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反思：中国国际关系学三十年（1978—2008）
秦亚青
1978—2008年是中国国际关系学探索与反思的30年。学界有了学科的意识、学术的意识，甚至学派的意识，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同时，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研究也存在诸多问题，突出的一个是至今仍然没有生产原创性的国际关系理论。随着中国越来越融入国际社会，随着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持续发展，出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学派的可能是存在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本文主要从学术发展的角度，讨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30年的进步、问题和前景。
一、回顾：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与进步
30年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与进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国际关系研究和教学机构迅速发展；第二，比较系统地翻译了国际关系领域的经典著作；第三，国际关系研究项目和内容大大丰富。同时，这30年又表现出两个明显的阶段。从1979年至1989年是发展前的10年准备阶段。一方面，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经历了学科定义和学术概念的激烈论争，另一方面也为1990年之后的迅速发展做好了铺垫。1990年之后是学科的重要发展时期，学科意识和学术意识开始确立和提升，以学术为主的研究也得以立足和发展。
1.国际关系教学和研究机构迅速发展
1978—2008年国际关系学科的一个重要发展是学术机构的建立。高校教学体系和研究体系在数量上大幅度增加。1978年之前中国国际关系教学与研究机构为数甚少。1953—1963年正式的教育机构只有三个：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和国际政治学院。1953年首次在中国人民大学设立系级国际关系专业机构——外交学系，两年后，外交学系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即外交学院。任务是培养中国外交官和进行国际关系调研。后来，又成立了国际关系学院和国际政治学院（现更名为中国公安大学）。这两个学院的设立也是为了满足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对相关人才的紧迫需要。当时，学科自身的发展并不是它们的重点。
1964年，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成立了国际政治系，这三个系之间有明确的分工，分别研究第三世界的国家解放运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西方国际关系思潮。当时设立这些系，是为了诠释革命领袖的思想，讨论以行动为导向的理论，如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和“战略三角”关系等。同时，课程设置主要是考虑到对革命领导人思想的理解和学习（如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而对于西方思想的研究只是为了了解或者批判对方。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
1978年至今是国际关系学科迅速发展的时期，也就是本文主要讨论的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标志是学科意义上国际关系学开始在中国出现，学术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研究取得了明显的发展。改革开放为中国的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开始与国外学者广泛交流，相关机构也迅速发展。1980年成立了中国国际关系史学会，这是该领域第一个全国性的学术团体。1999年，中国国际关系史学会更名为中国国际关系学会（China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简称CNAIS），身份更为明确，覆盖范围也更为广泛。2004年，CNAIS的扩展使其能够统括中国所有重要的国际关系研究机构，拥有68个成员机构。CNAIS的统计数据表明，在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设有这一专业的有36个学院，54个本科或硕士学位授予点，29个博士学位授予点。就国际关系研究和教育规模而言，现在中国在世界上居第二位，仅次于美国。
2006年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开始以该学会的名义正式参与ISA（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年会，独立组织讨论专题。这也标志着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全面进入国际交往和学术交流制度化的开始。
2.学术翻译提高学科意识和学术水准
