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学的进程

中国政治学的进程——一个评论性的观察

俞可平

深谙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毛泽东有句名言：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毛泽东在执政期间就按照他本人对中国政治的理解来创建新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特别强调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对历史进程的作用。不论对毛泽东的政治实践作何种评价，但有一点我们仍然应当记住，因为它依然有效：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以及相对于社会的经济文化而言，政治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有着特殊的重要性。也正因为政治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特殊意义，因而，无论是作为一种历史，作为一门科学，作为一种知识，还是作为一种职业，作为一种事业，政治学在中国都有其相当的特殊性。

一、政治学：作为一种历史

政治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政治学（politics）泛指关于人类社会政治现象和政治发展规律的一般知识，它是人类最古老和最重要的学问之一。人类自从有了国家，有了政治生活，也就有了相应的政治理论或政治思想。历史上它一直与法学、哲学、伦理学、文学等交织在一起，并且一直受到统治阶级的高度重视。历史上所有伟大的思想家几乎都涉及政治学理论问题，绝大多数思想家本身就是杰出的政治学家或政治思想家。狭义的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系指近代以后发展起来的一门独立学科，它着重于借助科学的方法，以经验事实材料为基础探究政治发展规律，有严密的逻辑结构、独特的概念体系和学科规范。

从广义上说，政治学在中国也自古有之。但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政治学，在我国产生于清末民初，肇始于译介西方近代政治学著作。清末的一些维新之士，出于当时政治现实的需要，纷纷从西方政治学中寻找其政治改良的理论依据，在译介西方政治学著作的同时，开始对政治学进行独立的研究和教学。卢梭的《民约论》、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等一大批西方政治学名著在清末被译传到中国，有人统计，在1901年到1904年的4年间，中国翻译出版的西方政治学著作多达66种。1899年，京师大学堂正式设立了仕学馆，可以说，它事实上是现在大学里政治学系或行政管理系的前身。1903年，京师大学堂首次开设了“政治科”，这是中国大学设立的第一门政治学课程。民国后陆续兴办的综合性大学大多设有政治学系科，据北京大学赵宝煦教授统计，到1948年为止，在当时全国的100余所大学中已有40多所大学设立了政治学系，培养政治学专门人才^[1]。

抗日战争爆发后直到1949年国民党政权垮台，由于时局的影响，政治学在我国一直处于时断时续的不正常状态。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开始照搬苏联的模式，用马列主义理论代替政治学，政治学被当作是“伪科学”，它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的地位在我国日渐式微。1952年，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大学中的政治学系被正式取消。从50年代初直到70年代末这一漫长的时期中，虽在少数大学里短暂有过“政治学系”或“国际政治系”的设置，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科学在我国不复存在，它在我国学术领域中消失了近30年。

政治学在我国的振兴，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情。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理论务虚会上呼吁：“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需要赶快补课。”^[2]此后，政治学在我国重新恢复并得到迅速发展。

政治学恢复近30年来，发展极为迅速，很快便成为我国的基础社会科学门类之一，并且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近年来，政治学界的同仁对新时期中国政治学所取得的成果、存在的问题及发展的对策多有论述。概括地说，新时期中国政治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学科设置方面，政治学作为基础性社会科学学科的地位已得到确立，各综合性大学一般都设立了独立的政治学或行政管理学的系科。第二，在机构设置方面，从中央到地方，相继设立了许多综合性的或专门性的政治学研究机构。第三，在政治学专业人才培养方面，我国从1981起开始招收政治学专业的本科生，1983年起招收硕士生，1985年起招收博士生，至今已经形成由一个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组成的完整的政治学人才培养体系。第四，在科学化方面，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比较明确，政治学独有的概念系统和方法论系统初步形成，专业化程度明显提高。第五，在应用研究方面，政治学者开始积极地参与各级政府的对策研究，更多地承担党政职能部门委托的课题研究，成为决策咨询系统的重要成员。第六，在国际交流方面，政治学基本上已经完成从敏感学科向常规学科的转变，全方位对外开放，包括邀请国外政治学者来华讲学、国内政治学者到国外访问和参加国际会议、海内外学者合作从事中国政治研究、大量译介国外政治学著作等等^[3]。

