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论分析与研究方法
前门小吃店变迁之痛这一话题,从社会学的视角上观察,其核心问题就是前门社区的分化与变迁导致以小吃店作为社区中心节点的胡同生态的破坏,而这种大规模的空间社会变迁使得众多城市地标与历史街区逐渐湮灭,城市记忆的缺失导致城市性格的平庸。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社区是人、建筑、街道和社会关系构成的社会空间关系,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心理归宿与传统,有带本地特征的文化特质,存在着在情感上有沟通、在心理上有认同和归属感的群体(2)。而在这一重要特质的形成机制上,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就具体提出共同体(社区)的最初表现是以血缘联系为基础的,它的典型形式即是家庭,此后,“血缘共同体作为行为的统一体发展为和分离为地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直接表现为居住在一起,而地缘共同体又发展为精神共同体,作为在相同的方向上和相同的意向上的纯粹的相互作用和支配”(3)。这三种共同体相互之间密切相连,不论是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在滕尼斯看来,精神共同体与其他两种共同体相结合,可以被“理解为真正的人的和最高形式的共同体”(4)。进而,滕尼斯总结出社区的重要特征:其成员对本社区具有强烈的认同意识,他们重感情、重传统,相互全面了解。费孝通先生也把社区定义为生活在一定地域内的社会共同体,此后学者进而加以阐释为:社区是相互独立的地区性社会,是以一定的数量的同质人口为主体、有认同感和地域界线、形成组织完善的生活共同体(5)。
前门胡同小吃店就起到了精神共同体节点的作用。它为本社区成员提供了交流互动的平台,其社会网络中的结构洞的地位使小吃店主成为当地社区的意见领袖,小吃店的经营文化与商业道德更成为本胡同社区的主流文化。小吃店和本社区融为一体形成了具有前门小吃一条街的胡同社会生态。
在对社会生态及其关系的研究方面,乔治·齐美尔认为,社会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它也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首先是社会化的个人的复合体,是社会性的人类物质构成了整个真实的历史;其次,社会也是各种关系形式的总和(6)。而舒茨(Schutz)指出,人们在日常生活的居住领域、生活交往空间领域以及生活方式领域中表现的集体性特征,是人们互相理解的基础。有了这一基础,他们可以共享城市的时空、共享城市的场所。人们在城市相互理解的时空的共享过程中会导致社群的产生(7)。
国内有学者在国外社会学大家的研究成果之上提出:“人类社会生态,系由人类与其环境所组成的生态关系或生态系统,它是集自然、社会和经济三重属性为一体的客观现实存在。”(8)根据以上的理论,有学者提出了“生态住区”的概念,沈清基认为生态住区具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非常和谐的人际关系,生态住区的共生关系的存在,是与生态住区中人具有的共生、协作的需要分不开的。住区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住区中的人类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的紧张心理,迫切需要通过共生关系的构建来获得缓解和释放。另外,生态住区中的共生关系包括了社会学中的“交换关系”。个人或群体采用某种方式彼此交往,旨在获得报酬或回报。而这种回报不一定是物质上的,在生态住区中更多地表现为人际交往的和谐友善、互帮互助(9)。
把“社会生态”“生态住区”投放到胡同这个特殊的具有北京地方特色的空间构成形式中去,就形成了一个新的概念:胡同社会生态。赵园在《北京:城与人》一书中对胡同生态作出了诠释,他认为这种生态结构在建筑形态上就是封闭内向型四合院——胡同结构,其生活格局是以家庭为中心的辐射状人际关系作为中心的。通常情况下,胡同间人际、家际关系也由居住远近所决定(10)。而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传统中国生活社区中“差序格局”——中国社会是一个由近及远的成涟漪状的关系网络——结构的理论,又可为“胡同生态”作出下面的注解:胡同生态的辐射状人际关系是像涟漪状渐推渐弱的,而此时小吃店的出现便成为社区生态关系圈层的中继器。
