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恢复以来的方法问题——研究取向的引介及反思
景跃进 王国勤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学者的自我反思开始系统地涉及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的问题，由此形成的一个基本共识是，政治学的规范化和学科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方法的进展[1]。对于一门恢复时间刚到而立之年的学科来说，这一发展趋势是令人欣慰的，尽管与同期恢复的社会学相比，政治学的发展明显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
本文的目标是在已有反思的基础上，根据相关统计数据，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考察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历史演变过程，分析这种演变的内在理路及其存在的问题。所谓“特定的角度”，是指研究取向的引介和运用。对研究取向（approach）的一个最为简单的界定可表述为：“每一个研究取向都是一种态度、理解和实践的组合，它界定了从事政治科学研究的某种方式。”[2]据此，本文考量的研究取向涉及行为主义、政治系统论、多元主义、精英主义、法团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女权主义以及阐释理论[3]。所谓引介，乃指就学术传统而言，政治学的这九种研究取向皆源于西方。对它们的引介、评述和运用构成了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和方法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生成了本文的考察对象。
本文所统计的论文数据，全部来源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4]，根据讨论的议题，共选取了501篇相关论文[5]。它们在类型上可分为理论评介和应用研究两大类。前者根据讨论的需要又可细分为“理论引介”和“理论可适用性”两个亚类。所谓“理论引介”主要是介绍性的评论（230篇）；而“理性可适用性”则除了一般的介绍性评论之外，还专门讨论在中国场景下的研究运用问题（154篇）。“应用研究”主要是指运用行为主义等研究取向做具体的经验研究（117篇）[6]。
一、研究取向的总体情况
自1980年中国政治学恢复以来[7]，国内学者介绍和评述西方政治学研究取向的状况大致如图1。
图1 被引介的研究取向的构成（N＝384）
资料来源：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图1表明，国内学者对西方政治学研究取向的介绍呈现出某种明显的不均衡状态。这集中体现在质与量两个方面。
（1）从性质上看，对实证科学传统的研究取向之介绍占据了绝对多数。在当代西方政治学中，存在着实证科学与阐释理论两大传统。在本文选择的政治学研究取向中，行为主义、多元主义、政治系统理论、精英主义、法团主义、制度主义、理性选择都处于科学研究的脉络，对它们的评介占据了论文总数的96％。相比之下，对西方政治学非实证科学传统的研究取向的介绍和评述相当少，几乎到了可以忽视的程度（阐释理论与女权主义之和只占总数的4％）。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政治学学者对政治学科学性立场的坚持。在一个全球学术话语多元化和吁求对话的背景下，如何看待西方学者对实证科学立场的反思，值得中国政治学者深思。
（2）从数量上看，如果以10％的比例为标准，则女权主义、阐释理论、精英主义、多元主义和法团主义均低于此标准而未能出线。即使在出线的四种研究取向中，也呈现出很高程度的离散性：行为主义与系统理论相接近（分别占10％和11％），制度主义明显增多（21％），而理性选择则占据了最大的份额（42％）。这些数据之间的差别从一个特定的侧面反映了中国政治学者对不同研究取向进行选择时所表达的意向性。
图1反映了不同研究取向的静态比例关系，如果我们引入时间因素，则可以得到它们的动态图式。为了在有限的篇幅里能相对集中地讨论问题，在图2中，我们的讨论将只涉及比例超过10％的研究取向（政治系统论、行为主义、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8]。
图2 四大研究取向评介的发展趋势
资料来源：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根据图2显示的趋势以及对相关文章的梳理，大致可得出如下几个判断。
（1）国内学者在学术刊物上介绍西方政治学研究取向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考虑到政治学是1980年正式恢复的，如何解释其中五年的迟滞是个有趣的问题）；最早得到引介的是行为主义和政治系统理论（在本文中，政治系统理论是一个广义概念，除了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外，还包括比较政治学中的结构—功能主义和政府过程理论）。虽然两者在数量上有所波动，但引介和评述活动一直延续了下来。从实际影响的程度看，政治系统理论在80年代对于中国政治学的转型发挥了重要作用：“政治学刚恢复时，由于受传统的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响，人们对政治含义的理解比较狭隘，因此所确定的研究对象也比较狭隘。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人们对政治的含义和政治学研究对象的认识趋向科学，并在这基础上，开始建立更加完善的学科体系。在这个时期，我们引进的以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为代表的比较政治学，为学科范式的转换提供了实际的帮助。”[9]到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政治系统理论依然保持相当的影响，并有新的发展[10]。
