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学的形成与发展

时间：2023-03-1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科举学的形成与发展刘海峰科举学是以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历史上存在的科举考试制度及其运作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一个专门研究领域，或者说是类似于《红楼梦》学、敦煌学、甲骨学的一门专学。科举学是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一个逐渐形成和正在发展壮大的专学，或者说是一个成长中的新兴学科。“科举学”实即“科举之学”的简称。然而，科举学的内涵和意蕴是如此之丰富，其范围是如此之广泛，其成果

科举学的形成与发展_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回顾与前瞻

科举学的形成与发展

刘海峰

科举学是以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历史上存在的科举考试制度及其运作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一个专门研究领域，或者说是类似于《红楼梦》学、敦煌学、甲骨学的一门专学。科举学的研究对象虽然十分专门独特，但研究空间却非常广阔，它是与中国一千多年间大部分知名人物、大部分书籍和几乎所有地区有关的一门学问。科举学是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一个逐渐形成和正在发展壮大的专学，或者说是一个成长中的新兴学科。

一、“科举学”的由来

“古老的过去，短暂的历史”常被用作描述新事物、新学科的套语。用这句话来描述科举学，可以这么说：科举学有非常古老的过去，但现代科举学的历史却相当短暂。“科举学”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问。说其古老，是因为“科举学”或“科举之学”的用法出现很早，科举时代有千百万读书人曾热衷于备考科举的学问，且自从科举制产生一段时间以后便有人开始进行科举制度及科举史研究，其研究历史长达千余年；说其年轻，是指以往并未有意识地将科举作为一个专门领域来研究，至1992年正式提出将“科举学”作为一门专学或者说作为一个专门领域来研究之后，才更注意以整体的观点，以新的理论、新的方法、新的视角、新的高度对科举进行科学的研究，赋予了“科举学”一词以新的内涵和新的意义。

与“文选学”、“红学”、“徽学”等词语类似，“科举学”一词并非现代人的生造，而是古已有之。自从宋代“科举”逐渐取代“贡举”的概念之后，有不少人使用“科举学”或“科举之学”的称法，以下略举数例。

宋代《宣和书谱》卷十二《米芾》载言：“米芾字符章，初居太原，后为襄阳人，官至礼部员外郎。博闻尚古，不喜科举学。”这是目前笔者所见到的最早使用“科举学”一词的文献，这里的“科举学”意指应举的学问或备考科举的学问，也就是一些应试的文体作法或学问。换句话说，即岳珂《愧郯录》所提到的“决科之学”。

元人姚燧为宋人高翥《菊集》所作序文中说：高翥“少颖拔不羁，抗志厉节，好读奇书，厌科举学”。此处的“科举学”也是指应考科举的学问。元人戴表元《剡源集》卷十八说：“今科举学尽衰，士得返本趋古。”即指在元初未实行科举制的情况下，有关科举的应试之学衰废。

明代永乐七年，晏璧为陈谟《海桑集》所作序文说：“先生生元大德乙巳间，敏而力学，犹及登宋元遗老巨公之门，务躬行践履，尝与计偕，试于有司不偶，即弃去，肆力古文辞。元运既迁，科举学废，乡人士子从先生讲道德性命之懿，接踵于户。”夏胜良《东洲初稿》卷五《孙蒙斋先生墓志铭》：“以程朱精确论议注礼易讲义，与陈氏集说互有发明，而于胡伯通氏若夙契焉，谓不为科举学所蔽也，故其学不轻授受。”

清代汪琬《尧峰文钞》卷二十《陈处士墓表》：“君，书生，又贵公子也，苟不得志，则当键户濡首，习为科举学耳。”又如清代文学家沈曾植在光绪年间所撰《海日楼诗集》卷一《古诗》开首便有“少为科举学，壮涉百家流”之句^[1]。

从唐代至清末，参加科举是大多数知识分子实现人生抱负的必经阶段，备考科举而付出的努力大到足以使这一类备考成为一种特别而专门的学问，因此才被称为“学”。使用“科举学”一词的中国古代文献还有许多，但以上诸例，已足以说明“科举学”一词乃古已有之。

