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年

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年_中国社会科学辑刊

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30年

◆杨　敏⁽¹⁾

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策划的“近30年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丛书之一——“中国社会学30年(1978—2008)”中，笔者承担了其中的第一章“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30年”的撰写。因丛书的篇幅所限，笔者在完成全稿的基础上，作了大幅度的压缩。也就是说，本文是“中国社会学30年”中的“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30年”较为翔实的文本。

在时间跨度上，“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30年”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社会学恢复重建，直至目前。在发展过程方面，笔者将30年的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社会学恢复重建约至上世纪末期，第二阶段约从本世纪以来至今。应当说，这种划分的依据主要并不在于时间，而在于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内涵和形式所发生的重要变化。

30年回顾，对于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也许能够获得这样一种认识，即它的前导和推动作用。这种作用几乎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理论研究往往形成一种前见和先声，对中国社会学的重大领域、主要分支领域、应用研究或专题论域，产生重要的影响。除此之外，回顾也使我们对中国社会学理论的了解和认识更逼近某种真实，从而把握它的成长过程，它的特点和品质，它可能的未来趋势，以及它现有的不足和偏差，等等。

应当说明的是，笔者所理解的“中国社会学30年(1978—2008)”，是一种历史含义的文献。因而在资料的选择上，笔者强调的是对第一手文献的把握。在所涉及的各专题内容中，着重采用的主要是相关研究者本人的文章或著作，而不是使用其他研究者的引述、评论等。此外，国内学者关于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在“中国社会学30年”中另有专文阐述，不属于本文的内容。还应补充说明的是，由于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30年的进程，内容丰富、文献浩繁，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大量的研究成果涌现，笔者因个人的目力所限未及全面周详。如有疏漏，也请各位读者见谅。

一、恢复重建至上世纪末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及动向

自20世纪70年代末恢复重建，中国社会学进入了重要的发展时期。约从1979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间，是中国社会学理论重新奠定基础和快速推进的阶段。从理论研究的关注来看，主要是在社会学基础理论、社会结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构建等其他方面。这些重大题材及其相关内容的研究展开，产生了一批丰硕成果。

(一)社会学基础理论研究

社会学的恢复重建之始，对于基础理论的研究构成了至关重要的一组课题。社会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社会学研究对象、社会学的学科性质、社会学学科的理论体系、社会学基本问题。

1.关于社会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

曾先后出现过三种观点: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以历史唯物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三个层次(一般社会学、特殊社会学和个别社会学)中的第一个层次“一般社会学”;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经过讨论，社会学界大都采取第三种观点，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作用体现在它指明了社会学研究的正确方向，而中国的社会学只能由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来指导(一元性)，同时，指导和被指导是双向的，互补的，在马克思主义正确指导下的社会学具体的研究材料、研究成果，反过来又会促进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²⁾。

2.社会学的学科性质

社会学的性质问题是对社会学学科认识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肯定了社会学的科学性、价值性与综合性。从科学性来讲，“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社会学的科学性，最根本的是能够在把握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前提下，结合不同民族和地域在文化和历史上的连续性和特殊性，用科学方法揭示出自己所研究的对象的特殊规律”。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抱着科学的态度去研究社会学。从价值性来讲，社会学的价值性关系到“社会学能否成为一种价值中立的学科?社会学家应扮演纯粹客观的研究者，还是积极参与者的角色?”等问题。对此，这一时期学者们的看法存在争议，“在中国社会学界，有人赞成‘价值中立’的提法;有人则主张‘实事求是’的提法，认为这种提法既包含了价值中立包含的客观性要求，又能避免‘价值中立’在理解上的分歧和矛盾”。从综合性来讲，社会学者从不同角度说明了社会学的综合性。一些学者从人的行动及其互动来研究人类社会的构成和变迁，认为社会行动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综合;一些学者侧重从社会学兼有多种学科特点、涉及范围广泛上来看待社会学的综合性，它不同于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法学等单科性社会科学，而是全面广泛地涉及表现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上的各种人际互助关系;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方面都以不同方式发生联系。总起来说，“社会学的综合性是较世界观、方法论层次低的综合性，是特殊意义的综合。” ⁽³⁾

3.社会学学科的理论体系

关于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探索，社会学恢复以来出版的几十部普通社会学教科书、专著以及散见于各类学术刊物的大量论文都对此做出了贡献。概括而言，对社会学总体结构的划分，社会学界存在两种主要看法，一种认为，全部社会学知识可分为理论社会学和应用社会学两大类，费孝通主持编写的《社会学概论》(试讲本)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组织编写的《社会学教程》便是以这种观点为线索安排体系的。另一种看法则认为，社会学的总体结构应分为宏观社会学与微观社会学两大部分，采用这一方式来安排社会学知识体系的以郑杭生主编的《社会学概论新修》(其前身为《社会学概论新编》)为代表。

也有一些学者针对西方社会学目前所处的一种二元分割的理论困境，提出了建构一种统一的社会学理论的主张。盛少波认为，社会学要走向统一，必须超越经典研究中的二分性，即摒弃将个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微观与宏观对立和分离开来进行分析的做法，运用当代科学的相互作用的原则，对同时体现了个人与社会，因而同时包含了主观与客观、微观与宏观相互作用的“共同实体”即个人的社会活动进行整体动力分析。盛少波认为，只有这样，才会使分别强调和研究不同方面的各种理论派别辩证地统一在一个理论框架内成为可能 ⁽⁴⁾。这里作者提出了值得注意的观点，但能否落实、如何落实，需要有具体的成果来体现。事实上，不能把前两种观点理解为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对立或分离，个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应用、微观与宏观等可分性的前提，正在于它们是相互联系的。

4.社会学研究对象

社会学对象问题是社会学学科中至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关系着中国社会学的自我定位、发展前景和社会功能。有学者指出:一个半世纪以来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一直是社会学的创始人以及后辈社会学家力图明确回答而又不容易回答清楚的问题 ⁽⁵⁾。正因如此，从社会学恢复之始至后来的一二十年里，围绕着这一问题发生了热烈而持久的讨论。仅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有关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观点就出现了数十种之多。

一些学者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结构及其发展规律，如“社会学是研究现代社会运行和发展的规律性，特别是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规律性(也即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郑杭生)，“社会学是从变动着的社会系统的整体出发，通过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规律的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费孝通)。也有学者主张，社会学是研究人们的社会性行为规律的科学(杨心恒等);社会学研究人的社会活动的固定化过程及其形式(庞树奇);社会学是通过人们社会行为的分析，研究社会结构和过程的一般规律及其在不同社会领域的表现形式(苏国勋)。有学者认为社会学以人类的社会生活及其发展为研究对象;社会学是研究社会问题的;社会学是研究社会生活方式的，也有学者提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现象及其相互联系的;社会学是研究社会生活及社会生活与其他人类生活之间的关系;社会学研究一定的社会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等等。还有的学者从社会学学科及理论基础出发，对界定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原则等进行了讨论(雷洪、范洪)。

在这一问题上，苏国勋与郑杭生之间展开了讨论。苏国勋认为，郑杭生的“社会学是研究现代社会运行和发展的规律性，特别是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规律性(也即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观点，是从社会学的研究任务或目的的角度而不是从对象本身的角度界定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这个界定引入‘良性运行’这样一种含混的、带有主观评价意味的概念，使人们对社会学这门学科本质的认识带上价值判断的色彩”，“只能会使科学蒙上主观信仰的色彩，最终损害科学认识的客观性”;“不仅使社会学带上人类中心的目的论色彩，而且会在实践上引出许多理不清的麻烦”;“‘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这一提法侵犯了其他几门社会科学的世袭领地”;“这个定义套用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上，得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看法”;马克思学说的本质是革命的、批判的，与“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是“格格不入、截然相反的”，等等 ⁽⁶⁾。

郑杭生的回应主要是，在他本人的定义中，“机制”和“条件”即指研究规律性、实质性的东西;目的、任务只是实质性的东西派生出来的;凡科学都研究规律性，不同的科学研究不同的规律性;社会学正因其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规律性而与其他科学不同，因而并不存在侵犯其他几门社会科学世袭领地的问题;社会科学的定义也不能做到一点目的都不包含，可以说社会学定义是研究对象与研究目的的统一，譬如苏氏本人的社会学“研究社会结构和过程的一般规律性”这一定义，也暗含着为了认识和改善社会结构和过程这样的目的。并指出，不能将“社会良性运行”视为“主观的”，仅仅适用于将来的“预设”，因为“社会良性运行”既可以用来说明过去社会的客观运行状况，也可以用来说明现在和将来的社会客观运行状况。同时指出，广义地说，社会学本来就是研究人类社会的，显然不可能“以狗类、猫类或物类为中心”;“社会学定义或明或暗地包含着价值观，不可能一点‘价值判断意味’也不包含”，比如苏氏的社会学定义中“研究社会结构”，本身也暗含着“社会结构是重要的、研究社会结构是有巨大意义的”等价值判断。并认为:“社会学定义是客观性、科学性同价值性的统一”，“实事求是和价值中立二者都是规范性的东西，因此本身就是价值观”。郑杭生的另一个观点是，应当给予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以新的说明，根据其对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同态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可以分为两种形态，即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批判性形态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维护建设性形态。同时，对于不区分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借用马克思批判旧世界强调“要对现实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的观点提出了疑问 ⁽⁷⁾。

进入90年代以后，有关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讨论仍在继续。如杨心恒、刘豪兴修改了以前提出的“社会学是探求人们社会行为规律的科学”、“社会学是综合研究社会关系及其变化的一门社会科学”的观点，认为社会学是研究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科学 ⁽⁸⁾。有学者将社会学定义为“从群体、个人和文化的角度出发围绕人和社会进行研究的科学”(肖宁灿) ⁽⁹⁾。也有学者对以人与社会关系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观点以及其他两种代表性观点即社会学是研究社会系统的结构、功能及其发生、发展的规律与“社会学是研究社会关系的”进行了评析，认为每种观点都有各自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与合理内核，也都存在某些不足(谭明方) ⁽¹⁰⁾。

总起来看，社会学研究对象问题的讨论是恢复重建初期需要解决的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中国社会转型和变迁本身提出的一个实践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大大推动了我国社会学重建的步伐。

5.关于“价值中立”问题

有关“价值中立”的讨论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讨论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一时期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见解表现出较明显的分歧。有学者分析了价值中立形成和发展的三个阶段，指出价值中立论在理论上割裂了真理和价值、科学和意识形态的统一，并会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否定 ⁽¹¹⁾。也有学者主张，科学是关于经验世界的非个体的普遍有效的知识，社会科学既然是一门科学，当然应该采用与自然科学一样的研究原则——价值中立原则 ⁽¹²⁾。还有学者作了深入地思考，如司马云杰指出，在西方文化中，价值合理性与目的工具合理性是割裂的，而中国文化的价值论与知识论是相互统一的，中国不论是搞市场经济，还是现代化的社会发展，都不能片面地追求目的工具合理性，而必须把价值合理性放在重要地位，努力实现价值合理性与目的工具合理性、信念道德与责任道德的统一与一致 ⁽¹³⁾。侯钧生认为，西方社会学家总是把价值立场与主观随意性混为一谈，认为价值立场介入社会学研究领域必然损害它的知识的客观性。社会学知识是否具有客观性，不决定于价值立场是否进入科学研究领域，而决定于价值立场是否与特定的社会发展方向能保持一致。韦伯的这两个原则根源于主观主义认识论和相对主义方法论基础，都带有“乌托邦”性质 ⁽¹⁴⁾。

在价值中立的论题上，一些学者之间也发生了较为集中的探讨。如80年代末，有学者对郑杭生、李强提出的理论综合研究的长处之一是“能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即凭借丰富的经验、敏锐的观察力和高超的理论水平对社会运行作出定性的评价与判断”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这段话是欠妥的”，因为社会学的理论研究本应不具有任何研究者个人的主观偏见，不带有任何价值偏向，并援引了韦伯的“价值无涉”的论点，将之视为社会学家都遵循的原则 ⁽¹⁵⁾。对此，郑杭生等认为，主观能动作用可以正确地发挥，也可以错误地发挥。其分界是是否尊重客观事实及规律;实事求是就可以正确地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反之，无视客观规律性，甚至把发挥主观能动性理解为可以进行主观臆造，就是错误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同时指出，要把韦伯的“价值无涉”真正贯彻到底，就要对一切价值保持中立，这就意味着必须放弃“价值无涉”这种价值观本身。而韦伯一方面坚持“价值无涉” ，同时又坚持这种“价值无涉”的价值观，这在逻辑上和理论上都是自相矛盾的，可称为“价值无涉”的悖论 ⁽¹⁶⁾。

90年代中期，有学者对郑杭生批评价值中立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主张社会的价值立场同科学的价值立场不是一码事，郑杭生教授在批评价值中立的思想时似未分清这种区别，因而认为价值中立是不能自圆其说的，“谁只要坚持价值中立，谁就无法摆脱这个悖论”。并主张，价值中立不仅是可能或可行的，而且是有巨大的意义的，对于我们克服华而不实的学风、保持一种理智的谦逊、走出乌托邦，也许正是一剂苦口良药 ⁽¹⁷⁾10。郑杭生在回应中指出，“价值中立”只是对科学性、客观性的一种很不确切、很蹩脚的表达，绝不像所说的那样有益无害、完美无缺;“价值中立”作为一种来源于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一个在总体上包含根本缺陷但又有局部合理性的西方社会学方法论原则，是一个在国外学术界有严重分歧、毁誉参半、仍难一致的争论问题，是一个在本质上与马克思主义相左但又有部分一致的理论命题，因此，对它极有必要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既不能全盘肯定，把它夸大为我国社会科学的普遍的方法论原则，也不能全盘否定，将它说得一无是处，连它包含的合理因素也否认了。并指出，“价值中立”的根本缺陷，是指它把科学与价值截然割裂、排斥一切价值的客观主义、实证主义倾向，这使它在认识功能和价值功能统一的社会科学中成为不可能实际遵循的东西，也使它陷入了不可摆脱的自我矛盾;局部合理性是指它包含强调客观性和科学性的合理因素，但这种合理性是以推向极端的形式存在的 ⁽¹⁸⁾。

回顾这一时期社会学界关于价值中立问题的讨论，可以看到我国社会学理论逐渐褪去稚气，走向成熟的轨迹。

6.社会学基本问题

上世纪80年代末以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对于社会学理论的特殊意义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如杨心恒、刘豪兴受到齐美尔关于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的观点的启发，采纳了这个命题，撰文阐述关于社会学基本问题的看法 ⁽¹⁹⁾。但作者后来亦指出，这篇文章只是修正了自己以往对社会学的定义，未及根据修正后的定义建立起相应的理论体系，而没有理论的支持，定义只是一个孤立的抽象命题，不足以说明问题 ⁽²⁰⁾。约90年代中期，有的学者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作为“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提出了质疑，认为唯有社会行为和社会利益才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 ⁽²¹⁾。也有学者认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提法，容易形成各种不同的理解，“群体之间的关系”、“组织之间的关系”、“阶级之间的关系”、“社区之间的关系”等无法被纳入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逻辑之中去，主张用关于“行动者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社会共同体的存在与作用的关系”的问题来加以表述 ⁽²²⁾，并提出批评:许多研究者在归纳社会学的“研究角度”和“研究特点”的时候，没有从社会学的“基本问题”的层次上进行深入的思考，而只是在问题的现象层面做一些肤浅的划分 ⁽²³⁾。