（2）与此相比，对理性选择和新制度主义的介绍虽然在80年代即已开始，但不稳定，一直到90年代中期才开始进入起飞阶段，然后保持明显的上升势头。到目前为止，它们构成了政治学中影响最大的研究取向。在上述诸种研究取向的引介中，年度刊发数量超过10篇的只有这两个研究取向。
（3）从发展的眼光看，国内政治学者对西方政治学方法的引介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和成熟的过程。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从一般性的宏观方法论关注逐渐细化到具体的研究取向；②从笼统的面上介绍逐步过渡到精致的详尽评述；③从随机性的采撷慢慢发展到系统化的介绍；④从纯粹的介绍逐步扩展为其与中国现实的勾连。与此同时，翻译中运用的术语也发生了一个渐趋专业化的变化（由于相当长时间的阻隔，许多概念在最初翻译时并不统一，也不那么专业，这是很自然的）。这种变化趋势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通过留学、访问（请进来与走出去）、国际会议、讲学等方式，中国政治学与国际学术界的关系日益紧密，改革开放之前那种信息闭塞的迟滞现象基本上不复存在，在个别领域甚至出现同步化的现象。与此相应，学术前沿追踪的功夫也日渐精湛。
简言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政治学在研究方法领域开始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以90年代初期对方法论问题的反思为起点，90年代中期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研究取向崛起为标志，以及行为主义指导下的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和相应成果的逐步出现为内核，中国政治学在研究方法领域经历了一个明显的转型。这一趋势一直延续至今，而且没有衰变的迹象。
二、三大研究取向的一些问题
在第二部分，我们将分别对行为主义、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进行一些稍微详细的讨论。之所以选择这三个研究取向，并非基于相同的理由。挑选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乃因为它们正处于“流行”的时节，以及它们对中国政治学者所具有的实际影响力；而选择行为主义是因为对它的引介在带来了众多技术问题的同时，更触发了一些重要的且具普遍性的方法论问题。
1.行为主义
事实上，对行为主义的翻译文章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了[11]。由于那时不存在作为学科建制的政治学，因此缺乏制度性的回应和跟踪机制。接下来的“文化大革命”，则彻底中断了这种脆弱的联系（从1952年取消政治学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时段恰恰是西方行为主义革命的高潮时期）。
由于行为主义主张采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们的实际政治行为，既采纳了一套与自然科学研究相一致的基本预设和假定，又提供了一系列的操作化研究程序（方法与技术的运用），对于一个已经中断了将近30年、正处于恢复和重建过程之中的中国政治学来说，其吸引力是可以想见的。如果说行为主义在西方政治学发展中的作用，在于通过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转换，使“政治学”变成了“政治科学”（就此而言，行为主义绝非一般意义上的研究取向），那么，行为主义在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中应当或会扮演什么角色？这个问题很自然地将对行为主义的引介与中国政治学的重建目标联系在一起。因此，毫不奇怪，众多的有关行为主义的评介文章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涉及了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中国政治学要建成一门怎样的学问[12]？与此同时，由于在缘起上，行为主义是针对规范研究而来的，不管它是否以正确的方式解决了问题，由此产生的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关系，却成为政治学的一个基本议题。自然，它也成为恢复和重建中的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的一个主题。
可见，行为主义对于中国政治学重建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已远远超出了一般研究取向的范围。这些重要意义并非图1的比例或图2的曲线趋势所能反映出来。
总体上看，中国政治学者在接受行为主义的科学观和方法论方面不存在任何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下面这一事实有关：在看待世界的基本方式上，行为主义的基本假定与马克思主义是吻合的；这体现为承认外部世界的客观性、基于因果关系的决定论、规律的可认识性等。对于各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和技术的态度则更容易达成共识，学者们一致认为应当积极引进、掌握这些技术和方法，并运用于对中国政治现象的经验研究中去，推进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学术化和实证化。但是，行为主义所主张的“价值中立”，则很难为中国政治学界接受，尽管人们有时深感政治学研究中非学术因素的影响。