国际经典学术著作的翻译是1978—2008年这30年里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最明显的发展和进步。其间，1978年到1989年是10年的论证与准备时间，1990年至今是翻译蓬勃发展的时期。5家出版社推出的5套名著翻译丛书极有影响力，其他出版社也相继出版了这一领域的译著。
第一部丛书于1990年出版，其中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具有里程碑意义，此时，距它1948年首次出版已过了42年。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的引进出版距其英文版问世也有13年。虽然有10年左右的时间间隔，但它表明了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理论作为一个思想框架能够解释国际关系现实。这是一个转折点，只有当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明确区分两种概念，也就是国际关系研究是学术事业还是政策工具，对理论的自觉意识才会开始。第一套丛书的翻译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历史上的里程碑式的标志，表现了学术的意识萌生，也表现了为知识的学而非为权力的术。这种明确区分在当时中国语境中尤为重要。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翻译受到更多关注。现实主义主导了当时的中国国际关系话语，以至于许多人误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就是现实主义。其后，其他理论开始得以引进。自由主义、建构主义、英国学派等理论被翻译过来（秦亚青，2002：1—7）。自此四套丛书相继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东方译丛”系列，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经典”系列，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国际关系理论经典”系列，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世界政治研究新方向”系列。截止到2007年3月，5个出版机构出版了85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译著。而且，其他出版社也做出了相同的努力，翻译了重要的国际关系著作（亨廷顿、罗西瑙、沃勒斯坦等）。翻译激发了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建立独立学科的动力，也使许多中国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开始了解和学习西方的学术和学科标准。目前，大部分西方重要理论著作都已经被介绍过来，同时也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也作为高校国际关系学科的教学参考资料。
在翻译西方理论的过程中，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存在两种明显的现象。首先是对知识导向的国际关系研究日益重视，强调学科知识的学术维度。其次是西方（尤其美国）国际关系话语主导地位的形成与巩固。比如，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也比较明显地出现了三种主要的理论研究方向，分别对应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也根据这些理论范式提出了对国际关系核心概念的不同理解，如主权、国家利益、均势、规范和认同。在翻译这些经典理论著作的同时，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框架研究中国国际关系问题的成果开始逐步增多（王逸舟，2006）。
3.研究内容得到丰富和拓宽
研究内容的丰富和研究议程的拓展是国际关系研究另外一个重要进步。如果我们将国际关系学视为一个科学学科，而不是一个政策研究领域，就需要以理论发展为基线考量国际关系学科的研究内涵。据此，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可以分为前理论阶段、理论学习阶段和理论创新阶段。前理论阶段没有对理论的自觉意识，研究主要由个人的经验和智慧来推动，可能会出现思想火花，但却没有自觉地将其转换成系统化的理论范式。此时的国际关系学科与其他学科并没有明确界限，也有没有自己独特的身份。当相关领域的学术共同体开始具有集体意识，并把以知识为取向的理论研究提上议程时，就进入了理论学习阶段。这一阶段的许多理论成果介绍和批判地分析现有理论，通过证实或证伪检验主流理论。在此过程中会产生很多新的思想，但却难以形成原创性的理论。诚然，新理论学习过程对学科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后发学科来说，这是不可避免的过程，然而，学习本身并不能必然导向理论的创新。第三个阶段是创新阶段，它提出具有明确核心假定的新理论，并成为解释的有力工具和有效路径。同时，为推进理论的发展，学者不只局限于本专业，也会转向其他领域以获取灵感。当学术共同体的研究达到第三个阶段，我们就认为新的思想流派已经诞生，学科发展也就进入了成熟期。