几乎同一时期，在关于“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是社会与个人关系问题”的研究方面，也形成了较有影响的系统阐述。如郑杭生认为，为什么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呢?从理论上说，这个问题贯穿于社会学的各个层次、各个方面，是每个社会学家都在自觉不自觉地解决的问题。第一，定义社会学的对象或侧重社会，或侧重个人，都离不开两者的关系问题;第二，区别社会学的学派，都是根据这个问题来划分的;第三，确定社会学的属性，如宏观社会学和微观社会学，也是以这个问题为准绳的;第四，社会学的主要内容，无一不是直接、间接地包含着或体现着社会与个人的关系问题。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发展的根本线索。这对作为社会学的史前史的社会思想史是如此，对社会学史本身也是如此，对社会学理论更是如此。从现实上说，这个问题也贯穿在实际社会生活的各个层次、各个方面，是每个社会成员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回答的问题。并指出，这里说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或者说，社会与个人的关系，是指两者互生、互动的过程，而不是那种僵死的二元对立的关系 ⁽²⁴⁾。

(二)社会结构研究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我国社会结构进入了快速变迁的时期，社会的利益结构、关系结构、群体和组织结构、阶级阶层结构以及城乡社会结构等不断重组和重构，这些变化形成了社会学理论研究关注的焦点。自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至目前，有关社会结构的探讨一直是一个热门领域，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涉及了社会分层、城乡二元结构、单位制、群体利益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等等内容。

1.社会结构的基础性研究

关于社会结构的基本内涵。代表性的观点是，社会结构是“社会体系各组成部分或诸要素之间比较持久、稳定的相互联系模式”。学者们清理了社会学理论中有关社会结构基本内涵的主要观点，如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广义上将社会结构理解为社会各个基本活动领域，包括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之间相互联系的一般状态，其中经济结构具有决定性和制约性的作用;在狭义上将社会结构理解为由社会分化产生的各主要的社会地位群体之间相互联系的基本状态。社会结构也是西方社会学许多理论流派的核心概念，如结构功能主义、符号互动论、社会交换论、现象社会学、常人社会学以及人类学的结构主义等，从不同角度展开了研究 ⁽²⁵⁾。

关于社会结构的动态。郑杭生等从历史的、变迁的角度，对社会结构的动态平衡进行研究，分析了内外扰动与社会结构震荡的关系，以及社会结构震荡造成的不同结果。并认为，社会结构是与一定的历史条件及民族传统相联系的，是历史的、具体的。一般情况下，社会结构比较稳定，各组成要素处在一种动态平衡之中。但在扰动作用下，社会结构可能遭到破坏，引起结构震荡。所谓社会结构震荡，是指一种社会运行状态，即在扰动(内扰动或外扰动)作用下，各组成要素的联系被削弱，社会整体化程度被降低，出现功能紊乱、结构失调，社会系统的动态平衡遭到破坏。扰动引起社会结构震荡的结局有三种:结构复位、结构重组、结构变革 ⁽²⁶⁾。

关于社会结构的优化及其问题。郑杭生等指出，1978年底开始的改革开放，与经济改革相联系，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变趋势是，传统性因素减少和现代性因素增加，而且在逐步优化。具体表现在身份体系弱化、结构弹性增强，资源配置方式转变、体制外力量增强，国家与社会分离、价值观念多样化。并认为，社会结构优化的同时也伴随着问题，某种程度上加剧了社会结构的失衡，以及了社会各部门、各地区、各群体以及各层面的摩擦与冲突，导致社会整合程度不高，导致一些负面的社会影响。雷洪分析了我国社会转型中结构性社会问题的突出特征，指出了新旧社会结构要素的并存、矛盾、冲突，社会结构改革的非同步性、非同等程度，社会结构的不稳定性等所引发结构性社会问题，并认为这类结构性社会问题具有某些积极意义，由改革推动的社会结构转型的速度和成效，是决定转型时期结构性社会问题得以解决的特殊社会历史条件 ⁽²⁷⁾。

2.城乡社会结构研究

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是发展中国家较为普遍的一种社会现象，社会学界对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所具有的独特性进行了研究。20世纪中期，我国在户口管理、粮油供应、就业安置、社会保障等各方面实施城乡区别对待的政策的基础上，人口流动受到严格约束，城乡之间出现了一种分割状态，学者们称之为城乡二元社会格局或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状态的形成有其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同时又对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有重大的影响。80年代我国社会学界曾出现一种比较有影响的观点，对形成二元社会格局基础的各项具体制度持否定态度，但也有学者对此持不同看法。如李迎生认为，二元社会格局的长期凝化固然存在着各种弊端，严重阻碍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并出现了各种社会问题，这些已成为进行改革的客观依据。然而也应看到，这一格局在50年代开始形成，从“公平”、“正义”的观点来看，确实是很不合理的。从我国当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来看，是势所必然，别无选择的。应当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而不能用抽象的道德原则来评判客观的社会历史进程。城乡的对立和差别是历史上形成的;这种差别不可能仅凭善良的愿望在短期内消灭。这样观察和分析问题，才能说明中国为何会出现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格局 ⁽²⁸⁾。

3.利益结构及其制度体系

“九五”期间，从利益结构及其制度体系的视角展开的社会结构研究，在理论上形成了一定的突破。如李路路等从基本制度制约下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次级制度化结构(所有制、“身份制”、“单位制”和“行政制”)、国家与社会的高度同一性、地域差异和利益分割、经济结构和经济部门转换的影响等方面，分析了我国的社会结构及相应的利益结构的基础，这些制度性规定对人们社会地位的形成、社会资源的占有、利益的决定等有重要的影响。并指出，这提供了有关我国社会利益结构的两个分析维度:其一是深层制度化结构维度，在此基础上出现的次级制度化结构和相应的具体制度体系以及相应的社会分化和利益差别。其次是因地域差异而产生的资源占有差别和利益区分，制度性因素的力量在发展格局中起着更大的作用 ⁽²⁹⁾。这些分析推进了有关我国社会利益结构以及改革开放趋势的更深层次的认识和把握。李汉林等从单位组织中单位成员的满意度和相对剥夺感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单位组织的社会行为，认为人们对单位的满意度与他们在单位中的资源占有情况有密切的直接相关，满意度通过相对剥夺感影响到人们的依赖性行为，并从资源和交换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单位组织中的依赖性结构及其全面性、强制性和政治性特点，认为中国的单位组织并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社会组织 ⁽³⁰⁾。胡荣对社会单位作了深入探讨，认为社会单位指的是人与人之间在互动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的或为一定目的而建立的关系网络，社会群体、社会组织、国家、世界体系等这些大大小小的社会单位，其秩序都是建立在对资源的不平等分配的基础上的。并从社会单位形成过程、权力关系、基本类型、功能分化、经济组织和民间组织与政府的关系等，对社会单位及其理论作出了较系统的阐述 ⁽³¹⁾。

4.群体利益关系

从一定视角看，社会结构主要是一种社会资源、利益在不同群体和个人之间进行分配的稳定性模式。在九五时期，社会学对利益群体的研究突破了原有关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利益群体划分的模式，转而从改革过程中群体利益的损益、资源分配模式来分析社会结构的变迁。有学者认为，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中主要存在三种社会资源的分配关系，即权力授予关系、市场交换关系、社会关系网络(张宛丽) ⁽³²⁾。有学者指出，改革过程使绝大多数中国人获得了较大的社会利益，但不同人群获取的资源和利益有较大差别，形成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特定的社会结构，它由四个主要群体组成:特殊受益阶层、普通受益阶层、相对被剥夺阶层和绝对被剥夺者 ⁽³³⁾。持这种观点的人还进一步认为，目前剧烈的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稳定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尚未形成，所存在的社会结构关系主要是利益群体关系。

5.国家与社会关系

国家与社会是近年来各学科领域关注的热点，也是研究社会结构变迁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有学者指出，市民社会这个概念是从欧洲历史中借鉴来的，始终只是欧洲或西方社会的一个社会、政治概念，分析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结构性变动是不合适的，借鉴欧洲市民社会的发展，许多研究者在研究时往往预设了国家与社会之间一种两分的对立;即使能够在中国的土壤中培育出西方式的市民社会，其结果未必就是政治的民主化，而很可能是政府权威的削弱以及由此导致的许多问题(胡荣)。也有学者以“国家与市民社会”作为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探索市民社会概念复兴的深久原因，主张从中国的本土立场出发去丰富市民社会理念，在分析中国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中国自己的分析概念，进而建构起符合本国历史及现状的市民社会理论模式，并倡导通过对市民社会的重塑和捍卫来重构国家与社会间应有的良性关系(邓正来)。有学者指出了民族国家和各种国家体系的建构这一世界历史范围和近代社会发展的趋势性过程，对用“国家政权建设”作为影响乡村社会变迁的基本动因，以及基层社会的经验现象进行了研究，以明晰“国家政权建设”作为社会学研究中的知识前提可能发生的偏差和局限(张静)。还有学者从社会体制的基本因素，或从处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行动主体的关系等方面，运用了国家与社会的研究视角。人类学研究者对于国家与民间社会、地方社会和生活世界、乡村社会中的国家权力和国家象征系统等研究，也对社会学理论的国家与社会研究起了重要推动作用(王铭铭;罗红光;郭于华等) ⁽³⁴⁾。

(三)其他社会学理论研究

这一时期，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些专题方面，如社会信任、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等，也取得了一定进展。

1.社会信任理论

约上世纪中期，信任问题开始成为西方社会学中的一个专门研究题材，经过70、80年代的发展，至90年代形成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受此影响，约“九五”后期，社会信任成为中国社会学理论及经验研究的一个新题域。有学者对西方的信任研究、关于中国人人际信任的研究作了详细述评，指出不能把信任看作一个单方面的心理特质，而应看作一种人际关系，看作两人之间的互动过程，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中国人人际信任的特点、过程以及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³⁵⁾。有学者或通过问卷调查，或运用深度访谈方式，分析了中国企业组织中上对下信任关系和下对上信任关系的影响因素、中国人人与人之间信任建构的逻辑和机制等问题 ⁽³⁶⁾。也有学者对中、日、美三国公民的社会信任心理和行为进行了比较研究 ⁽³⁷⁾。或从发生学的角度对“信任是如何产生的”进行了研究，涉及人的本性、领地、亲族、共同体等问题 ⁽³⁸⁾。有学者指出，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信用经济，社会信任结构包括特殊主义的信任结构和普遍主义的信任结构两种基本类型;在我国，多种因素摧毁了原本很发达的特殊主义信任关系，横向信任关系趋于混乱，过分倚重纵向信任关系，社会信任结构呈现畸形化的状态。社会信任结构畸形化具有严重的经济后果 ⁽³⁹⁾。还有学者认为，维持机制是信任的“保障体系”，一个社会的普遍信任状况，与它的维持机制的效力相关;社会机制通过影响失信行为的成本(使之增加或减少收益)确保经济交易的秩序不受到损害，并建议作为维持信任的社会机制，制度约束的核心是将各类经济行动者放置在相互(权利)监督的关系中 ⁽⁴⁰⁾。

2.社会资本理论

社会资本理论也是约“九五”后期引介到我国的一种新理论。赵延东、风笑天、杨雪冬、李惠斌等学者对该理论的主要观点、历史和应用做了介绍和评论，认为它在解释中国社会方面是一种很有潜力的理论。学者们在研究还认为，从表述形式上来看，社会资本不过是在“资本”的前面加了“社会”这样的限定词，依然是资本的一类。但“社会”这个限定词突出了社会资本产生、体现以及作用的社会性特征和非物质性;社会资本在中国问题研究中富有价值(杨雪冬)。“社会资本”在对私营企业家进入私营经济领域、获得资源和私营企业的发展等方面都有重要作用。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一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地位，二是私营企业家所拥有社会资本的重要渠道作用，三是社会文化传统和原有社会结构体系的深厚土壤(李路路)。其他研究如运用普特纳姆的社会资本理论对广州的社会团体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陈健民、丘海雄)，对嵌入性与关系合同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探讨并以中国乡镇企业组织为例对之进行检验(刘世定)，用“关系资本”概念对北京的包工头进行了实证研究(彭庆恩)，对“社会资本”概念及理论的系统研究(张其仔)，等等 ⁽⁴¹⁾。

3.社会网络理论

“九五”期间国内学者开始介绍并应用这一理论，探讨微观社会结构的建构过程以及制度层面的社会结构与社会行动之间的关系。如肖鸿、方壮志等对西方社会网研究的形成和发展、基本原则、主要理论、研究方法和经典的实证研究发现作了系统的介绍，并简要评述了社会网研究的主要贡献和局限，以及对中国社会学发展的意义。张宛丽在文献综合的基础上的分析将社会网理论与社会分层理论结合起来，考察了非制度因素(社会关系网络)在中国社会群体成员地位获得中具有的独特功能。李培林将社会网络理论与社会流动相联系，研究网络资本对农民工流动的影响 ⁽⁴²⁾。

从社会网络的研究视角进行本土社会的经验研究的成果颇丰，如张其仔通过福建个案研究对西方社会网理论进行检验和修正，提出了IS-TS模型 ⁽⁴³⁾。邱泽奇从工厂化和网络化的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入手，揭示了组织和网络研究的重要意义，并系统论述了组织理论的演化与面临的理论困境 ⁽⁴⁴⁾。徐安琪对上海市的家庭网络的现状和变迁特点进行了研究 ⁽⁴⁵⁾，张文宏等对天津市市民和农民的社会支持网的比较研究 ⁽⁴⁶⁾，邱海雄等对政府、企业、街道组织及非正式社会网络从一元到多元的趋势研究 ⁽⁴⁷⁾，刘精明等对北京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的类型特点及其与英国利物浦相应群体的对比研究 ⁽⁴⁸⁾，唐钧等对上海城市贫困家庭的社会支持网做了研究 ⁽⁴⁹⁾。胡荣根据1999年在厦门市进行的就业调查资料，从性别、年龄、收入、单位所有制、单位主管部门、文化程度、个人政治面目等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标志作为自变量进行分析，对社会经济地位与个人网络资源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⁵⁰⁾10。

4.生命历程理论

这方面研究如对生命历程研究的历史发展、分析范式、理论应用等，及该领域的“事件史分析”方法的综述和介绍(李强等);“文革事件”对入学、升学模式的影响(刘精明)，改革的阶段性效应与跨体制职业流动之间的关系的实证研究(郑路) ⁽⁵¹⁾11。

本世纪以来，社会信任、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研究在组织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城市社会学、农村社会学、社区、经济社会学等继续得到发展。因篇幅所限不再一一展开 ⁽⁵²⁾。

