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法人行动者”

新型“法人行动者”_“法人行动”与当代中国社会

五　网络组织：新型“法人行动者”

科尔曼认为，韦伯所说的科层制是与工业革命时期的特定社会环境和经济条件相联系的，在那个时代，工人们拥有的资源极为有限，为了获得报酬、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就必须放弃很多权利，比如对自身劳动的控制权。然而社会发展到今天，情况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西方国家）社会整体福利水平显著提高，不工作的居民也可以得到国家的帮助，有时其救助水平甚至会超过他们从事某些艰苦工作的报酬。也就是说，个人的资源增加了，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已经没有必要无条件地听命于他人。社会条件的改变使组织管理面临许多难题，比如难以激发人们的工作热情，难以有效地控制雇员的行动等。

科尔曼认为，随着这种趋势的发展，必将出现类似这样的组织或“法人行动者”：组织本身承担授权者、提供便利者和行动指导者的角色，它将一定的资源和权利授予具有自主地位的代理人，只有这样才能使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法人行动者的目标才能实现。这种“新型”的法人行动者只是科尔曼提出的一个理想化的简单设想，对于这种法人行动者将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出现，科尔曼并没有进行详细的分析和预测。

早在若干年前，作者已经注意到，在社会生活中实际上已经出现类似这种组织的萌芽，即所谓的“网络组织（Network Organization）”。^[19]在网络组织里，各个行动主体的自主性地位更加明显，它对资源和权利的运用更加灵活，大型组织的管理中枢只是为这些行动个体的活动提供信息，对其行动进行组织协调与一定的指导。那么，这种新型“法人行动者”究竟能给组织生存和发展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呢？要探究这个问题，就必须对网络组织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初步的了解。^[20]

近十几年来，随着网络组织的发展演变，人们对它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本世纪之初，网络组织刚刚兴起之时，一些研究者认为，所谓“网络组织”，指的是“一个由活性结点的网络联结构成的有机的组织系统。信息流驱动网络组织运作，网络组织协议保证网络组织的正常运转，网络组织通过重组来适应外部环境，通过网络组织成员合作创新实现网络组织目标”。^[21]有人认为网络组织主要是指目前社会上出现的一种“以专业化联合的资产、共享的过程控制和共同的集体目的为基本特性的新型企业组织模式”，对于网络组织内涵边界应该从产权归属关系及是否具有相对稳定的合作两个核心指标进行判定，至于连锁经营、企业集团及产业集群则不属于网络组织的范畴。^[22]

近年来，学术界对网络组织的理解又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研究者认为网络组织分布于企业和市场之间谱线上，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其具体形态是多种多样的。首先，它可以指组织内部各个独立单元的松散联合，如企业内部以资产或事业划分的独立单元所形成的“专业化联盟”的内部网络；其次，它可以指组织的跨边界整合，如以资源的互相依赖性和信息的共享、合作以及产品和服务的定制等为目的所形成的，由特定的人、团体以及组织单元构成的跨组织动态网络，“这种组织模式没有固定的组织结构和层次，可以按照需要由几个经济实体任意形成；组织节点的构成会随着网络组织的运作进程、目标完成状况或项目进展增减、调整，网络组织边界具有可渗透性和模糊性；联盟目标一旦完成，先前组成的网络组织便可以宣布解散，成员公司又可以寻求新的合作伙伴组成新的网络”。^[23]还有研究者发现，“从合作关系的持续性上，可将网络组织分为项目型网络组织（Project Inter－firm Network）和关系型网络组织（Relational Inter－firm Network）。项目型网络组织与虚拟企业（Virtual Enterprise）或动态联盟（Dynamic Alliance）的内涵基本一致，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立经济实体，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为了共同完成一项任务而形成的一种暂时性组织形式。项目型网络组织结构具有显著的动态性，成员关系主要依靠显示性契约进行规制。关系型网络组织是指两个以上的网络成员基于长远发展和长期合作关系而形成的一种战略性组织联盟形式。关系型网络组织结构具有较强的稳定性，成熟的成员关系主要依靠隐含性契约或关系型契约进行规制。^[24]