总的来说，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研究的三个发展阶段是清晰的。改革开放之前的时期是前理论阶段。在这一阶段，政策研究是研究的主要内容。正如中国学者所认识到的，理论主要是国家领导人的战略思想，国际关系研究人员的任务只是事先提供信息，事后提供论证（资中筠，1998：4—5）。即使对于政治领导人的战略思想，也没有尝试对其进行合理的理论化。因此，在中国语境中，理论被视为行动的指导方针、应遵循的政策原则、政策声明，或者是国家对外战略。这样一来，很少有人有意识地去思考基于知识的理论，也很少有人会考虑学术性的研究。一些国际关系杂志上的文章几乎都是政策阐释、背景信息和对现状的描述。在改革开放之后，即从1978年至1989年，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仍然处于前理论阶段，传统势力依然强劲，但新的思想和新的借鉴已经不可阻挡地发展起来，学界开始出现向理论学习阶段的过渡。我们对《世界经济与政治》1979—1989年间发表的论文做了一个统计，发现1982年之后开始出现少量有学术意识的论文。其后，这类论文的比例在逐步上升[1]。这恰恰与翻译的发展阶段相吻合。
从1990年开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进入了理论学习阶段。这一阶段有三个特征。
（1）学术自主意识日益增加。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开始认识到理论不仅仅是政策制定的方针，同时也应是人们观察国际关系的视角、检验理论假设和理解国际关系的一般原则。学术研究的独立意识越来越明显。主要国际关系理论期刊和国际关系理论名著的翻译在这方面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欧洲研究》和《世界经济与政治》表现出对学术意义和学术规范的明显关注，也表现对世界其他国家国际关系理论的高度兴趣。社会建构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截止到2003年2月底，已经有7部学术专著和42篇学术文章问世（杨广，2003：21—22）。在2005—2006年，发表与建构主义相关的文章135篇，其中71篇被13种主要的国际关系杂志发表，超过了1998—2004年间的相关文章数目。在对1990—2004年间《世界经济与政治》和《欧洲研究》两本杂志所发论文的调查中可以看出，论文的学术意识和学术含量都出现了明显的提高。
（2）研究范围广。随着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程度的迅速提高和学界对于国际关系领域前沿研究的关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一份最近的调查表明，从1996—2001年，中国10种权威杂志发表了3 398篇国际关系文章，涵盖9个问题领域（包括国际关系理论、大国关系、安全、区域研究、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国际政治经济学、人权、全球化/全球治理）（王缉思，2001）。另一调查指出，中国刊物虽然没有完全涵盖美国学术刊物（如《国际组织》、《国际研究季刊》、《冲突解决》）和政策刊物（《外交事务》、《外交政策》、《华盛顿季刊》）的研究议题，但是它“（尤其最近两三年来）对这些议题的重视程度日益增加”[2]。而且，在所有的议题当中，对三个领域的研究呈稳定增加态势：①多边主义和国际制度；②国际社会；③非国家行为体和全球治理。
（3）学派意识明显提高。由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强大影响，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发展极为迅速。其他理论，如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也有众多支持者。不同思想流派之间的争论开始凸显。例如，中国外部行为的改变，分别被解读为战略考量、制度行为、身份变化等。此外，对建立中国学派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并发表了相关文章，但目前大都停留在形而上的层面。争论的焦点在于：理论是普世的，还是植根于一个民族的历史或集体记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学派能够诞生和发展吗？实证主义是否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方法？等等。近来，关于对中国的世界观形成、发展和当代影响的深入讨论也在进行之中（但兴悟，2005）。
第二阶段的重要意义在于学术界认识到国际关系理论是以知识为取向的，而不仅仅是政策分析的工具。与之相关的发展是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用于分析中国问题的努力取得了进展，这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当然，由于这种认识和实践是通过持久的学习过程来实现的，反过来也加强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导地位。因此，第二阶段学术上的进步在于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用于中国自身的经验，在于试图将国际关系学术研究“现代化”和“学术化”，途径主要是对国际上先进的国际关系学理研究成果的学习和借鉴。
第三阶段，理论创新阶段。这一阶段已经出现一些积极迹象，其主要特征是国际关系新理论的出现。迄今为止，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的意识日益强烈（秦亚青，2005）。与此同时，对西方的界定和理论的概念化也在继续强化。但一般评介性的论文与经验研究型论文的比重在向后者倾斜。总的来说，中国语境下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更多意义上是一种西方话语，原创性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仍然没有出现。所以，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处于第二阶段，即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现状是：中国语境中的西方话语体系。
