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街区的空间生产

四、时尚街区的空间生产

1．文化作为打造手段

正如前面所说，民国建筑、民国文化，代表着这里曾经的时尚与奢华的生活方式，毫无疑问成为时尚街区的最大卖点。“想象自己是80年前的民国绅士或名媛，带着迤逦的故事从特殊的时代走来。”民国南京的意象，被刻意描述出来呈现给大众。

正如莎伦·左金指出的，文化也是控制城市的一种有力手段，作为意象与记忆的来源，它象征着谁属于特定的区域。作为一系列的建筑主题，它在基于历史保护或地方传统的市区再发展策略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文化凭借着旅游胜地与独特的竞争优势的基础，已越来越多地成为城市的商机。（对艺术、食物、时装、音乐、旅游的）文化消费与满足这种欲望的工具的发展，给城市的象征经济，即它生产象征与空间的可见能力，提供了动力。⁽¹⁸⁾民国南京的这些文化元素，无疑与打造时尚街区所要求的现代生活方式（城市夜生活、休闲、娱乐）的消费欲求暗合。

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和欧洲城市，文化已更多地成为地方政府和商业联盟实现商业策略的一种工具。⁽¹⁹⁾“民国南京”被选择性地叙说出来，成为“时尚”生活方式的“代言人”。当然这是一个不完整的“民国南京想象”。这种叙述在今天已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障碍，曾经的“否定”早已成为历史，当下的现实需求才是最重要的。在公共文化遭遇商业文化的情况下，真实性受到损失，这在历史叙事的再创造和形象的商品化方面得到了补偿。⁽²⁰⁾除了本身的历史挖掘之外，1912的打造，显然受到了上海的影响。1912是一种模拟，对象是不远处的上海，何况在1912的开发与经营中，也有上海企业的参与。上海是中国都市时尚的典型代表，那里有新天地、衡山路，这之间的相似性不言而喻。

2．消费成为主导话语

作为商业开发的时尚街区，对于利润的追求是必须的。1912定位于南京的“今日城市客厅”，消费人群锁定为城市白领、成功人士、外籍人士、商务客人以及游客等，打造“高尚休闲商业区”。时尚街区的空间是特定商品和服务的生产空间。只不过在这里，生产和消费同时进行，满足着城市时尚生活消费体验的欲求，时尚街区的主导话语是消费主义。

列斐伏尔关于空间的概念，明确了空间生产是社会性的生产。而对于城市空间的征服和整合，已经成为消费主义赖以维持的主要手段，包亚明在对上海衡山路酒吧的研究中指出，高度凝聚的消费主义不只是整合了现存的空间，它还将休闲作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工业伸进了其他的社会空间。因为带有消费主义的特征，空间把消费主义关系（如个人主义、商品化等）的形式投射进全部的日常生活之中；消费主义的逻辑成为社会运用空间的逻辑，成为日常生活的逻辑。控制生产的群体也控制着空间的生产，并进而控制着社会关系的再生产。⁽²¹⁾时尚街区也借此体现着各种社会关系的再生产，高档中餐、西餐，酒吧、咖啡厅、休闲会所……这些昂贵的消费，体现着消费的区隔，暗含着阶层分化。看似开放的公共街区，在消费人群的定位下，隐蔽着社会分化的图式。尽管开放的街区空间，也确实构成了一道城市景观，可以让不同阶层的人，都能在这里实现自己的消费欲求或是想象。

3．资本才是最终动力

国家、社会对于“现代化”诉求的背景下，城市发展的经济指标，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目标。城市的功能在逐渐从生产向消费转化，资本扩张在城市化中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中心城区大规模的改建与重建。⁽²²⁾

南京1912的投资方是江苏省政协，总投资约6亿元，17幢民国府衙式建筑连成一片，规模近3万平方米。该项目在全国招标后，南京东方企业（集团）斥资3亿多元赢得了10年经营权。目前1912的经营管理由东方企业与美力三采置业（上海）发展有限公司合资成立的南京东方三采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负责。而东方三采每年须向省政协上交4　000万元的管理费，10年总计4个亿。⁽²³⁾

包亚明在研究上海酒吧时指出：衡山路酒吧不仅成为自由资本与国家权力结合的典范，而且成为各种力量的会聚之处，一方面是对经济利益的执著追求；另一方面又是对文化意义的苦心构建。⁽²⁴⁾南京1912的兴建，也正是在政府对于经济发展的诉求，与资本对于利润的追求的结合中，在各方的支持下才能迅速地建成并投入使用。He和Wu对于上海新天地开发的研究中也指出：在促进本地发展的问题上，政府和私人资本各取所需，结成联盟。⁽²⁵⁾

在城市的空间生产中，资本越来越占据了核心地位。城市历史地段的开发，在“激活”某些文化元素的同时，也消解了某些文化要素，历史在这里不再是“完整的”而是“碎片化”，但是商业开发大潮似乎已经势不可挡。南京时尚街区的打造，已不单单是1912，有已经开张的水木秦淮、新乐园，包括正在兴建的颐和路民国公馆区、南京1949等等。在各个城市中，都出现了资本追捧热点地区，这些建设项目改变了城市的时空格局。正如南京1912，让南京夜生活延长了3小时，改写了南京时尚地图。

总之，时尚街区的空间生产，在列斐伏尔的三个纬度中展开：空间实践是通过时尚街区中高档商品、服务的生产与消费；空间的表征则是通过一系列的宣传、叙述，营造出这个极富想象力的时尚生活地标；表征的空间则是时尚街区具有文化和象征意义的建筑、广场等。时尚街区的空间再生产了多重社会关系：文化的意义催生了作为莎伦·左金所说的城市象征经济，文化成为一种策略与工具；时尚娱乐、情感服务的生产，这里是资本推动下劳工阶层的工作场所；开放的街区，实质上演的是消费带来的阶层分化与区隔；梦幻般的跨国想象导致“无地方性空间”，透过千丝万缕与大都市（上海、北京）甚或全球实现对接。城市的格局正在发生剧变，时尚街区的空间生产是思考当前城市社会变迁的典型案例。但是莎伦·左金的问题仍然在耳边回响：谁的文化？谁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