(四)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与构建

社会学恢复重建至上世纪末，我国社会学理论研究显示出双向同步进取的态势。一方面，在基础理论研究进行的同时，其他专题研究也在展开并不断扩大范域;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系统的追求日益强烈，培育起了构建宏观理论这一长期的发展趋势，并逐渐扩及对更为具体的层面和领域的理论研究。这一时期，后一种理论态势在推进中形成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和“学科本土论”三个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

1.社会运行研究与“社会运行论”

(1)关于“社会运行”的研究

1985年7月29日，自郑杭生首次提出“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运行和社会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特别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 ⁽⁵³⁾，开创了中国社会学理论对“社会运行”进行研究的先河，也开辟了中国理论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论域。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对这一领域的探讨成为社会学界的热点之一。

在社会运行题材的引领下形成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如郑杭生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社会学对象问题的研究、社会学定义的阐述 ⁽⁵⁴⁾，对社会运行和发展的三种类型的分析 ⁽⁵⁵⁾，郑杭生、李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变迁的研究 ⁽⁵⁶⁾、对区分社会运行类型的主要原则的阐述 ⁽⁵⁷⁾，郑杭生、郭星华对社会运行五大机制的系统研究 ⁽⁵⁸⁾，郑杭生、李强、李路路对社会指标理论的研究 ⁽⁵⁹⁾。以及陆震、于真、严家明、蒋影明、林坚的社会运行机制的研究，董驹翔、薛春波对社会运行的分析 ⁽⁶⁰⁾。不少专著或教科书也在不同程度上涉及有关社会运行问题，如宋林飞的《现代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于真、严家明的《社会主义社会学原理》(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等书探讨了社会运行的机制问题;郑杭生主编的《社会学概论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初版，1994年该书修订后定名为《社会学概论新修》出版)及董驹翔主编的《社会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等则以“社会运行”的思想作为贯穿全书的主线。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研究推动了社会学的大众化，“运行机制”、“协调发展”、“良性运行”等术语经常出现于各类传媒上，逐渐成为了一种大众用语。

(2)关于“社会运行论”

从80年代中期开始及其后约10余年间，郑杭生率领其学术团队经过不懈努力，在“社会运行”研究中形成了“社会运行论”。这一理论是我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初期出现的第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有学者称为“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由中国社会学家自觉提出来的最早的一个系统化的社会学理论体系” ⁽⁶¹⁾。“社会运行论”的主要内容可概括如下。

一是社会运行与社会学研究对象。社会运行论主张，社会学就是一门关于社会运行和发展，特别是社会如何达到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之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社会运行论”是一条能够贯通中外社会学史、中国社会思想史的一根主导线索。作为有中国特色的一个社会学理论，“社会运行论”也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现实社会运行密切相关，能够有效地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改革开放服务 ⁽⁶²⁾。

二是社会运行和发展的类型。社会的运行和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良性运行、中性运行和恶性运行，协调发展、模糊发展和畸形发展。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不同于中性运行和模糊发展，更与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相对立。而社会的中性运行又跟恶性运行有本质的差别 ⁽⁶³⁾。

三是社会运行类型的区分标准。“社会运行论”将区分社会运行类型的标准具体化，归结为三个主要原则，即综合性原则、协调性原则和满足需要的原则 ⁽⁶⁴⁾。

四是社会运行的机制。“社会运行论”系统地阐述了社会运行的机制。“社会运行论”主张，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协调发展的机制，并不排斥对社会中性运行或恶性运行状态的研究;恰恰相反，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协调发展的机制，正是为了消除社会的中性运行、避免社会的恶性运行。社会运行机制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并将其分为动力、整合、激励、控制、保障等五个二级机制，分析了五大机制的内涵、相互关系，以及与社会运行三种类型的关系，等 ⁽⁶⁵⁾。

五是社会指标理论及应用研究。这一研究为社会运行的三种状况(良性运行、中性运行和恶性运行)指标化，提供了理论基础，并对社会指标的类型、社会指标研究在我国的社会报告、社会运行、社会决策、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中的应用作了探索和研究，形成了“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 ⁽⁶⁶⁾。

六是社会学史和社会思想史研究。以“社会运行论”的观点为主导线索编写而成的《中国社会学史新编》 ⁽⁶⁷⁾，是高等教育出版社“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得到了广泛采用。

2.社会转型研究与“社会转型论”

(1)关于“社会转型”研究

从文献来看，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转型”这一术语出现于我国社会学界。如郑杭生的《社会学研究对象问题新探》(1987)一书中，在“旧中国两大分支社会学在新中国的‘转型’问题”的标题下，“转型”一词出现了9处。作者认为，中国社会学的两个传统面临不同的转型的问题:对于受西方影响的学院派社会学，要从维护旧社会转变为维护新社会;对于马克思主义派社会学，要从主要推翻旧社会转到维护新社会，即从革命批判性形态转到维护建设性形态 ⁽⁶⁸⁾。“社会转型”概念在我国始见于1980年代末，代表性作品如郑杭生的《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成长中的中国社会学》、《要研究转型中的中国社会》(1989)及《要研究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成长中的中国社会学》(1989)等文。作者这些文章中明确提出和运用了“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转型社会”、“社会转型”等概念，尝试通过这些概念从社会学理论上来概括中国内地社会的巨大变化 ⁽⁶⁹⁾。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成长中的中国社会学》一文看，第一个标题是“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作者指出:“研究这个转型过程，回答转型过程面临的种种课题，不仅是中国社会学义不容辞的任务，而且也是它安身立命的根基。可以说，对中国社会的‘转型’认识得越深入、越全面，中国社会学的成长也就越扎实、越迅速，而成长了的社会学又转过来推动转型过程比较顺利、比较健康地进行。” ⁽⁷⁰⁾并指出:“中国社会学必须植根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才有可能具有中国特色。能否从自己特有的角度如实地反映和理论地再现这个转型过程的主要方面，是中国社会学是否成熟的标志。中国社会学离开转型社会的实际，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⁷¹⁾但本世纪初以来有学者撰文说，社会转型问题在国内是1992年才提出来的 ⁽⁷²⁾。关于社会转型在国内研究的起始时间，还可看到其他更多的说法，认为是在1992年或之后 ⁽⁷³⁾。但以文献的事实时间为据，社会转型研究还可追溯到1989年，如郑杭生的上述多篇学术论文。

经过多年发展，“社会转型”成为中国社会学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框架性范式，这一领域的研究所涉及的主要方面有:关于中国社会转型的特点，陆学艺、李培林认为是一种整体和全面的社会类型过渡，具有过渡性、双向运动、非平衡性 ⁽⁷⁴⁾。关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分期，郑杭生分析了中国社会转型的三个阶段及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的四个特征和一个关键。关于中国社会转型的核心内容，陆学艺、李培林认为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 ⁽⁷⁵⁾，郑杭生认为“当我们说‘社会转型’时，着重强调的是社会结构的转型” ⁽⁷⁶⁾。关于中国社会结构转型，李路路等从理论的角度对中国社会结构转型进行了思考，认为当代中国改革在一定意义上即是不断调整和更新原有的社会结构体系 ⁽⁷⁷⁾;李培林认为社会结构转型具有既不同于市场调节又不同于国家干预，通过家庭、企业组织、社会潜网等基本结构要素对资源配置形成影响 ⁽⁷⁸⁾10;张宛丽分析了中国现阶段社会结构转型中主要存在三种资源的分配关系(即权力授予关系，市场交换关系和社会关系网络) ⁽⁷⁹⁾11;王汉生等指出中国社会结构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变迁，对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作了总体描述和概括分析 ⁽⁸⁰⁾12;郑杭生、洪大用从身份体制、资源配置方式、国家与社会关系分析了中国社会结构出现的变化 ⁽⁸¹⁾13。关于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趋势，陆学艺对21世纪上半叶我国的人口、家庭、就业、阶层、城乡、区域、消费、组织及文化结构等各方面的变化进行了预测性分析 ⁽⁸²⁾14;李强中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分层结构演变的几个特点，考察了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及趋势 ⁽⁸³⁾15。其他如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发展过程，社会结构重构与个人社会定位的思考，“社会双重转型论” ，等等 ⁽⁸⁴⁾。其他学者亦有大量研究，因本章篇幅所限在此恕不一一赘述。

(2)关于“社会转型论”

“社会转型论”是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后期，郑杭生及其学术群体在通过对“社会转型”的系统研究，所形成的另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社会转型的含义。“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是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正如传统社会或传统型社会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一样，现代社会或现代型社会，也是如此，例如，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就是不同的发展阶段。“社会转型”着重强调的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转型”和“社会现代化”是重合的，几乎是同义的。那种将社会转型曲解为社会主义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变”的看法是错误的。

二是社会转型效应。中国社会正处在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这是社会转型论的一个基本判断。“转型”也和人口等因素一样，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之一。当前中国的各种现象无不带有转型的特点，社会成员也无不这样那样、自觉不自觉地受到转型的影响和制约。如果说，人口等因素是“硬基本国情”，那么，社会转型则是“软基本国情”。后来“社会转型论”把这种影响和制约概括为“社会转型效应”，并对转型效应及其主要表现进行了分析和论证 ⁽⁸⁵⁾。

三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特点的研究视角。“社会转型论”将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的特点提升到的理论高度，提出了“社会转型度” ⁽⁸⁶⁾和“社会转型势” ⁽⁸⁷⁾两个概念，作为衡量中国社会现代化程度和能力的重要范畴。社会转型度作为一级概念，区分为速度、广度、深度、难度和向度五个次级概念，是从整体上衡量中国社会转型快慢的概念。社会转型势是对社会转型度更深一步的研究，重在探测转型度的成因。是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一个社会或社区转型能力、转型趋势不平衡的概念工具，可以把中国社会划分为优势级、中势级、弱势级等三级不同的转型地区。与社会转型势相关提出的概念还有:转型域、转型势的势位、势级、势极。根据郑杭生的观点，对一个国家、地区或一个社会、社区的从传统到现代过渡的社会转型研究，总是围绕两个基本方面即社会转型的度和势展开的。离开这两个方面，任何社会转型的实证研究都无以立足 ⁽⁸⁸⁾。

四是转型度与转型阶段分析。转型度也是一个涉及历史过程的概念，具体的转型度反映了社会转型的阶段性。转型度与转型阶段的综合分析，可以刻画我国各时期社会转型的概貌 ⁽⁸⁹⁾。

中国社会转型度在不同时期的表现

五是社会转型与新型现代化。“社会转型论”主张“开发传统，服务现代” ⁽⁹⁰⁾，倡导正确处理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的关系，而不是像20世纪60年代旧的现代化理论那样，把传统和现代这两者简单割裂开来、截然对立起来，认为传统和现代之间有一个“断裂带”。“社会转型论”的观点是，传统和现代这两者除了有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一面，还有相互依存、相互吸收的一面。传统一种可资利用的资源，成为促进现代化的深层因素。在此意义上，“社会转型论”也是一种主张传统和现代又对立又统一的新型现代化理论 ⁽⁹¹⁾。

3.社会学本土化研究与“学科本土论”

(1)关于社会学本土化研究

社会学本土化或称社会学中国化，反映了9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学自主意识的不断增强。这一领域的研究形成了一些学术价值较高的论文和专著，从研究内容看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学本土化的必要性。社会学源自西方，回答和解决西方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的问题是其兴起的历史理由，也是其存在的现实依据。这决定了面对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环境，社会学势必会经历学科的本土化过程。关于社会学本土化或中国化问题，有学者从历史必然性、学科必然性、理论与方法必然性等三个方面给予了详细论述(胡联合)。也有学者认为，如果从韦伯的理想型来分析，社会学不存在中国化的问题;如果从库恩的范式角度来分析，社会学则存在中国化问题(程建平)。也有学者从中国社会学发展过程以及中国社会学各学派及代表人物的本土化实践与贡献，展现了社会学本土化的趋势与规律，这些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980年代中期(郑杭生等) ⁽⁹²⁾。

第二，社会学本土化的内涵。张明提出，“是社会学的理论、观点与特定国家的文化传统相融合的过程，其成功的标志就是带有特定文化特征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形成。” ⁽⁹³⁾金耀基主张，中国内地的社会学的一直受到欧美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近来的本土化努力，反映了一种文化认同的自觉 ⁽⁹⁴⁾。杨中芳认为，是指研究者在做研究时思考问题的本土化，亦即指研究者逐渐把自己文化传统放在思考现代中国人的社会心理现象及行为之框架之中的过程 ⁽⁹⁵⁾。郑杭生、王万俊认为，社会学本土化是一种使外来社会学的合理成分与本土社会的实际相结合，增进社会学对本土社会的认识和在本土社会的应用，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学术活动和学术取向 ⁽⁹⁶⁾。

第三，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过程。郑杭生总结了中国社会学百年轨迹，认为，从1903年严复的《群学肄言》出版至世纪末的中国社会学百年，可以分为两大时期，即以新中国建立为界，前一段近50年的中国早期社会学和后一段50年的中国当代社会学。在百年历史的曲折道路中，中国社会学无时无刻、自觉不自觉地在处理着与中国社会现实，与中国学术传统特别是中国历来的社会思想、与外国社会学和社会思想的关系，正是在此过程中实现了并且还在实现着自己的创新作用和中国特色。并将中国社会学百年的发展轨迹简明地概括为立足现实，弘扬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 ⁽⁹⁷⁾。李培林论述了中国社会学引入阶段的学术实践，从学科史的角度反思了社会学与中国的社会思想、制度变迁以及社会生活之间的互动 ⁽⁹⁸⁾。杨雅彬通过近代中国社会学的大量历史资料，从社会学传入中国直到“中国学派”的繁荣时期，再现了中国社会学50年的学术求索 ⁽⁹⁹⁾。

第四，本土化与国际化、全球化、西方化和现代化的关系。杨中芳指出，本土化与全球化、现代化这两个探讨实质社会变迁的概念不属于同一层次，因此不可混为一谈，也无所谓相互排斥的问题 ⁽¹⁰⁰⁾。郑杭生认为，社会学本土化并不是学术上的排外主义和相对主义，社会学本土化与社会学国际化之间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冲突，两者的关系事实上是相容的和彼此互补的。要通过社会学者们的跨国性学术交流和学术合作等社会学国际化活动，批判地吸收和借鉴外来社会学的合理成分;交流活动中取得平等地与人进行学术交流的资格、获得其他国家社会学者的认可和承认，既具有科学性的又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成果。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们的社会学只有真正本土化了，才有可能真正国际化” ⁽¹⁰¹⁾。并认为，在社会学史上，本土化、西方化、国际化和全球化是四种既相互区别又彼此关联的变迁趋势。社会学西方化有着多种表现形式，它与社会学本土化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别。社会学国际化与社会学本土化彼此是相容的，但目前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化进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社会学全球化具有多重含义，它与社会学本土化的关系须分层次进行具体分析 ⁽¹⁰²⁾。