从政治学的历史演进和中国政治学的曲折发展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些基本结论。政治学是人类最古老的学问之一。政治学的基本研究对象是国家及其政治制度，由于它们对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以及对人类本身的生活状况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因此，政治学自古以来就受到政治家和思想家的高度重视。但是，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科学，是近代的产物，它几乎与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同步发展。政治科学的发展与现实政治的民主程度有着直接的联系，由于政治学研究与现实政治生活有着最紧密的关系，政治学的发展尤其需要一个民主宽松的学术环境。政治学的情况很像医学。人类在很长时间内有医学知识，但没有医学科学，独立的医学科学是近代的产物。一个社会可以只有医学知识而没有医学科学，但没有医学科学的社会，其医疗水平一定是非常落后的。现代民主政治需要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科学。从民主政治的视角看，我们也可以说，没有政治科学的政治生活，将会是一种落后的政治生活。

二、政治学：作为一种科学

近代以来，关于政治学究竟是不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它能不能被科学化，一直争论不休。判断一门独立科学是否真实存在，可以有一个最低标准和一个最高标准。一个最低标准是，它有一套自己的概念体系和研究方法，有一个自己的问题领域，有一系列的公理和法则；一个最高标准是，除了上述这些要素外，它还可以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对假设进行实验和证伪，甚至运用数学模型进行精确的预测。如果按最低标准来衡量，多数人都会承认政治学是一门独立科学，但如果按照最高标准来衡量，政治学就难以被承认是一门科学。关于政治学到底是不是一门科学的争论，实际上就是判断科学的不同标准之间的争论。这一争论的巅峰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政治学界的所谓“行为主义革命”。行为主义政治学家竭力倡导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化”、“定量化”，对传统政治学发起了猛烈的抨击。他们注重经验性的证实，反对规范性的推演；主张研究事实，反对谈论价值。但传统政治学家很快就组织起强有力的反击，70年代后的“后行为主义运动”再度成功地将政治学拉回到最低标准。自此以后，虽然从总体上说多数政治学家在最低标准的意义上将政治学看作一门独立科学，但始终有一部分人从最高标准上来看待政治学，从而形成了至今仍深有影响的政治学界的科学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

与西方政治学截然不同的是，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政治学之所以不被当作科学，不是由于它不能被定量化或模型化，而是由于政治学的“虚伪性”，即传统的政治学掩盖了政治现象背后的阶级本质。它成为统治阶级欺骗人民的工具，是一种“资产阶级伪科学”，因而应当被取消。虽然政治学学科是被党政权力部门直接取消的，但把政治学当作“伪科学”的不仅是党政部门的领导人，当时的许多学者同样也这么看。即使政治学在我国得以恢复之后，政治学界仍有相当多的一些人事实上依旧用阶级斗争理论替代所有其他的政治理论，他们拒斥阶级分析之外的其他所有政治研究方法，否认政治领域存在任何“政治学公理”。否认在一门学科中存在最低限度的“公理体系”，事实上就是在最低标准上也不接受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尽管这些人往往并不公开地或直接地否认政治学是一门科学。

大约自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西方政治学的引入，以及在西方国家接受政治学专业训练的年轻学者的归国，在科学主义或行为主义意义上怀疑政治学科学性的思想，也开始出现在中国政治学界。他们轻视规范研究，否认传统政治学的科学价值，主张将定量研究和实证研究作为政治学科学化的唯一途径。尽管从科学主义上否认传统政治学的人数远远少于以阶级斗争否认政治科学的人，但其影响已经开始显现。鉴于中国政治学界存在着从两种截然不同的角度否认政治学科学性的倾向，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于西方政治学界的学科逻辑似乎在眼下的中国政治学界再次隐然而现：一些年轻学者正在努力呼吁“政治学的科学化”，力图回答“政治学作为科学何以可能”，并且纷纷提出了建构作为一门科学的中国政治学的各种建议^[4]。

