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个新城市理念与理想类型的建构
张鸿雁
在现实中，城市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的研究，几乎是我生活的全部，从读硕士研究生时代起，城市研究就已经成为我每天生活的一部分。或许正是因为有了城市研究，才使我能够在这纷杂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生态坐标，能够让我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自我认知的价值观和独立思考能力。或许正是因为有了城市研究，才使我找到我个体的生活主体，使我能够自觉寻找并认识到我自己的终极认知与人生价值理念——为了社会进化去研究城市，为了创造一个活着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去研究城市，为了社会进步与进化去推广城市意义，为了社会的优化与民族性的创新，去探寻、创造市民社会的文化本质属性，去探寻、创造自己个性化的生活方式，即生活质量与生命质量的双重认知，去思考社会的存在与进化意义和个人对社会事件在研究的价值中立的取向性。
是的，城市本身给人以希望。亦如一位哲人所说：为了生活，人们来到城市；为了更好地生活，人们留在了城市。城市是一个人生戏剧大舞台，参与是生活意义的追求，追求的是社会认同，扮演的是社会角色。
是的，城市本身给人以诱惑。在城市的大千世界中，人们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创造了社会阶级与阶层，创造了不同高度的生活样态——高楼大厦和低矮街巷形成鲜明的对照，既让生活丰富多彩，又给更多的人以向往。
是的，城市是一个充满选择机会的场域，也是一个容易让人失去机会的场域。所有选择都是某种失去，当你选择获得某一要素的时候，也是失去其他要素的时候。因此，城市生活能够给予我们的是机会，这个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创造的。所以说现实高大、宏伟的城市是市民社会的结晶，是一个历史的时间断面，是人类意识的连续空间，个人只是其中的一个中介过程、瞬间即逝的过程。
城市是具体的生活，形形色色的人构成了城市的色彩。当城市风雨交加的那一时刻，我适逢在高楼凝视远眺……街上、十字路口处那忙忙碌碌的人们朝着不同的方向行走着……这时，心中自然而然地会想到：人们为什么要生活在这里？为什么要这样生活？一生忙碌的终极价值是什么？在茫茫的人海中、在这人生的风雨旅途中、在这陌生人的社会体系中，个人的价值如何去诉求？个人的生存意义何在？
有文学家说：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幸福的家庭大体一样。或许现实的城市也应该这样说：不幸的家庭大体一样——缺少金钱和财富！幸福的家庭各有各的幸福，可以多样化地创造其生活方式！或许这只是一种调侃，但是我更关心在灯红酒绿的城市生活中，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在怎样度过每一天？我想知道！很想知道！！而且必须知道！！！这是我作为一个城市社会学研究者的责任，更是一个城市社会学研究者的义务！这也是本书能够出版的真正原因之一！
在二十多年的城市研究中，我受“芝加哥城市社会学派”的影响很深，我把城市当做自己生活与生命的一部分加以审视，其主要是因为芝加哥学派有一个值得尊敬与称道的学术传统，正如其领军人物帕克告诉他的学生们一样：“去坐在豪华旅馆的大堂里，也坐在廉价客店的门阶上；坐在高级住宅的沙发里，也坐在贫民棚屋的地铺上；坐在庄严堂皇的大音乐厅里，也坐在粗俗下流的小歌舞厅中。简单说吧，去做实际研究，把你的裤子坐脏。”(1)
这十几年来，我一直虔诚地秉承芝加哥城市社会学派的学术思想和行为，我在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开设的本科生的城市社会学、硕士生的现代社会区论和博士生的城市社会结构变迁研究等课程，在教学和指导学生学习的过程中，带领并和学生一起踏遍南京城市的角角落落，了解各个阶层的生活样态，了解城市社会的生活细节，了解城市的每一种记忆，认识城市的本质，了解鲜为人知的被人遗忘的城市角落……