第五，社会学本土化的任务和目标。程建平认为，社会学中国化必须加强理论研究，加强学术团体的力量，选择中国社会中某些方面作为研究的核心和主体 ⁽¹⁰³⁾。张明认为，社会学中国化的主要任务是:第一，面向社会，突出服务性。第二，关注市场，强调应用性。第三，理论创新，提高学术性 ⁽¹⁰⁴⁾。郭彩琴认为，社会学本土化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明白中国社会学的性质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二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讲求社会学的应用性;三是提高研究者本身的素质;四是充分发挥高校的作用 ⁽¹⁰⁵⁾。杨中芳提出了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若干具体研究课题 ⁽¹⁰⁶⁾，亦有学者对西方的信任理论和概念工具做了中国化的尝试(杨中芳、彭泗清) ⁽¹⁰⁷⁾。郑杭生等认为，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必须坚持“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外国，创造特色”的方针，必须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社会学本土化的目标，就是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能够正确地描述和解释中国社会现实，预测社会发展的前景，从而指导社会的发展;其最终表现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形成 ⁽¹⁰⁸⁾10。

(2)关于“学科本土论”

“学科本土论”也称“社会学本土化理论”，是20世纪末郑杭生等通过对社会学本土化和中国化的系统研究形成的一个理论。其代表作《20世纪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的一个明显特点，是论与史的一体性。研究者以这种方式将自己的理论体系融合在对以往社会学史的过程与结构的回观之中，在理论的逻辑中再现世界和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历程，在历史的时空下展开社会学本土化的理论系统 ⁽¹⁰⁹⁾11。这在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尚不多见。这种研究方式使得“学科本土论”的内容十分丰富。

一是社会学本土化研究视角。这又包含两个方面:世界性的比较研究视角和探究性的理论研究视角。前者通过开阔的历史进程，刻画社会学本土化运动从地区性的学术运动逐步扩展成为一场世界性的学术运动，此一过程使社会学超越了最初的地缘狭隘性，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学术和学科现象。后者以深度的理论研究，探究社会学本土化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包括社会学本土化的由来和界说，社会学本土化的类型和特征，以及社会学本土化与社会学西方化、国际化、全球化的关系等。在具体的研究中，社会学本土化的开阔历史进程与深度理论探究，始终是相互结合的。这一研究视角展示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前景，和“建构本土特色”与“超越本土特色”的道路 ⁽¹¹⁰⁾。

二是社会学本土化的内涵和目的。“学科本土论”认为，社会学本土化是一种使外来社会学的合理成分与本土社会的实际相结合，增进社会学对本土社会的认识和在本土社会的应用，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学术活动和学术取向。社会学本土化基本目的概括地说有四:增进社会学对本土社会的认识，增进社会学在本土社会的应用，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方法，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在这方面，“学科本土论”特别强调社会学研究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 ⁽¹¹¹⁾。

三是社会学本土化的主要类型和特征。根据社会学本土化的展开方式，社会学本土化可分为“运动型”和“非运动型”两类。据社会学本土化的发生地，可将社会学本土化划分为中国化、拉美化、印度化、菲律宾化、加拿大化、日本化、美国化等等。据社会学本土化成果的形态，可大体将社会学本土化划分为理论问题研究型、本土社会认识型、本土社会问题解决型以及修正—创新型四大类型。社会学本土化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起点上的反思性，功能上的整合性，内容上的多方面性，空间上的世界性。

四是社会学本土化与社会学西方化、国际化、全球化的关系。“学科本土论”的基本分析是，社会学本土化与社会学西方化、国际化、全球化之间，既相互区别，又彼此关联。社会学西方化本质上是西方尤其欧美诸国的制度和文化等因素在非西方社会的扩张或扩展，社会学本土化则是“把外来社会学(含西方社会学)的合理成分与本土社会的实际的结合”，在一定意义上，社会学西方化是非西方国家的社会学本土化运动所以得以兴起的原因之一。社会学国际化是社会学跨国合作、跨国交流日益发展、成为一种超出本国范围的国际现象的趋向，社会学本土化的实现离不开社会学国际化这一途径，社会学国际化也必须以具有科学性和本土特色的社会学成果作为支撑，所以，社会学没有国际化就谈不上本土化，社会学只有真正的本土化也才有真正的国际化。社会学全球化具有多种含义，故它与社会学本土化的关系难以笼统地做出判定，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五是社会学本土化理论与现代化理论。社会学本土化是不同国家或民族的合理思想和优秀文化的汇聚、传统与现代因素的互动的产物，这种世界性的互动旅程形成了纷繁多样、形质各异的本土社会学，使社会学完全超越了最初的欧洲渊源和意涵，成为一种真正的全球性文化和学术现象。因此，“学科本土论”贯穿了新型现代化理论的基本逻辑，“不像60年代旧的现代化理论那样，把传统和现代这两者截然对立起来”，“主张传统和现代既对立又统一”，“传统和现代这两者除了有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一面，事实上还有相互依存、相互吸收的一面”。事实上，传统因素可以转化为促进现代化的深层因素 ⁽¹¹²⁾。

六是社会学本土化的性状与过程。“学科本土论”将之概括为:第一，社会学本土化是从“地区性到世界性”的、以世界各国为“化域”的拓展过程，“地区性”和“世界性”分别标示了社会学本土化的两个重要发展阶段。第二，社会学本土化是“外来社会学与本土社会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没有外来社会学与本土社会实际的结合就没有社会学本土化。第三，社会学本土化是“学科和现实”密切联系的积极建构过程，这一过程孕育了真正具有本土内涵的社会学理论流派。第四，社会学本土化是非均衡的发展过程，社会学也因此具有自身的多样性，以及各国社会学的彼此包容、传承与互动的学科资质。

七是社会学本土化与社会学世界格局。“学科本土论”揭示了社会学世界格局的形成:社会学本土化最初在欧洲诸国推进，欧美社会学的强势和主流地位得以形成;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学本土化运动再趋强劲，推动了非欧美社会学的学科个性日渐成熟。社会学本土化的这种双向过程促成了两大基本结构要素的分化，社会学世界格局最终成型。社会学世界格局的观点拓宽了社会学本土化的意义空间，凸现了社会学本土化的世界性互动、全球传播与积累的本质特征，以及各国社会学发展所具有的总体性意义，进一步展示了社会学的本土性—地区性—世界性以及社会学的本土化—国际化—全球化并非欧美社会学所独有的发展现象，而是对各国社会学都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过程，从而更深入地揭示了社会学本土化的内涵和实质，以及世界社会学的更加多样化和多元化的深邃前景。

八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历史轨迹。从1903年严复的《群学肄言》出版至世纪末的中国社会学百年，可以分为两大时期，即以新中国建立为界，前一段近50年的中国早期社会学和后一段50年的中国当代社会学。世界社会学两大传统，在中国早期近50年中，表现为作为主流或“正宗”的学院派社会学和非主流或非正宗的马克思主义派社会学，其中学院派社会学主要分为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主要代表的乡村建设学派，以孙本文为集大成者的综合学派，以吴文藻、费孝通等为主要代表的社区学派;在后一段50年中，社会学不幸被取消近30年，两大传统至少在名义上都不复存在。在1979年恢复与重建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学，成为中国社会学的主流。中国社会学百年的发展轨迹，可以简明地概括为四句话，这就是立足现实，弘扬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社会学本土化是中国社会学百年的优良传统之一，中国社会学界的前辈们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功不可没。

九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未来趋势。“学科本土论”的分析说明，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建构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过程的主题，本土化—国际化—全球化是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大趋势。中国特色社会学要发展，中国社会学要走出本土、迈进国际学术空间，首先必须在眼界上超越本土，着眼于国际社会发展的实践与趋势，锤炼自身的理论与方法资质，以加快走向国际化、全球化的步伐。为此，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应当是“建构本土特色”与“超越本土特色”相结合的道路，而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构建则为重中之重。

十是社会学中国化顺利推进的条件和机制。增强主体意识、弱化“边陲思维”，这是社会学中国化顺利推进的前提条件。那种对本国社会学及其历史采取看不起甚至虚无主义态度是主体意识的丧失，把对欧美社会学照抄照搬、亦步亦趋当成站在学术前沿是“边陲思维”的表现，都是与社会学中国化趋向相悖的。形成真正的社会学中国学派是社会学中国化顺利推进的有效机制。中国社会学早期历史的说明，真正的中国学派的形成既是社会学中国化的结果，也是社会学中国化得以持续发展的载体。

二、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发展

本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主要有三个大的方面:前一时期题材在本世纪初的延伸，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探索对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推进，以及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的新进展。

(一)前一时期题材在本世纪初的延伸

20世纪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一些理论热点在新世纪最初几年继续延伸，如社会学研究对象、社会学基本问题、社会学学科规范、社会学危机等。

1.社会学研究对象

在这方面，有学者主张，“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 ⁽¹¹³⁾。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社会学是研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并以此为基础建构自己的社会学理论 ⁽¹¹⁴⁾。也有学者指出，给社会学下定义要分清社会学学科的层次结构，并分析了学科的“元问题”、“本问题”和分问题三个层面，给社会学的定义应当处在第二个层面。社会学当然要研究“社会行为和制度文化”，但这属于第三个层面的问题;所以仍要回答:社会学研究“社会行为和制度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的特殊视角是什么，要揭示其中何种特殊的规律性。因此，社会行为和制度文化只有与特殊的视角和规律性相联系时，例如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视角和规律性相联系时，它们才是社会学研究的东西 ⁽¹¹⁵⁾。并认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作为社会学基本问题处于学科的第一个层面，社会学基本问题不同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直接用社会学基本问题给社会学下定义，混淆了社会学学科不同层次 ⁽¹¹⁶⁾。只有处在第二层次给社会学下定义，才能满足一个合适的社会学定义至少应当达到的四个方面的要求:(1)能够较为合适地规定社会学的本质属性;(2)能够通过它把社会学与社会哲学的联系和区别表现出来;(3)能够通过它把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联系和区别表现出来;(4)能够通过它把社会学的各个范畴“统”起来。而社会学是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这一定义，较好地满足了这些要求 ⁽¹¹⁷⁾。

2.社会学基本问题

关于社会学基本问题，谭明方认为，“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是一个社会哲学问题，而不只是社会学一个学科的问题 ⁽¹¹⁸⁾，并主张以“行动者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社会共同体的存在与作用的关系”来表述社会学基本问题 ⁽¹¹⁹⁾。郑杭生认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抽象性，正体现了它的基本性，能“在更高层次上贯穿社会学全部内容”。并指出，用自己理解的社会学基本问题来代替作为社会学基本问题的“个人与社会关系”，是缺乏充足理由的 ⁽¹²⁰⁾。

杨心恒、刘豪兴、周运清的看法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分析这个问题应遵守认识论、逻辑学和辩证法一致性原则。角色人格体系是社会的第一个体系，价值规范体系是社会的第二个体系，权力制度体系是社会的第三个体系。指出“这个理论可名之曰‘角色—制度理论’ ” ⁽¹²¹⁾。

2001年，郑杭生主持的“中国社会转型期个人与社会关系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为“十五”期间社会学重点研究项目。这些学术讨论预示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的研究酝酿着重大进展。

3.学科规范研究

90年代中期，在中国社会学已经一定积累的基础上，社会学界开始对社会学自身进行回顾和反思，其中之一是关于社会学学科规范问题。费孝通先生倡导的学科建设思想，社会学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它最根本的任务是要解决一个生在社会里的人，怎样学会做人的问题。中国社会学由于“出身不正”、“先天不足”，屡遭批判又长期中断，造成社会上对这个学科有所误解或存在偏见，使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比其他学科更为艰难。当前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培养新一代社会学者”，“关键在于怎样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中国实际”，其次是要“用切实从中国社会中观察到的事实和实践经验来充实学科的内容，以真正地提高社会学的理论和应用水平”，实现“社会学中国化”的目标。在学术建设中，仍需防范“庸俗化”和“中心外倾”倾向。我们必须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来对待，明确社会调查和社会学调查的区别。在引进外国理论和概念时，警惕“食洋不化”的现象 ⁽¹²²⁾。

此外，90年代中期，古迎春提出了“泛社会学主义”的观点，认为在强化“学术意识”或“学科意识”的同时，要注意方向问题:一是要面向中国社会的现实，不能囿于概念;二是要防止“学术殖民主义”;三是要有利于科研生产力的开发 ⁽¹²³⁾。同期，蒋影明对中国社会学存在的问题有如下看法:中国社会学受到课题难度加大和本身后劲不足的“两难牵制”，使得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应用价值和发展前景处于一种模糊和混沌的灰色之中，迫使人们对社会学的出路进行“双重寻找”。今后中国社会学的最高课题是“社会演变的跟踪测量和超前模拟。” ⁽¹²⁴⁾

中国社会学会1997年学术年会提出，中国社会学必须进行规范化的学术建设;对于社会学来说，前18年的学科建设是解决这个学科的地位问题;今后着重要解决的是学科建设的质量问题，以及它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定位问题 ⁽¹²⁵⁾。《社会学研究》编辑部指出，社会学研究“尽管数目可观，但缺乏严格的概念体系的支撑，流于素材的白描和临摹的现象较为严重” ⁽¹²⁶⁾。陆学艺等认为，应当区分学术建设和学科建设，学术建设只是学科建设的一部分。学术建设主要是加强“学术意识”，“学术意识”是学术建设的“灵魂” ⁽¹²⁷⁾。关于进行学科建设或学术建设的方针，郑杭生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的主张，并从中国社会学发展的百年轨迹中总结出“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外国、创造特色”的方针 ⁽¹²⁸⁾。关于怎样进行学科建设或学术建设，陆学艺、景天魁等将学术建设概括为“(1)强化学术意识;(2)树立问题意识;(3)健全学术规范;(4)承续学术传统;(5)开展学术对话”等 ⁽¹²⁹⁾，概括为科研层面和管理层面两个方面 ⁽¹³⁰⁾。还有学者从教材建设、审稿制度、学术批评等角度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¹³¹⁾。对于什么样的研究才算是规范的社会学的研究，什么样的成果才算是社会学成果，有人认为，“学科视角、概念语言和学术定位，是社会学的学术意识的几个基本要素。自觉地意识到这些要素，运用它们，遵循它们，在它们的引导下从事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才能被称作为社会学的成果。” ⁽¹³²⁾

1999年正值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20周年，中国社会学学术年会在武汉举行，学术规范和学科建设成为了这次年会的一个热点论题，学者们的讨论涉及了社会学理论领域的一些重要问题。如罗教讲认为，所谓学术规范，“就是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它是划分学科的“根本标准”，而研究对象只是“初级标准”。并认为，当今社会学的主流学术规范仍然是当年孔德提出的社会整体思维范式与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只是今天的学术规范内容更加丰富、方法和手段更加复杂和先进。他的观点是，由于以前中国社会学忽视学术规范建设而汲汲于研究对象的讨论，使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走了弯路，至今与西方社会学仍有很大差距 ⁽¹³³⁾10。对此，郑杭生指出，不能将学科的“研究领域”与学科的“研究对象”完全等同起来，也不能把学术规范与研究对象截然割裂。学术规范有不同的层次，相应的也有不同层次的理论问题。我们在讨论学术规范时，应该弄清讨论的是哪一层次的学术规范。因而，学术规范不是社会学学科的本质规定，不足以作为划分学科的标准。事实上，一个学科的研究对象作为该学科的本质规定，同时也是该学科的根本规范。将中国社会学的“弯路”归罪于研究对象讨论明显地表露出以西方为中心的“中心—边陲”思维方式 ⁽¹³⁴⁾11。

