差距做了最初的努力。其次，它适合了中国历史、社会的需要，实现了从手工业制造转入机器生产的起步。第三，它自觉地引入先进生产力，不自觉地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关系，培育了中国第一批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联系的企业家、工程师、知识分子和产业工人。伴随这些，中国陈腐的封建社会中开始出现新的风尚、新的价值观念、新的人生道路。第四，洋务派制造新式武器、轮船也有抵抗外国侵略的一面；洋务派创办民用企业也有与外国人“争利权”的一面。第五，洋务运动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中国许多早期的民族资本家就是从洋务派转化而来的。当然，在承认其进步性时，也承认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封建主义的束缚，外国资本主义的钳制，这个运动又带有封建性、买办性，最终导致腐败滋生，但开始无疑具有反对封建守旧势力、开创新局的进步性。由此，也客观分析评论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清朝洋务官员的作用。这个范式的一个基本论点是不以洋务运动发动者的主观动机，而以客观后果对其作用和意义作出分析[30]。徐泰来认为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基本纲领是在洋务派同顽固派的斗争中产生的，初期具有进步性。洋务派为了自身的利益办洋务，但也使洋务派（尽管不是全部）由封建官僚地主逐渐转化成资产阶级。洋务运动的性质只能由洋务运动本身的内容及其实际的历史作用来决定[31]。孔令仁认为洋务运动的阶级基础不是封建官僚，而将其阶级基础定为早期资产阶级比较恰当。自然，洋务运动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进步的改良运动。因为“洋务运动所导致的客观结果，与它的领导人物的主观意图并不一致。但我们评定洋务运动的性质，不是看发起人的主观动机，而主要是看它所起的客观作用”[32]。林增平认为把洋务运动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研究应是探讨洋务运动起因、性质和后果的主要根据[33]。夏东元认为不能完全用政治路线作为评价洋务运动的出发点，强调不能用政治上的革命与反动来评价经济上的前进与倒退[34]。刘耀认为洋务运动是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地主阶级的改革运动[35]。孙文范认为综观洋务派的全部经济活动，其中虽有买办性和依赖性一面，但始终存在着明显的、大量的抵制外国资本的一面，并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表现得十分强烈，甚至成为主导的一面，因此具有“抵洋”思想[36]。叶晓青认为西方近代科学在明末清初曾由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但在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也没有产生广泛的影响。而晚清的情形却迥然不同，科学开始在中国植根，并产生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产生了久远的影响。之所以有这样不同的结果，与洋务运动是分不开的。所以就科学技术的引进和传播来说，它对当时和其后中国社会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37]。雷颐认为以往人们肯定较多、认为与洋务派不同的“早期维新派”实际就是“洋务思想家”，对他们的分析可以看出洋务运动在当时的重要作用和意义[38]。黄继宗、于醒民认为从洋务派首创中国派遣留学生也可看出洋务运动的进步性[39]。吴乃华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洋务、维新和辛亥革命的合乎逻辑的发展[40]。
总之，关于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讨论使“洋务运动”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近代史学界的研究热点。既然重新阐释了洋务运动的意义，对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清王朝办洋务的主要大臣，也就有了新的看法。
对于曾国藩，冯友兰最早认为如果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统一了全国，中国就会建立起中世纪的神权政治，所以“曾国藩是不是把中国推向前进是可以讨论的，但他确实阻止了中国的倒退，这是一个大贡献”[41]。许山河明确针对范文澜的观点，提出曾国藩不但不是汉奸、卖国贼，而且是爱国者[42]。徐泰来认为正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实现了中国重新统一与重建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的任务，其历史功过是不言自明的[43]。1995年全国首届“曾国藩学术讨论会”在湖南曾国藩的家乡举行，虽然与会者对曾国藩的评价仍有分歧，但总的基调是对曾国藩作了相当的肯定[44]。
对李鸿章的重新评价则比曾国藩更多，也更敏感。李时岳、胡滨较早对李鸿章创办的洋务企业进行研究，作出肯定性评价[45]。而后这种观点的文章著作越来越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文章汇编成《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一书[46]。这本30余万字、收集近30篇论文的文集对李鸿章的方方面面做了研究，提出了肯定性观点。陈旭麓题为《李鸿章：向中国近代化迈出第一步的代表人物》一文作为该书“代序”。他明确说：由于中国近代社会是追求近代化，“而洋务运动是近代化的开头，或者说是中国近代化迈出的第一步。这个第一步与李鸿章的关系就很大。近年来，在李鸿章研究中，所以有很大变化，反映在如何使中国实现近代化的角度上，李鸿章可以称得上一个代表人物”。
从“四个阶梯说”对曾国藩、李鸿章的重新认识自然是“三次革命高潮说”的坚持者不能认同的。其主要观点认为这种重新认识彻底否定阶级分析，拔高、美化封建统治者是不正常的，可能是“另有所图”[47]。
四
戊戌维新运动是1980年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另一个热点。
在“三次革命高潮说”框架中，戊戌维新并不占有重要地位，在1980年以前对这次运动的评价尤低。因为这次运动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在当时的语境中，列宁曾尖锐批判“第二国际”、考茨基、伯恩斯坦是“改良主义”，改良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起了资产阶级起不到的作用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教条主义的影响使中国将19世纪中国的维新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与列宁所批判的欧洲的“改良主义”等同起来，所以对戊戌维新的基本观点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进步意义，但是改良主义在本质上具有反动性，它的历史作用具体表现在它以自己的失败，证明了改良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专制的极“左”路线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当时的所有学术刊物全都停办，大部分报刊也停办，只有政治性文章可以发表。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旨在打倒刘少奇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这篇文章全盘否定戊戌维新的意义，认为这次变法的代表人物“本身就是压迫劳动人民的统治者”，“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为了人民革命的利益”，变法运动只不过是统治阶级“企图阻挡人民革命运动，把革命消灭于无形之中”的活动。
“文革”结束后，不少历史学家对维新运动作了重新研究和评价。杨立强认为维新运动是一场“社会变革运动”，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促成了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是近代史上中华民族觉醒的一块里程碑[48]。李时岳将其作为中国近代史上进步的“四个阶梯”之一，更凸显了它的意义。由于历史研究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所以史学家邓广铭专门对“改良”与“改良主义”做了研究。他指出“改良”是相对于革命而言，而“改良主义”就其本来意义而言是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列宁所批判的改良主义是指19世纪后期资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修正主义思潮。戊戌维新的“改良”针对的是中国的封建主义而不可能是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是“改良”而不是“改良主义”[49]。这种论说为对戊戌维新作客观研究和评论争取了“合法性”。