这种情形大概与以下三个因素相关：①马克思主义主张，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②自近代以来，中国对西方的学习一直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富国强兵，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政治学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被引入中国的。历史上形成的这一逻辑到今天依然在发挥作用。③后行为主义的兴起，价值中立命题本身在西方学界受到质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治学者采取了一种辩证和扬弃的立场：既强调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又主张学术与现实之间的紧密联系。可见，通过对行为主义研究取向的评介和反思，中国政治学者在学科重建的过程中占据了一个有利的制高点。
然而，对于政治学的科学性质基本能达成共识是一回事，如何将这种共识落实到具体的研究过程又是另一回事。由于学科断代和学术训练的先天不足，对于处在恢复和重建阶段的中国政治学者来说，提倡行为主义方法与从事实际研究之间常常存在一种无法克服的张力。显然，对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和技术的掌握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严格的训练过程，这一过程甚至可能只有通过学术的代际更替才能实现根本性的转换。因此，我们可以充分理解中国政治学界存在的一个基本事实：强调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与这一要求的实际落实之间所存在的醒目差距。
图3大致显示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政治学从业者在行为主义研究取向的脉络中发表的有关案例和计量的经验研究文章的数量和趋势。对于一门身居社会科学阵营的主流学科来讲，这些数量确实让人汗颜（且不提总体质量）[13]。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保持一颗乐观之心：一则可以从中看到人们在研究态度上的可喜变化（注重经验研究）；二则实质性的变化正在发生之中[14]。
图3 经验研究文章发表数量（N＝101）
资料来源：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2.制度主义
如果说行为主义（behavioralism）是单数的，那么制度主义的一个显著区别在于它是复数的（institutionalisms）。在西方学界，不同的学科（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分别有着自己的制度研究传统。在跨学科渗透和相互交流的背景下，不同学科中的制度主义既相互竞争，又相互渗透，情形也随之变得复杂起来。以政治学为例，除了传统制度研究的复兴之外，经济学和社会学中的制度主义范式也长驱直入。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制度主义不但在术语上成为一个复数，而且不同版本的制度主义之间的差异是如此之大，甚至让人怀疑制度主义一词究竟是真正反映了它们的共性，还是在相同的称谓下抹杀了它们之间的本质差别。
由此我们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政治学者对不同版本的制度主义是如何体认的？他们在分析中国现实问题时，借用的是哪种制度主义？
图4 制度主义不同版本的运用情况（N＝31）
资料来源：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数据表明，在理论可适用性与应用研究两类文章中，其依凭或援引的理论资源有着不同的分布状态，分别涉及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制度经济学等（参见图4）[15]。
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在大多数提倡或应用制度主义分析中国现实的文章中，来自经济学的新制度经济学（主要是诺斯的制度分析理论）是最为重要的理论资源，而发源于政治学的制度主义传统——历史制度主义却只占10％的比重，甚至低于社会学制度主义。
对这一现象的一个解释也许是，中国的改革首先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国外经济学有关新制度主义的论著被大量介绍和翻译进来。事实上，大多数政治学从业者对制度的信念——制度选择是重要的，是从经济学的知识传统中得到的。在这一过程中，诺斯（以及科斯）的制度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界的风靡起到了重要的普及作用[16]。就经济学占领了制度引介的先机而言，这一说法自然有相当的道理，但实际上，还有着另一方面的原因。与新制度经济学相比，政治学中的新制度主义似乎缺少对制度转型这类宏大叙事的关注。老制度主义关注的是西方国家的政治架构之描述和说明，作为老制度主义复兴而登上舞台的历史制度主义，乃是为了解释西方国家为何在面临相同危机的情况下却采取了不同的公共政策。“将国家带回来”，进而考察具体的政治制度安排遂构成了它们的解释逻辑。显然，这种新制度主义话语对于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中国来说，远没有诺斯的经济史分析和制度经济学的产权分析来得直接和痛快。
不过，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由此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政治学者当如何看待政治学传统中的制度主义？能否根据中国的实践经验，将它与新制度经济学整合起来，从而在自身背景下做出创造性的理论贡献？
图5-1 制度主义文章类型（N＝91）
资料来源：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3.理性选择