4.关于“价值中立”讨论的继续

此一时期，这一题材不仅受到社会学研究者的重视，而且在哲学、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政治学、法律、犯罪学等领域也得到广泛关注。随着“价值中立”在国外的影响力大为削弱，其在国内曾导致的片面盲从也出现了退潮。有学者指出了一种趋势:事实上，近20年来，从事社会科学理论或哲学研究的学者，很少会再认同实证论的观点了。社会研究必然会有价值介入这个论点几乎成为他们的共识 ⁽¹³⁵⁾。

学者们认为，把“价值中立”作为一种研究立场的主张，在韦伯时代是有意义的;但对其论证逻辑和实际操作的困难进行剖析，在现代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在社会科学走向繁荣的中国，再谈“价值中立”已是不可取了(郭星华)。价值中立是一个见仁见智有价值的话题。尽管“价值中立”具有局部的合理性，在崇尚科学的今天应该审慎对待(成元君)。社会科学具有主观性的外观，有着历史的殊异性，这使得社会科学研究带有价值关联性。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才能真正坚持价值中立性(肖昭理)。古典学术自由理念建基在三大理论支点之上，即“意见自由市场”、“价值中立”及“学者是真理的代言人”。但这三大理论预设本身难以自洽，故把学术自由作为一项绝对权利，排斥任何形式的社会干预的观点是有缺陷的(郑红娥、周光礼)。韦伯汲取了新康德主义者价值关联的思想，其方法论原则是一种价值关联的价值中立，因其方法论原则具有的矛盾、暧昧，导致了他对社会知识客观性的追求的乌托邦性质(尹保华)。何为价值价值就是人们心目中美好的，积极的东西，它包含着判断是非、善恶、高低、美丑的标准。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价值是道德行为的规范，是制定法律的基础，是社会凝聚的中心。对于个人来说，价值是人生意义、立身之本，也是其知识、能力、品行等各方面的综合表现。可以说，凡是人就必有他的价值观(钱满素)。社会科学研究应奉行有限度的价值中立原则，以保证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讨论价值中立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限度，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周晓虹)。片面强调价值的中立性会损害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和价值性。“意识形态”对这一理论的实质“僭越”表明，价值的中立性与非中立性必然会统一到社会科学的研究中(王海燕、尹冬波) ⁽¹³⁶⁾。

5.社会行动研究

社会行动是社会学理论中的一个较高层次题材。有学者从较为广阔的学术视野中讨论社会行动问题，通过哲学和其他相近学科的研究，讨论社会行动在不同符号系统中的不同解释，揭示了从个人与社会的不同视角对社会行动的多样界定(吕炳强)。有学者以社会学、经济学或经济社会学的视角，讨论了更具体的社会行动——理性选择问题，从理性选择理论的历史演化和流派分歧入手，揭示了理性选择理论面临的挑战及其局限性，论述了社会学开展理性选择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李培林)。或对新古典经济学理性概念的缺欠及其理性选择理论的无限度扩张进行批判，对并非以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习俗与信任在人的选择行为中的作用给予探讨(郑也夫)。也有学者根据中国文化传统对中国人行为方式的影响和一般社会成员日常选择行为的特点，提出了感性选择概念，并结合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人们选择行为的变迁论述了感性选择的特征与形式(刘少杰)。有学者从社会结构和行动者之间关系的角度，从中国社会现实出发，指出中国日常社会的真实建构是行动者同社会结构相权宜的结果，中国人所讲究的“关系、面子、人情”等则是获得这一结果的具体途径，认为通过“个人地位”这一概念可以形成一个解释中国日常真实社会建构的框架(翟学伟)。有的学者通过对涂尔干的“失范”的重新研究，探讨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失范具有怎样的构成机制，究竟具有怎样的消解和建构作用，认为这些问题不仅是正在面临和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而且可能从经典理论中发展出一种失范学说(渠敬东)。也有学者通过现代性的研究视角，发掘了理论社会学中经典题材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具有的经久不衰的意义。“社会行动与社会秩序和结构的同构互生”的主题内容，从一个重要的学理维度——这两个侧面的相互溶渗、彼此建塑和同构互生——来解释和分析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的经验现实，把当今的一些热点问题提升到社会学基本理论的高度，在更高的层面上推进社会学的思考和分析(杨敏:2005) ⁽¹³⁷⁾。

6.社会学反思

这一时期，有学者对社会学的危机给予了思考。如吴小英认为，社会学学科存在着危机。这种危机的根源不在于社会学方法论的内在分裂和客观性困境，而在于对科学和科学方法的误解。社会学危机是随着科学主义衰落而产生的必然结果 ⁽¹³⁸⁾。林闽钢则认为，社会学危机具有多重内涵，既可以被认为是社会学处于前科学多范式状态的危机，也可以被认为是社会科学方法论断裂带来的危机，还可以被认为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发展关系上的危机 ⁽¹³⁹⁾。景天魁批判地论述了吉登斯等人的时空概念，指出时空特性是研究社会发展的重要维度，认为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是建构社会理论的核心，并且结合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条件，提出并深入讨论了时空压缩这一崭新的社会发展研究新概念，由此出发回答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遇到的一系列复杂问题 ⁽¹⁴⁰⁾。刘少杰认为，社会学思维方式和理论视野正在发生变化。社会学经历了科学世界、生活世界、语言世界的转向，在人们“说的世界”中理解人生、捕捉意义、追寻自由等是重要的研究内容。令人遗憾的是，社会学思维方式的变革仅仅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而面临更为复杂问题的中国社会学，对此变化却没有什么反响，应当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矛盾统一关系中展开中国社会学的新视野 ⁽¹⁴¹⁾。李猛的《抽象社会》一文是这一题材的一篇佳作。文中分析了现代社会作为抽象社会的三个重要特征:程序性、反思性、非人格化，认为现代社会的抽象性是现代社会理论的研究传统以各种复杂的方式所继承的一个“批判母题”，涉及了现代以来不同社会学科及理论之间的关联和衍生，以及国家治理和治安、社会规范和秩序、个人身体训练和行为操守等的逻辑关系 ⁽¹⁴²⁾。此文虽然主要是对于西方社会科学文献的发掘，但对于理解和把握现代社会的性质深有意义。郑杭生、杨敏对现代性的危机与当代社会学的重建作出了阐述，认为，世界社会的急剧变迁，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旧式现代性的危机叠生，新型现代性的曙光渐露，向中国社会学展现了新的学理空间，为其创新带来了历史机缘 ⁽¹⁴³⁾。郑杭生特别指出，美国社会学当前所面临的危机和中国社会学所可能面临的危机，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即在当前形势下，社会学知识如何创新的问题。他认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知识演进的轴心和根本线索，是社会学发展的基本问题。在当前社会学面临危机的条件下，要实现社会学知识的创新，必须抓住这个既是根本的前沿问题，又是我国社会快速转型中的焦点问题，进行理论和实证结合的研究，走出一条既不同于美国社会学，又不同于欧洲社会学，但又吸取欧美社会学各自强势的学术路子来 ⁽¹⁴⁴⁾。

(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探索与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

社会学理论本身就是实践的。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为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注入了新的动力。

1.理论研究视野的扩展

理论研究视野的扩展发出了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快速推进的先声，费孝通先生于2003年发表的《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具有标志性意义。费老阐述了社会学的“科学”和“人文”的双重性格，社会学的科学理性精神是一种人文思想，强调社会学研究要注意培养社会思想和人文精神，在新的高度上深入发掘和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就，对于我们真正把握中国社会的特点以及开拓中国社会学，将会带给我们很多新的启示 ⁽¹⁴⁵⁾。中国理论社会学家对费老这些思想深为重视，称之为“社会学传统界限扩展论”(郑杭生，刘少杰) ⁽¹⁴⁶⁾。同年，郑杭生指出，由欧洲启蒙时代开创的、以人类自身为行动主体、以科学和民主为主题、以人的自由和解放为行动目标的旧式现代性，正面对重大转折和深刻危机。旧式现代性锻造了以往的社会学——它的感受力和想象力、设问和眼界，甚至它的理论抱负和期望所能达到的限度。在现代性面临重大转折的时期，社会学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经历视野的重大调整、预设的根本变化、理论的重铸和再生过程。并指出，社会学对于提升人类智慧、解除社会生活忧患、减缩社会代价、增促社会进步与发展始终负有道义上的责任。社会学精神本性是关注现在、指向未来的。今天，在旧式现代性步入衰落和新型现代性初现勃兴之时，当代中国的实践正在敦促社会学的崛起。中国社会学必须审时度势、迅速更新自我，以赢得这场竞跑的前沿地位 ⁽¹⁴⁷⁾。

洪大用认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新需要，所以要繁荣发展具有实践性、本土性、大众性、普及性、参与性的，真正迈向人民大众的哲学社会科学。这需要正确处理好它与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之间的关系、与引导人民大众的关系，处理好哲学社会科学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以及学者的学术自由与社会责任的关系 ⁽¹⁴⁸⁾。李迎生认为，恢复、重建以来的中国社会学在指导思想、建设目标上较早期社会学取得了根本的突破，这对中国社会学的健康发展已经并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但由于各种原因，中国社会学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应用研究等方面，在相当程度上存在“西方化”的倾向。因此，正确处理开放性和主体性的关系依然是开拓中国社会学未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 ⁽¹⁴⁹⁾。刘少杰反思了20世纪20年代社会学中心移至美国后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即法国和德国经典社会学注重对社会现象做出深入思考并做出高度理论概括的学术风格，让位于注重事实描述和技术分析的经验化及技术化追求。指出，这些研究方法的一定效力不应当被夸大或泛化，作为唯一有效的方法而在排斥其他社会研究方法中被孤立地使用。并强调将经验研究上升到概念思维或理论逻辑的高度的重要性 ⁽¹⁵⁰⁾。邓正来认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将始终围绕着“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这个核心问题而展开，这又首先必须回答中国社会科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为什么会缺失自主性这个问题，并通过对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认识角度、国内和国际向度、对社会科学研究知识生产机器的批判，来阐释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要使命 ⁽¹⁵¹⁾。

中国社会学会2007学术年会上，郑杭生在大会主题发言中提出了社会学的“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指出，社会学对社会现象的分析研究要有这样一种精神或态度，即通过反思批判这样一种理性思维活动，实事求是地肯定该肯定的东西，否定该否定的东西，并根据这种分析提出积极的建设性的改进意见和方案，以增促社会进步，减少社会代价。这种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是肯定和否定的辩证统一，它既不赞同“否定一切”的颠覆性或毁灭性的变味批判，又不赞同“肯定一切”的无反思批判的盲从态度。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基于19世纪、20世纪和新世纪的学术趋势的启示，这一精神是避免19世纪“大写建构”片面性和20世纪“大写解构”极端性，是越出历史大弯道、在新世纪进入康庄大道的最佳途径 ⁽¹⁵²⁾。同年，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与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学系联合主办的“当代中国社会学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学术研讨会上，郑杭生提出了中国社会学的“顶天立地”精神，即前沿与草根相结合的精神。指出，中国社会学要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有两条特别重要:第一是站在国际社会学的前沿，把握社会学理论、方法、历史研究方面的新成果、新趋势;第二是深入到我国社会快速转型的实践，特别是在社会重心下移的今天，深入到基层的社区建设的实际，把握住制度创新的脉络。这就是说，当代中国社会学要取得实质性的发展必须有一种“顶天立地”的精神。这里“顶天”，就是要追求前沿，要有世界眼光;“立地”，就是要深入基层，要有草根精神。顶天立地，就是要把追求前沿与深入基层结合起来，把世界眼光与草根精神结合起来。这里，无论“顶天”和“立地”，都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来指导 ⁽¹⁵³⁾。这些思想再一次将社会学理论推向了更加宽阔的研究视野。

这一时期，研究者们以更为成熟的心态、更为深入的思考来面对社会学与现实领域的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如学术与实践、知识与政治、社会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赵曜的观点是，社会思潮是重要的社会意识现象。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是当今世界三大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当代中国社会思潮透视，研究社会思潮是新时期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新内容 ⁽¹⁵⁴⁾。刘少杰分析了新启蒙主义、激进主义、全盘西化、利己主义、新自由主义、新“左派”、民族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怀疑主义以及宗教等社会思潮，认为，明确深入、真实具体地把握对社会生活发生直接影响的各种重要的社会思潮，既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安全问题，也是一个民族的国家安全问题，并且是关系到经济、政治甚至军事等方面的深度安全问题 ⁽¹⁵⁵⁾。李汉林认为，人们接受新的制度安排与行为规则的过程，同时也就是这种新的制度安排与行为规则内化与社会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使得制度创新真正融入人们的社会行为结构当中去。新的制度通过意识形态的过程使其得到合法化并得以实现，意识形态在组织与制度变迁与创新的社会化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¹⁵⁶⁾。郑杭生指出，中国已成为各种社会思潮的集结点;当代社会学领悟到了来自实践的邀请，“历史终结”的话语并没有阻断生活的巨流，我们“依然在路上”，“弯道上的中国”正以独有的方式对这个历史时刻作出积极的回应。在理论的回波与新潮的相互涌荡之中，人们的思考被又一次推向了未来 ⁽¹⁵⁷⁾。

2.传统题材与当代论域的跨越融合

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关系受到高度关注。郑杭生分析了中国社会学轻视理论思维或理论建设的原因，首先是从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开始，受美国社会学的影响太大。美国社会学长期陷入了一种“强势社会学中实证主义困境”，这种强势社会学中的弱势，突出地表现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失去了平衡，这与美国的实用主义“有用即真理”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形成与对实证主义的追求和癖好。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失衡态势，默顿“中程理论”一方面进一步推进了美国社会学的实证研究。另一方面也进一步造成了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失衡，制约美国大社会学家的产生。实证研究或经验研究当然是必要的，美国社会学在实证研究的方法方面、在学科的规范化方面，等等，是有优势的，应该学习和借鉴的。但是实证过度，理论和实证失衡，是不可取的。正确地认识美国社会学，接受它的教训，减少盲目性，增加科学性，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要否定美国社会学。当前，中国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范式虽然还没有发展到美国社会学那样“危机”的程度，但如不未雨绸缪，后果也将是十分严重的。并分析了如何形成具有原创意义的理论创新成果，再度阐述了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指出，学术发展也和整个国家的发展一样，不能闭关自守，一定要走本土化和与国际化相结合的道路，否则就要永远落后。要改变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的社会学格局中的弱势地位，就要抓住当前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机遇，去调查、去研究、去概括、去总结，并要深入研究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史，从中国丰富的社会思想资料中，从中国悠久的优秀学术传统中吸取养料。这就是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的主要含义。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学又要自觉学习、借鉴欧美强势社会学的精华，使自己能够用世界的眼光，从整个人类实践的高度来解释中国社会和建构中国的社会学理论，从而使自己真正成为世界社会学不可缺少的一支，逐步培养和提高同国际社会学界平等对话的能力和实力。这就是中国社会学国际化的主要含义。只有沿着这一方向进行艰苦的探索，理论创新才有可能，某种具有原创意义的新进展也才会出现。他批评了“边陲思维”方式，倡导中国社会学的主体意识，认为，百年来中国前辈社会学家的一条基本经验是，没有主体意识，就既没有社会学中国化，也更谈不上国际化。现在的问题是，确实存在一种与主体意识相对立的“边陲思维”，即那种对欧美社会学照抄照搬、亦步亦趋还自以为站在学术前沿，而对本国社会学及其历史则采取看不起甚至虚无主义态度的思维。这种“边陲思维”是没有出息的，也会对社会学中国化和国际化的结合形成阻碍 ⁽¹⁵⁸⁾。