所以，从1980年起，有关戊戌维新的研究成果也十分丰富。较重要的有：邝柏林的《康有为哲学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孟祥才的《梁启超传》，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康有为与戊戌变法》，中华书局1984年版，胡绳武主编的《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王栻的《维新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马洪林的《康有为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林克光的《革命派巨人康有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董方奎的《梁启超与立宪政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耿云志、崔志海的《梁启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而孔祥吉教授以大量第一手档案为基础，对维新运动，尤其是康有为在维新运动中的活动作了极为细致的考证与研究。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从1995年起，由于李泽厚、刘再复提出“告别革命”的观点[50]，使“改良”与“革命”的关系再度成为争论焦点。
简言之，“告别革命”论认为近代中国的激进主义给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提出要反思激进主义，认为“辛亥革命”和“维新变法”都属过激。对他们的批评，集中体现在前述《走什么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问题》与《近代中国是怎样走向共和的？——大型电视剧〈走向共和〉引发的思考》两书之中。其基本观点是“告别革命”说攻击辛亥革命、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想在中国“和平演变”，像苏联、东欧那样复辟资本主义。
2005年3月15日出版的《光明日报》理论周刊《史学》专栏发表了该报记者对沙健孙、李文海、龚书铎、梁柱四位教授的访谈，题为《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该报认为：“进入新时期，历史学研究同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取得了显著成绩，思想活跃，研究深入，成果丰硕，人才辈出。但是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其中历史虚无主义就很值得警惕。一些人以‘重新评价’为名，歪曲近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党的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在社会上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我们对此要慎思之，明辨之。”为此，请这四位教授座谈。他们认为“告别革命”的观点“为了否定和贬抑革命，就拼命去美化和歌颂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他们把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领袖和革命群众边缘化甚至丑化，而把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势力、反面人物放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这不是在为历史研究提供新的范式，而是从根本上颠倒历史，歪曲历史的真相”。“为了否定革命，有的人声称，只有搞改良主义才是近代中国的唯一出路。我们知道，改良是在保存原有社会的政治经济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对它的某些局部进行调整，但是阻碍中国走向独立和富强的，恰恰是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制度，而不只是它的某个局部，所以靠改良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而且，采取改良措施，必须经过统治者的同意，并自上而下地实施，而无论是晚清政府、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他们都不可能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废除封建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束缚，不可能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也不可能开辟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鼓吹历史虚无主义，实质上是从歪曲革命的历史、社会主义的历史和党的历史入手，达到否定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其影响之坏，危害之大，不可不防。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说过：‘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他又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这些话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研究历史和正确对待历史的重要性，说明了能否正确评价历史关乎国家治乱兴亡的道理。这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值得我们深长思之。”“谈到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根源，还应当看到，发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及其后国际上出现的西强东弱的总体态势，使得社会主义‘失败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共产主义‘渺茫论’的市场有所扩大。其实，革命低潮的出现并不可怕，因为历史的进程从来就不是直线的，暂时的挫折不能改变历史所昭示的发展方向。值得警惕的是，因为低潮的出现，革命队伍里有人因此而惊慌失措，丧失信心，甚至另找出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出现，正是同社会主义处在低潮的形势紧密相关的。他们以学术研究为幌子，要求‘重写历史’，鼓吹‘告别革命’，说到底是为‘另找出路’制造历史依据。”
几十年来，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解说，与中国的政治、社会变幻紧紧相联，呈现出复杂无比的图谱。
【注释】
[1]此书于1946年由新华书店出版，以后不断再版。
[2]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横排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594页。
[3]蔡美彪：《中国通史简编·前言》，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4]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横排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594—595页。
[5]范文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地位即可说明他的学术观点的影响所在。他于1939年10月去延安，次年1月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其后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在延安，他先后完成了《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等著作。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晋冀鲁豫边区成立北方大学，范文澜任校长，次年兼任历史研究室主任。1948年，北方大学并入华北大学，他任副校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建国后，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所长。1956年6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常务委员。在研究体制上，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建立，应是最为明确的标志。这个于新中国诞生之初设立的国家级研究机构，是以范文澜为首的来自延安和华北解放区的部分史学工作者于1950年5月组建的。范于1969年去世。
[6]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一分册“说明”，新华书店，1947年。
[7]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人民出版社，1955年。