在理性选择取向有关数据的统计过程中，使我们感到困惑的是这样一个现象，即与新制度主义相比，理性选择在理论评介和理论运用的比例方面所呈现的显著差异（参见图5 -1和图5 -2）。
图5-2 理性选择文章类型（N＝166）
资料来源：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与制度主义相比，理性选择在理论运用的比例上占据了大部分（55％），纯粹的学术引介位居其次（42％）。而在制度主义那里，理论评介与理论运用的比例分别为66％和22％。同是西方外来的政治学研究取向，为什么会在类型比例方面存在如此显著的差异？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理性选择的方法论基础与制度主义明显不同。前者是典型的个人主义（经济人模型），后者则采取方法论的集体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不在此列）；前者在结构与能动的关系问题上倾向于强调主体的能动作用（所谓的意图主义），而后者更倾向于强调制度和结构对人的行为的制约作用。对于中国政治学者来说，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结构决定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中国政治文化中的道德主义倾向，使得接受新制度主义相对容易，而接受理性选择理论则有可能存在文化方面和心理方面的障碍（例如，将政治领袖人物视为追逐私利的经济人常受到人们的质疑）。这些反差引发了一个问题，即西方文化价值含量颇浓的理性选择取向如何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得以运用？正是这种可能的文化障碍，使中国政治学者花费了不少心思和笔墨来反思经济人假定在中国语境下的适用性，以及如何加以运用。在这一意义上，与制度主义比较起来，理性选择需要作出更多的说明和论证性工作[17]。
三、几点理论思考
中国政治学恢复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西方政治学研究取向和研究方法、技术的引介、吸收和消化构成了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发展的主轴。各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和技术的借取是在研究取向的制约下进行的（显然，离开了行为主义的影响，我们无法解释各种量化研究技术的采用）。在这一意义上，研究取向对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关键作用当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对于中国政治学的建设而言，保持对研究取向的自觉精神和反思意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基于上面两部分的分析，笔者以为，对以下三个方面问题的经常性的思考将有助于我们增强这方面的能力。这三个问题分别为：①研究取向的内在结构及不同取向之间的关系；②研究取向与经验的关系（历史与现实两个方面）；③研究取向与价值的关联。
1.研究取向的内在结构
国内学者在讨论方法论问题时，一般将其区分为三个层次：在第一层次，是属于世界观意义上的方法论，第二层次是具有理论意义的研究方法，第三层次是具体的研究操作技术（例如访谈、问卷、观察、统计、文献法等）[18]。这种区分方法具有两个优点：①通过这种层次的区分有助于人们了解方法问题的复杂性——它不只是研究技术问题！②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区分有助于避免或减少引介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的意识形态争论（通常的表达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借鉴西方政治学的有益的研究方法成果）。
不过，这种三分法也存在相应的缺陷。首先，通常被置于第二层次的各种研究取向，其实内在地包含着丰富的第一层次的内容，它们自有特定的世界观与认识论。其次，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三分法无法看到同一研究取向内部也存在着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差别。例如，在制度主义内部，历史制度主义（或社会学制度主义）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前者承认外部的客观性，后者更倾向于建构主义的立场（社会世界不是独立于我们的客观存在，而是主体参与其中的建构物）；前者主张方法论的集体主义，而后者主张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前者强调结构的制约性，而后者强调主体的能动性。如此等等。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对西方政治学方法的引介已经突破了原先的预设。考虑到方法论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建议对既有的三分法进行一些修正，并强调正确认识它们之间的关系之重要性。修正后的三分法内容可简要叙述如下（由低到高）。
（1）问卷、调查、统计技术、文献研究、访谈、观察等，虽然具有某种程度的工具客观性，但对它们的运用总是与特定的假定联系在一起（例如，科学传统与阐释传统的区别；科学传统中的经验主义与现实主义之分——后者强调区分现象与本质的重要性）。因此，虽然它们本身没有什么价值色彩，但可以在不同的学术背景与传统中被使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是在特定的方法论指导下形成的（例如，就这些方法的起源而言，如果没有科学主义的基本假定，政治学以及社会科学中就不会运用这些方法）。