二、问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原创性理论的缺失
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研究存在的重大问题是原创性理论的缺失。为什么中国没有原创性国际关系理论呢？主要在于四个方面的原因：缺乏“国际”的思维传统，缺少自觉的学术意识，西方理论话语占据主导地位，理论本体硬核缺位。
1.缺乏“国际”的思维传统
中国的思想传统中不存在独立个体的意识，所以从学统上就缺乏基于独立个体的“国际性”概念。中国文化中的世界或国家并不是一个具有明确边界的实体，而是“天地之间”：在空间维度上，世界是由中心和不断扩展的外围组成；在时间维度上，它是与现实一脉相承的过去和将来（郝大维、安乐哲，2005：11—13）。世界是一个整体，只有一个空间上延伸、时间上延绵的自我。这种世界观在实践中体现为朝贡体系。朝贡体系是一种等级制的准国际体系，中国作为这一区域最强大的国家，拥有最为先进的文明，在维持体系稳定、提供公共产品、管理整个体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Fairbank，1968；Fairbank and Reischauer，1989）。
“延伸和延绵的自我”表明中国和朝贡国的地位在本体上是统一的。朝贡体系的本质在于自我的辐射作用，中国处于中心，附属国位于周边。附属国的本体地位和中心的本体地位在理论上是相同的。这种观念又来源于孔子的家庭观。因此，世界在本质上不过是一个扩大的家庭和国家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朝贡体系虽然是一个准国家体系，但并不是一个国家间体系，而是一个家天下体系：体系中单位在法理上没有平等地位，从中心逐步延伸到周边，它们在社会地位上是不同的。无论从具体的空间意义上看，还是从抽象的概念意义上看，朝贡体系都类似于紫禁城的同心结构，两者只有距离中心的高下远近不同，没有本体实质的差别。周边是中心的辐射区域，因而不存在自我之间的二元界分。体系不是“国际的”，也就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国际体系意识。
由于体系的“非国际性”，中国传统中没有“国际”意识，这样一来，没有国际关系理论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虽然第一个国际关系教席是1919年建立的，但西方自1648年建立国家间体系以来，国际意识就逐渐成为其观念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当时正是清兵入关建立清王朝时期。
2.缺少自觉的学术意识
国际关系学界缺乏自觉的学术意识，构成了学理研究的重大障碍，也是中国没有产生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原因。两个方面的原因导致了缺乏学术意识的自觉。一是中国传统的哲学理念，二是这种思想在当今国际关系学界的主导地位。尤其是孔学的理念，亦即学以致用。中国的主导哲学思想是经世致用，所以，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将能否立竿见影地学以致用作为判断学术价值的标准，权力和体制的杠杆也会将研究导入这个轨道。学术的根基是对事物本身的好奇和探索，学理的发展是这种好奇的不竭源泉和学术探索的不断进步。而在这样的探索以及据此汇聚的知识没有成为可以实际运用的技能之前，就被许多人认为是无用的，是非知识。其实，真正的学术性理论不能缺乏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的、形而上的思考和为知识而知识的好奇与探索。
经世致用思想在当代国际关系学界仍然占据强势地位。任何“有用的”研究才是有价值的研究。什么是有用的呢？标准是能否可以用于目前的战略和战术决策。所以，大量人力、精力和时间用于国际事务和外交政策的研究。诚然，这类研究必不可少，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对策分析、战略研究都是十分重要的，也是需要大量投入的，但除了对策分析和战略研究之外的第三类研究，即学理研究，才是产生学术理论的平台。目前，主要高校的博士生论文大都使用一些理论，但鲜有理论突破，甚至没有学术突破的意识。而博士毕业之后，大多都回归到政策研究之中。学理研究意识的淡漠也直接导致不重视研究方法。大部分高校的国际关系专业没有方法论课程，即便开设这类课程的学校也是点到为止。没有为探求知识而不是追求功利目的的学术研究，也就没有知识导向的理论和学术。
3.西方理论话语的主导
中国的知识传统本可以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一种源泉，然而，19世纪中后期“中国现代化”使这一知识传统未能延续下来（Fairbank，1942）。西方的强大，中国的突然觉醒，以及对国家、传统和自身观念的转变，造成了中国历史的断裂，朝贡体系的崩溃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帝国的崩溃。