“科举学”实即“科举之学”的简称。在科举时代，除直接使用“科举学”一词之外，更多的人是使用“科举之学”的提法。如《程子语录》载程颐的观点说：“科举之学，不患妨功，惟患夺志耳。”孙鼎臣在《治论》中说：“天下之习，不惟其教，而惟其所取。所取而为科举之文欤，则其学为科举之学。”^[2]《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三六在谈到元代袁俊翁《四书疑节》时，认为该书“虽亦科举之学，然非融贯经义，昭晰无疑，则格阂不能下一语，非犹夫明人科举之学也”。在清嘉庆八年（1803年）贮书楼刊刻的《眉园日课》中，录有眉园家塾的《学规八条》，在“身心之学”、“政治之学”、“经籍之学”、“史汉之学”、“文选之学”、“说文之学”、“馆阁之学”之后，第八条是“科举之学”^[3]。从“科举之学”与“政治之学”、“文选之学”等并列的情况来看，这里的“科举之学”已有专门之学的含义。有关“科举之学”的提法实在太多，本文没有必要详细列举。总之，“科举之学”是当时人的惯用法，而“科举学”实即“科举之学”的简称，通常带有一定的贬义。

近似于“科举学”的含义而且更为常见的词语是“举子业”或“举业”，此种用法在古代文献中不胜枚举。同时也可见到介于“科举学”和“举子业”之间的“举子学”或“科举之业”、“科举业”等词语。如《东莱别集》卷八《与朱侍讲元晦》载朱熹问吕祖谦说：“观其气质似亦只做得举子学，初尚恐其不成，今既蒙奖诱，不知上面更能进步否？”《朱子大全》卷七八《建宁府建阳县学藏书记》则有“世儒所诵科举之业者，一无得与于其间”的说法。《尧峰文钞》卷二十《敕赠文林郎户科左给事中蔺公墓表》云：“公讳献征，字某，少治科举业甚工。”另外，还有“三场之学”^[4]、“进士之学”^[5]等类似的提法。上述“举子学”、“科举之业”、“科举业”或“三场之学”、“进士之学”的含义与“科举学”或“科举之学”基本相同，都是指备考科举的学问或有关科举的学问的意思。

当然，古代或科举时代的“科举学”与我们今天所说的“科举学”含义是有所不同的，古代的“科举学”或“科举之学”通常指的是如何考中的学业或学问，即应举之学或应试之学；当代的“科举学”指的是研究中国及东亚国家历史上的科举考试制度及其运作的历史的学科或学问。简言之，古代“科举学”是指备考科举之学，现代“科举学”是指研究科举之学。但古代广大读书人热衷于“科举之学”留下了大量的资料，为今天研究“科举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6]。“科举学”是中国历史上的固有名词，只是现今的“科举学”被当代人赋予了新的更为丰富的学术性含义，可以说是古语今用或古为今用。

任何一门专学，都应是义立而后名至。“学”字并不是一个可以随便乱贴的标签。如果某一研究对象内涵不够丰富，并不具备成“学”的条件，而研究者却硬是将其加上“学”字，那么这种“学”也是不成体系且难以为继的。然而，科举学的内涵和意蕴是如此之丰富，其范围是如此之广泛，其成果是如此之丰硕，以至于在一定意义上，不称“学”就无法囊括科举研究的各个方面，难以统合概括各学科独立和分散的科举研究成果，不称“学”就不足以发掘科举研究之底蕴，难以将科举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科举研究中有些边缘和交叉地带是各学科独立的研究难以顾及的，可以说是非“学”无以统摄、无“学”难以整合，只有将其作为一个整体，将其纳入一个学科系统或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加强理论思维和扩展视野，用“学”的眼光和意识，方能涵盖和包容。科举学是在研究对象重要、研究成果丰硕的情况下逐渐形成的，是实至而名归，是在学显之后蔚然成学的。

二、科举学的形成

总体而言，纵观一个世纪以来科举研究的发展脉络，总的来看是从冷寂走向热门，从制度的考证和史实的回忆走向理论的探讨，从激情的批判走向理性的判断，从幼稚走向成熟。

就科举研究专著而言，1894年法国人艾特尼·资在上海出版了法文著作《中国的文科举制度》，1896年又在上海出版了《中国的武科举制度》^[7]，这可以说是现代科举研究的真正发端。这两本书既是西方人对科举研究的最早专著，也是在中国出版的最早的现代科举研究著作。作者既具备现代的科学研究眼光，写作此书时又还在科举时代，可以方便地调查考察科举制度实际运作的各个方面。书中对从县试到朝考的清代科举各个环节都有十分细致准确的叙述，并附有大量插图，为我们今天了解科举留下了宝贵的资料。而中国人进行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科举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至2005年，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20年至1949年为中国科举研究的奠基期；第二阶段，1950年至1979年为大陆科举研究低谷期；第三阶段，1980年至今，科举研究进入兴盛期^[8]。由于问题重要、牵涉面广，科举研究受到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相关成果层出不穷。