刘少杰指出，中国社会学在快速发展中出现了明显的理论滞后现象。一方面，大量的经验研究缺乏深入的理论思考或明确的理论前提，以致许多课题重复开展，缺乏学术的积累性和递进性;另一方面，简单运用西方实证社会学理论，很多经验研究往往是对某些西方实证社会学理论的粗浅证明，对处于深刻变迁中的中国社会生活的解释常常流于表层。他清理了古典社会学、现代社会学向后现代社会学的演化线索，认为古典社会学家确立的经验研究承诺和客观性原则之间存在着难以摆脱的矛盾，只有从日常生活世界出发，超越主观和客观对立的思维方式，才能使社会学展开一个真实而具体地理解社会生活的理论视野 ⁽¹⁵⁹⁾。

文军认为，社会学理论一直处于社会学研究的核心地位，具有解释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对社会发展进程做出一定预测的功能。现阶段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存在着严重失衡的局面，理论与经验的鸿沟在日益扩大，没有理论支撑的经验研究、应用研究虽然表面繁荣，其背后实际上潜伏着越来越深刻的危机。他主张既要在与应用研究相对应的理论研究层面下工夫，更需要在更为广阔而深厚的社会学理论上做一些扎扎实实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和元社会学的理论探讨。并分析了这种危机症状与整个学术体制和社会学的制度建设的关系，认为社会学既是一级学科又是二级学科的现象，实际上掩盖了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匮乏。他认为，中国社会学理论迈出“边缘化”状态，对西方社会和东方社会具有双向了解，并在理论建构上做到融会贯通，不断建构和发展出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体系 ⁽¹⁶⁰⁾。

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传统及其相互关系的清理。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传统及其相互关系的探讨直接关系到社会学研究的元理论预设、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以及重要理论流派的形成和发展。事实上，这一题材并不限于社会学，也为哲学、逻辑学、心理学、教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管理学、科学学、文学、传播学、历史学、地理学等领域的研究者们所关注。

20世纪80、90年代社会学界已对这方面作出了一些研究(李小方;张宛丽;风笑天;李志君、刘欣) ⁽¹⁶¹⁾。本世纪以来，这一领域的研究不断扩展和深化，如文军指出，在社会学研究方法上存在着实证主义、人文主义与批评主义三种截然不同的研究取向，社会学实质上一直是处于这三种不同传统的张力之中。这一局面既造成了社会学的分裂，也带来了社会学的多样化发展(文军)。岳天明认为，以孔德、涂尔干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的解释策略无法使社会学获得一种清醒的自我意识，以狄尔泰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学者试图割断社会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一切纽带，韦伯的“理解社会学”超越和综合了以上处于两极的解释策略(岳天明)。范明林分析了实证主义方法论与人文主义方法论的争论，批判理论和诠释理论在反对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独树一帜及隐患(范明林)。刘少杰阐释了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传统的分歧:实证社会学从作为客观对象的社会事实出发，而解释社会学则从作为主观存在的个体的人出发;实证社会学试图以科学理性把握客体的确定规定性，解释社会学则试图通过意义阐释解释社会行动的主观根据或主观理性;实证主义社会学强调科学理性、客观理性是传统理性哲学的片面继续，把主体意愿和主观理性作为基本原则的解释社会学是传统理性哲学的又一种片面性继续(刘少杰)。郑杭生、杨敏从社会学元理论、元预设及其造成的知识积累和学科发展的影响对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作了深入探析，如两大传统与社会学的元事实、本体论预设、方法论预设的直接关联，其以不同的形式贯穿在社会学的各个理论流派的基本观点和具体研究中，既导致了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分裂，也带来了社会学理论寻求整合和重建的努力。这一发展过程对社会学学科的学术建制、组织实体、人才聚集、领域开拓、研究推进、竞争和创新机制，课程设置、研究取向、教材建设，以及社会学人才的选拔、培养和使用等均有深远的影响(郑杭生、杨敏) ⁽¹⁶²⁾。其他学者的研究如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二元结构”(骆玲)，社会学理论形式的转变与创新(董研)，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社会学的脉络及走向(周兆安)等，亦对这一题材进行了探索 ⁽¹⁶³⁾。

关于现代性研究。渠敬东通过对涂尔干社会理论的发掘，以及失范、法人团体以及以类比与分类为代表的知识社会学三个向度的分析，认为其以社会决定论来建构个体主义的尝试包含了现代性转变的核心问题所在，也是涂尔干有关现代社会分析的关键问题 ⁽¹⁶⁴⁾。谢立中从词源上清理了“现代”、“现代性”、“现代主义”和“现代化”存在的含义和歧义，“现代”的相对意味:它并不是用来指称人类历史演变过程中的某个特定时间区域，而是用来指称任何一个属于“目前”、“现在”的时间区域。人类历史演变过程中的任何一个时间区域都曾经属于“现代”，而任何一个曾经被称为“现代”的时间区域都将成为“往古”或者“过去” ⁽¹⁶⁵⁾。文军认为，作为现代性产物之一的社会学，其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就是现代性。无论是古典社会学，还是现代社会学和当代社会学理论研究，其核心主题都是围绕现代性而展开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加强。21世纪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以全球化研究范式为特征的新的社会学理论范式将逐步得到确立 ⁽¹⁶⁶⁾。成伯清分析了全球化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目前学界有关这个问题的三种不同主张——全球化是现代性的结果、全球化是现代性的终结以及全球的多种现代性。认为，仅从一般而抽象的角度并不能深入探索全球化与现代性之间的内在关系，并从现代性与全球化建构地方性的不同方式入手，展示两者之间的连续性与断裂性。他主张通过“自下而上的全球化”方案来克服自身的无家可归状态，在全球化进程中采取自觉的行动 ⁽¹⁶⁷⁾。

现代性研究亦取得了理论创新的成果，如郑杭生深入分析了现代性历史进程，提出了“旧式现代性”与“新型现代性”的重要概念。他指出，从更本质的方面看，现代以来的人类社会误入了西方文化价值轨道，将征服自然和主宰自然当成人的自由的前提、人类解放的根基，这种价值理念本身从一开始就发生了问题，注定了西方现代性的传统性和陈旧性。这种建立在自然和社会的双重代价基础之上的现代性，即为旧式现代性。他认为，一种新型的现代性应当是能够充分发挥本国特色优势，包容吸纳西方现代性的一切优点的现代性，是能够促进两种文明的共同发展、全面改善生态环境系统，使人与自然永远相携共存、使人类社会自身获得永久安全的现代性。这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人和社会双赢，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即为新型现代性。并认为，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过程的可持续发展、新型工业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概念、思想和实践，强烈地透显出新型现代性的理念和初始内涵 ⁽¹⁶⁸⁾。此外，郑杭生、杨敏对现代性过程与社会学的理论推进和领域拓展、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演变、现代个人与现代社会的成长，以及现代性的困境及转折与当代社会学理论的创新等，给予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¹⁶⁹⁾。

其他如金耀基对于现代性与中国社会学的思考，刘少杰的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前现代性研究，王宁从现代性视角对旅游社会学的思考，孙林通过现代性的历史眼界对西藏近代政治改革的社会学分析，张宝明、潘泽泉、王芳的现代性与文化社会学、情感社会学、环境社会学的探索的研究，郭星华、黄家亮对现代法律具有的普适价值体系与地方性知识的内在矛盾，对法律现代性的悖论的独到分析，刘崇俊、王超、郭治谦通过经济社会学视角，分析了农民工的现代性对于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等等，这些研究不仅深化了中国社会学的现代性研究，而且大大促进了应用社会学和分支社会学的发展 ⁽¹⁷⁰⁾。

一批青年后学在这一题材上的探索也值得一述。他们的研究主要有:西方现代性论者所持的立场无法跳出合法性、理性化、工业化等强调社会与自然、社会与个体对立而存在的思维逻辑，因此无法对后现代论者作出有说服力的回应。而后现代论者着眼于现代性发展的负面后果，强调现代性论者“此路不通”的理由，而对建构性的“另寻他路”则是无能为力。两者就现代性问题的论争长期处于胶着状态。社会互构论的主要理论贡献之一是对“现代性”概念的内涵进行了肯定式的积极拓展;通过总结西方学者对现代性及后现代性的论述，将现代性论者与后现代性论者论争进行了合理归类，结合全球和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与需求，对现代性进行了理论区分;“新型现代性”这一概念是对现代性研究的一种积极式的延展，它拓宽了“现代性”这一理论术语的内涵与外延，在一定意义上为理论争议的困境提供了一条出路(王道勇) ⁽¹⁷¹⁾。“旧式现代性”的问题深刻地揭示了源于西部欧洲、盛于北美的“旧式现代性”的内在困境。在一个资源有限的地球上，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已经没有必要追随西方“旧式现代性”、走“旧式工业化”的老路子。而处在转型中的中国所面临的很多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源于这种有着严重缺陷的“旧式现代性”。转型中的中国所面临的严峻形势表明，“旧式现代性”本身已是死路一条，继续沿着“旧式现代性”之路走下去注定是没有出路的。这迫使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践走上一条新式道路，也就是“新型现代性”之路。不管人们主观是否情愿，客观现实在逼着中国不得不走上这条力争“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的新路(张永华) ⁽¹⁷²⁾。自孔德提出“社会学”一词以来，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历了160多年的历史，这段历史既是社会学从萌芽走向成熟的过程，也是社会学不断表露危机并在理论建构中克服危机的过程。时至今日，现实世界的日新月异与社会学理论多元纷呈的局面使得社会学既朝气蓬勃，又范式林立而欠缺统一。社会学究竟应以何种面貌出现的问题，也就成了众多学者所关注的课题。通过对催生社会学的现代性的思考，可以汲取一些有益的启示(王建民) ⁽¹⁷³⁾。

关于全球化研究。一些学者从全球化视角对当代西方社会学的重要理论进行了研究，涉及了吉登斯的现代性和结构化理论(韩克庆、张岳红，金小红)，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趋势(何雪松)，瑞泽尔的消费社会学(张敦福)，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现象、人口迁移、族群关系(苏国勋，佟新，周大鸣)，还涉及了分支社会学的研究，如政治社会学(康健)、比较社会学(麻国庆)、经济社会学(徐延辉)、网络社会学(黄少华)、安全社会学(颜烨)等 ⁽¹⁷⁴⁾。

全球化研究作为与现代性研究具有内在联系的一个逻辑题域，不仅展现了中国社会学从本土化向国际化和全球化的转变，也极大地释放了学术激情，催动了理论创新的思考。学者们探讨了全球化对社会学带来的挑战与创新机缘，展望了全球社会学的前景(文军)，全球化引发的社会学范式转变(文军，梁光严，高峰)，全球化对社会学想象力的拓展(成伯清)，全球化的社会学研究(孙大伟、佀婷)，全球化的信息共享、利益共享、价值共享三重境界及其发展和障碍(郭景萍)，全球化进程的学术规范、对话的探讨(常向群)，以及社会学本土化与社会学的西方化、国际化、全球化的关系(郑杭生、王万俊) ⁽¹⁷⁵⁾，并从更为开阔的视野对社会学的理论逻辑和研究指向、全球化进程中当代社会的基本时代特征等，进行了新的探索(郑杭生、杨敏) ⁽¹⁷⁶⁾。

风险社会与社会安全研究。20世纪90年代，我国社会学界即对这一领域有所研究。学者们指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这一思维定势的影响下，对于市场经济带来社会风险(童星);中国工业化的加速，加快了资金、人才与技术的积累，也使社会矛盾、冲突甚至危机因素趋向活跃，应构建起社会风险指标体系，包括社会风险指标选择方法的界定、社会风险预警综合指数、核心指数及社会波动机制与统计规律，以便对社会性损失进行评估(宋林飞);科学技术与社会风险的关系，提出风险是科学技术的内在属性，认为科技风险的产生和扩展包含着一个体制化的社会过程，分析了估价科技风险的困难和人类选择面临的挑战(赵万里);贫富差距日见悬殊的问题已引起社会居民相对剥夺感、分配不公感和期望失落感的增强，应设置“贫富差距的社会风险早期警报系统”，在风险出现之前发出预警(王培暄)，等等 ⁽¹⁷⁷⁾。

进入新世纪以来，有关风险与安全研究已成为理论社会学及应用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方向。有学者分析了竞争产生社会风险的条件，提出了竞争的自致性损失与非自致性损失、竞争的有补偿损失与无补偿损失等类型，认为当竞争损失是无补偿损失、非自致性损失时，必然会有社会风险，由于我国社会转型期的竞争造成大量的无补偿损失和非自致性损失，所以具有高风险性(冯必扬)。有学者认为，在社会结构转型和重组过程中，要使社会成本与代价不超出社会的承受能力，应把社会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建立健全社会预警机制以防范社会问题和社会冲突、维护社会稳定(邓伟志)。学者们指出，社会转型期面临着严重的安全隐患，必须完善风险管理体系，实施多元化风险管理策略增进社会安全，正确认识国家的作用，高度重视风险教育，积极实践新型发展观(郑杭生、洪大用);现代社会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由于现代化和体制转型的双重过程，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是叠加的，应提高社会对于风险的控制能力(李路路);社会风险化对当前中国的社会政策议程既带来机遇也产生问题，应加强对社会需求的研究，调整社会治理结构，强化政策的统一设计，高度重视本土经验，正确理解政府责任，加强社会政策效果的评估工作(洪大用)。也有学者把政府管理放在了风险社会背景中加以考察，探讨政府管理面临的严峻挑战，提出应该实现从传统的危机管理向风险管理的转型(刘婧);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高风险期，出现了一种“风险并发症”，其他国家所面临的种种社会风险在中国几乎都具备，中国社会还存在着基础性的、深层的、结构性的社会风险，要对中国现阶段社会风险增多的深层原因进行分析(吴忠民)。亦有学者通过对社会安全稳定问题的观察，提出建立“安全社会学”，并对其研究对象和性质、理论来源、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研究方法，安全的社会指标体系、社会性别分析等作了初步设想(颜烨)。也有学者提出转变旧有的社会治理思路，建立新型风险管理体系已迫在眉睫(夏玉珍、吴娅丹) ⁽¹⁷⁸⁾。在风险研究与社会工作、城市流动人口与社会风险等方面(罗国芬;潘泽泉等)也展开了一定研究 ⁽¹⁷⁹⁾。