这些年来，我带领我的学生走过了几十座城市，去过唐山的大小街巷，拜谒过唐山地震的废墟，徜徉在工人的居所门前，感受“最具有战斗力”的工人阶级的工作与生活；探访过北京怀柔区的城镇和深山小村，在偏远乡村小学里看到艰苦的希望和北方儿童的执著与纯朴，也欣赏到“野长城”的人文原生态风采，更感受到生活在深山中的农民的孤独；踏查过北京故宫边“清朝遗巷”胡同文化，那历史的斑驳的记忆空间与现实形成强烈反差，既感受到城市变迁的历史无情，也感受到变迁中被人遗忘的角落；远足到安徽广德县城、村镇及乡村的农户家里，那清丽的山水与宁静的山沟，自然唤起我重新建构乡村草根文化书院的理想；雨中行，我访问南通的城市贫困家庭，触摸到缺失的“草根文化”和贫困家庭那零乱的院落；夕阳西下的日子里，观察流连在扬州数不清的小巷中，洒下滴滴汗水，摘下片片城市意象，感受我自己记忆的感动；夏日炎炎之日，亦曾感悟过“三十六湖秋水阔，苍烟一点指高邮”的心境，那明湖“高悬”城市文化，我试图在古驿城中寻找到心情驿站；桃花山水之时，体验过李白所提“何时到溧阳，一见平生亲”的感觉；在连云港的海边，面对冬日寒风中的海浪，曾大声吟诵着心中的诗文，抒发心中的积思……在南京这个六朝古都中，多少次寻找“六朝文化”的遗存和“乌衣巷口夕阳斜”的体验，曾遐想与六朝“士人”“贤人”会话，获得诡辩“崇有”与“贵无”的乐趣与玄机；相反在“六朝古都”却能够与“拾荒者”对话，少了往昔金陵的奢华，多了一些古都的悲凉，而从心底感受到“十朝文化”的缺失和“博爱之都”的“博爱”文化的匮乏！
几十座城市，去过多少户人家已经数不清了，寻访过多少街巷也已经记不清了，数得清和记得清的是一种失却与忘却追思，面对中国城市100年来的建构性的本土化形态的缺失，如何重新找回自我，已经成为一个城市社会学者的义务！如何创造中国更多、更新的城市理念与城市特有的思维，已经成为民族再兴的前提！更重要的是如何能够实现城市底层社会的改变，或者城市如何能够实现——“不同的高度，同样的理想与幸福”的理想类型追求……抑或可以说，应该找回中国本土化城市理论，找回中国城市的自我！这才是现代城市社会学应有之行动纲领！
这些年来，我试图设想提倡一种学派的建构思想，这不仅仅是社会学、城市社会学的事情，更应该是中国整体社会科学的事情。当代中国的学术研究之所以缺乏真理性的探索和研究，主要是在诺大中国，虽然有数量庞大的学术群体，但是没有典型的“学派”之分，既没有理性和学理性探究的学派存在，也没有地域化“学派”的建构。显然，在中国学术思想文化发展中，如果没有学派的发展，就不会有多元化学术研究的发展，就不可能真正有百花齐放的文化形式，必然也就不会有中国式的本土化研究体系与理论主张，因此，提倡并构建中国本土化“学派”关系，是中国学术研究真理性探索的重要内容和形式，或许可以这样认为：中国目前正在酝酿、萌发的“中国式城市文艺复兴”有可能为中国式“学派”的成长创造土壤和前提。我曾有建构“南京城市社会学派”的非分“枉想”，但这绝不是仅为个人的学术价值追求非分“枉想”，只是设想为中国学术之兴、真理之探索铺路而已！亦从城市社会学的发展来看，以呼应“芝加哥城市社会学派”的学术价值和文脉价值。一个芝加哥曾是多个学科学派的成长与创新地！在中国呼唤学派的兴起，更是为了创造中国本土化的城市社会学的理论与体系研究。对于我的城市社会学研究来说，其中包括“城市文化资本理论”“循环城市社会理论”“中国城市梯度社会演化理论”“城市定位理论”“城市进化理论”“中式后都市主义理论”“田园型适度紧缩城市理论”和“城市关系学派”的主张等想法，这些理论虽然还不十分成熟，但我一直在努力探索着，只是试图为他人铺路！
能否建构成为一个学派，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和创造，其中既包括完整的主体的理论体系和独有方法的建设、创造一个学科属性的“独立辩护词”、创造一整套的话语体系，还需要能够形成完整的外部的评价体系，并能够在实践中获得认知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其核心是独有的学术理念的体系、完整创新体系等。我有一种理解：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学术学派群体的建构，是学术研究世界化和真理性探索的前提！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学派”，没有科学性的“辨争”与辩论，没有学派之间的真理性探索，社会学及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探索很难进入“真理性探索”的境界。而古希腊罗马出现过的科学与学术辉煌就曾与“学派”的发展有关，在雄辩中探求真理，在雄辩中去伪存真，在雄辩中追求真善美！这是真理性探索的一种必经的“路径”“方式”“程式”和“范式”，没有这个“程式”和“范式”所表现的程序的“合法性”，科学的结论和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价值观就很难发生。而我提出建立学派的想法只是对社会学科学性探索的一种初步探索，或者仅想做城市社会学“真理性探索”的“铺路石”，如是，也是我个人终极价值实现的一种方式。