1980年至2005年间，除了重印许多科举古籍以外，大陆共出版了248本科举研究著作，各年出版的著作数见下表。

中国大陆科举研究著作数量一览表（1980—2005年）

需要说明的是，表中所列科举研究著作包括实际上以科举为主的中国考试史、中国选士制度史、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史，以及属于广义科举的察举制度史等方面的著作。其数量包括大陆学者在台湾出版但未在大陆出版的4本著作^[9]，以及香港、新加坡、韩国学者在大陆出版的3本科举研究著作^[10]。上表已基本上将1980年至2005年大陆的科举研究著作统计进来，但并非完全没有遗漏，尤其是近两年出版的著作和一些小的出版社出版的著作，可能笔者未能悉数寓目。80年代共有19部科举研究著作面世。而进入90年代以后，科举研究空前繁盛，仅专门著作便有100余部，研究成果蔚为大观。据不完全统计，2004年更是出版28部，2005年出版了25部，2006年29部，进入一个科举研究著作出版的新时期。

外文科举研究著作，据不完全统计，约有英文11部、日文22部、韩文24部，越南文11部，法文4部，还有一些德文、意大利文科举研究著作。科举研究的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截止至2006年9月，仅中文博士论文便达65篇以上，硕士论文135篇以上，另外还有多篇以科举为题的博士后研究论文。

一个学科、一门专学从萌芽到成熟，一般要经历“资料搜集”、“制度描述”、“理论形成”三个阶段。“科举学”并非一门严格意义的学科，但其形成和演变也经历过这三个阶段，只是三个阶段并非一直递进，而往往是交互进行而已。

1.文献整理与资料编纂

科举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为科举研究的开展和进一步深入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大体而言包括三个方面。

其一是点校出版古代科举文献。科举文献有广义科举文献与狭义科举文献之分，不仅数量巨大，自成体系，而且内容丰富，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11]。废科举后至今大陆和台湾地区重印的科举古籍至少已达90种以上，如算上不同版次则有160余种。除了一般影印科举古籍以外，还点校整理一些古代科举文献。较早者如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唐摭言》，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的《清秘述闻三种》，1984年出版的《登科记考》点校本。其他如李调元《淡墨录》、梁章钜《制义丛话》和《试律丛话》、黄佐《翰林记》、鄂尔泰与张廷玉《词林典故》等。这些古籍整理著作为研究者提供方便，今后还大有可为。

其二是编纂科举史料。除了民国时期章中如《清代考试制度资料》以外，对科举史料尤其是中国近代科举史料的整理最用力的是教育学界的学者。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等成套资料工具书中，都收有许多关于清末科举革废的专门资料。1990—1993年间由中国劳动出版社出版的尹德新主编《历代教育笔记资料》四册，其中科举方面的资料占到全书的半数以上。科举史料专书，有黄山书社1992年出版的杨学为主编《中国考试制度史资料选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杨学为主编《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全套共七册十卷，近一千万字，是全国数十位历史学家和教育史学家历时十年的劳动成果，其中所收最主要的还是科举文献，是大陆近年来科举研究的一大工程，该套文献的出版必将有力地推动科举研究的深入。

另外，海南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田启霖编著《八股文观止》，1999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陈健顺编著《名家状元八股文》，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陆伟然、范震威《唐代应试诗注释》，江西高校出版社1994出版的沈重等编著《唐代名人科举考卷译评》，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王毅编《金榜题名大手笔》，1993年海南出版社出版的邓洪波等编《中国历代状元殿试卷》，1995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仲辉等编《历代金殿殿试鼎甲朱卷》，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利瓦伊新主编《天下第一策——历代状元殿试对策观止》，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杨寄林、宋大川等主编《中华状元卷》等，都是重新整理编纂的专题科举文献。

其三是对科举文献的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何忠礼《宋史选举志补正》，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郭培贵《明史选举志笺正》，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姜汉椿《唐摭言校注》等，则是关于古代科举文献的研究专著。

2.制度研究与事实描述

早年的科举研究有相当一部分是科第中人所作，如20世纪20—30年代出版了末科榜眼朱汝珍的《词林辑略》，以及进士傅增湘的《清代殿试考略》。关于科举的回忆和考述方面，1956年贾景德在香港出版了《秀才·举人·进士》，1956年齐如山在台湾出版了《中国的科名》。作为清末最后一科探花，商衍鎏也曾对自己幼年读书预备科举和考试生员、举人、进士的情形作过回忆^[12]。清朝末科举人钟毓龙在50年代初写的《科场回忆录》一书也于80年代出版，书中对小试、岁科试、乡试的回忆颇详^[13]。