近年来，这一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动向。譬如，有学者对社会信任危机的逻辑根源进行思考，认为当代社会“时空的虚化”是导致信任危机的重要原因，信任危机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病态体征，已严重影响到了社会秩序良性运行，社会信任的发生及其处理机制也应有相应的变化(牟永福)。也有学者通过对留守农民和农民工的访谈，探索新型社会风险对农民生活各种层面产生的影响，认为农民的社会风险意识正处于过渡时期，应确立新型风险意识、促成相应的风险应对机制的完善(王道勇、江立华)。也有学者提出了另一种研究取向，认为以往安全研究主要侧重于强调整体性安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个体生活中的安全问题;个体安全是更为基本的、本体性安全，是其他人类安全(社会安全、公共安全、国家安全、人类安全)的基础和归宿，并从现实性和潜在性这两个角度，“现实的困境”与“未来的威胁”，对个体生活中的不安全因素及影响给予分析(郑杭生、杨敏) ⁽¹⁸⁰⁾。其他如风险社会与和谐社会(沈湘平、于天龙)，风险社会与社会公共安全(罗大文、张洪波)，风险社会与知识社会学(郭强)的研究等，也形成了这一领域的较新成果 ⁽¹⁸¹⁾。

关于制度研究。中国社会学的制度研究最初是从介绍、引入西方的相关研究，涉及经济学制度主义及社会学制度主义，以及经济社会学、组织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法律社会学、教育社会学等成果，后逐渐发展起了对本土制度现象的实际研究，囊括了调解制度(王建勋)，组织变迁、产权制度(周雪光)，政治学(任丙强)，法律诉讼机制(杜贵波、高志刚、秦秀)，婚姻制度(江涛)，道德伦理(万俊人)，知识生产(高文、任友群)，学术自治(孔垂谦、文辅相)，社会分层(林克雷、陈建利)，社会问题(罗燕)，社会行动(王鹏志)，财政预算(薛晓斌)，企业绩效(张金荣、李文祥)等等，内容可谓丰富多样 ⁽¹⁸²⁾。

近年来有关制度研究值得关注的一个动向是，对于中国社会制度的本土特点、实际功效、变迁趋势等较为深入的探索，在此基础上的积极批评和建设性思考，可以说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国学者的主体意识的日趋成熟。如李路路通过我国制度转型与分层结构变化之间关系的研究，认为市场机制的发展虽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资源分配的过程，但阶层间相对关系的模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重组，原有以阶层再生产为主要特征的相对关系模式仍然被持续地再生产出来。他的看法是，经济—技术理性和经济机制都存在于特定的制度结构之中，并从代际社会流动等方面对此进行了严谨的实证研究 ⁽¹⁸³⁾。刘少杰在对经济社会学的制度主义、理性选择理论的深入研究，提出并积极倡导他称之为“感性选择”的理论取向。他的观点是，感性选择和理性选择是经济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两种选择行为方式。感性选择在中国社会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久远的历史根源;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理性选择行为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不断提升。但是，理性选择必须通过感性选择才能发挥实际作用，应当探索两者相互作用与相互转化的机制，实现理性选择的感性化和感性选择的理性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熟人社会不必终结”的思考，认为，中国的礼俗秩序、亲情制度、熟人制度和伦理本位等等，一般是通过习惯、习俗和惯例表现出来的，它们的延续是通过文化传承、行为模仿与心理从众实现的。习惯、习俗和惯例都属于非正式制度，是直接同人们的心理结构结合在一起的内在制度，它们是社会生活中最稳定的感性因素 ⁽¹⁸⁴⁾。杨敏通过对民俗制度的研究认为，民俗制度与中国农村有着天然的一体性，其中深藏着理解农民社会、农村社会甚至中国社会的独特底蕴;民俗具有日常性、自然性、象征性、大众性和普济性，以濡化、教化对生活世界形成深层浸润，发挥出无语而无涯的制度功效。农村民俗的制度意义和作用仍有待深入地探究，涉及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间，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成文法与习惯法、形式主义法律与实质主义法律、法庭审判与人民调解等关系的探索。尽管民俗制度生境艰难、日渐式微，但它仍将不断以新发明和新作品，将本土知识、地方情节、乡土色彩融入现代性及全球化进程中，继续成为“活着的过去”和“未来的过去” ⁽¹⁸⁵⁾。

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研究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一个时代和实践的重大议题，也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这一探索推动了中国社会学理论的进一步成长与成熟。

和谐社会的社会学理论探索。学者们的探索相当广泛，主要涉及:从新型现代性的眼光， “社会更加和谐”符合那种不同于旧式现代性的新型现代性的要求;在战略机遇期，应有步骤地解决过去20年积累的问题，逐步消除各种不和谐亦即不安全因素，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制度性保障，力争强弱双赢(郑杭生，2003)。和谐社会的内涵，从理论上说，和谐社会就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表达就是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社会。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和谐社会就是经济和社会、城市和乡村、东中西部不同区域、人和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关系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的社会。从反向来说，社会学则是研究如何减少不和谐因素，把不和谐因素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和限度之内的学问。从实践上说，构建和谐社会，需要从人际关系、资源配置、社会结构，即个人、群体、社会等方面来研究具体的条件和机制(郑杭生，2004)。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社会学，中国的社会学也要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的过程中发展和繁荣起来。当前中国社会学面临的问题是，一方面构建和谐社会，调整社会结构，协调利益关系，进行社会体制改革，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都需要社会学(陆学艺，2007)。社会学所说的社会功能、社会整合、社会协调发展等，在价值取向上与和谐社会的观点是十分相近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问题是要协调好社会的各阶层、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学会化解新生社会矛盾、解决新生社会问题，社会结构调整是一个长期任务，实现科学有序的社会流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李强，2004，2005)。和谐社会是一个发展战略的概念，是一种社会理想，也是一种实践目标。要靠一套利益平衡和协调机制，去主动地调整包括收入分配关系在内的利益关系;和谐社会的内涵很丰富，但通俗地说，就是社会学中所倡导的社会团结、社会公正(景天魁，2005)。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合理调整社会结构，有针对性地构建社会结构各个层面的和谐，包括构建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就业结构、代际结构、人的发展和自然、价值观以及国际交往环境的和谐(李培林，2004)。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基础;就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内容而言，其核心在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正，其基础在于优化社会结构，其关键在于协调社会利益关系，其着力点在于制定和实施系统的社会政策，其行动准则在于“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吴忠民，2004，2007)。走向和谐社会的基本思路，是科学开展社会风险预警，优先调整社会结构，增加社会主义的制度性供给，完善社会群体利益协调机制，积极参与和谐世界建设(宋林飞，2007)。和谐社会应当是社会资源兼容共生的社会。和谐社会是要把所有的社会资源整合起来、协调起来，形成合力，向着一个目标前进，这是和谐社会的第一个内涵(邓伟志，2007)。和谐社会条件就是人的条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条件，构建和谐社会关键是要协调社会关系(潘允康，2006)。在社会建设层面的和谐社会主要涉及的是人的生存、发展、享受等生活世界领域的问题，体现为社会发展的目标。它的实现过程即是“生活的生产”过程(王雅林，2007) ⁽¹⁸⁶⁾。

社会公正研究。本世纪以来，社会学有关社会公正的研究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学者们认为，公平与平等都属于价值观的范畴，有一部分内容是重合或交叉的，如机会的平等、竞争规则的平等;公平与平等又是不同的价值观:平等强调的是某种“同”，公平强调的是某种“异”;公平是以承认差异为前提的，一般地说，所谓公平就是一种合理的差异。公平与平等的区别表达了社会正义也是有阶段性的，在初级阶段，正义概念主要与公平概念，而在高级阶段则是与平等的概念，特别是“事实上”平等或实质性的平等观联系在一起的。新中国建立以来的一个经验教训是我们过早地以平等观念为主导观念而不知道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只能遵循公平的正义概念而不能实际奉行平等的正义观念(郑杭生，2001)。近几年来，我国出现了低收入阶层中相当一部分人实际收入下降的情况，而且人们关于贫富差距的社会心态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已经影响到人们对社会公正的信念，应当对收入分配的政策、制度、法律等进行调整，从而调整人们关于贫富差距的社会心态(李培林，2001)。现代意义上的公正的基本规则应包括四项内容，即基本权利的保证，机会平等，按照贡献进行分配，社会调剂规则。公正是由上述四项基本规则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但在操作层面上，这四项规则又遵循依次优先实施的次序。基于对公正理念的不同理解，处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情境会造成有所差别的社会政策。1978年以后的20多年，与现代的公正理念逐渐形成以及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初步发育相适应，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政策开始逐渐形成，并由单项的、零散的社会政策日益趋向于体系化、规范的社会政策(吴忠民，2004)。社会分层是由两个相互联系的基本方面组成的:一是“地位差异结构”，二是“地位准入”机制。由此，也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公平观，即“消除地位差异”的公平观和“地位准入”的公平观。改革以前占上风的是第一种公平观，而在改革开放以后，主导意识形态开始注重“地位准入”或“进入过程”的公平观。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既经历了社会分层结构的巨大变迁，也经历了公平观念的巨大的变迁(李强，2000)。社会公正与发展在概念上和演变过程中有着密切关系，社会公正不是作为外在相关性，而是作为内在规定性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性质和趋向。公正是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和根本动力，是社会发展的最佳状态。应倡导“作为公正的发展”的新思想(景天魁，2003，2004) ⁽¹⁸⁷⁾。

关于实现社会公正的政策和对策，学者们提出，关键是要建立社会公正的秩序，铲除造成不平等的不公正因素。控制贫富差距应当成为今后社会发展路径选择的。要调整人们关于贫富差距的社会心态，就必须从调整收入分配的政策和制度入手，对收入的初始分配继续坚持主要由市场调节，对收入的再分配要强化政府调节。而初始分配和再分配都要依靠法律和制度建立良好的秩序(李培林，2001，2003)。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经济政策追求的是效率，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所需要的社会政策应当以公平为目标。中国现在的社会结构的状况是，已经形成了一个现代化社会群体结构的雏形，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需要以公平为目标的社会政策，以防止出现过于严重的两极分化，缓和各阶层之间的矛盾(陆学艺，2003)。由于“自由相对有余而平等相对不足”的时代条件及中国渐进型改革中的失误等错综复杂的原因，导致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呈现弱势化趋向，譬如同时经受着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双重困扰，劳动权利的维护处在十分弱化的状态，社会保障状况令人担忧，劳动技能总体水准下降，程度不同的边缘化等;应确立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基本理念，矫正“原始积累不可避免”、“国家财力不堪重负”、“重视社会公正会妨碍效率”等错误观念，注重维护和保障社会成员的基础生存权利，建立初级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等(吴忠民，2006)。社会公平主要有两个维度:制度安排与百姓认可。当前，把握了这两个维度，也就较好地把握了社会公平。作为制度安排合理性的社会公平，主要体现在社会资源分配和获得的差别是合理的;社会公平还在主观上体现为百姓的共同认可、认同。这种社会公平度、公平感，可以通过社会指标体系来加以衡量。要使“上层永不松懈，中层永不满足，下层永不绝望”(郑杭生，2007)。基于制度是保障社会公正得以实现的关键环节，涉及社会公正的相关制度及其运行机制两个方面的建设，前者如转移支付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税收调节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互助制度的建设，后者如诉求反应机制、民主参与机制、整合协调机制、评估调整机制的建设(李迎生，2007)。环境公平的概念正是社会学与环境问题研究的链接点。当代中国发展过程中在国际层次、地区层次和群体层次上面临诸多环境公平问题，必须采取保障和促进环境公平的对策，如警惕生态帝国主义，完善污染者付费制度，设立国家环境基金，延伸社会救助制度，实施环境救济，加强环境执法，维护公众的环境权益等(洪大用，2001) ⁽¹⁸⁸⁾。

社会建设研究。社会建设是近年来的一个研究热点。学者们提出，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的关注点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和谐社会建设的新形势下，如何认识深刻变化了的社会，如何正确处理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统一起来，是需要重点解决的新问题。有些问题如社会是什么?社会在哪里?社会怎样运行?“非营利组织”怎样改革?社区怎样建设?公民社会有哪些要素?以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些问题在理论和可操作的层面都还没有完全讲清楚，还需要在实践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探索和深化认识(李培林，2007)。所谓社会建设，从正向说，就是要在社会领域或社会发展领域建立起各种能够合理配置社会资源、社会机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机制，并相应的形成各种能够良性调节社会关系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从逆向说，就是不断地研究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的新表现、新特点和新趋势，创造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的新机制、新实体和新主体，通过这样的新机制、新实体和新主体，更好地弥合分歧，化解矛盾，控制冲突，降低风险，增加安全，增进团结，改善民生。社会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包含多方面内容的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因为无论是要在社会领域或社会发展领域建立起各种能够合理配置社会资源、社会机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机制，形成各种能够良性调节社会关系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还是创造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的新机制、新实体和新主体，都必然要涉及包括改善民生在内的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培育社会组织等方面的任务(郑杭生，2007)。在各个国家、在我国的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建设的重点有着明显的差别。十七大报告提出社会建设要突出的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社会管理这六个重点，体现了以人为本，体现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原则，也凸显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和我们进行社会建设的本质属性。当前加强社会建设的关键，就是要改变我们国家的财政支出结构。财政的钱，要更多地花在老百姓的身上，这样这个社会的建设才是实的(景天魁，2007)。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一样，是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基本骨架。现在，经济建设已经有了定论的基本制度，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社会建设的任务现在还刚刚提出，更没有一套成熟的制度。应把建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建设体制作为重要任务(邹农俭，2007) ⁽¹⁸⁹⁾。

关于“中国经验”。这一题材受到社会学界的一定关注。有学者提出，“中国经验”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包括以下几层含义:一是所谓“经验”，不是仅仅指“成就”，它也包括“教训”，包括走过的发展路程的一切特殊经历;二是“中国经验”不是无所不包、没有选择的发展经历，它特别是指一些具有独特性的新规则;三是“中国经验”，不同于“中国模式”、“中国奇迹”等概念，它是开放的、包容的、没有定型并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的经验，它尊重其他的经验选择，不是作为西方经验的对立面而存在，它也不强调自己的普适性。“中国经验”的基本要点主要有:渐进式改革成为我国改革的普遍规则，经济体制转轨与社会结构转型的同步进行，社会稳定优先原则和稳步的民主化探索，长期坚持低生育率政策和减少贫困政策，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对外开放、走向世界，努力扩大外交空间(李培林，2005)。也有学者指出，“中国经验”是指已经条理化和上升为理论的对中国现代化道路和方法或中国社会转型途径和方法的总结。研究“中国经验”本来就是中国社会学诞生以来的优良传统，不研究“中国经验”也就称不上是中国的社会学家(郑杭生、杨敏，2006)。真正的问题除什么是“中国经验”外，还有如何看待“中国经验”，用什么视野来研究“中国经验”。应当以社会学的“二维视野”(即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推进以及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两者结合)来提炼和总结中国经验。这一视野是“学科本土论”的“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精神的延伸和发挥。“中国经验”只有用世界眼光加以总结，才有价值和意义;只有立足本土、又超越本土，才有广阔的前景;而世界眼光只有不断用本土经验加以丰富和充实、进行概括和提炼，才能不断激活本土经验的新灵感，不断提供分析本土经验的新的视角(郑杭生，2006)。还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从西方译介了大量的社会科学成果;但是与相对较高的译介水平相比，中国社会科学经验研究水平普遍较低、西方社会科学与中国经验之间的结合也没有产生多少值得称道的成果。主要问题表现在，一是僵化的对话式的中国经验研究;二是盲目崇拜以模型、统计数据和问卷调查资料为基础的定量研究;三是以个案经验与西方理论直接对话，全然不顾及中国地域广大、情况复杂的实际;四是缺乏整体性思考，以常识来应对经验，从抽象的西方理论里为常识寻找意识形态依据，导致了西方社会科学主张的原教旨主义。并主张，如何以经验研究为基础，结合引进的西方社会科学，发育出中国本土化的社会科学，有力地揭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特殊规律，服务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是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项紧迫任务(贺雪峰，2006)。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方面对“中国经验”的关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理论眼界的转变。一些学者认为，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教科书所表达的知识大多依据欧美国家社会调查的经验事实，并根据中国经验研究对问卷设计、抽样方法、调查员和被访者因素、调查数据清理等，从“中国经验”角度给予分析和总结(边燕杰、李路路、蔡禾) ⁽¹⁹⁰⁾。

