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拆迁前夜的“地梨港”

四、处于拆迁前夜的“地梨港”

张鸿雁教授在专门研究“城市形象”的著作中指出，城市形象塑造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运用“城市文化资本”，使城市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形成城市独有的无形资产，创造城市发展的永续动力机制。良好、完整的城市形象系统（CIS）应包括城市理念、城市行为和城市视觉系统的统一识别性和创新性。⁽⁸⁾

“地梨港”所在的火车站北广场是闸北区棚户房屋最集中的地点之一，其分布范围大致在沪太路以南，中兴路以北，大统路（沿永兴路至长兴路）以西，彭越浦以东，面积约为1．59万平方米，其中居住着大约8　200户居民。虽然早在80年代政府就提出对这片地区进行动迁的决议，但是迟迟没有施行。在越来越强调城市形象和城市文化资本的今天，这些脏、乱、差的棚户简屋对人们的视觉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冲击。改变落后面貌、提升城市形象和品质正是政府痛下决心、筹集10亿资金进行火车站北广场棚户区改造的重要“推力”。用政府的话来说，“实施北广场旧区改造，将进一步改善这一地区居民生活条件和环境面貌，更好地体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世博会主题……使上海火车站真正成为国际大都市的形象窗口，以整洁、优美、宜人的城市新形象，迎接上海世博会的召开”。⁽⁹⁾

火车站北广场已拆迁地块

需要注意的是，除了“推力”以外，旧区改造仍然有一个强劲的“拉力”。北广场旧区改造是闸北区政府“十一五”规划中“建设不夜城现代交通商务区”的重要前提和内容。区政府的道路系统规划是要改变北广场地区弯曲零乱的道路布局，拓宽路面，形成通畅笔直的井字形道路网络。改造后的北广场地区将形成六大功能板块：长途客运站区、站前广场和林荫大道、旅游集散区、现代居住区、站前商务区和金融业服务区。在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来理解拆迁和改造的“拉力”，那就是，空间已替代了原来的工业产品成为产生利润的商品，旧区改造和市政建设成为吸引投资、促进新一轮经济发展、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和提高政绩的重要源泉。这些“大手笔”的市政建设已不仅仅是为了改造城市形象，而是蕴含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诚如一些社会学家所言，各区位主体在资本、生产、利润和技术竞争之外，到一定阶段必然形成空间竞争。

在“推力”和“拉力”的双重作用下，2005年5月，火车站北广场的旧区改造正式拉开序幕。区长尹弘在旧区改造动员大会上表示，要“抓住机遇，举全区之力，奋战两到三年，基本完成北广场旧区改造的动拆迁任务”。⁽¹⁰⁾成立了北广场旧区改造指挥部，由区长任总指挥，将火车站北广场的整片棚户区划为A、B、C、D四块区域，逐块进行拆迁和重建。笔者所研究的“地梨港”社区正位于图中的C2地块，是最晚开发的一块区域。政府的拆迁改造行为也离不开市场和开发商的配合，在棚户区拆迁工作进行的同时，北广场地区的招商引资工作也在风风火火地展开。据有关新闻的报道，不少海内外的房地产巨头已经盯上了这个投资生利的好机会。

在火车站北广场拆迁改造的过程中，闸北区政府按照市政府关于房屋拆迁管理工作的16字原则（“统一标准、公开操作、严肃纪律、依法拆迁”）出台了“阳光政策”，承诺动迁政策前后保持一致，杜绝动迁过程中的暗箱操作、“自由市场”等无序现象。作为保障举措，提出“四公开一透明”，即政策口径、操作流程公开，房源信息、使用结果公开，照顾对象认定标准及其享受照顾程度公开，被动迁居民基本情况和安置结果公开，所有操作过程公示透明。具体说来，对所有被拆迁人房屋拆迁补偿、搬迁奖励补贴、补偿总额以及最终选购配套商品房的情况全部进行公示，接受动迁居民和社会各界的监督。⁽¹¹⁾截至笔者前往实地调查的2007年8月，北广场的拆迁改造工作已经完成了A块和B块，D块正在改造中。

火车站北广场动迁示意图

正如前面所说，“地梨港”的本地居民一方面对于自家低矮破败的小楼和混乱衰落的社区感到十分灰心，另一方面由于过高的房价他们也无法搬出去。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寄望政府来改善本社区的状况，这使他们对“拆迁”抱有较为美好的想象。他们相信拆迁能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有希望一些、更好一些，因此热切地盼望着拆迁，而地方政府拆迁改造的低效率却让人们感到十分失望。BBS上的一篇名为“推迟了28年的拆迁”的帖子较好地体现了这种心态：在棚户区中的一户人家，28年前，当母亲嫁到这片棚户区中来时，奶奶告诉母亲，我们这里就快拆迁了，很快就能有新房了。而28年过去了，房子仍没有拆，儿子到了结婚的年龄，母亲又向未来媳妇重复同样的话，我们这里很快就要拆迁了。⁽¹²⁾

“地梨港”的拆迁也推迟了20多年，居民们的急切之情可想而知。但当现在拆迁真的要来临的时候，大家又互相劝告“不要那么急”“即使心里急，外面也不要表现出来”。因为拆迁是一场政府和拆迁居民之间的谈判。尽管政府在政策口号中反复强调“标准统一”“透明性”“公开性”，但有过拆迁经历的人都明白，“早走”和“晚走”是不一样的。居民们说，最早搬走的是傻子，最后一个等强迁到才搬的也是傻子，因为这两种人得到的拆迁补偿价格都是最低的，何时选择最好的时机离开是关键。总之，“故作冷淡”也好，“极力抵抗”也好，都是居民们在拆迁谈判中采取的策略。几乎没有人真的不想走，只是价格还没达到他们的期望值而已。为了在拆迁中获益最大化，居民们还有其他的策略。他们大多在户口冻结之前就将整个大家庭所有成员（不管是否住在这里，儿子、儿媳、孙子孙女、女儿、女婿、外孙、外孙女等）的户口都迁到了棚户区的老房子里。笔者访问到的一户家庭，2位老人共养育了4名子女，子女也都结婚生育了。现在这所房子里有5个户口本，一共17口人。许多家庭还打算在拆迁之前生一个宝宝，毕竟多一口人就多一份拆迁补偿款。据说A地块的一户人家拆迁，6口人拿到了160万元拆迁补偿款。不过笔者认为，尽管社区居民们在拆迁的事情上会互通信息、互出点子，但是与政府的统一规划、统一组织和统一行动比较起来，他们的行动是以家庭为单位，还是非常孤立的，他们即便有各种各样的策略，但能否真正拥有足够的资本和能力与政府进行拆迁谈判，还是一个疑问。

写在棚户区房子上的“抵抗”

展望拆迁后的生活，居民们虽然能脱离“地梨港”恶劣的居住和社区环境，但是他们拿到的钱是不足以在原地买到新商品房的。有一些老人计划在附近或稍远的地方买一处小一点的二手房，这样看病、购物都能方便些。而不少老人将不得不永远告别这一地段，搬到外环线以外的郊区去。许多主干家庭将拆解成核心家庭的形态，一是中青年人大多由于上班的原因不能搬到郊区去住，二是不少老年人希望和孩子的家庭分开住，以避免矛盾。（中年人也有这样的想法）年青人也获得了他们购买商品房的首付款，从而安家落户、娶妻生子。拆迁改变的，远不止是地理景观，还有社会和人文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