接下来学术界侧重于制度研究，对科举这一复杂精细的制度进行考证和解释。制度的考释方面，商衍鎏195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清代科举考试制述录》，是此类著作中最详尽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商衍鎏出版的另一部著作是196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该书虽然影响较小，但颇为深入，至今仍是研究太平天国科举制度最全面的著作。另一本是196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张晋藩、邱远猷所撰普及性读物《科举制度史话》，此书篇幅较小，但简明扼要。其他较具水平的专著有盛奇秀《抡才大典——中华古典常科考试制度》、张希清《中国科举考试制度》等几部。盛奇秀的著作专门考证科举制度的演进，对常科考试科目设置、考试内容、考试层级划分、考试的时间和地点、考试届次、考试场次、考试官资授予、考试行政衙署、考试组织等9个方面进行了细致的考述，并对常科考试制度归纳出24条演进规律。作者认为：“考试制度的创立，这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这一贡献对世界文明的影响，并不亚于造纸、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的发明。中国考试史研究是国际性的重大研究课题。”^[14]然该书的考证多是将制度的始末年代一一罗列，较少析论。张希清的著作从科举考试制度的创立、考试科目、应举人资格、考试方法考试内容、考试机构及考官、贡举及第与授官、科举考试制度的废除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等几个方面对科举制进行研究，书中尤有价值的部分是所附的历代登科表，将历代科举状元和主考官姓名、进士及第人数等一一列出^[15]。对武举制度的演变发展，除有一些论文以外，也出版了两本专书^[16]。2004年田建荣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考试思想史》一书，则将科举研究扩大到思想史方面。

3.理论形成与专学构建

重考据的科举制度研究与重义理的科举问题研究，体现出略为不同的研究旨趣。科举是一种制度，因而科举研究首先是制度研究，有大量的论文研究科举制度通史或断代科举制度。但科举又是一种考试活动，是中国古代人文活动的首要内容，因而在继续进行制度考释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注意研究科举制的实施及其影响方面，进行问题研究和理论研究，使科举研究逐渐走向系统化和理论化。多学科的研究尤其是非历史学界学者的研究多属于问题研究。在科举研究蔚为风气的大背景中，刘海峰于1992年提出了“科举学”的概念，将科举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来看待，指出“科举学”与科举研究是两个基本相同而又略有区别的概念。凡是对科举本身及直接与科举相关的问题所做的研究，都属于“科举学”，略有区别在于，提出“科举学”的概念，更强调将科举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进行全面的、综合的研究，强调科举研究的理论化、系统化，同时还关注科举研究史的研究，并提出了科举学的主要内容和专学的基本框架^[17]。

此后，有不少学者探讨了科举学的意义和价值。杨学为《中国需要“科举学”》一文指出，首倡“科举学”，是很有远见的创举，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重大的学术价值。“全世界都在研究科举，它的故乡不应落后。”^[18]田建荣《科举学：理论、体系与方法》一文，从研究对象、概念术语、已有研究成果及社会需要等方面论述了科举学得以成立的原因，并根据科举学综合性的学科特点，展示了科举学的学科体系，最后还就科举学研究的多学科方法论进行了探讨^[19]。郑若玲结合现代考试改革问题研究科举学的现实意义，指出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在考试领域留下了深刻的印痕，对当今考试的影响波及文化、制度与技术各个层面。现代高考、自学考试、公务员考试，或在考试性质、考试功能方面，或在考试产生的社会影响方面，与古代科举有着继承或借鉴关系。对现代考试制度与古代科举在历史与现实的层面进行对照，有助于我们探寻考试发展的内在规律，并为今天的考试改革提供历史借鉴。“科举学”研究因此具有强烈的现实性^[20]。李均认为，虽然目前的科举学是一种以科举制度为研究对象的专学，但作为专学的科举学只是科举学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无论从科举学的演进历程和发展需要来看，还是从科举学本身的特点来看，未来的科举学都应该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科举学只有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才能获得繁荣发展，真正成为21世纪“一门烁然可观的显学”^[21]。至今专门探讨“科举学”的专文已有50余篇。而2005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刘海峰著《科举学导论》，则标志着科举学的形成^[22]。

不过，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尽管科举学研究走向繁荣，至今我们还只能说科举学已初步形成，还有待进一步形成、发展和完善。