(三)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在新世纪的进展

这一时期，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在继续推进，一是形成了“社会互构论”，二是“实践结构论”获得了初步成果 ⁽¹⁹¹⁾。

1. “社会互构论”

“社会互构论”是在郑杭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社会学重点项目“中国社会转型期个人与社会关系研究”形成的，阶段性成果有20余篇论文，结项最终成果约49万余字。主要内容有:

(1)社会互构:当代全球现代性与本土社会转型视野下的社会学新理路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经历了从前现代性到现代性、从旧式现代性到新型现代性的转变，这一变迁过程使其凸显出“问题性”，成为我们理解现代社会重大现象的一个关键。当20世纪行入尾声之际，现代性进程的重大变局，譬如，社会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畸变，当代社会生活的急速流变和分化，全球社会多元趋势的相互型构，当代中国不同社会现象和过程的互制关系，等等。几乎同一时期，当代中国迈进了新型现代性的初始实践。社会学理论的形式，对社会生活本身蕴含的根本性和实质性的关系及机制予以提炼和刻画，“社会互构论”提出，社会互构体现了现时代社会现象及过程中蕴含的根本性和实质性的关系机制，并对多元行动主体的相互型塑、同构共生关系，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索。

(2)“社会互构论”的基础性理路和范式

“社会互构论”的框架性理念。旧式现代性与新型现代性是“社会互构论”的一对框架性范畴。社会互构论对西方文化价值观主导的旧式现代性及其沉重代价进行了批判性反思，着力阐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所蕴含的新型现代性的基本理念、初始内涵和实践努力。

“社会互构论”的基本预设。社会与自然、个人与社会是实践中的关系系统。这种关系不是“二元对立”的，不是简单的因果对应，也不是主观的建构结果，而是相互关联、彼此型塑、同构互生的关系。

“社会互构论”的核心概念。“社会互构”是这一理论的核心概念。社会互构是我们所处时代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基本特征。运用这一核心概念可以对现代社会不同主体的互构关系、类型、过程、机制及条件作更为深入的探索，促成多元社会主体的求同存异、因异而和、和而兼之、兼而谐之，增进整个社会的和谐。

社会互构关系的具体化。“互构谐变”是关于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的行动关联和关系性状的基本趋向及其经验形式的一种理论提炼和学术表达。在“互构谐变”关系过程中，不同社会行动主体之间通过相应的、协同的、共时的演变，不断构成和更新原有的关系性状。

社会互构类型。根据社会互构谐变的“向度”和“量级”，社会互构可划分为三种类型:其一，正向谐变，主要指相应、协同、共时性变化等。其二，反向谐变，意味着互构过程中各种不和谐的向度和量级的扩展和升级。其三，悖向谐变，即指一个变化过程中同时存在着正向和反向这两种并立、同行而悖逆的运动趋向。

社会互构过程。社会互构过程是多重意义的统一之中，行动主体间的交互建塑、型构。这一过程不是简单的线性链条，不是必然的因果性结局。由于当今社会生活中的复杂变数在不断增加， “社会互构论”重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行动过程的非确定性和不可预料性、可变性和可修复性。

社会互构机制及条件。社会互构的机制是指互构实践过程的综合创新机制，一般而言有情性调节机制、智性逻辑机制、意志驱动机制、实践反思机制等。关于“社会与国家的互构”的法理机制、解释机制，“国家与利益群体的互构”的结构性机制、体制性机制等讨论，涉及对具体“互构域机制”的探索。社会互构的条件包括多元性参与、主体性资格认可、互构情境、互构资源(意义、权力、结构、机会)等。

(3)“社会互构论”对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的理解和探索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互构论”得以展开的理论题域。在“社会互构论”看来，个人和社会分别表现了人类生活共同体相互关联的二重含义:个人是社会的终极单元，社会则是个人的存在方式;从共同体的构成而言，它是众多的个人;从众多个人之间的关系上看，它就是社会。人类生活共同体的发展就是个人与社会的互构关系的演变过程。

个人。“社会互构论”中的“个人”是现代性的一个产物，“他”随“现代”而来，经历了一种创生并继续成长。这一理解使有关个人的分析形成了更为具体的理论域，通过“个人化”、“个人分化”、“个人分化类型”、“个人丛化”范畴，以及关于人的社会化的重新探讨，形成了“社会互构论”对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重要具体内容。

社会。“社会互构论”对社会学中传统上关于“社会”的解释框架、理论模型及其特点和困境给予评析，阐述了一种社会观:社会的多种二重性之统一，社会的自然系统与人文系统的统一，社会的人文系统的实体子系统、规范子系统、观念子系统，等等。并分析了西方现代性以来，旧式人为社会的绝境，并对新型现代性和新型人为社会予以展望。

社会与国家。“社会互构论”通过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的理论视野的历史演变，阐述了关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的基本理解:社会与国家的互构是社会互构的重要过程和重要方式;社会型塑国家，国家也型塑社会。并从利益共同体与权力系统的互构、非制度性行动与制度性行动的互构，及其分离机制、解释机制、当代政治范畴与格局的巨变，以及我国社会劳动结构、行业职业结构、利益结构、社会生活以及国家权威和统筹能力的种种变化，对社会转型加速期的社会与国家的互构关系给予了更为具体的分析 ⁽¹⁹²⁾。

2.“实践结构论”

“实践结构论”是郑杭生教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与构建:全球化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应用与发展》的初步成果。目前其重要探索涉及以下方面。

社会学两维研究视野。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变化包含着两个维度，其一是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其二是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由此形成了社会学研究的“二维视野”，即现代性的长趋势和大尺度的历史视野与本土社会变迁的具体视域。前一维度以宏大的历史感，探查和追踪现代性进程的持续经久、连绵不断的变化，着意把握住其中坚韧不替的“顽强逻辑”;后一维度则侧重关注转型过程中以快波频率交替进行的社会变动，尤其是聚焦于本土社会较为近期的事件和困扰及各种现实反应，寻求更为具体的社会政策和对策。

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归结起来主要是，社会的信息化、符码化、数字化和网络化与失谐因素被激活的结构性条件;社会的“去集体化”和“去组织化”趋势对社会分化的强催化作用;劳动与资本的传统关系的破裂与新二元化现象;有形劳动社会地位的下滑与社会分层的消极动力;经济活动性质的转变对社会安全基础的销蚀;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造成的双重社会压力;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不平衡关系对社会信念和价值观的影响;现代性与传统性等复杂关系及其社会症候。这种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构成了构建社会和谐的宏观背景。

广义社会转型论。“实践结构论”阐述了广义转型论与狭义转型论的学术分野。根据广义社会转型论的观点，人类生活和组织模式是从传统走向现代、并从现代迈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的现代过程的社会变迁，并主张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的成长过程。与此相反，以新布达佩斯学派为代表的狭义转型论则认为，社会转型是苏东前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东欧、俄罗斯以及中国、越南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中国社会转型是打造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

新型社会主义及其成长。随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从“传统”走向“现代”，当代社会主义的实践和探索也进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新境界，可称之为“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新的实践使得目标与手段的辩证法更为凸显——既定目标是不变的，推进手段是可以选择的。目标的坚定性与手段的可选择性的启示在于:不懂得学习和利用是缺乏基本的智慧，而只见手段忘记目标则是完全失去了头脑。

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从19世纪和20世纪及新世纪的学术趋势中可以获得一个启示: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是避免19世纪“大写建构”片面性和20世纪“大写解构”极端性的康庄大道。所谓“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是指社会学对社会现象的分析研究要有这样一种精神或态度，即通过反思批判这样一种理性思维活动，实事求是地肯定该肯定的东西，否定该否定的东西，并根据这种分析提出积极的建设性的改进意见和方案，以增促社会进步，减少社会代价。这种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是肯定和否定的辩证统一，它既不赞同“否定一切”的颠覆性或毁灭性的变味批判，又不赞同“肯定一切”的无反思批判的盲从态度。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体现了批判与建设、反思与超越、现实感与未来眼界的一体性。

现代性过程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传统与现代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分状态，而是一体相连、互为表达、彼此推进的;两者始终应当是相互规定和彼此揭明的。

(1)传统与现代。“传统”是相对于“现代”才体现出自身的意义，传统是现代的另一种表达，也是现代的一种最真实的印证。并非在“传统”之后才有了“现代”，恰恰相反，我们是因为有了“现代”而发生“传统”——现代人所说的“传统”是为“现代”而生的，因为唯有“现代”才能赋予“传统”的意义;“传统”只有通过“现代”才能获得自身的规定，而且唯有当“传统”与“现代”相联系和对应时，它才可以被我们思考和把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传统”实质上就是“现代”的另一面，是对“现代”更为深刻的表达和揭示。

(2)传统与过去、现在和未来。传统源于过去，但并不意味着传统等于过去:传统是保留在现代人的记忆中、话语中、行动中的那一部分过去;传统是被现代人从过去之中精选出来的，由于现代人的选择这部分过去才得以留存下来，由于现代人的反复实践和应用，这些留存的过去获得了传统的意义;现代人通过对过去“重构”和“新构”等方式生产出传统，而这是一个集体的和社会的行动过程。所以，传统是“活着的过去”，是能够“活到”现在的那一部分过去;作为活着的过去，传统也是“现在”，甚至会是“未来”，因为它们往往会蕴生出更为长久的社会趋势。

(3)“传统的发明”与“现代的成长”。“实践结构论”从“传统的被发明”与“现代的成长”，来看待和解释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正是有了“传统的发明”，也就有了“现代的成长”;正是有了“现代的成长”，现代性、社会转型研究也就始终会面对“传统与现代”的过渡。“传统的发明”启示了我们:只要我们仍然在现代的旅途中，“传统的发明”就不会终结，因为迈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过程总会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传统。传统与现代的这种深刻蕴意，使得广义转型论成为社会学的一个不老的论题 ⁽¹⁹³⁾。

三、总结与展望

回顾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30年历程，可说是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色彩斑斓。在研究内容方面，这一领域在最初几乎涵括了中国社会学的重大领域，后来逐渐发生分化，形成了各个分支领域、应用研究或专题论域。

在发展过程方面，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阶段性较为明显。如前所述，大略呈现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恢复重建约至20世纪末，第二阶段约从21世纪以来至今。这里，我们可以“分化”和“专化”来简要概括这种变化。由于分化，理论研究逐渐舒展伸延、视野开阔、领域扩展，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社会变迁获得了俯视性和统揽性的把握。由于专化，理论研究不断深化和细化，层面、专题领域，研究愈益切近对象世界的微观细节，使理论研究对社会生活越来越具有一种系统性和覆盖性的效果。更为重要的是，每一次重大分化和专化的生成都意味着一种新的动力，促使研究者们再次作出新的选择，推动了理论研究的凝练和提升，也大大推进了理论研究者们的主体意识、话语意识、创新意愿和创新能力。

在研究视域方面，中国社会学理论初始的讨论主要聚焦于一些体现出本土特性的研究论题，后逐渐培育起世界性和全球性视野，形成了研究视角的多方位性、关注问题的多侧面性、思考方式的开放性、理论内容的多元多样的发展格局。

在研究趋势方面，可以看出两个基本走向，其一是基础理论研究不断从表层向深层推进，思考上也从原有的单线式向复线式发展，具有多线进取的复合品性。其二是从对西方及本国的社会学理论资源中，发展出了较为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使宏观社会学理论的构建成为一种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趋势。

在基本特点方面，中国社会学理论具有显著的双重品质，即实践的服务性与学术的独立性。一直以来，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时代性与实践性催动着中国社会学的理论研究，也催生了中国社会学理论的特色。实践的服务性使社会学理论研究不断获得推进的动力，使这一学科在社会生活中产生吸引力和聚集力，从而对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影响日益增强和深入;学术的独立性使社会学理论研究始终保持了对学科基础理论的关注和探索，通过锐意创新的努力来实现社会学知识的积累、传承和系统化。

上述方面是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些基本特征，其中也蕴含着理论发展的长期趋势。在对以往回顾的同时，我们从中也可以察觉出今后需要修正的一些倾向或偏差。

一是在基本思维方式上欠成熟。表现如食“洋”不化、食“古”不化、食“土”不化，等等。应力避各种形式的单极思维方式。事实上，西方与东方、现代与传统、全球与本土，以及反思与前瞻、批判与建设，在理论研究和实践中，这些不同视野具有内在的相互关联、相互贯通，这种关系仍有待研究者们进一步深入地体察、发掘和运用。

二是对外来的理论或话语的盲从。简单地引进、推介、复制或亦步亦趋地进行模仿，仍是较为常见的一种“学问”方式。由于欠缺主体意识和话语意识，对外来思潮和话语缺乏分析地盲目驱从，甚至极力追捧，在研究中丧失了应有的主导性。在理论研究过程中，应进一步强化自我的主体意识，培育话语的自主能力和维护能力。

三是在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关系上。目前理论研究仍然相对薄弱，理论研究与经验实证研究的关系往往呈相互游离状态。在继续深化理论研究、促进理论发展的同时，应增强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和实证研究，以及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结合。力戒出于个人的癖好而片面地使用某些方法，并在研究中任意地泛化和扩展。应根据个别与一般、具体与抽象、特殊与普遍的辩证关系原则，对各种不同研究方法予以系统的把握，使之在实际运用中具有合理性。

四是关于学术独立性方面存在的迷思。理论研究和学术活动不是与社会实践相隔离的，在一定意义上，理论本身就是实践的。特别是社会学理论研究者，只有在时代的实践中穿行，才能获得对社会生活主潮的真实体察和把握。理论的实践穿行本身既是学术独立的根本方式，也是不断锤炼和提升自身的品质，追求更高境界的、更多原创性、更富有思想性的理论成果的真实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