而在这二十多年来的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努力中，心中一直追随着两个人，一个是20世纪的智者——罗素，我认同他的综合理论和复合知识的社会科学研究理想，在经济学、社会学、哲学、数学、伦理学等二十多个学科领域里都有较高建树，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复合型人才”；一个是司马迁，我认同司马迁“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的思想学风，力求提出自己的认识和主张，因此，我一直在探寻着全新意义上的城市社会学的研究与认知。在多年的学术生涯追求中，我于2000年著写了《侵入与接替——城市社会结构变迁新论》一书，提出了“城市社会结构变迁”系统认知模式，包括“城市社会压力选择体系”以及相关的10项命题。2002年著写了《城市形象与城市文化资本论》一书，在国内首次提出“城市文化资本”的概念和理论认知模式。同时还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为本”的城市终极理念，包括建构了一套城市形象与城市品牌运作体系(2)。在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中，提出“城市文化基因”“城市社会再造文化因子”等概念。2003年提出“中国城市进程中的社会问题的分类与整合”的想法，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重大社会问题提出了“城市进化”动力与社会进步动力的结构理论，并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20类社会问题进行整合性分析与研究。2004年提出了“城市社会公共空间社会价值再造”的理论与观点。2005年首次提出了“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的理论。2006年提出了中国“城市形态本土化”的理念与思考。在2007年著写的《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一书中，提出了建构一个城市社会发展的“理想类型”的想法与认知，同时还提出并发表了《多梯度城市社会发展结构理论》。2008年提出“中国式城市文艺复兴”“中国城市六次革命”“中式后都市主义”“大上海国际化都市圈”“嵌入性城市定位论”等理论与概念。其目的主要是想能够创造“中国式的城市社会学”研究体系，形成本土化的城市形态和城市社会学范畴。当然也是为了完成我主持的中国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中国城市化理论重构与城市发展战略”。可以归结为全新的中国城市化10大理论。一是全球背景下的中国本土化城市形态理论；二是可持续发展创新前提下的循环社会型城市发展理论；三是多元论体系下中国社会多梯度发展理论；四是以大城市为主的都市群差序格局理论；五是城市再现代化的适度紧缩理论；六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中优先战略选择理论；七是城市全球化发展中的城市价值链高端介入理论；八是城市空间再生产理论与区域经济空间整合理论；九是小康社会与村镇城市化发展模式理论；十是嵌入性城市定位理论。
之所以我有强烈的“中国城市本土化理论”的意识，主要是在青年时代——还在读博士研究生时，就曾有一种不成熟的想法：是否能走一条自己的路。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是《春秋战国城市研究》，博士论文题目是《春秋战国城市经济发展史论》，这两本书在1988年6月由辽宁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对先秦的城市研究，用的是一种全景式研究方式，其内容包括城市规模与城墙结构、国家与区域城市格局、城市内部空间布局、城市市场与商品交换、城市管理与城市法制、城市建设与技术、城市社会结构与职业、城市人口与流动、城市功能与分类、城市文化与学派和中外城市社会形态比较等。其中主要的理论指导就是芝加哥城市社会学派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帕克的理论与思想方法影响最大，在我的博士论文中，就曾多次引用帕克的观点。
由于学科出身是历史，上大学从学习考古开始，硕士生和博士生期间专攻“中国古代先秦城市史”。在学习中《十三经》成为手头必读书，《尚书》《左传》《国语》《春秋》《礼记》等是课内课外必读书。《管子》《孟子》《韩非子》《商君书》《晏子》等《二十二子》书，也是在老师指导下逐字逐句研究。特别是前四史学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曾为之时而废寝，时而忘食。其中《史记》10卷本，每一页读过来，整整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是从第一卷读起。硕士毕业留在辽宁大学任教。在担任学报编辑的同时，兼任《中国古代史》《古汉语》《春秋战国考古》等本科教学工作。