三、科举学的特点

“世纪转换之际，科举考试史的研究正方兴未艾，它预示着一门新兴的学科‘科举学’正在形成。”^[23]作为一门正在形成和完善的专学，“科举学”具有独自特定的研究对象，而其研究对象又具有重要性、广博性和现实性，因此其研究规模日渐扩大，形成气候。科举学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是一门引人入胜的专学，具体而言，科举学有以下几个特点。

1.科举学是一门饶有兴趣的学问

它的研究对象具有重要性和趣味性。科举考试在当时社会是引人注目的重大活动，参加科考是一个人一生中的重要事件，中举及第是人生中的转折点，落第而归也是一生中痛苦而深刻的记忆，往往具有戏剧性效果。围绕着科场这一中心，一千多年间不断上演着一幕幕人间悲喜剧。在中国历史上，可能再也找不出其他任何一种政治文化制度曾经如此深刻地影响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人生前途和生活态度了。1 300年间，科举及第、金榜题名几乎成了所有读书人都梦寐以求的理想，很少有读书人完全不为科名所动，从未参加过科举考试。因此，围绕科举的备考、赶考、待榜等活动成为多数读书人经历过的科举生涯。在“得仕者如升仙，不仕者如沉泉”^[24]的中国传统社会，中举与落第有如天渊之别，乃人生的大喜大悲之事，古代读书人的喜乐哀怒在金榜题名或名落孙山时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科举时代的正史、类书、文集、笔记等对科举制度和科考活动都有大量翔实的记载，诗歌、小说、戏剧等都有许多描写科举的内容，还有众多与科举相关的典故和传奇及民间故事。不像有的学问较为枯燥乏味，科举学研究的问题是与士人的命运重大相关的事情，很多具有生动的故事情节，因而研究起来趣味盎然，引人入胜。

2.科举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

它内容广博、资料宏富、成果丰硕，几乎可以说是广大无边、深不可测，对研究者而言具有很强的挑战性。科举学是一个广博的专门研究领域，越研究越引人入胜和知不足。没有研究过科举制的人无法想象它的严密精巧，研究过科举制的人无法忘却它的严密精巧。在我看来，科举学所蕴含的一切，只能用“高深渊博”来形容。科举本身的时空构架已经十分庞大，而如果用超越科举本体的思维去观照，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其光彩照人的正面，或是其阴暗灰蒙的背面，都能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政治面貌、社会状况、文化教育各个方面的种种光色。科举学可以成为研究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独特视角，从此视角观察，可以看到一个古老而全新、专门而广阔的学术视野。科举学是一门疆域辽阔的专门学问，深入研究科举学，其跨度横越历史时空、语言工具、国别区域等，因此具有很强的挑战性。

3.科举学是一门自成体系的学问

由于科举制本身是成系统的，相关的科举人物、科举文献和科举文物等自然也是成系统的。就科举的结构而言，有层级结构、科目结构、区域举额结构、考试内容结构、考官组织结构、考生成分结构等。无论是纵横上下，都井然有序。从层级来看，童试、乡试、会试、殿试，从秀才、举人、进士到探花、榜眼、状元等，层次分明，序列严整；从空间来看，各省、府、州、县分布有规律可循，例如，明清时期乡试年份各省贡院都会产生一名解元；从时间来看，1 300年间长期延续，井然有序。因此，如果收集科举文物如科第人物的科名牌匾，收集题名录的资料，都可能是成序列的，而要接近完整的程度，更是难能可贵。与一些中国传统文化领域中的专学较为松散不同，科举学结构严整、逻辑严密，俨然成学。

4.科举学是一门雅俗共赏的学问

在中国传统学术领域的各种专学中，有的属于阳春白雪，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相当专门，非一般学子所能涉足；有的属于雅俗共赏，但因自身范围有限，很难有大的发展空间。而科举学在这两方面可以说是兼而有之。例如，人们在各地方志中都可以找到当地有关进士、举人的记录，几乎每一本族谱都少不了具有科名的祖先，地方戏剧中多有“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的才子佳人套路，许多乡村都有关于考举人、考秀才的民间故事在流传。所以说，科举学既是一门专精的学问，又是一门广阔而通俗的学问，与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有关系。尽管研究成果有深浅高下之分，但既可以作精深的学术研究，也可以作科举知识的普及介绍工作，一般文史爱好者也可涉足，并非少数学者的专利。大体而言，现代科举学可分为史学派和史话派。史学派是研究性的，其中又可分为考据派和义理派，考据派着重进行制度的考订和史实的钩沉，义理派则结合社会和文化进行理论分析。史话派主要进行科举知识的普及工作，或曰“科普”。因此，科举学是一门与普通人都可能相关的专门学问，而非那种躲在象牙塔中自成一统高深莫测的纯学术研究。