判断一门学科的发展程度，更深一层的观察是这门学科的独立程度。由于建国后很快就取消了政治学，当1979年政治学重新恢复时，专业研究人才的缺乏便可想而知。出于一时之需，改革开放后最初从事政治学研究与教学的，多半是原来从事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中共党史研究的学者，他们大都没有受过专门的政治学研究训练。他们的研究方法、分析框架和概念术语，基本上都是原来他们所熟悉的哲学社会科学通用的那些方法，例如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经济分析、历史分析，以及常规的调查研究方法。这种特定的情况，使得政治学虽然在1979年后就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得以恢复，但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学的独立性和专业程度相当低，以至难以将政治学与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运史明确地区分开来，即使按照上面所说的最低标准来衡量，也难说已经有一门独立的政治科学。值得庆幸的是，政治学界一些具有强烈责任感的前辈学者从一开始就充分认识到培养政治学专门人才和发展政治学研究工具的重要性，他们身体力行，开始有组织地培养年轻专业人才，翻译国外政治学著作，邀请外国政治学者来华讲学，这些努力很快就取得了实际效果。从20世纪80年代末，特别是从90年代开始，一批中青年政治学者脱颖而出，他们的研究成果开始逐渐成为中国政治学的主流。可以说，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政治学才真正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科学：一整套相对独立于其他学科的学说、概念、范畴、术语、方法和问题成为中国政治学者特有的知识工具，中国政治学自身的学科规范也逐渐得以形成。

关于政治学科学化程度的更具体的观察，应当深入到政治学者对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的态度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区别，就是前者以定量研究为主，后者以定性研究为主；前者以经验研究为主，后者以规范研究为主。政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也应当以规范研究和定性研究为主；但政治学既然是一门科学，就必须有适当比例的定量研究和经验研究。这一点是人们从20世纪后半叶美国政治学界的“行为主义政治学”与“后行为主义政治学”争论中得出的基本结论。毫不奇怪，中国政治学恢复和发展的特殊历史背景和知识背景，决定了定性研究和规范研究的压倒性地位。但我们欣喜地看到，随着中国政治学的向前发展，经验研究和定量研究正在受到更多的重视，在整个学科中量化研究和经验研究的比重在总体上不断增加，尤其在青年政治学者中，重视量化研究和经验研究的比例越来越高。不过，这一方面的突出问题依然存在，即基于科学方法的经验研究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即使在经验研究领域，科学方法也没有得以普遍应用。政治学界最近的一项对过去近10年政治学文献的观察研究，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该项研究对1994年至2002年9年间由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政治学》转载的768篇文章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经验研究的比例已高达41.3％。但在经验研究中，传统的定性文献分析仍占主导地位，比例高居56％，科学的样本分析和问卷调查的比例则相当低^[5]。

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还必然涉及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问题。对自然科学来说，承认公理、概念和方法的普遍性是不言而喻的前提。1＋1在美国等于2，在中国也等于2；不能设想，水在中国是从高流向低，而到美国变成由低往高流。社会科学则极其不同，自然科学般的普遍性很难被社会科学研究者承认，在与现实政治利益直接相关的政治学领域，科学的普遍性尤其难以得到认可。一方面，任何科学都必须有其普遍性，没有普遍性的科学是不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承认中国政治学是一门科学，那就必须承认在我国的政治学中也存在着与各国政治学共有的概念、方法和公理，例如，权力必须受到制约，民主有共同的形式，等等。另一方面，政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又有其特殊性。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各国的现实政治，而各国的现实政治显然是极不相同的。例如，权力应当受到制约，政治应当民主，这是普遍的；但制约权力的方式和实现民主的途径，在各个国家是极其不同的。正像其他任何国家的政治学一样，中国的政治学也应当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统一。以此来观照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现状，我们可以看到，绝大多数中国学者是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结合上来看待作为一门科学的政治学的，只有极少数人分别从两个极端来否定中国政治学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就否定政治学的普遍性而言，主要表现为过分强调中国政治学的特色，不承认政治学存在共同的概念、方法和公理，完全否认西方政治学的价值；就否定政治学的特殊性而言，主要表现为过分强调政治学的普遍公理，特别是西方政治学的普遍价值，忽视中国政治学的特色，全盘接纳西方政治学的概念、方法和理论。遗憾的是，对于后一种偏向，中国政治学界极为警醒，甚至从政治的高度视之为“西化”的表现而坚决抵制；而前一种偏向，至今尚未引起真正的重视。如果说中国政治学存在着“西化”的威胁，那么我们也同样要说，中国政治学还存在着“没有普遍性的本土化”的危险。