小吃店是城市节点,和其周围的街区、道路、标志物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形态,这就是美国学者凯文·林奇1960年在其著作《城市意象》中提出的对“城市意象”的解释,他认为“城市意象”即“城市的个性,城市所具有的唯一性特征,是城市文化的集中表现,从整体上与其他的地区或城市有区别”。(11)在之后的对城市节点的研究中,林奇在著作中对广场这一节点进行了集中分析。而张鸿雁教授在《城市形象与城市文化资本——中外城市形象比较的社会学研究》一书中,对林奇的“城市意象”的外延进行了扩展,他认为,城市道路、城市边界、城市区域、城市节点与城市标志物都应该是城市意象的组成部分。在论及城市节点对于城市形象的意义时,他认为“节点是城市结构空间及主要要素的连绵连接点,同时也是城市在不同程度上表现的‘焦点’、浓缩点、汇聚点,更有可能是城市与区域的中心及典型意义上的核心……每个城市内的区域和城市街道往往都会有代表性节点,北京的天安门、上海的外滩等构成的节点意义十分广泛,既是人们认识城市的要素,又是人们心中对城市的‘意象’”。(12)
小吃店的迁移导致了胡同生态的变异,这种变异折射出的又是社区的分化与变迁。在社区结构变迁的理论研究方面,南京大学张鸿雁教授认为:社区分化与变迁是社会结构系统分化的形式之一,主要指社区内部构成要素或构成部分的变化,一个具有多种功能作用的要素或部分转变为几个功能更专一的要素或部分,或者担负某种功能的部分由一个转变为多个。其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①社区成员角色的分化;②社区活动的分化;③社区内部组织与群体的分化;④社区利益的分化;⑤社区规范和制度的分化;⑥社区价值观的分化;⑦社区聚居形式和生活服务设施的分化(13)。由此可见,小吃店的变迁使得本社区在以上七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异。
对于“历史街区”的研究,目前学界对它的理解还有一定差异,而与“历史街区”相近的词语还有“历史地段”“历史风貌保护区”“历史文化保护区”。学者李志刚认为:“历史街区所表现的共性在于其具有反映一定时期城市发展的历史层面的历史价值,在建筑形式上体现的文化和艺术价值,体现本社区网络关系的社会价值,展现建筑遗存、地方风俗的旅游价值。”(14)在诸多关于“社会记忆”的研究中,学者钱智勇认为:“城市记忆是一个城市形成、变化和演进的轨迹和印痕,是由一系列代表不同时期的历史文献、建筑、街道和文物古迹等历史坐标点串成的,是一个城市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和生生不息的象征。每个时代都在城市发展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迹。从世界范围看,城市记忆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是一个民族赓续绵延的记忆载体,城市记忆是传承城市文化的接力棒,城市记忆信息资源在城市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作用,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15)“城市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城市地标性的历史建筑遗存正是唤起这种对过往生活方式记忆的载体。”城市社会学家张鸿雁教授认为历史地段的保护是城市记忆保护工程的重要方面。学者潘积仁、徐继亮在《城市记忆工程:记录城市形象和重大时刻》一书中认为:“随着城市社会网络化、信息化的加速发展,以城域网络为载体,保存城市记忆,保护城市历史的延续性,整合城市记忆的信息资源,共享城市历史文化,保留人类文明的脉络,成为网络环境下城市现代文明发展的客观需要。”(16)
通过以上的理论分析,本人制订了详细的研究计划与访谈提纲。采用非参与观察法和访谈的定性研究方法进行研究。访谈对象包括三家老字号小吃店(小肠陈、爆肚冯、月盛斋)以及廊坊二条、孝友胡同的九户居民,于2006年7月至9月以及2007年1月至3月深入前门地区的廊坊二条胡同和取灯胡同以及后海北岸的孝友胡同入户进行访谈。2007年4月前期材料准备工作结束并进入写作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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