5.科举学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

科举制是具有世界影响的考试制度，它不仅对中国社会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且还影响过东亚和西方一些国家。古代东亚世界还有日本实行过近两百年的科举制，并有韩国、越南两个相对独立的科举考试系统在长期运行，形成了一个东亚科举文化圈。科举是整个东亚地区许多国家文化史的关键词。另外，科举制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过影响，19世纪以后英、法、美等西方国家借鉴科举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进而对世界各国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关于科举的多种西方文字的记载和韩国、越南历史上的科举文献，还有待深入发掘。因此，科举学的研究范畴不局限于中国，研究学者也不局限于中国。海外学者历来十分重视科举研究，并且研究成果颇丰。日本史学界对科举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并且十分注重制度考证和史料挖掘；相对科举研究资料而言，韩国的科举研究比中国开展得更充分、更细致；而越南的科举学继韩国、中国的科举研究热之后，也逐渐走向兴盛。与亚洲学者相比，欧美学者研究科举所依托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方法上都有其特点和异趣，特别注重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科举问题研究^[25]。由于研究对象、研究文献、研究人员和研究成果具有国际性，决定了科举学会成为一门“学贯中西”的学问。

6.科举学是一门现实性很强的学问

尽管科举是“古董”和“文物”，然而考试却是活生生的存在。科举是历史上存在的考试制度，科举学是历史色彩极浓的一门专学，但它又不单单研究静止不动的科举历史，而且还关注动态发展的考试现实。由于科举的核心和实质是考试，且科举本身具有教育考试性质，加上清末主要是为了兴学堂而废科举，因而历来都有许多人从教育的角度来研究科举，而且教育学界的科举研究往往会联系现实考试改革进行展开论述。科举是古代文官考试，政治学界或行政学界的科举研究侧重总结科举制的利弊，为当今人事选拔制度创新提供历史借鉴。现今批判高考或应试教育弊端的人往往不约而同甚至不由自主地会将其与科举作类比，而要对此做辨析，自然而然必须研究科举。与甲骨学、敦煌学、红学等一般传统学术领域的专学最大不同点在于，一般专学的研究对象多是静止的，而科举学的研究对象——历史上的考试制度则是动态发展的，高考、公务员考试等“现代科举”作为科举的替身还在演变发展，科举时代形成的一些观念和做法对现实生活还有深刻的影响，因此科举学的现实性要明显强于大多数专学，是一门与现实社会密切相关的学问。

7.科举学是一座少有的“学术富矿”

科举学已有的成果不可谓不多，但与科举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和影响的深远、资料的宏富程度相比还是很不相称。在涉及中国人文历史的学问中，很少有像科举这样地位重要、文献众多、价值甚高却尚未被充分研究的部分。由于过去对科举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很多问题尚未充分研究，或者存在明显的误区等待纠正和澄清。科举学具有跨学科的特点，进行多学科的、纵横交错的、多层次的、多角度的、比较的科举研究，可以有许多新的发现和创意。在一定意义上，科举学可以说好似一个莫测高深的无底洞。然而，深入成就深度，一旦深入其中，就会有所收获。科举学是一个综合的专门研究领域，其研究空间要超过其他大多数专学。例如，仅从著名历史人物的科举生涯的角度去考察，就可以写出成千上万篇论文，而已发表的这种个案研究论文为数尚少。就同年进士的关系作政治学研究，目前仅对北宋太平兴国三年榜作过专门的研究^[26]，除此以外，对中国历史上725次进士科榜多数未曾作过同年关系的研究。可见，科举学还有许多待开垦的处女地。假如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去透视科举，还可以有非常宽广的拓展空间，在其中深入挖掘，定会有所成就。

四、科举学发展

现代科举学源于科举又高于科举。2003年4月，国家文物局、中国对外艺术展览中心和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政府在北京共同主办了“中国科举文化展”。在为此次展览所写的介绍文章中，主办方说：“我们的科举研究和展示的实践，证实了科举主题的展览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不仅具有广博的知识内涵和历史研究价值，还具有可贵的民族性和世界性。……我们举办‘中国科举文化展’后，要努力建成一门符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新型的‘科举学’。”^[27]所谓“新型的科举学”，当然与历史上古旧的“科举学”有所不同，要以新的眼光，将科举放到文化的视野中进行新的研究。