（2）以特定变量为导向的研究范式，现实世界中存在着众多的变量，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为了研究的需要，人们必须对这一复杂世界进行某种程度的简化，力图在其中找出关键性变量（自变量，或核心变量），然后将这一变量作为理论模型的核心，发展出精致的解释框架来。在这一意义上，制度主义的核心变量是“制度”（其著名的口号是“制度是重要的！”）；理性选择理论的核心变量是“经济人”（自利与理性假定的综合）；政治系统理论看到的是元素之间的整体关系（系统）。
（3）哲学层次上的假定，包括本体论和认识论。前者讨论的是存在问题，是否有一个真实的外部世界独立于我们对它的认知而存在；后者则反映了关于这个世界我们能够知道什么以及我们如何能够知道的观点[19]。不同的研究取向均以这种或那种、明显或隐含的方式拥有自己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前提。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思维的基本工具（方法），亦即演绎与归纳、逻辑分析等。这些是理性思维的基本方法，具有广泛的普遍性，无法（似乎也不应该）纳入上面的框架来讨论。
一般而言，研究者之间的区别是逐级发生的（无论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首先是哲学层次上的立场差异（它决定了随后一系列的差异及差异的程度），其次是考察变量选择的差异。这两者合在一起决定了你可能选择哪些具体的方法，以及如何使用这些方法。
需要指出的是，哲学层次的问题不但与第二层次紧密相关，而且渗透到第一层次。如上所述，实证科学与阐释学科都可以使用类似的方法，但它们对资料的解释却遵循不同的模式；造成这种差别的正是哲学层次上对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因此，简单地认为具体的方法和技术是独立的，不受上层立场的“干扰”是不准确的。而作为最为基本的思维方法，没有演绎与归纳整个人类的理性思维就无法进行，因此它们渗透于上述三个层次。
2.诸研究取向的关系
通过广泛的借取和“拿来主义”实践，中国政治学界事实上已形成了一个不同研究取向多元并存和相互竞争的格局。在这一格局中，虽然科学主义的研究立场占据了绝对的主导性地位，但其自身内部亦是分化的。从发展势头来看，虽然新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占据明显的优势，但期望它们一统天下是不切实际的。至多只能说，它们代表了学术共同体目前的努力方向，但不可能由此终结探索的过程，因为新的研究取向还会不断地发展出来。历史经验表明，政治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研究取向不断更替和循环往复的历史。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问题自然产生了：如何看待这种多元分化的局面？采取一种开放的心态和宽容的立场也许是一种较为明智的做法。政治现实通常是复杂的，某个理论取向可能长于观察和分析政治现象的某一方面，但拙于分析政治现象的其他方面。事实上，研究取向可比喻为聚光灯，它引导我们看到某些东西，其代价是忽视周边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不同的研究取向之间有可能存在互补的视野。在此，中国传统的盲人摸象的比喻也许是有效的。
当然，并非所有的研究取向都具有如此的关系。有的研究取向本身就是相互竞争的产物，例如制度主义与理性选择，精英主义与多元主义。因此，对于不同研究取向之间的关系的讨论，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过，有趣的是，在对立的研究取向的竞争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某种杂交品，例如，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与精英多元主义（或多元精英主义）。这使得原先泾渭分明的对立开始变得模糊起来。这种状态对于理论的发展究竟是喜讯还是不幸，我们尚无法判断，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政治现实总是不太愿意就范于理论的简明性和逻辑性。
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不但要关注研究取向之间的差别，也应当关注研究取向自身的复杂性。在叙述新制度主义时我们曾提及制度主义是复数，在这个阵营中盘踞着具有不同本体论和认识论假定的分支（例如历史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这种情况在不同流派的女权主义中同样存在（相比之下，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具有较高程度的一致性）。这种情况提醒我们，不能简单地假定所有的研究取向都必定持有相同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假定。
3.研究取向与经验和价值的关联
斯得潘（Alfred Stepan）指出：“大多数模型通常是由规范的、描述的和方法论上的元素混成的。但是，就分析的目的而言，这些因素是可以分辨的。这也就是说，模型部分地是关于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规范陈述；部分地是关于社会是怎样的经验描述；部分地是方法论取向，提示人们：政治生活中的哪些方面是值得研究的。”[20]此处的模型如果代之以研究取向是等值的（人们经常在模型、研究取向、概念框架、范式等术语之间变换使用），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在研究取向的实际运用过程中，经验要素和规范要素是如何发生关系的？这种关系对于这些要素本身又发生了什么影响？
一般来说，在一个制度建设相对成熟的国度里，经验成分和价值成分比较容易区分。
