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基金会与爱德农村发展项目

3.3.3　爱德基金会与爱德农村发展项目

爱德基金会是一个典型的NGO组织，作为一个纯民间组织，其最重要的特征是它的独立性和自主决策权。它的项目运作过程包括项目的意向、目标群体的识别、管理人员的培训、管理、监督、评估等完全是自主完成的。在项目管理过程中，与政府没有隶属权。但是，它的自治性并不表明与政府没有任何关系。实际上它的成功运作仍然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农村发展部主要负责山西、甘肃和四川的农村综合发展项目和部门小额信贷项目的员工王保成先生，对此有切身的体会。他说：

一般的，我们在做项目时，首先要与当地的政府联系，由它们成立项目办公室，办公室人员的工资、管理费用都由当地政府来支付，我们为他们提供项目培训和指导，具体工作就由项目办的人来做。而我们提供的经费也全部用于项目本身。这样一来，就可以节约大笔的行政费用，做到资金使用效率的最大化。而一些没有依托政府体制，项目由真正的草根组织（grassroots）亲自来做的事，例如四川农村发展组织却往往不能通过这样依靠政府体系，节省自己的行政成本。同时他们的工作形式也占用了大量的人力资源，因此他们不可能在规模上快速膨胀。当然他们的项目也有自身的优势，即可以更好地根据机构的理想开展工作，也更清楚当地农户的需求，这对做筹款宣传工作更有利一些。我们这样做很容易使项目扩大化，用同样的资金却可以使更多的地区和人群受益。而一些草根组织的做法往往使项目有很大的局限性，仅限于某一狭小的地区，不容易把项目做大。

因此，中国NGO组织要想得到更好地发展，就要善于利用政府的体制资源，与政府取长补短，争取政府的支持与合作。

王先生在做项目中还有一个切身体会，就是在NGO组织与政府的关系上，他对传统上把NGO组织的功能界定为是对政府职能的“拾遗补缺”的说法，有自己独到、精辟的见解。

他认为NGO的功能更多地不是起“拾遗补缺”的作用，而是凭借其专业的能力，一些项目做成功了，被政府采纳，并由政府把成功的经验推广、放大，才能更好地体现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其实，NGO存在的价值在于它的创新性（creativity）、示范性和前瞻性。

他还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和体会为自己的这一观点作了注解，他说：

参与式项目管理现在已被广泛地用于农村调查研究之中。但是在1998年前，这种调查方法只是专家学者谈得较多。1998年在宁夏，1999年在甘肃也都曾试验过这种方法，但不是很成功。而2000年在山西省晋中市左权县拐儿乡石玉樵村应用该方法时，获得了成功，并被当地政府接纳和推广。同时，中央电视台曾两次采访报道此次项目中的“打深井”项目。国家扶贫办也开始在全国倡导。

那么，它为什么能够获得成功，依靠什么扭转了政府的态度呢？

所谓参与式调查，主要是根据当地政府的基本情况介绍，由项目负责人确定由那些人参加座谈会（一般采取半结构式访谈），让参加座谈的人说出当前他们面临的困难，以及他们的要求，然后由项目负责人进行需求评估，并决定资助哪些项目。开始刚实行这种方法时，当地政府并不同意，他们主要是出于如下考虑：一是由农民自己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可有些问题农民提出来了，又不能解决或不能马上解决，农民不造反吗？二是受到固有的传统思维模式的限制，当地干部认为农民文化素质低，提不出什么有价值的问题。

但是，现实却不是这样的。王先生从自己的经历中认识到：

实际情况是农民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问题，如农村的医疗卫生设备问题、农业的灌溉问题、土壤的肥力提高问题、农村女童失学问题等。而且农民提出的很多问题都实现了，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山西省晋中市左权县拐儿乡石玉樵村是一个缺水严重的村子（电影《老井》的原型就出自这里），原来政府也曾帮助农民打过井，但大都坏掉了。而此次由爱德基金会来帮助他们实施该项目，由于是农民自己提出来的，因此积极性特别高，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而当地政府也慢慢改变对参与式调查的态度，并很快推广、普及该作法。爱德以自己的专业素养和敬业品质，赢得了政府的信任，也扩大了自己的影响，这是一种双赢的策略。