鸦片战争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远远超过战场上的溃败。19世纪40年代中期，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认为落后技术是根本原因：西方人使用坚船利炮，而中国人用的是大刀长矛。中国的权力阶层和知识精英开始倡导西化运动，以提高中国的军事技术。他们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直到19世纪晚期，他们才意识到不仅自身技术落后，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的统治和治理体制也是落后的。国人开始质疑当时的制度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国人的忧患意识从技术层面转到了制度层面。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都是为了谋求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这些改革一直持续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李泽厚，2003：309—338）。
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对自身的深刻反思，他们不仅不满中国的技术、政治和经济体制，而且开始质疑儒家文化本身。当时出现了两个相互对立的阵营。一方是以新儒学为代表的中学派。他们拥护儒家传统，并试图对其进行改革以适用于现代化语境。他们坚决主张儒学是培养道德品质和修养性情的知识，因而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另一方是西学派。他们认为中国现代化失败的根源在于中国文化：它的落后、保守和无视科学。他们提倡“全盘西化”，认为儒学是杀人的教条，疾呼“打倒孔家店”。两个思想流派之间的对立反映了两种文化的对立（李泽厚，2003；葛兆光，2001）。中学派认为中学是目的，西学只是工具，而另一派的观点却截然相反。其后，西学逐渐成为占据主要地位的话语。在这种意义上，中国通过国际交往和向西方学习（如西方的国际性和主权概念）开启了现代化进程。
朝贡体系的崩溃和知识界的论争，两者的并行发展给中国留下了两种相互对立的传统：儒家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当时看来，儒家文化是落后和保守的代表，西方是唯一的师长。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化开始向其他地域扩散，当中国遭遇西方时，中国文化出现了断裂。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文化面临挑战和失败，所包含的思想体系也随之解体。自此，中国开始从内部质疑和反思文化。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科学领域几乎所有可以称为理论的东西就都打上了西方的烙印，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或是什么其他中国的社会理论也就难以产生[3]。这一学术状况持续至今。在从1949到1978年的30年间，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和与世界的隔绝使中国学术经历了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社会科学尤其如此。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开始步入学习阶段，并试图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学习国际上的成熟理论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主导趋势。上述大量译著和中国对国际关系经典理论的巨大需求就是很好的例证。
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极大地促进了这一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恰值国际关系理论的华尔兹化趋势主导美国。90年代早期和中期，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为引进西方理论经典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国际关系理论的华尔兹化在中国也很明显。当中国试图寻求基于知识的理论时，这一阶段对于社会科学的发展是自然的，也是必需的。然而，停留在这一阶段是没有前途的，下一步的发展关键在于踟蹰徘徊还是超越创新。
4.缺少有生长潜力的理论硬核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当下涉及的方面已经很多，但缺乏的是一个具有学理意义和生长潜力的理论硬核。社会理论需要一个硬核，学习阶段的中国学术界缺少的正是这一要素。拉卡托斯对一个新的研究纲领的界定是它具有一个不同于其他研究纲领的独特硬核（Lakatos，1978：6）。硬核能够表征一个理论。一旦形成了硬核，理论也就具有了灵魂。虽然拉卡托斯没有全面探讨这一问题，但他认为，一个研究纲领的形成来源于最初的“模型”，它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研究纲领，这一过程类似“成核化”，也就是一个理论硬核的形成。
如果这一观点成立，关键问题在于：什么是理论的硬核？自然科学比较容易对其做出回答。例如，重力原则是牛顿理论的硬核。其中的因果关系解释了苹果掉在地上，而不是飞向天空。然而，社会研究就显得极为复杂，因为它不但要发现规则和解释因果关系，还要理解在社会语境中的意义。我以为，社会理论的硬核包含两个成分：形而下/物质的成分和形而上/观念的成分。前者类似一阶问题，与物质世界相关；后者类似二阶问题，与理念世界相关。根据这一概念界分，硬核的物质成分衍生了关于现象世界的理论假定和假设，形而上成分则构成了观念世界的理路。来源于硬核物质成分的假设以特定时空发生的经验为基础，接受经验检验。来源于形而上成分的观念则代表了历史文化积淀，不需要经验的检验。这些观念并不源于现实（虽然它们和现实相关，并且能够创造现实）。观念是在一个民族的长久文化传统中形成的，包括他们的历史、知识传统、世界观、宇宙观、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形而下和形而上这两个组成部分是相互联结和互动的。当现象世界的问题出现时，一个理论的物质构成便被激活，呈现对该问题的表象。被表象的问题进入到了形而上层面，寻求如何理解、阐释和解决此问题的答案。当面对现实世界的一个问题时，理论的物质层面被激活，我们用这一框架来表征问题，而一旦问题以这样的方式呈现时，就要进一步经过形而上层面的处理，也就是怎样理解、阐释进而解决问题。当两种成分产生互动的时候，一种理论便可能产生。如果说一个理论是原创性的，那么这一理论所包含的问题无论在形而下层面还是在形而上层面都是独特的。后者尤为重要，这是社会理论的特质所在。