萨托利对两种经验理论的区分表明了这一点：“一种属于理论—调查背景，一种属于理论—实践背景。在前一背景下，我们关注的是怎样检验理论。强调的是可操作性，是用操作概念和操作定义去描述理论。在后者，我们所关心的是理论是否以及怎样才能加以运用。强调的是应用性，达到目的所需要的手段，强调目的怎样才能变为行动。我们沿着第一条道路寻找证据，沿着第二条道路区分成功与失败。前者导致现存民主制度的描述性（经验）理论，后者产生了有关民主可行性的理论。第一种理论是从经验中提取出来的，第二种理论则是在经验中实施的。”[21]
然而，对于一个正处于制度建设阶段的国家而言，问题变得复杂起来。这里非常容易出现的一种现象是，某个研究取向引进来后，其经验描述的成分常常易被忽视，而其隐含的价值规范则被放大；或者，在西方是经验性的东西，被引入中国后却变成“应该”是什么样的问题。这种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时代的特点，通过介绍西方的研究取向来思考中国本土的问题（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应该怎样来认识、理解和处理各种重大的现实问题？
因此，在中国政治学建设过程中，如何平衡研究取向内部的经验要素与价值要素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种关系是所谓的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关系的一种特殊表现方式，容易为人们所忽视（此处需要破除的一个偏见是，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是二分的，实证研究不涉及规范问题）。
在这样的语境中，考虑西方政治科学知识的可转移性问题，既要充分意识到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因为“……现有的政治学范畴、方法、分析框架等等都是在西方历史经验基础上形成的，运用这些范畴、方法、分析框架来研究中国问题，必然会遇到它的解释力与其存在的困难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结合中国本土经验，界定一系列清晰的政治学范畴、方法、分析框架，使之成为经验观察中有用的工具，并指出使用这些概念工具的限度，当是建构中国政治学的重要内容”[22]。与此同时，我们又要辨析这些范式中是否包含着普遍性的价值因素（它们不因经验差异而失效）。只有在两个维度——经验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价值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交织中，我们对中国问题的思考才是全面的。
对上述这些问题的回答方式将在很大程度上深刻影响中国政治学未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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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中国政治学界对研究方法问题的系统关注和自觉意识，是从90年代初期开始的。1992年，白钢和刘军宁指出：“中国政治学已经起步很晚，而对政治学方法论的研究则起步得更晚。”并呼吁：（对于中国政治学来说）“现在应该是开始并加强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的时候了。”在他们看来，“研究政治学方法论的目的主要是在于通过提供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技术与指导思想，来帮助政治学研究者准确地描述政治现象，发现并确立可以用来解释与预测政治行为的通则”（参见白钢和刘军宁：《关于政治学研究方法论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2年第3期，第77页和第80页）。随后有关方法论方面讨论的文章逐渐增多，讨论的内容也日渐丰富。在中国政治学恢复20周年前后，政治学者先后发表了十余篇回顾性的专题论文，其中大多数文章专门对方法问题进行了讨论。但是，从数量方面进行分析的文章，只有肖唐镖和陈洪生的《经验研究方法在我国政治学研究中应用的现状分析》（《政治学研究》2003年第1期），肖唐镖和郑传贵的《主题、类型和规范：国内政治学研究的状况分析——以近十年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中的论文为对象》（《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以及严洁的《中国政治学概率抽样调查的实践与特点》（《江汉论坛》2006年第3期）。本文也尝试对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现状进行数量分析，不过考察的对象是政治学中的研究取向。
[2]参见马什、斯托克主编：《政治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导言部分，第2页。
[3]对于政治学研究取向的概括并无一致的意见，而且差异很大。例如，艾萨克教授区分了七种政治学的研究取向，它们分别是个体—心理取向、意向取向（理性取向和博弈理论）、政治的经济模式、角色理论与小群体理论、权力分配理论、系统论和功能分析、传播理论（参见艾萨克：《政治学的视野与方法》，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台湾大学政治学教授胡佛又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三种研究取向（他称之为“途径”），即政治发展研究途径、精英研究途径和政治文化研究途径（参见其为《当代学术巨擘大系》撰写的《政治学系列序言》，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而新近由英国学者编写的教科书《政治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虽然也概括了七种研究取向，但其内涵却相差甚远：行为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女权主义、阐释理论、马克思主义和规范理论（参见马什、斯托克主编：《政治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关于这种不确定性的确定说法是，到目前为止，各家使用的标准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相应的问题（区分标准的前后不一致性，以及逻辑上的相容性）。