三、政治学：作为一种知识

广义地说，政治学是关于人类政治现象、政治生活和政治规律的系统知识。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要过政治生活。人类社会只要存在政治现象，就需要政治知识。对于普通的人而言，可以不需要政治科学，但只要他生活在政治社会里，就始终需要关于政治生活的知识。统治阶级需要政治知识，来维护既定的政治秩序，巩固自己的政权，保护自身的政治利益。被统治者也需要政治知识，在现存政治框架下更好地保护自身的政治利益，或者追寻更加有利于自己的其他社会政治框架。政治制度事关社会根本利益的分配和再分配，无论对于统治者还是对于被统治者，政治知识是更好地维护和获取自身重大利益所不可或缺的工具。由此不难理解，即使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伟大思想家，都特别看重政治知识，直至将政治学当成是“主要的科学”。因此，政治学者通常担负着双重的知识传播任务。一是向职业的政治学者传播专业知识，以维系和推进作为一门科学的政治学的延续和发展；二是向执政阶层和人民大众传播日常政治知识，以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现实。

依据执政阶层和人民大众两个不同的传播对象，每一时代的政治学都履行着传播两类不同政治知识的功能。对于执政阶层而言，政治学所要传播的主要知识包括：与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相适应的政治结构和制度安排；国家的政治文化传统及民众的社会政治心理；了解、反映和满足民众政治需求的机制；防止国家分裂和动乱的手段与办法；政治精英的录用和流动规律；制约权力和防止腐败的机制；古今中外的统治者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国家间交往的规则与惯例，等等。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政治学所要传播的知识包括：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和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规范；政府的构成和政治过程，特别是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公民的政治权利与义务；避免政府不正当侵犯的合法途径和手段，等等。在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政治学还应当同时向执政者和公民传播基本的民主知识，包括民主的意义和要素，确保公民民主权利的制度安排，公民政治参与的主要渠道，制约政府权力的有效手段，人类在推行民主政治方面的经验与教训，等等。

在一个强调政治教化和拥有士大夫精神传统的中国，政府和学者一向重视向官员和公民传播政治知识，这一传统在中国政治学的重建中再一次被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从党和政府的角度看，政治知识传播的重点对象是学生和各级党政干部。例如，从中学生到研究生中普遍开设政治课程，各级党校、行政学院等干部培训教育的主要内容也是传播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内容。官方传播的政治知识，主要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主流意识形态，在目前它主要由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知识、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几个部分组成。从政治学者的角度看，政治知识传播的对象非常狭窄，主要是少数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所传播的知识主要是关于政治学和中国政治的基本知识、对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和官方政策的阐释和评析，以及一些治国理政的经验与智慧。上引的一项研究对1994年到2002年《政治学》转载的政治文献的主题进行了统计分析，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中国政治学者在研究和传播什么样的政治知识：政治理论类占53.2％，中国政治占11.6％，政党和政治团体占2.2％，司法研究占0.3％，基层民主占1.4％，公共政策占2.3％，公共行政占11.3％，比较政治占4.0％，国际政治与关系占11.8％，政治学研究方法占1.7％^[6]。