东西方的最重要差别是形而上差异，是依赖于文化的思维体系和表现体系的不同。西方学界往往忽略理论内核的形而上层面，所以也就将他们的理论视为普世性的。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西方学者将文化依赖性极强的理论形而上成分视为具有普世意义的东西，这可能缘于由古希腊哲学、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传承下来的思维定势。卡拉汉对比了美国国际关系理论、英国学派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他认为一个具有国家印记的理论必须包含一个宏大思想：美国的民主和平论，英国的国际社会观，中国的大同思想（Callahan，2002：4，6）。但卡拉汉并没有探讨美国、英国和中国为何会具有不同的思想。他强调葛兰西视角下宏大思想的霸权性质，而我看重的是思想的文化和观念特征。我认为，宏大思想并不完全源自当下现实。现实问题要经过特定文化和历史棱镜的折射，要通过某一表象体系表征出来。比如，当形而下成分对国际无政府状态做出回应后，还要通过形而上的滤网加以理解和诠释。
进而，宏大思想常常与问题相关。一个理论必须包含一个明确的问题，它使理论显得生动而又独具个性（秦亚青，2005）。多数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都有一个共同关心的问题：如何解决美国霸权在“二战”后时期的国际体系中所面临的问题，即如何维持霸权的稳定（Gilpin，1980；Organski and Kugler，1980；Krasner，1983；Keohane，1984）。无论它们的重点是硬权力还是软权力（Mearsheimer，2001；Nye，1990；2004），是保持美国霸权地位还是维持整个霸权体系的稳定，美国在战后时期所面临的这些问题构成了所有理论的核心。因此，宏大思想的根基是国际行为体（如民族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卡拉汉的文章重点是关于硬核的形而下构成。这些问题不仅极为显著，而且具有重要意义，它们困扰着理论家和决策者，因而亟需提出解决方案。正如考克斯所言：“理论往往是为某些人和某些目的服务的。”（Cox，1986：207）在这种意义上，理论是一种工具，用来解决行为体所面临的问题。然而，卡拉汉的文章（还有我的文章，2005）没有探讨理论的另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形而上构成。当人们头脑中出现一个问题时，答案会反映历史文化和思维体系的特征。朝贡体系中中国的行为不同于战后霸权体系中的美国，尽管两者面临同样的问题，即如何维持领导地位（Womack，2003）。人们对问题经过理解、反思和表征后，所能提供的只是这一思维框架下的某一或某些特定方案，而且其他方案并不存在于这一思维框架的允容范围之中。这就是一个理论硬核的形而上或二阶构成，它是一个理论的本质，同时也是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这种文化和生活方式在人类实践过程中形成、发展和变革。形而上构成决定了理论的特征，使一种理论不同于另一种理论。正因为如此，任何社会理论在本质上都具有民族性。
中国的知识传统包含明确的中国的形而上构成。后来，在漫长而又痛苦的过程中，中国在现代国际体系中重构了自己的身份。这一重构冲击了传统的中国哲学理念，纳入了西方的学术思想。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也反映出这种取向，并且呈日益上升趋势。中国知识传统中形而上成分越来越多地被西方形而上的成分所取代，所以，国际关系研究也逐步成为西方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应用。
三、前瞻：建立中国学派的可能与必然
中国学派的产生是可能的，并且是必然会产生的。社会理论和人类实践是一对孪生子，中国学派将会在中国正经历的巨大社会变革进程中发展起来。接下来，我将探讨中国学派发展的三种资源，每一种都代表一对思想和实践。
1.“天下”观和朝贡体系
儒家文化有几个重要概念，实践性地表现在国家体制和朝贡体系之中。
其一，天下。天下指“苍穹之下的空间”，但在传统中国思维中，这一概念所指的远不止是一个自然世界和一个在地理上界定的区域，而是一个包括自然、超自然和道德的混合体。因此，这就并非仅仅是一个物质的、“那在”的存在。它更像是一个包含道德体系或天道的文化概念。基于天下哲学的朝贡体系是一种不平等体系，当朝贡体系遭遇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时，它的崩溃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然而，朝贡体系也表现了丰富的思想和实践，比如整体主义路径。天下是一个整体，“主体性”或“主我”概念不明显，因而也就不存在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对立。在中国人的思维中，只有时空上的距离之隔，而从没有对立、不可容忍或需要征服之物。周边实际上是自我的延伸，就如世俗家族中的祖父和子孙，或者像水面波纹的扩散。整体主义世界观不同于西方的二元对立观，后者隐含了不可避免的冲突。