本文也无法避免这一点。相比之下，本文作者更倾向于马什和斯托克教授的分类。由于我们的考察对象主要是国内学者引介的西方政治学研究取向，故没有包括马克思主义（虽然国内有学者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但在学科分类方面偏向于哲学和马哲，政治学者很少涉足此领域）。而将行为主义和多元主义、精英主义、法团主义和系统理论并立起来考察，只是出于实用的目的，尽管从逻辑上说并不通顺，因为后面的诸多主义或理论都是在行为主义的脉络内生长出来的。此外，值得指出的是研究取向和研究题域的不同，前者是研究某个主题的进路（如何切入），后者是研究的领域或议题，是被“切入”的对象。因此，诸如“政治文化”和“政治合法性”属于研究领域，而政治系统理论、制度主义、理性选择理论属于研究取向。同一个研究领域中，可以存在许多不同的理论（它们是运用不同研究取向的结果），反之，某一研究取向可以被运用于不同的研究领域（例如理性选择和制度主义）。当然，研究取向与研究领域之间的区分在一些场合并非楚河汉界。
[4]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出版单位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该数据库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连续动态更新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年限是1994年至今约7 486种综合期刊与专业特色期刊的全文，并对其中部分重要刊物进行回溯（部分刊物回溯至1979年，部分刊物回溯至创刊）。网址：http://e20.cnki.net/kns50/classical/singledbindex.aspx?ID=1。
[5]对所选取论文的说明如下：①选择时间期限：1979年至2006年12月份该数据库所收录的文章；上网搜索的截止时间是2007年1月13日。②选择标准：根据问题（题名和关键词）与学科性两个标准进行，并依据不同的论题运用具体的参数。③搜索范围：为两大领域，一是有关政治学研究方法或方法论方面的讨论；二是政治学研究取向的内容，涉及行为主义、制度主义、理性选择、系统分析、女权主义、阐释取向等九种研究取向（包括理论评介和应用研究等类型）。
试以理性选择为例说明之。在搜索时以“理性选择”为检索词，为了避免遗漏，先后以“题名”和“关键词”为检索项各检索一次，匹配要求为“精确”，搜索范围为“全部期刊”，时间跨度为“1979年至2006年”，查询范围为“经济政治与法律”、“教育与社会科学”、“文史哲”。以这一方法尽可能搜索到主题与理性选择相关的所有文章。由于政治学中的理性选择分析主要是从经济学家那里借用的，而且许多文章是由经济学家撰写的，因此我们对搜索到的文章进行必要的甄别和筛选。筛选的标准首先是看其是否体现政治学的问题意识；但由于理性选择的主要分析对象是政府和政治活动，光凭问题意识并不能有效排除非政治学者的作品，因此我们采取了第二个标准，即发表文章的刊物性质。凡发表在政治学类刊物和综合性刊物上的相关文章均收入统计样本，而发表在非政治学类或非综合类刊物上的文章，则被排除（需要指出的是，发表在综合刊物上的理性选择文章，肯定有一定数量的文章是由经济学家写作的，但我们无法辨析，只好按照分类标准收录）。
此外，需要说明的有三点：第一，由于我们考察的重点是国内政治学者的作品，故相关的译文不在考察范围之内。第二，由于国内学术规范尚未健全，还存在一定数量的一稿多发的现象。对此，我们采取了只取其一的办法。第三，本文没有考察已正式出版的政治学类的学术著作，而集中分析已发表的学术论文，因此在得出相关结论时，当保持必要的警醒。
[6]在我们的搜索中，与本文分析的9种研究取向有关的经验研究文章共有125篇，其中行为主义101篇，制度主义11篇，理性选择5篇，阐释理论4篇，精英主义2篇，系统理论和多元主义各1篇。根据本文的考察重点，我们选取了前3种研究取向的经验研究文章，计117篇。
[7]关于中国政治学的恢复时间，国内目前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以1977年湖北省政治学会的成立为标志（林尚立：《政治学与政治发展：中国政治学发展20年》，《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2期）；第二种说法以邓小平1979年的讲话为标志（这是一般流行的说法）；第三种说法以1980年中国政治学成立为标志（王惠岩：《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第十五部分：政治学”，教育部社政司科研处组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考虑这些说法之间没有实质性的差异，为叙述方便起见，本文以1980年作为中国政治学恢复的起点。
[8]文章数量并不是评介一种研究取向是否重要的根本标志，但确实反映出一定时期内人们的主观价值倾向。虽然图2只选择了四种研究取向，但下面的一般性讨论亦适用于其他的研究取向。
[9]林尚立：《政治学与政治发展：中国政治学发展20年》，《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2期，第2页。
[10]朱光磊在1994年发表了《政府过程的学说与方法及其在中国的适用问题》一文（《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可以说是一个新的推进。
[11]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翻译文章是周子亚翻译的《美国的行为主义政治学派》（罗伯特·达尔：《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63年第4期）。
