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组织决策与社会选择
组织决策是组织行动的核心内容，这是因为，组织决策体现着组织运行的主要过程，组织决策的目标和特征也代表着组织行动的主要方面。在理性选择和“法人行动”的视野中，作为从个人选择到社会选择的表现形式，组织决策中的一些问题同样引人注目。事实上，在组织社会学领域，关于组织决策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在对“法人行动”的分析中，这些成果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参照。
20世纪5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中主流的决策理论都是以理性选择为基本分析框架的”，[10]在这种理论框架中，组织的行动和决策模式也被赋予了以下几个基本假设：组织明确自己的目标，了解自己所面临的选择方案和这些选择相应的后果，并且在实际的决策中遵循最大化的原则进行选择。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传统的理性选择模式在最近的这三十年间受到了“有限理性”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等理论的挑战，在有关组织行动与组织决策的研究中也出现了相似的状况。一些研究者注意到，一个组织的行动也不可能实现纯粹的理性选择，因为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信息的不对称”，在大多数情况下，组织行动无法达到“最优”，因此也只是一种比较满意的选择结果。本书的观点是，“有限理性”不会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在特定的环境和信息条件下，我们仍然可以运用理性选择的框架来分析组织的决策行为，也就是说，排除那些外界的、客观的评判标准，对组织本身而言，无论行动的最后结果如何，至少在作出选择时组织的“初衷”或者说“期望”应当是尽可能地趋近于最大化的目标。
当然，关于组织决策的问题还远不止这一点。在“法人行动”这一理论框架内，人们更关注的是，如何在个人中间分割对组织决策的控制权？如何克服集体决策的难题，使组织的行动更加科学、有效，并且能够符合所有成员（委托人）的利益需求？因为“法人行动者”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在对个人资源进行整合和重新分配之后，采取一系列的行动实现委托人的利益和目标需求。
一般来说，组织成员控制法人行动的一个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投票，即按照某种规定，通过成员的投票来进行组织决策，投票的一个潜在假设和原则是每个成员都拥有同样的权利。然而，研究者发现，投票的决策方式存在许多问题，比如，人数众多的时候（如全国性的选举），由于每个个体的行动对最终结果影响不大，于是人们可能会采取放弃投票权、坐等结果的行动方案。还有些研究者发现，在少数服从多数的集体投票和决策原则下，最终的结果却与大多数人的意愿相违背。[11]
研究者还发现，组织中上司（比如经理）进行决策的过程也可以反映社会选择的难点所在。在一个组织内，领导者在制订组织行动方案时向下属征求意见，理想的状况是，每个人都从整个组织和全体人员的利益出发提供意见，然而，实际的情况却是，很多人都试图猜测上司可能会选择哪种方案，然后便提出这个方案并尽力证明它的合理性，因为人们将自身的利益寄于其中，认为与上司的意见一致更有可能得到赏识，而不去过多地考虑组织的长远利益。
当代学者马齐（James G.March）则指出，任何组织实际上都是不同利益集团的组合，组织内部的决策过程也是各个利益集团之间讨价还价、相互影响、相互妥协的过程，而不是理想的理性选择的过程。[12]
关于组织决策和社会选择的难题，相关的分析和争论一直在继续，科尔曼认为，在一个组织当中，每个行动者的具体利益和“实力”都会影响集体决策的结果，个体在参与决策过程时总要考虑自身的综合利益，而那些“实力”较强的行动者对事件的影响力也要相对大一些。为此，要使组织决策科学、有效，并能反映组织的长远利益，必须采取措施，将决策过程和方案与个体的利益相分离，比如在各个方案中间进行选择时，可以先提出所有方案，然后让每个人随机挑选一个方案，从正反两方面对其进行论述，这样就可以避免对领导人的盲目追随和坐享其成的现象。[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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