网络组织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最主要的生成条件就是当今社会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交流与传递的日益通畅。目前，电子计算机网络已经将整个人类社会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网络作为全球高速信息公路的主体，已从最初单纯的通讯与学术交流的技术手段和工具，演变为商贸、教育、科研、管理的技术手段和工具。2013年1月15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北京发布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5.64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5090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2.1％，较2011年底提升3.8％。与之相比，手机网络各项指标增长速度全面超越传统网络，手机在微博用户及电子商务应用方面也出现较快增长。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手机网民数量为4.2亿，年增长率达18.1％，远超网民整体增幅。此外，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也继续提升，由69.3％上升至74.5％，其第一大上网终端的地位更加稳固。^[25]电子网络基础设施的不断更新和网络用户的快速增加变革了传统的信息传递方式，在客观上为新型社会组织的出现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

总的来看，当前的网络组织一般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1）关系的松散性。行动个体与组织职位是一种较松散的关系，组织等级关系逐渐弱化，个人和群体不再被限定于某一职能范围，它们可以自由地联结，随时改变各自的任务角色，以灵活的变化来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2）成员间的合作性。网络组织是一种松散的组织形态，它成立的基础就在于各个成员目的一致，都是为了抓住机遇或防御威胁，都是为了提高自身的竞争优势，但他们之间并不像传统组织一样，用控制和命令来解决问题，网络组织成员间是一种合作关系，是在创建共赢的局面，而不是在进行博弈。在运行过程中，因为还有各自的独立意识的存在，因此需要协调，协调包括资源的协调、网络组织成员的协调、企业间战略关系的协调等。协调机制的形成是通过成员间一系列的契约，建立共同的规则与约束机制来进行的。（3）组织结构的扁平性。在网络化的组织结构中，组织结构从金字塔形向扁平化发展，资源和信息不是高度集中和唯一的，而是分散的、众多的，组织中的各个部门相互独立，各部门之间是一种融合共生的关系，“管理幅度增大，管理的层级减少，高耸型的组织结构逐渐趋于扁平，直至网状或者叫做‘比萨饼式’的平面组织结构”。^[26]（4）组织结构的不确定性。网络组织不一定是一个独立的法人实体，它既包括组织内部通过联合独立单元形成的具有独立法人实体的组织模式，也包括通过跨边界整合形成的跨组织动态网络，是超越了法人实体的超组织模式。^[27]（5）运行方式的独特性。网络组织的运行方式与以往不同，它不像科层制那样过度关注管理的过程，而是更加注重行为的结果。与此相适应，组织中的规章制度往往被合同所代替，而且组织成员行动的约束力从上级更多地转向外界，他们必须时刻接受外界环境的监督和制约，不断改进自身办事效率、产品质量和服务态度，只有这样，网络组织才能更好地生存下去。

我们看到，在这样的组织当中，成员不是围绕职位，而是围绕一定的工作任务在行动，各项任务之间，各个部门之间不是以往那种固定的关系，而是根据形势随时调整与变化的关系，这种特征使人们可以更好地利用各方面的信息和资源，激励成员的工作热情，从而促进组织效率的全面提高。尽管网络组织的形成过程与科尔曼所设想的有所不同，但它也在客观上产生了如下后果：组织本身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现实的琐碎工作计划与管理，而是把更多的资源和权利赋予具体的成员和行动单位，让他们更独立地面对环境的变化和生存的考验，不再像以往那样拘泥于组织的制度形式，而是更看重行动的结果，这样，组织实际上已经像科尔曼所预言的那样，更多地担任了“授权者”“提供便利者”和“行动指导者”的角色，在这种角色分配体制下，组织获得了更好的生存机会。

以广告公司为例，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变化和信息技术的巨大推动，传统广告公司的层级式组织结构已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于是，各种组织改革模式应运而生，它们大多体现出“扁平化”的结构特征，其管理成本降低，业务的运作也更加灵活、高效。一位广告公司的经理在接受访谈时说：