尽管政府和学者都极为重视对政治知识的传播，但客观地说，从传播的效果来看，两者都不理想。从政府方面来看，虽然总有例外，但从整体上说，对学生的政治传播与理想目标距离很大。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对从小学生到大学生的一项调查表明，他们对主流政治意识和政治价值的认同并没有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加而增长，有时甚至呈现出负增长。不少调查也表明，公共政治课是中学生和大学生最不欢迎的课程之一，在一些大学中，公共政治课的老师甚至只好用点名的办法来保证有足够数量的学生听课^[7]。许多观察表明，对党政官员的政治知识传播效果也不理想。例如，一些腐败官员在狱中忏悔时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没有好好学习党章和法律，不知道自己的行为违反法律和党章。从学者方面看，中国政治学界不乏热心进行政治启蒙，尤其是民主知识启蒙的知识分子，但实际效果与其初衷往往相差千里。与法学、经济学等其他相关的应用社会科学相比，政治学者在公共知识分子中的影响明显要小得多，对政府官员和民众的影响就更小。例如，从近些年畅销的社会科学普及性读物中，我们很难发现政治学者的著作。

一些共同的原因可以解释政府和学者在传播政治知识方面的失效。其一是政治知识空洞、陈旧，与现实严重脱节。一些政治知识经不起现实的检验，缺乏令人信服的事实依据，被受众视为“虚假知识”。其二是政治知识的重复和雷同，缺乏新意。例如，政治课的内容从中学到大学，甚至到研究生，知识要点大量重复，使学生产生“知识疲劳”。其三是缺乏实际效用。向公众传播的政治学知识应当是一种应用性的知识，能够切实帮助人们解决现实政治生活中的思想认识问题和实际政策问题。如果所传播的知识无助于人们的实际效用，人们当然就没有理由自觉接受这样的知识。其四是教育者自身的素质和教学方式的问题。古人说，“正人先正己”，先“修身养性”而后才能“治国平天下”。政治知识传播者自身的素质与受众的传播效果有着特别直接的关系，如果传播者自己没有足够的政治诚信和广博学识，要想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几乎是不可能的。政治知识有时是枯燥的，甚至是冷酷的，运用什么样的传播方式，对于传播效果也很重要。对于政治学者来说，一些其他的原因也会直接影响其知识的传播与普及，例如现实的政治环境，政府和公众对政治知识的需求，可供利用的传播渠道等。

四、政治学：作为一种职业

政治学既然是一门独立的学科，那就意味着必须有一定数量的专职从业人员。高等院校的政治学系科得有专任教师，科研机构得有专职研究人员。对于科研院校的这些专业人员来说，政治学就是一种职业。在中国，目前从事政治学教学和研究职业的专职人员大体上来自以下这些不同的系统和部门：^[8]高等院校的政治学系、院和研究机构，它们往往与行政管理或公共管理、国际关系、法学等院系组成同一教学与研究单位；^[9]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地方（主要是省、市、自治区和计划单列市）社会科学院中的政治学研究机构；③各级党校中的教学和研究机构；④党政机关所属的研究机构，主要是一些政策研究机构；⑤近年来出现的少数民间研究机构，主要也是政策研究机构。这些机构中的政治学从业人员究竟有多少？比例如何？我们至今尚未发现有可靠的统计数据。从若干相关的研究中或许可以大体了解中国政治学从业人员的分布情况。有学者对279种政治学教材的作者做了统计分析，结果如下：来自高等院校的作者182位，占65％；社会科学院31位，占11％；研究机构19位，占7％；各级党校16位，占6％；中央编译局3位，占1％；其他28位，占10％①。另一项研究对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政治学》所转载文章的作者进行了统计分析，这些作者的分布如下：高等院校，56.9％；各级社会科学院，7.1％；各级党校，3.5％；政府研究机构，2.7％；民间研究机构，0.1％；其他，29.6％②。

政治学成为一种职业，对于推动政治学自身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对政治学更好地服务于人类文明的进步，其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首先，它为政治学研究者提供了基本的物质性保障，包括谋生所需的工资福利，以及从业所需的研究时间、办公设施和图书资料等。其次，它使研究资源可以得到合理的配置，可以制定整体性的研究规划，从而有效地整合政治学的研究力量。再次，它通过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机构、协会、团体、沙龙、会议、网络等职业平台，使政治学者之间能够相互交流和相互学习，形成自发地推进政治学发展的动力机制。最后，它逐渐形成严肃的政治学研究所必需的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并促使政治学者遵守这些业内的规则，从而保证政治科学得以健康发展。