同时，爱德基金会与政府虽然没有实质的隶属关系，但也有组织形式上的隶属关系，即在江苏省民政局登记，在统战部下属。王先生还提到说：

我们单位今年七月份进行了一次调整，原来的秘书长韩文藻先生因病退休，启用了我们部门主任丘忠辉做秘书长，他不是基督徒。另外，他当选之后，为了能够更好地与统战部搞好关系，将统战部的一位工作人员提名为我们的一名副秘书长，虽然他很少到我们单位来，也许每年只来一次，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明，我们和政府的关系还是处得很好的。⁽¹⁹⁾

上述事实说明，即使是纯民间的社会组织，其工作的正常开展还是不能离开政府的支持与合作，而作为民间组织来讲，就要善于发挥自己的优势与特长，同时借助政府的体制和资金优势克服自己的劣势，更好地体现自己的价值。

本章三个案例分别是学术性社团、协会和基金会与政府成功合作的案例，它们对整个的社团组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注释】

(1)张力，在此指一种矛盾或冲突的状态。如李强在《“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一文中在界定“社会结构紧张”时，指出社会结构紧张是指由于社会结构的不协调，而使得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处在一种对立的、矛盾的或冲突的状态下，或者说，社会关系处于一种很强的张力之中。［李强.“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社会学研究，2005，（2）］

(2)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概念、分类与制度环境.中国社会科学，2006，（1）

(3)吴忠泽，陈金罗.社团管理工作.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69

(4)田凯.非协调约束与组织运作——中国慈善组织与政府关系的个案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79－180

(5)朱晓明.中国民间组织生存发展的法律环境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04，（3）

(6)《南京民间组织》，2004年第2期。

(7)2004年8月20日上午10：00～12：00同审计学会秘书长李汝荣的访谈

(8)郭于华，杨宜音，应星.事业共同体——第三部门激励机制个案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2

(9)2004年10月8日同慈善总会募捐部黄慧植副秘书长的访谈。

(10)田凯.组织外形化：非协调约束下的组织运作——个研究中国慈善组织与政府关系的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04，（4）

(11)沈原，孙五三.“制度的形同质异”与社会团体发育//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社团

(12)田凯提出的“关于慈善组织与政府关系的七个命题”是：命题1——强制性命题：政府是社会中最重要的组织形式。政府与其他组织形式的最重要区别在于，它是一种在特定区域内对合法使用强制性手段具有垄断性的组织。命题2——合法性命题：政府的统治行为和方式受到合法性的约束，其统治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成员服从和忠诚的概率。命题3——专用性命题：社会被区分为不同的领域，不同领域中的行动工具是不一样的。政府最主要的行动工具是法律，拥有强制的权利；商业部门的行动工具是市场中的交换；非营利部门的主要工具从历史上就是志愿主义，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时间和金钱方面的自愿捐献。命题4——冲突命题：政府的资源获得需求和社会控制需求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张力。命题5——控制命题：政府对慈善组织的控制强度是慈善组织实际所拥有的行动权力，政府行动的权力和政治反对力度的函数。命题6——协同命题：政府与分化出来的慈善组织存在某种程度的委托—代理关系。命题7——辩证命题：慈善组织的外形化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对其进行完全控制，慈善组织也有一定的能动性。（田凯.非协调约束与组织运作——中国慈善组织与政府关系的个案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79－83）

(13)孙立平，晋军，何江穗.以社会化的方式重组社会资源——对‘希望工程’资源动员过程的研究.http://www.chinango.org/news/findnews/shownews.asp?newsid=3137

(14)孙立平，晋军，何江穗.以社会化的方式重组社会资源——对‘希望工程’资源动员过程的研究.http://www.chinango.org/news/findnews/shownews.asp/newsid=3137

(15)2004年7月21日同汽车运输协会常务副会长徐金钰的访谈。

(16)〔美〕罗伯特.D帕特南；王列，赖海榕译.使民主运转起来.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208

(17)根据2004年4月26日对明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山陵园管理局文物处副处长廖锦汉的访谈整理。

(18)南京民间组织，2004年第1期。

(19)2004年12月2日上午9时～11时，同爱德基金会农村发展部主要负责山西、甘肃和四川的农村综合发展项目和部门小额信贷项目的员工王保成先生的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