[12]我们在资料检索中发现，一篇很可能是政治学恢复以来最早介绍行为主义的文章，就是以这样的标题命名的：《试从行为主义的得失谈我国政治学研究的方向》。该文分析了行为主义对于政治学的意义和教训，提出借鉴其成果来丰富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参见俞可平：《试从行为主义的得失谈我国政治学研究的方向》，北大研究生刊物《学志》1986年第1期。转自冯明亮：《规范化与本土化——〈学志〉二十年政治学文章回顾》，《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2005年第1期（二十年纪念特刊），第63页。
[13]王浦劬批评道：“在政治学研究中，采用的多是传统研究方法，因此形成规范方法多而实证方法少，描述多而分析少，静态研究多而动态分析少，定性分析多而定量分析少，宏观论述多而中观微观研究少等现象，比起国际当代政治学、公共行政学、公共管理学和国际政治学方法多样的状况来，我国政治学科的研究方法显得传统而单薄。”（参见其《“十五”期间我国政治学科建设和研究进展》，载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十五”研究状况与“十一五”发展趋势》上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499页。）
[14]如朱光磊所说，这些变化包括在海外受过严格训练的博士回国，较为系统地引进了现代政治学方法论，诸著名高校逐渐开设“现代政治学方法论”、“计量政治学”、“定量分析技术”等课程。以上参见朱光磊：《中国政治学发展中的两大尴尬与两大转变》，来源《中华读书报》，转自光明网，http://www.gmw.cn/content/2004-08/11/content-78064.htm。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暑期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与美国杜克大学政治学系联合举办了政治学研究方法讲习班，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近40名青年教师参加了此次活动。这是中国政治学界第一次以如此大的规模普及政治学研究方法知识。
[15]图4中的“其他”分类，是指这些文章的作者在一般性的意义上运用制度主义，而没有明确说明制度主义中的哪个具体流派。
[16]细考之下，可以发现，影响政治学研究取向竞争力的有两个重要指标：一是这些研究取向对中国现实政治的解释能力；一是研究取向自身的内在逻辑结构。中国的经济改革使经济学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一个学科自身的范围，这主要得益于以下三个原因：①我国原先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所具有的政治与经济一体化的特征，使得经济改革必然具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意义；②被热炒的当代西方经济学不是斯密时代的古典经济学，而是经历了大政府时代之后的复兴的古典经济学，它包含着对大政府和福利国家的批评，因而与中国的经济改革具有某种亲和性；③经济学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是相对成熟的学科，其简明的前提假设、严密的推演和论证、简约的理论结构，以及数学化和模型化的能力吸引了众多的政治学研究者。理性选择与制度主义（其中的制度经济学版本）的流行很大程度上与这一现实紧密相关。
[17]不过在这种表面解释之下，也许存在着更为重要的信息：鉴于理性选择取向所持有的特定的政府观（政府不是解决公共问题的有效工具，而本身是问题所在），因此，众多数量的文章通过可适用性的论述来主张理性选择研究取向的功用，本身就值得我们关注了，因为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心目中的政府形象。
[18]在如何区分政治学研究方法或方法论层次的问题上，中国政治学者有着基本的共识：所谓的三分结构。例如，白钢等人认为“政治学方法论绝不只是几种常见研究方法的简单相加式的‘拼盘’，而是由理论、研究方法与研究技术这样三个层次的内容的有机结合”（参见白钢、刘军宁：《关于政治学研究方法论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2年第3期）。《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中的“政治学研究方法”条目则区分为方法论、程序性方法和技术方法三个层次，其中程序性方法包括学科性方法和分析性方法（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第509页）。如果存在差别，主要是对第二层次理解的不同。
[19]关于本体论和认识论在政治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可参见马什、斯托克主编的《政治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一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一章。
[20]参见Alfred Stepan，The State and Society：Peru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Princeton，N.J.，1978，p.6。
[21]参见萨托利：《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19页。
[22]郁建兴：《政治学发展的自我反思与中国政治学建构》，《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5期，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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