科举学的发展趋势是从分散走向综合。由于科举制对中国1 300年间的政治、教育、文学及社会历史文化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今人也分别从历史、教育、政治、文学、社会、文化等不同侧面对科举进行研究。科举是历史上存在的考试制度，科举学是历史色彩极浓的一门专学，历史学界当然是科举研究的主体力量，科举成为唐宋元明清各断代史研究的热点之一，研究成果也最为丰硕。由于科举的核心和实质是考试，且科举本身具有教育考试性质，加上清末主要是为了兴学堂而废科举，因而历来都有许多人从教育的角度来研究科举，而且教育学界的科举研究往往会联系现实考试改革进行展开论述。科举是古代文官考试，政治学界或行政学界的科举研究侧重总结科举制的利弊，为当今人事选拔制度创新提供历史借鉴。文学界的学者主要研究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或科举文学，其中对八股文的研究形成一个热点。另外，还有许多学者从社会、文化、地理、民俗等方面研究科举。

然而，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各学科的科举研究都是分散进行、互不往来的。其实研究的都是同一个制度，但不同学科之间却相当隔膜，有的学者对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很不了解。这种状况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改变，科举研究开始走向多学科的汇聚和交融，1998年5月在北京召开过“中国考试史专题研讨会”，讨论的主题实际上集中于科举考试，来自历史学界、教育学界、文学界和考试管理部门的许多专家教授发表了自己的科举研究见解，会后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在1999年7月出版了《中国考试史专题论文集》，书后还附有中国考试史部分研究论著目录索引。

科举学是历史学与教育学、政治学、文学、社会学、地理学、民俗学等学科相互渗透、高度综合的一门专学。既然是研究同一个制度，借鉴各学科的观点和方法、从分散走向综合是科举研究的必然发展趋势。多学科的研究不仅为科举学的创立奠定了必要的基础，而且有助于丰富科举学的内涵。从文化学的角度，考察和分析科举考试与民族传统文化演进的互动关系，是科举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使我们对科举制的起源、性质、演化规律、地位和影响形成更为完整、深入的认识，有利于打破不同研究者的学科壁垒，促进科举研究的学科整合^[28]。

2005年是中国科举制百年祭，标志着中国科举学的新纪元。中国学术界出现了一波科举研究热潮，人们对科举及其废止的评价问题，进行了一场大论战。争论剑拔弩张、精彩纷呈。2005年9月举行的“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则标志着海内外的科举学真正走向汇聚与融合。史学界在回顾2005年中国史方面的学术会议时，便将2005年9月2—4日在厦门大学举行的“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视为重要的学术会议，并指出：“引人注目的是，作为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一门崭新而独立的研究领域，‘科举学’成为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聚焦的一大亮点。所谓‘科举学’，其宗旨即在于促进科举研究的学科整合及理论化、系统化，探究科举考试的发展规律，为现实考试改革提供有益借鉴。此一理念，不仅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而且也具有强烈的现实使命感，无疑将有力地促进科举研究的系统化推进。”^[29]“据新华社记者报道，科举学是正在孕育成长中的一门新兴学科，是一个研究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文化的独特视角，从这个视角切入，可以挖掘出一个既古老又全新、既专门又广阔的学术新天地。”^[30]

其实，不仅仅是2005年，对中国人来说，科举是一个永远不会过时的话题。经历过中国科举百年祭的洗礼之后，科举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2006年，便有五场与科举文化有关的学术研讨会，即日本“中国社会文化学会”7月9日在东京大学举办的“从科举看东亚——科举社会与科举文化”学术研讨会，9月23日由中国台湾“中华民俗艺术基金会”与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在高雄联合举办的“科举文化讲座”，10月27—29日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和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在上海嘉定举办的以科举文化为主题的第二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12月11—13日本东北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在仙台主办的“应用科举史学研究会学术研讨会”，12月21—22日由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台北举办的“101：后科举时代的反思国际学术研讨会”。

为了将科举研究推向深入、全面，现在正组织每年一届的“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2007年6月29—7月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黑龙江大学在哈尔滨共同主办了第三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2008年，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计划将再主办以“科举与儒学”为主题的第四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目前已初步规划2009年在日本北海道大学举办第五届科举学会议。这个系列学术研讨会将来还考虑在广东顺德、湖南岳麓书院、宁波天一阁、四川阆中贡院、山东曲阜等地方陆续召开。由于科举学是一个与中国几乎所有地区和传统文化领域所有学科都相关的学问，因此每年都会有合适的单位愿意来举办。可以预见，将来还会有更多的研究科举的专门研讨会，将科举学推向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21世纪的科举学的波澜起伏，将堪与20世纪的红学相比。

