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社会面对体制”

3.2.1　“站在社会面对体制”——用社会化的方式运作体制资源

中国作为政府主导型的国家，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国家始终处于绝对主导的地位。尽管改革开放松动了中国政府对社会控制的领域和力度，中国社会出现了“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但是中国社会总体性“强国家—弱社会”的基本格局仍然没有改变。社团作为民间社会力量是体制外力量，从根本上说社会资源是其安身立命之本，而在中国“后总体性社会”政治行政因素对社会生活仍然起着很大影响的情况下，要脱离体制资源，聚集起大规模的社会资源，是不现实的。要对社会资源进行有效的动员，就必须利用已有的体制和组织因素。

体制资源既包括有形的物质资源、组织资源；也包括无形的符号资源。在社团的发展中，既能充分利用体制内资源调动社会资源，充分发挥依托政府的优势；又能在社团的实际运作中巧妙规避体制固有的弊端，在获得官方大力支持的同时尽力保持社团的社会化和民间化的本色，应成为中国社团在现有体制下寻求发展的一种策略选择。这既是当前中国一些体制内社团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官办社团在依附与自治之间求得平衡和发展的唯一出路。南京市慈善总会作为中国较早成立及运作比较成功的社团组织，为我们更好地认识和处理二者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南京市慈善总会作为一个挂靠于南京市民政局的民间非营利慈善机构，成立于1997年12月，在成立的七年时间里，它秉持广纳义举、广播善心的理念，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举办和资助了多项社会慈善公益事业，开展了助学、助医、助困、赈灾等慈善活动，为特困学生、低保对象、残疾人、老年人等社会弱势群体，及时提供救助。据统计，总会6年来累计拨出募捐款物5　000多万元，用于赈灾、扶贫、济困、安老、助残、医疗救助，30万名特困市民得到社会慈善资助，对促进南京市的精神文明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2002年它在开展“慈善儿童一日捐”活动中成绩显著而被中华慈善总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评为“公益明星城市”；2003年被南京市人民政府评为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先进单位”，被南京市民政局、南京市人事局评为“南京市先进社会团体”等荣誉称号。⁽⁹⁾

中国的慈善组织作为公益性社会团体组织，尽管在各种公开场合、在名义上都宣称自己是“民间非营利组织”，但在实质上，它们绝大部分是依托于政府的民政部门建立的，慈善组织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直接来自于政府，组织以与政府极其相似的逻辑在运作。这就是说慈善组织形式上的“民间性”和“非营利性”与其实际运作的政府逻辑是不一致的，有学者把这种组织形式与运作逻辑分离的现象称作“组织的外形化”⁽¹⁰⁾。实际上组织外形化也是当前中国社团组织的一个普遍特点，对此，也有学者称其为“制度的形同质异”，认为中国社团具有自治社团或独立法人的外观，但在本质上则是共产主义正式组织面对风险制度环境时产生“组织变形”的结果。⁽¹¹⁾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带有“中国特色”的社团发展特点，田凯认为这是组织在制度环境的非协调约束中寻求平衡的结果：一方面，制度环境的变迁对组织现有的资源存量构成了挑战，迫使组织尽可能地动用各种策略摆脱资源短缺状况，化解生存风险；另一方面，制度环境对于组织获取资源的方式施加了种种约束，甚至组织参与者对于组织获取资源的合法性手段的认识也是相互矛盾、冲突的。这样，面对制度环境的非协调约束，组织就会不得不采用各种“变通”手段，在各种约束中寻求平衡。具体到中国慈善组织的产生以及慈善组织外形化的形成，田凯提出了七个命题。⁽¹²⁾在他看来，这种情形既是制度环境约束下，组织不得不为之的一种被动选择，同时也是慈善组织在制度环境的约束下能动的一种策略选择。下面以南京市慈善组织为例，具体来说明社团组织在面对中国政府主导型的制度环境约束下的生存策略选择。

南京市慈善总会脱胎于南京市民政局，同中国绝大多数社团一样是体制内生的组织，但是与中国很多社团组织不同的是，它并不是完全依附于政府，而是巧妙地借用体制资源，用社会化的方式“盘活”体制资源，迸发出了巨大的活力和生命力，显示了一定的生存智慧。具体来说，慈善总会在与政府的互动中，其社会化的发展策略主要表现为：