[8]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胡绳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和资深理论家，他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地位也可说明他的学术观点具有的影响。他于1949年至1955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教材编写组组长，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副主任，政务院出版总署党组书记、办公厅主任，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秘书长，中央党校一部主任。1955年后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1975年至1982年先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及毛泽东选集工作小组工作，后任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1982年起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1985年至1998年2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1985年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委。1988年当选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并任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委。2000年去世。
[9]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10]李时岳：《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李时岳有关论文收入他的论文集《近代史新论》，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
[11]陈旭麓：《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
[12]徐泰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北方论丛》1983年第2期。
[13]张耀美：《也谈中国近代历史前进发展的线索》，《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
[14]李时岳：《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几点思考》，《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
[15]胡滨：《打破框框，开阔视野》，《文史哲》1983年第3期。
[16]徐泰来：《关于中国近代史体系问题》，《湘潭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17]雷颐：《总序：为了前瞻的回顾》，冯林主编：《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改革出版社，1998年，第2页。
[18]陈勤、李刚、齐佩芳：《中国现代化史纲》（上册），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页。
[19]李喜所：《戊戌变法百年再审视》，《历史教学》1998年第7期；虞和平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第1卷，“绪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2页；周东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对两种批评意见的反批评》，《学术界》2002年第5期。
[20]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由于本书不断被官方指定为党的干部政治学习、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等思想教育的权威读本，故不断重印、再版。到1996年时，已出版300多万册。
[21]章开源：《民族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
[22]祁龙威：《坚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研究中国近代史》，《红旗》1982年第2期。
[23]刘大年：《孙中山——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与民主主义者》，《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
[24]汪敬虞：《中国近代社会、近代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6年第6期；《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
[25]林华国：《也谈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化与半封建化之间的关系——李时岳“两种趋向论”质疑》，《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26]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
[27]张海鹏：《正确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出发点》，国家教委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组编：《走什么路：关于中国近代历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问题》，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81页。
[28]吴剑杰：《关于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若干思考》，《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29]张海鹏：《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
[30]李时岳、胡滨：《从闭关到开放——晚清“洋务热”透视》，人民出版社，1988年。
[31]徐泰来：《也评洋务运动》，《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
[32]孔令仁：《洋务运动浅议》，《吉林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
[33]林增平：《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
[34]夏东元：《洋务运动发展论》，《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
[35]刘耀：《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
[36]孙文范：《试论洋务派经济活动中的“抵洋”思想》，《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
[37]叶晓青：《近代西方科技的引进及其影响》，《历史研究》1982年第1期。
[38]雷颐：《从冯桂芬到郑观应》，《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6期。
[39]黄继宗、于醒民：《洋务运动中留学生的派遣》，《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
[40]吴乃华：《洋务、维新与新文化运动》，孔令仁编：《中国近代化与洋务运动》，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96页。
[4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人民出版社，1989年，“自序”，第2页。
[42]许山河：《曾国藩是爱国者》，《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
[43]徐泰来：《论曾国藩的历史作用和地位》，《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
[44]徐泰来：《全面评价曾国藩——全国第一次曾国藩学术讨论会学术观点综述》，《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
[45]李时岳、胡滨：《论李鸿章的洋务思想》，《吉林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李鸿章和轮船招商局》，《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
[46]周军、杨雨润编：《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
[47]《走什么路：关于中国近代历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问题》（国家教委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组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与《近代中国是怎样走向共和的？——大型电视剧〈走向共和〉引发的思考》（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组编，华龄出版社，2003年）两书集中反映了这种观点。
[48]杨立强：《民族觉醒的一块里程碑——关于戊戌变法评价的若干问题》，《复旦学报》1979年第5期。
[49]邓广铭、张希清：《论改革、改良与改良主义的区别》，《光明日报》1980年8月26日。
[50]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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