1985年考上华东师范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在读博士期间，除了必须学习先秦史的各种经典文献之外，我的导师吴泽先生严格要求我们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我从第1卷到49卷，有重点地读，反复研究。有的一页一页重点抄录过来，在写博士论文过程中专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寻找有关城市研究的观点与论述，遍查有关马克思和恩格斯论城市的经典论述，共摘录了30多万有关城市与商业的论述，从中可谓“获益无数”，既学到了经济学的知识，又学到政治学的知识，同时还学到商品经济的知识，学到有关古希腊和罗马城市的历史知识。我的博士论文《春秋战国城市经济发展史论》专门研究一个断代的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在引用芝加哥城市社会学的重要人物帕克有关城市“异质性”的观点时，体会到了交叉学科研究的意义与价值，也是导致我从城市史研究走出来的重要因素。虽然博士论文当时写的是有关城市经济与社会史的研究成果，但是，在城市定位、城市概念、城市结构、城市区位和城市生态研究上，其主要思想认知都来源于芝加哥城市社会学派。应该说从1986年以来，就开始注意对芝加哥城市社会学派的学习与研究。1987年博士毕业后我留在本校华东师范大学任教授，开设东方学、历史学、城市经济史、城市社会发展等课程。在我的提议下，华东师范大学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城市与行政区划研究所”。但是，当时我的学术研究，从主体思想到方法及观念上，都倾向于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其主要感知就是，城市社会学的研究与现实联系较紧密，传统的城市史研究，不能够解决当代中国城市发展的问题，而我做学术研究的一个想法就是，能为现实所用，能够改变现实，能够有效地推动社会发展，所谓“经世治用”。后来我从华东师范大学调到东南大学工作，开设了城市经济史、城市文化、传播学、近代经济史和城市发展史课程，我个人所侧重的研究主要是现代城市发展战略、城市经济与城市文化、城市社会学。并在东南大学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城市经济发展研究所——“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发展研究所”，开始了区域城市经济与城市社会发展的研究。后来我又调到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工作，专门研究城市社会学。在调到南京大学前，著名学者南京大学曲钦岳校长找我谈话，我至今历历在目，强调对我学科研究的支持，我直接提出要建立一个“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中心”，并由我担任主任。从1994年起我在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工作，并担任“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中心”主任至今。或者说，从这时起，开始了“专一”的城市社会学、当代城市发展战略和当代城市经济与城市文化的研究。也就是从1994年起在南京大学开设了城市社会学、现代社区理论这两门课程。算起来已经有15年了。近30年的城市科学研究，15年的纯粹的城市社会学研究，抑或可以说，我一直在城市科学研究的海洋里探索。
同时在城市文化的建构上，我还提出了市民精神基本认知：
（1）对世界总体价值取向的核心是承担世界与人类进步的责任。城市的精神核心所在是创造人类城市文明进化的动力，推动人类社会总体进步。作为一个创新型的、有市民社会特质的城市，把城市的发展同整个人类的命运结合起来，思考人类整体的生存价值，让更多的城市人活得有价值。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将全人类的福祉作为自己的终极追求，涵容进取，厚积薄发，充分发掘自身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技术和人才能力，为解决人类的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永远探索，为实现全球城市环境的和谐而努力。
（2）世界“大同”意义上的爱国主义精神。特别是在国家和民族需要的时候所表现出的奉献精神，爱祖国，爱人民更包括爱人类，应该是城市市民社会存在的价值的整体表现。并在这种整体的文化意识中，能够遵守社会整体基本道德与规范。