然而，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当政治学成为一种职业后，其内在的弊端也会随之而来。既然政治学是一种职业，那么，它自然也就成为人们谋取功利的一种手段。人们可以通过从事政治学研究，获得一份比较稳定的职业，并通过专业职称和职务上的晋升，来提高工资福利待遇，获取社会的声誉，直至影响和干预现实的社会政治进程。在日常生活中，普通的人要生存发展，首先是依靠职业的途径而实现的。因而，相当多数的人选择政治学，首先是出于职业、名望等功利的考虑，这既毋庸讳言，也无可厚非。然而，如果政治学者不能适当地处理政治学研究作为一种职业所必然具有的功利属性，过分地追求政治学研究的功利后果，那么，职业化反而会严重地阻碍政治学的进步。例如，为了晋升职称、获取课题资助和成果奖励，许多学者发表大量重复的或雷同的政治学论文和著作，抄袭和剽窃现象也时有发生。又如，一些政治学者甚至不惜运用自己所研究的“政治手段”，来谋取不正当的职务和职称，使政治学的相关院系成为“学术事件”的频发地之一。

政治学是一种职业，但这是一种特殊的职业。从事这一学术职业，应当拥有良好的学风，讲究学术操守和学术道德，恪守学术规范，需具备不畏权贵、不“为五斗米折腰”、独立思索、探求真理的勇气和精神。政治学者属于知识分子的群体，应当具有学术良知，承担知识分子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进而言之，政治学者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比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更加密切，应当拥有更加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公共精神。当然，当我们用这样的高标准来看待政治学研究时，我们事实上已经把它看成是一种事业。

五、政治学：作为一种事业

政治学是一种事业，这是在以下两个意义上说的。首先，政治学是人类认识自身的重要工具。政治学研究探索人类政治现象的本质，发现政治变迁和政治发展的规律，分析人类政治行为的动因，由此而获得的政治学知识，是人类知识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人类更加全面地认识自己的历史命运，对于人类更加深刻地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都是不可缺少的。因此，追求政治学的公理，就是追求科学的真理；丰富政治学的知识，就是丰富人类的智慧和理论思维。其次，政治学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工具。人类的政治活动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社会政治的进步是人类最深刻的进步。政治学凝聚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成果，储藏着人类的政治智慧，它可以指导人类的政治行为，指引人类政治进步的方向，为人类的政治发展提供理想的制度选择。政治学也可以用于养育公民的民主精神和法治精神，培植公民的政治权利和义务意识，强化官员的政治责任性和政治道德感，激发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和政治进取心。总之，作为一种事业的政治学，它已经超越了政治学的学科界限，它是人类文明和进步的要素。

作为一种事业，新时期的中国政治学，在促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丰富中华民族的知识宝库、推动社会现实政治的进步方面，同样起着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第一，政治学者对中国政治发展规律的探索和中华民族政治经验的总结，是对人类政治学知识和中国社会科学的直接贡献。第二，政治学者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思想解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政治学者提出的不少重要概念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政治改革的进程，增强了民主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政治学者为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作出了自己特有的贡献。第三，越来越多的政治学者开始与政府机关合作，承担党政部门委托的政策研究课题，提出的许多政策建议为政府吸纳，转变为国家的制度或政策，政治学已经成为推动政府决策制度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重要知识工具。第四，政治学成为反映和汇集民意，表达民众需求的重要途径。越来越多的中国政治学者走向田野，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由此形成的调研报告不仅直接推动着中国政治学自身的发展，而且成为向政府决策部门表达民众政治需求的特殊渠道，促使政府及时地满足公众的要求。第五，许多政治学者身体力行，直接投向现实的政治生活，成为推进现实政治进步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例如，一些政治学者担任各级政府的政策智囊或咨询专家，为政府献计献策；一些政治学者担负起培训官员的任务，传授实用性的政治科学知识；还有一些则发起各种活动，为推进中国的民主治理尽心尽力，如对现实政治生活影响日益增大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主要就是由政治学者发起和组织的。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整体性的变化，政治领域取得了许多重大的进步。例如，将保护人权的条款写进国家宪法，把“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国家的政治发展目标，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当作国家的总体目标之一，积极推行政务公开，进行行政审批制度的重大改革，提出建立“服务政府”的目标，等等。在推动这些现实政治的进步中，中国政治学功不可没。我们最近完成的一项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后我国在社会政治法律领域的许多重要变革，直接导源于政治意识形态观念的变迁。思想的解放与观念的创新，有力地促进了现实政治的进步。对现实政治变革影响深刻的这些观念包括：人权、法治、以人为本、私有财产、公民社会、和谐社会、政治文明、全球化、治理、善治、善政、宪政、合法性、全球治理、政府创新、社会管理、增量民主、透明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效益政府等等^[10]。不难发现，这些观念中有些是由中国的政治学者首先提出并倡导的，有些则是由政治学者与其他学科的学者共同倡导的。