其二，大同。大同指的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与秩序，它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在西方二元主义哲学看来，大同是不可能的，基欧汉对和谐与合作的区分正体现了这一点（Keohane，1984）。然而，在整体主义哲学看来，看似对立的要素总是互补的，大同既是可能的，也是必然的。“天下”这一概念观照的是整个世界，并以一个和谐的整体为目标。在空间意义上，天下是人类与自然的交汇、理想与现实的结合、道德与物质的统一。因此，天下既是一个自然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在社会世界里表现为人际和谐，延伸到自然界则是天人合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关注的是世界政治的“国际性”，而不是关于“世界”的政治。与之相反，天下观则关注整个世界（赵汀阳，2005）。在全球化进程中，国际性的重要性逐步下降，个人的平等在一个权力分散的世界社会中愈益重要。就此来看，东西文化的结合将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和变革开辟新的视野。
其三，秩序。儒家文化认为，秩序是社会的根本原则。朝贡体系源自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但这种不平等关系不同于霍布斯丛林中动物间的平等但又敌对，不同于洛克社会中个体间的平等而又竞争，也不同于康德文化中成员间的平等而且友好。相反，它体现的是传统家庭中的父子关系，虽不平等但却是仁慈的。在中国传统思维中，这是一种理想的关系，也是社会秩序的根基。儒家文化的预设不是自然丛林，而是社会，它通过惯例、规范和体制将成员维系在一起，中国历代王朝正是这一传统的实践。社会的核心是五种关系和四种社会纽带，这是中国式治理的核心。这种建立在社会关系和纽带基础上的治理和权威被称为“礼治”，其中含有芬尼莫尔所探讨的适当性逻辑（Finnemore，1996）。
其四，中庸。中庸是中国人思维和行为方式的简单总结。西方的思维方式是A或非A，中庸是A包含非A，甚至可以转化为非A。西方的辩证法是正题和反题的对抗性矛盾产生了发展动力和合题的形成，而中国的辩证法是正反互补产生了变化的动力。所以，中国的一种解释不是中央帝国，而是中庸之国或守中之邦，朝贡国家也不是非中国，而是进中国则中国。本体的可变性是中国思维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天下哲学和朝贡体系不同于西方文化，也就无法在西方国际关系话语中进行解释或理解。虽然朝贡体系中的不平等结构是当今已被摒弃的规范，但其整体视野、大同理想和适当性秩序原则和中庸思维及行为在国家无法充当国际体系唯一行为体的时代仍有可以借鉴的内涵。
2.现代化和中国革命
中国的现代化是与革命思想和实践联系在一起的。鸦片战争的爆发唤醒了中国的现代意识，改革和革命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旋律。现代思想（如主权和民族主义）源自中国的被迫开放国门和集体反思。革命成了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最高理想和实践，其目标是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
革命进程中的不同思想相互交汇和冲突。第一，朝贡体系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冲撞，最终后者取胜。朝贡体系中的不平等受到质疑，因此这一体系本身也被抛弃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平等成了一种规范、价值观和被普遍认可的理想。国内和国际领域所实际上存在的不平等，一直都是许多革命和改革运动批判的对象。源于西方的革命思想，认为中国传统世界观和不平等秩序是不合理的和封建主义的。革命的目标就是打破这一旧秩序。
第二，中西哲学理念的冲撞。前者基于秩序和内向理性，后者基于竞争和外向理性。传统中国哲学关注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因此是一种软制度主义，它强调人类行为的情感驱动，以寻求适当的人际关系；西方哲学关注物质收益，强调人类行为的理性成分，以寻求人与人之间（同时与自然之间）的相对收益。最终，中国哲学式微，物质收益成为人类理性的前提，也在学术领域形成了理性主义的话语霸权。
第三，整体主义路径和个体主义路径之间的冲撞。西方思想中含有很强的国家观念，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主权观。基于个体间的独立的平等观削弱了天下观，随后便出现了二元主义观。两者的冲撞促生了许多有影响力的思想。1840年是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个重要起点，当时的革命理想和实践是中国学派的重要思想来源。回顾中国现代历史中的革命历程，不难发现，它无不体现着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二元对立，也说明了西方影响所发挥的重大作用。
所以，从1898年改革到1911年革命，再到共产主义革命，所有思想和实践都是革命性的。中国信奉和实践了俄国式革命道路，它和中国现代史以及100年来的屈辱情结相联系，并塑造了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思维方式。
3.改革思想和融入国际体系
中国的改革是与融入国际社会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政策带来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改革思想和实践给中国人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也产生了极大影响，留给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最为重要的遗产是正在发生的三种变化。