（3）以社会精英文化群体为主构成的历史责任和现实相结合的主体精神。主动创造“城市哲学”，创造城市精神，创造城市市民的精神文化。即能够提出对现实与未来所承担的社会与历史责任的哲学精神与认知，并能够积极在法律层面建构这种责任关系与价值。以正向发展为价值取向的民主与平等性精神，主动在自己生活的城市里创造科学生成的土壤和社会机制。即能够主动参与社会发展，身体力行建设现代社会发展中的民主制度和国家本土化文化意识。
（4）科学与民主相结合的创新精神。市民社会的主体中的个体与群体，都能够有良好的文化教育和个体意义上的“文化与知识资本”，这是构建市民精神的文化前提，没有民主、知识与科学精神是不可能有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关系的。
（5）“智识型”的“涵容进取”精神。面对世界科学、文化与经济的发展，敢于开放，善于开放，敢于吸纳世界文化中的最优秀的部分为己所有，不仅不排斥优秀的外来文化，而且善于吸纳优秀的外来文化，甚至对优秀的外来文化，完全可以采取拿来主义的文化模式，这是一种“文化选择”力的标杆。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学习精神寻找世界范围城市社会与个人的发展。没有文化偏见，没有政治偏见，没有宗教偏见，向世界上一切优秀的事物学习，并有勇气、有能力、有责任向世界传播先进的城市文化与文明。
（6）自我批判与扬弃的精神。发展是一种否定，特别是对“旧我”的否定。一个良好的城市市民精神体系必然包括对自己的不足的认知和批判，没有这一机能，不可能真正确立先于他人的市民精神。如，小市民意识的克服与摈弃、传统农业文化的批判、传统伦理的优化等等。
（7）勇于创新，发扬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这是现代中国城市社会发展最需要构建的精神理念之一，因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是与传统的、守旧的、保守的和固步自封的文化行为相对立和相排斥的。
（8）现代伦理意义上的市民行为“高尚取向”的精神。“礼仪风范”是成熟的市民社会的外在形式和体现，至少是在公共道德领域具有的社会整体认同的一种规范。虽然市民社会也是一种分层显著的社会，但是在社会发展中，即市民成为社会的主体时，市民精神所体现的行为文化，正在创造着一种具有“社会样板”功能的行为规范，并表现为一种风范。其核心是尊重他人，讲究礼貌，懂得规范的社会交往礼仪，较少不良行为，更没有匪气。
（9）为社会奉献价值的“创业精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的公民，首先认识到的是对这个社会的奉献与义务，而不是索取。这一创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创业，也不是为自己谋生的一种创业，而是在创新基础上的创业，其核心表现是社会的发展使命、社会的经济使命、社会的文化使命。如其中包含着财富积累的精神，光明正大的竞争意识，回报社会、感恩社会的价值取向等。
（10）尊重他人，博爱天下的精神。主要表现在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发展、关心慈善事业、关心公益事业、关心弱势群体的心态，关心公共事物的文化认知与行为等。
（11）全新的消费文化伦理与道德。城市社会学的理论原理告诉我们，城市是人类的一种群体消费方式，甚至有相关学者就直接指出：城市就是一个消费体，城市越大，城市的消耗能量也就越大。全新的消费伦理的创新就成为现代城市市民社会的标志之一。
我们以一种社会责任感的心态，要积极创造个性化城市理论与认知，可谓“城市兴亡，匹夫有责”！
（张鸿雁：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城市社会学会副会长、江苏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江苏省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南京创意产业协会会长、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
2008年6月13日于金陵名人居“慎独斋”
【注释】
(1)布赖恩·特纳．社会理论指南．李康，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42
(2)张鸿雁．城市形象与城市文化资本论——中外城市形象比较的社会学研究．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16
(3)参见：张鸿雁，等．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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