我们公司是一家综合性的广告公司，提供广告代理及设计策划、制作安装、展览展示等方面的广告服务。公司业务部门有七个，它们分别提供以下服务：（1）平面设计策划；（2）光电大字、吸塑灯箱的制作、安装；（3）霓虹灯工程、灯箱、看板的制作、安装；（4）金属牌匾、发光标牌的制作、安装；（5）电子显示屏（LED）的设计、制作、安装；（6）展览展示、展架、展台的制作、安装；（7）企业手册、海报、画册的设计、制作。公司常设工作岗位员工不到10个人，除平面设计策划部门外，其他六个业务部门和公司之间其实是类似于“联合性”的模式，即公司制订总体战略，承接业务，然后根据业务性质分配给下面的部门，这些部门在业务、人员雇佣、财务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自主权，它们和总公司之间有一定的规定与协议来分配经营收入。

当然，这种模式也存在一些缺陷，比如各个部门之间缺乏横向联系；每个分部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因此他们相互之间潜在的协同能力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只适合单个项目，不适用于客户长期的、不断发展的传播战略需求等。

除了广告公司这类中小型社会组织外，一些大型的生产企业也开始尝试这种新型的组织结构与运行模式，对他们而言，相互合作的行动者可能不是单个的自然人，而是一系列的行动单位或不同层级的“法人行动者”。美国思科公司就是网络组织获得成功的一个典型案例。

思科公司成立于1984年，最初只是一家普通的生产网上路由器的高科技公司。1992年，公司提出利用互联网来改造公司整体运营体制，成功地构建了思科网络联结系统（Cisco Connection Online，CCO），从而使思科公司成为网络化企业管理的先驱。在这种体制下，思科的第一级组装商有40个，下面有1000多个零配件供应商，但其中真正属于思科的工厂却只有2个，其他所有供应商、合作伙伴的内联网都通过互联网与思科的内联网相连，无数的客户通过各种方式接入互联网，再与思科的网站连接，组成了一个实时动态的系统，客户的订单下达到思科网站，思科的网络会自动把订单传送到相应的组装商手中。在订单下达的当天，设备就组装完毕，贴上思科的标签，直接由组装商或供应商发货，思科的人连包装箱子都不会碰一下。也就是说，作为“网络协调者”（network orchestrator），思科并不依靠拥有大量资产、而是依靠调动合作公司的资源来取胜。依靠这一优势，思科得以迅速扩张，使得这个1984年才成立的公司，到1997年就挤入了《财富》的全球500强，而到1993年7月，它的市值就比1997年翻了15倍，达到1000亿美元，并在2000年3月达到5550亿美元，首次超过微软，成为全球股票市值最高的公司。^[28]

尽管网络组织的存在有其固有的优势，然而，这种网络型组织也并非尽善尽美，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缺陷也在逐渐显现。以企业型网络组织为例。网络组织这种由独立经济实体通过契约结成的组织，以其成员间信息的高度共享、核心能力或优势资源的互补和对市场机遇的敏捷反应等诸多特点，日益成为一种能够有效整合市场资源，实现外部资源内部化，实施企业间竞争合作战略以达到共赢的非产权合作型企业运作模式。但是，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网络组织虽然可以通过结点间的非正式契约相互共享知识和资源，避免重复的知识和资源浪费，但是也恰恰因为结点互动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和契约不完全，容易出现承接环节的失误、疏漏、中断，还有可能给一些“搭便车行为”“敲竹杠行为”带来可乘之机。所以，“如果不对网络组织施以有效治理，不通过网络机制对网络结点的行为以及关系加以规制，网络组织不仅不会带来交易成本的节约，反而会增大交易成本，甚至会造成网络组织的失灵和解散。”^[29]