第一，体制变革。不同于戈尔巴乔夫，邓小平倡导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把改革和开放联系起来。改革和开放是一对孪生子，两者互补并相互强化。改革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开放。经过30年改革开放，中国实现了快速经济增长和体制变化。截止到2004年，中国已经加入了226个国际多边公约和多数政府间国际组织。而且，中国对内部体制也做出了巨大调整，以适应国际机制、规范和标准。融入国际体系的愿望和中国在过去30年的实践是孕育中国学派的重要资源。
第二，社会变化。即中国身份认同的变化。这里的国家身份认同指的是国际社会中一个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国已经重新界定了自己的国家身份认同，逐步从革命主义国家转变为维持现状国家，从国际体系的造反者转变为国际社会成员。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改革开放政策被普遍采纳后，这一变革飞速发展。而且，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程度越深，就会愈加把自己界定为国际社会的一个成员。这反过来又影响了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进程。
第三，观念变化。1840年以来，现代中国的主题是革命。当康有为和梁启超领导的改革被斥为白日梦时，暴力革命成为实现民族理想的实践。1911年后，革命接连爆发。所有革命背后都有一个观念，就是要反对传统中国文化的价值规范。中国的改革开放标志着某种改良时代的开端。伴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观念的变化不可避免。国际规范和传统价值观同时成为鼓舞人心的思想。同时，其他现代概念，如民族主义，也对中国产生了影响。相对于经济发展和国力增长来说，观念变化更具有本质意义。
四、结 语
如何构建一个有意义的硬核，启动成核化程序，将上面讨论的这些资源激活和统合起来，在形而下层面上得到有学理意义的表征，在形而上层面得以概念化和理论化，以推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从学习借鉴走向拓展和创新，这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学理研究的重大课题。为此，必须提出一个核心问题，在这个问题的基础之上，形成一种社会理论的硬核。我以为，最为可能的核心问题是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关系。
这个核心问题就是国人的世纪困惑：中国相对于国际体系的身份认同问题。在长达2 000年的朝贡体系中，中国不存在这一问题。在1840年到1980年的140年中，中国一直面临与国际体系的关系问题，清王朝和民国政府都未能解决这一问题，学界也没有将此作为自己的核心问题。20世纪50年代早期，内战后的中国刚刚步入发展之际，冷战和后来“文革”的爆发也迟滞了中国直面和解决这一问题。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使中国逐步融入国际社会，中国的发展与崛起也对“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体系在不同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如何发掘中国传统的思想和实践，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社会思想，创建既有中国内涵又具普适意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研究体系，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进一步发展的原创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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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参见1979—1989年《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
[2]江忆恩在其论文中统计了16个概念及其在中国学术杂志上的使用频率。它们分别是：民主和平，女性主义，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多极化，相互依赖，种族冲突，危机，危机管理，心理学，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平研究，国际组织，多边主义，地区组织（Johnston，2002：141—142）。
[3]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所指出的，中国曾两次引入外部思想，即佛教和西方哲学引入。这两次引入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正向格义，即用中国的理论和分析框架来解释外部文本，后者是反向格义，即用西方理论和分析框架来解释中国现象。后者就是目前中国社会科学的现状（刘笑敢，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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