（1）依托政府的权威和体制资源进行社会动员。南京市一年一度全市范围的募捐活动，都是经过市委、市政府的同意、批准，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发布的。同时，募捐活动还成立了由多家机关组成的组织机构进行组织协调。例如2004年度的捐助活动，就成立了“慈善一日捐，济困送温暖”的活动协调委员会，由市长蒋宏坤任名誉主任，由副市长盛金隆任主任，省民政厅、市精神文明办、市级机关工委、市民政局、市交通局、市工商局、市教育局、市卫生局、市民族宗教局、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市残联、市台胞投资企业协会、市私营企业协会、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南京报业集团、南京广电集团、市慈善总会、市13家区（县）政府等33家单位负责人为成员。在当前中国社会公众慈善捐赠意识还比较薄弱的情况下，这种依托体制形成的大规模社会动员活动，应该说有其现实的合理性。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单纯依靠慈善组织自身是无法办到的。在这个方面，募捐部主任黄慧值先生深有感触，他说如果脱开政府由慈善总会来募捐，只能筹集到200万～300万元，而现在以政府的名义出面动员则能募捐到1　300多万元的资金。

（2）在报纸上刊登倡议书，向社会发布活动方案。在中国社会中，报纸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西方社会中的“大众传播媒介”，大部分报纸是各级党组织或政府组织的机关报。这些报纸上所发表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看作是党或政府的意志的体现。像南京此次“慈善一日捐，济困送温暖”的活动，其中一个重要的实施方法，就是召开驻宁新闻媒体“慈善一日捐，济困送温暖”座谈会，向社会发布活动方案、跟踪报道活动情况；并通过党中央机关报《南京日报》全文刊登倡议书，开设“爱心榜”专栏，及时公布捐赠单位和个人，宣传和培植全社会慈善意识，营造良好活动氛围。这种在报纸特别是党报《南京日报》上发布消息的做法，就等于是刊登募捐广告，无疑有助于赋予这项活动以合法性和权威性，以形成社会对这项活动的认同。

（3）在动员工作中，借助于政府机构和官员的“象征性活动”，如号召、带头捐款、题词等，以形成对社会公众的示范性效应。在南京市慈善总会进行的活动，如“儿童慈善一日捐”、“爱心一日捐，济困送温暖”等活动中，大体都是重复同样的模式——领导人题词、撰写文章、参加大会、带头捐款等。这些仪式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咱们的体制下，宣传首先就是让领导人题词，老百姓他信这个，一看这领导都点头了，是安全的。”从理论上分析，孙立平先生认为这是与中国“后总体性社会”中资源控制的特点直接有关的。在“总体性社会”中，国家对资源的控制更多采取直接拥有的形式，而在“后总体性社会”中，国家对资源的控制和影响，更多的则是采取间接的、非正式的方式，但需要注意到的是，尽管这种影响往往是间接而非正式的，但其作用是不能低估的。⁽¹³⁾另外，这也与政府的合法性有关，慈善资源的获得不能依靠政府强制手段，而必须依靠社会公众的自愿。从而政府只能采取模范、示范的方式而不是行政强制的手段来获取慈善资源。

（4）对符号资源创造性的生产和再生产。南京市慈善总会在其形成的几年中，每年都要举行一次全市范围的募捐活动，而每次活动都是围绕“济困送温暖”的主题进行，如“助残济困送温暖”，“慈善一日捐，济困送温暖”，“奉献爱心一日捐，扶贫济困送温暖”等。这样在符号资源生产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就形成了某种品牌效应，并最终形成了一种慈善工程资本。这种慈善工程资本具有非常强的可兑换性，可以交换各种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资源。“济困送温暖”的符号最终使慈善工程处于这样的一种位置：支持和参与慈善事业是一件道德高尚的事情，损害慈善事业在道德上是应当受到谴责的。同时，这样的一种符号资源事实上也为慈善总会的许多工作节约了交易成本。

可以这样说，慈善总会运作的成功，主要并不在于它是不同于政府和企业的社会公益事业，而是在于它巧妙地沟通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资源。更确切地说，是它形成了一种运用社会化方式动员和运作体制内外资源，特别是体制内的组织资源的方式，我们将这种方式称之为“准组织化动员”。⁽¹⁴⁾

当然，在社团的运作过程中，也时常会发生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冲突。南京市某社团的领导就举了这样一个事例：南京市某企业与该社团协商以该社团的名义进行慈善义卖，许诺拿出当天营业额中的5万元捐献给该社团，但是条件必须是某副市长亲自出面。联系该副市长时，他觉得5万元有失面子而拒绝出面，除非20万元才肯出面，而该企业又不愿意拿那么多钱，从而义卖的事不了了之。该负责人感叹道：还是该社团领导的职位低了，要是由副市长兼职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实际上，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其谋利最大化的考虑和要求，是可以理解的。而该市长的做法就值得质疑。因此，政府首先改变观念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在社团接受社会特别是企业捐赠时，企业从自身的利益角度考虑会提出一些附加条件，而政府部门由于有这样那样的顾虑不予认可而取消的情况也比较多。这说明社团与政府的互动中，在利益趋同的情况下会联合起来，而在观念、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下又会出现分歧和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