例如，在实行网络组织形式的生产型企业中，各下级承包商相互独立，供求双方并不完全受总公司控制，当涉及许多不同的分包商时，若合作者的财务和物流发生问题，紧密的网络联系会使得网络的领导者更易遭受连带影响。例如，一旦发货时间漫长，用户有时会进行两三次的重复订购，而系统会自动接受订购，结果在短时间会形成整个供应链和生产链中的重复采购和生产，造成零件和产品的积压，导致库存增长过快。其次，网络组织所取得的设计上的创新很容易被窃取，因为创新产品一旦交由其他组织去领导生产，要对创新加以严密的防伪是不可能的，至少也是很困难的。此外，网络组织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也有可能导致网络组织合作的失败。由于企业产权所有者（或经营管理者）的有限理性，网络组织的下级成员“普遍存在着事前隐藏信息的逆向选择和事后隐藏行动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行为主要表现为合作合同签订（也可以是口头协议等隐性合约）之前为了取得参加资格而夸大本企业的能力，合约实施后因其能力不足导致整个网络组织合作任务失败；道德风险是指由于产品（服务）评估检查的困难，企业有意降低承担部分的产品质量，从而降低本企业的生产成本，获得高利润，这事实上也是一种“搭便车”的“偷懒”行为。^[30]上述行为都有可能导致网络组织合作的失败。

通过对网络组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科尔曼所描述的“新型法人行动者”仍然只是一种理想的组织形式，现实的情况总是纷繁复杂的，新的问题总在出现，在网络组织中，原来那些影响组织效率与组织发展的负面因素虽然淡化了，但这种组织形式下相互合作的行动个体似乎拥有了更多的资源，其行动往往具有更大的自主性，这样，在效率和灵活程度增加的同时，还有可能会给组织行动目标的实现带来更大的阻碍。因此，人们继续努力的方向应当是，在组织结构变革的过程中尽量矫正和弥补新出现的缺陷，使组织的行动更加科学、有效，更加符合组织可持续发展的规律。

本章小结

关于组织的研究内容是异常丰富的，不同的研究者各有其侧重的方面，例如，有人不断研究组织的特性，分析如何提高工作效率，有人关注组织规模，有人关注组织间的不同结构，有人则关注组织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组织的生存发展以及组织对现代人的困扰和在社会中产生的弊病等问题。总的来看，在组织研究中有几个不同的研究分析层次：（1）组织内部的个体行动或人际关系；（2）组织的结构特征或过程；（3）组织作为一个集合体在更大的社会体系中从事的活动及其特征。在组织研究层面，科尔曼的法人行动所涉及的问题本身并无多少新意，从理论架构来看也没有创造性的突破。所不同的是，科尔曼以自己所建构的理性社会行动理论为基础，运用“法人行动”这个概念来分析组织现象，为人们展示了理性选择背景下组织研究的另一番景象，从而使人们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待一系列的组织问题。按照斯格特对组织研究内容的分层，本章所讨论的法人行动问题涉及的是前两个层次，即法人行动者内部行动特征和结构关系，关于第三个层次的问题，即法人行动在宏观社会结构中的活动规律和特征，我们将其纳入社会变迁的研究范畴。

对于现代社会的“法人行动者”（或法人组织），科尔曼的观点是，那种以职位关系为基础、有一定等级权威结构的正式组织可以被看作类似市场的东西，在其内部存在着利益的各种交换，每一方都是既有付出，也有收益，正是在这个交换的过程中组织才得以生存。而组织研究中一些问题的解决也要以“资源”“权利”的重新配置为着眼点，这一点正是科尔曼的法人行动理论在组织研究中的独特之处。如在“滞后控制”中，组织就是把对来料验收的权利赋予生产线中的工人，他们有权拒绝不合格的来料，从而使生产线上的工人要为自己的产品质量承担责任，最终达到提高生产效率的目的。

从整个社会来看，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在于，大量的“法人行动者”不断出现，它们均由众多的委托人和众多的代理人组成，许多人往往身兼两种角色，分别有相应的利益所在。在一个组织内，每个代理人都有各自的利益（如薪水、升职），部门内部和部门之间的代理人也存在利益冲突，跨过组织，人们所担任的不同角色之间也存在利益冲突……正是这些固有的利益冲突成为组织控制必须面对的障碍。

就研究内容而言，“法人行动”所涉及的组织研究范围是有限的，例如，当面临生存危机时，组织需要进行变革和改进，所有变革的行为都要经过对新的权力体制、整合方式的接受与认同，然而，与此同时，组织制度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僵化性，变革的障碍往往在于那一系列按部就班的具体行为规则，在于这些规则对人们的长期束缚。如何才能克服这些障碍，哪些组织能更好地进行适应形势的变革，这些问题在科尔曼的论述中均未涉及。