有的学者认为，在当代中国兴起了一股“科举学热”，出现了当代“科举学热”的现象，回顾中国科举制度发展演变的历史，透视当代“科举学热”背后的价值取向，有利于我们进一步从本质上认识和把握当代中国教育考试的内在特质与规律，从而在此基础上真正建立起科学的、合目的的教育考试制度与方法。“今天的科举学热已不再是对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一种简单的肯定与推崇，而是意在寻求对科举制度给予一种公允、客观的评价，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科举制度对于我国现代教育考试及人才选拔制度的影响。”^[31]

2004年以来，中国每年出版的科举研究著作都有20多部，发表的科举研究论文300篇以上，毕业答辩的以科举研究为选题的博士学位论文10篇左右，硕士学位论文20篇左右，成果相当丰富。预计在2006年以后，每年也都会有20部以上的科举研究著作出版。自2005年中国科举百年祭之后，我认为新世纪中国科举学正在进行的有六大工程：浙江大学龚延明教授主持的《中国历代登科录》、中国社会科学院李世愉研究员主持的《清史·科举志》、教育部考试中心杨学为研究员主持的《中国科举图录》、武汉大学陈文新教授主持的《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主编的《科举学丛书》（包含科举学译著）、天一阁整理的《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这些工作量巨大的计划都已启动或获得进展，陆续完成后，将大大促进中国的科举学研究。

总之，科举学将古、今、中、外，文、史、政、教等各方面的科举研究熔于一炉，是一门融会古今、贯通中外的学问，因此21世纪的科举学会像一块“学术磁铁”一样吸引越来越多学者的注意力，具有远大的发展前程。中国过去是一个科举社会，为了制衡讲究人情关系的消极影响，解脱人情困境，现在和将来还须以考试作为社会生活的调节阀，因此中国必然还要走向一个考试社会。在一个富有丰厚考试文化的国度中，无论是现实改革借鉴需要，还是学术研究自身的内在动力驱使，都会推动科举研究走向繁荣。科举学虽是一门年轻的专学，但却有古老的历史渊源、丰富的研究成果和深厚的内在底蕴，有现实改革的借鉴需求和众多学者的推动，因而必将日益繁盛。可以预见，具有远大发展前途的科举学必将屹立于中国学术之林，科举研究成果必然会越来越与科举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相称，科举学则将成为21世纪一门烁然可观的显学。

【注释】

[1]钱钟联校注：《沈曾植集校注》，中华书局，2001年，第92页。

[2]《经世文续编》卷六六《礼政·贡举》。

[3]参阅邓云乡：《〈眉园日课〉书后》，《中国文化》第13期，1996年6月。

[4]明代曹安《谰言语长编》卷上说：“三场之学，在今时为出身之阶梯也。”

[5]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洛阳节度判官张知白上疏指出：“进士之学者，经史子集也。”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三。

[6]刘海峰：《“科举学”：一门古老而全新的学问》，《高教自学考试》1998年第2期。

[7]Le P.Etienne Zi（Siu），S.J.，Pratique des examens litterraires en Chine，Chang－Hai，1894.Le P.Etienne Zi（Siu），S.J.，Pratique des examens militaires en Chine，Chang－Hai，1896.

[8]刘海峰：《科举制与“科举学”》，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46—249页。

[9]即刘海峰：《唐代教育与选举制度综论》，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李新达：《中国科举制度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李新达：《千年仕进路——古代科举制度》，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尚永亮：《科举制度与宦海沉浮——唐代文人的仕宦生涯》，台北文津出版社，2000年。

[10]即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何冠环：《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中华书局，1994年；李成茂：《高丽朝鲜两朝的科举制度》，韩琏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11]刘海峰：《科举文献与“科举学”》，《台大历史学报》第32辑，2003年12月。

[12]商衍鎏：《科举考试的回忆》，《广东文史资料》第3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18页。

[13]钟毓龙：《科场回忆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

[14]奇秀：《抡才大典——中华古典常科考试制度》，山东大学出版社，1993年。

[15]张希清：《中国科举考试制度》，新华出版社，1993年。

[16]许友根：《武举制度史略》，苏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赵冬梅：《武道彷徨：历史上的武举和武学》，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

[17]刘海峰：《“科举学”刍议》，《厦门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刘海峰：《科举学发凡》，《厦门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18]杨学为：《中国需要“科举学”》，《厦门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19]田建荣：《科举学：理论、体系与方法》，《广西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