作为一种事业的政治学，要求政治学从业者具有一种自觉地投身于社会的学术发展和政治进步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从这个要求出发，政治学者不应当仅仅把自己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当作一种职业，更应当看作是为社会科学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进步而建功立业的场所。由于政治问题的敏感性，在政治学领域探求真理，其风险要远远大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因此，把政治学当作一种事业的知识分子，还应当具有极大的理论勇气和献身精神。政治学者也应当具备更强的进取精神，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的公共讨论和政治生活，为政府和公民提供专业知识服务。更加具体地说，要真正把政治学作为一种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的事业，政治学者应当像中国老一辈政治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做到“三个走向”：走向科学，即以科学的态度来严肃对待政治学研究，提高中国政治学的科学化程度；走向现实，即深入实际政治，深刻了解中国的现实政治规律，为解决中国政治的实际问题提供智力和知识的支持；走向世界，即在充分吸取人类优秀政治知识的同时，努力将中国政治学推向国际学术界和国际社会，使中国政治学成为世界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11]。

【注释】

[1]赵宝煦：《中国政治学百年历程》，《东南学术》2000年第2期，第39—40页。

[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0页。

[3]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一般情况，可参考众多的文献，如赵宝煦的《中国政治学百年历程》（《东南学术》2000年第2期），刘瀚、洋龙的《50年来的中国政治学》（《政治学研究》1999年第4期），林尚立的《政治学与政治发展：中国政治学发展20年》（《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2期），杨海蛟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特点与发展趋势》（《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韩旭的《发展中的中国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3期）等等。

[4]这方面的讨论可参阅郁建兴：《政治学发展的自我反思与中国政治学建构》，《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5期；林尚立：《科学的政治学与政治学的科学化》，《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1期等。

[5]参阅肖唐镖、郑传贵：《主题、类型和规范：国内政治学研究的现状——以近十年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中的论文为对象》，《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第12—13页。

[6]肖唐镖、郑传贵：《主题、类型和规范：国内政治学研究的现状——以近十年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中的论文为对象》，《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第13页。

[7]例如，据《中国青年报》最近报道：“北京市海淀区一所高校思想政治课上，百余名学生中认真听课的学生屈指可数，大多数不是睡觉就是在看英语书。有人在浏览网页，有人下载电影或网络聊天。类似这般的沉闷气氛，在部分高校的政治课上已经司空见惯。”参见2007年4月23日《中国青年报》报道《部分高校政治课现状调查：学生不欢迎，老师很茫然》。

[8]冯志峰：《政治学研究呼唤科学的政治学教材——一项对324种政治学科教材的调查研究报告》，《青岛大学学报》第24卷第1期（2007年3月），第105页。

[9]肖唐镖、郑传贵：《主题、类型和规范：国内政治学研究的现状——以近十年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中的论文为对象》，《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第12页。

[10]参阅俞可平：《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理论动态》（中共中央党校主办）2007年第20期。

[11]在回顾新时期中国政治学发展历程、展望中国政治学发展前景时，北京大学的赵宝煦教授和复旦大学的曹沛霖教授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这“三个走向”。分别参阅赵宝煦：《中国政治学百年历程》，《东南学术》2000年第2期，第44页；曹沛霖：《新世纪中国政治学的三个走向》，《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第13—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