需要注意的是，当今组织研究的难题之一在于无法得到组织内部运作的资料，实证资料的缺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该领域的顺利发展。科尔曼在其理论阐释过程中尽管也有不少例证，但几乎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证明，而且所涉及的例子也都集中在通用汽车公司、杜邦公司这类经济组织，对其他形式的社会组织则较少涉及，在这一点上后人或许可以有所作为。

此外，在组织研究中，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认识，一些人认为，尽管组织都有一些相同的地方，但毫无疑问，在不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组织的某些方面，甚至是重要的方面仍然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所以，人们很难用某种单一或固定的模式来解释各种组织现象和组织行为；另一些人则认为，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步伐的加快，世界各地的差异在逐渐缩小，在这个过程中，组织间的差异也在逐渐变小。这样看来，在组织研究中，似乎又可以用某种特定的理论框架来进行分析和比较了。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组织，我们的观点介于二者之间，即一方面关注并承认现代化和全球化历程对当代中国的影响与渗透，另一方面也意识到，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现代化历程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特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可能与传统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彻底决裂，而是尽量将这些因素溶入现代文明的发展洪流之中。事实上，不同类型“法人行动者”的发展趋势各不相同，在不同类型的组织当中法人行动的特征也各不相同，有些比较明显，有些仍在发展演变，有些则很难突破原有的行动决策模式。因此，科尔曼理性行动理论和法人行动理论的解释框架在此将面临十分复杂的局面，理论当中一些固有的矛盾和问题——比如理性选择模式的适应力与生命力等问题——也将面临比较严峻的挑战。

当然，我们已经说过，当前的组织研究本身就是一个流派众多、思想林立的研究领域，而不是一个独立系统的学科，那么任何有助于人们增进理解和推动组织发展的观点都不应被排除在外，包括科尔曼对法人行动的创新性分析。正如拉法耶所说，组织社会学不同于管理学，“它的首要任务不是向行为者、更不是向组织领导提供技术性解决方法，尽管它的某些理论可以引导他们对自己及合作伙伴的实践活动，对他们所掌握的工具进行思考。它的目的首先在于领会和理解人们为使其行动顺利进行而采取的合作的社会形式和方法”。^[31]这种观点用在“法人行动”这里倒是比较合适的。

【注释】

[1]邱泽奇：《在工厂化和网络化的背后——组织理论的发展与困境》，《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4期。

[2]［法］克罗戴特·拉法耶：《组织社会学》，安延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8页。

[3]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48页。

[4]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53页。

[5]吴思：《中美官场比较——为〈硬球：政治是这样玩的〉一书作的序》，2003年，下载自http://www.w3.org/tr/html4/loose.dtd.

[6]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邓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423－427页。

[7]张东辉：《委托—代理关系中腐败的经济学分析》，《经济问题》，2002年第1期，第6－8页。

[8]许昀：《村干部的策略行为与村委会的职能偏离》，中国民间组织网，2005，http://www.chinapo.gov.cn/web/showbulltetin.do?type=next＆id=16682＆Dictionid=1500＆catid）.

[9]对法人行动者代理人权力的限制存在某种内在的矛盾，一方面，组织必须对其进行控制，以避免腐败等问题的出现；另一方面，这种控制又不能无限扩大，如果制约过多，代理人同样无法为整个团体以及团体中的个人谋取利益。因此，如何合理界定代理人的权限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10]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88页。

[11]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邓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434－438页。

[12]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67页。

[13]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邓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449－486页。

[14]于显洋：《组织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63页。

[15]在这点上，可以发现“法人行动者（或称法人组织）”本身也是一种公共物品（公共资源），即组织的建立和良好运行可以给所有的成员带来利益，所以才会出现“坐享其成”这一“公共物品”的固有难题。——关于公共物品的问题下一章有比较详细的分析。

[16]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邓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500页。

[17]［美］彼得·布劳、马歇尔·梅耶：《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马戎、时宪民、丘泽奇译，，2001年，上海学林出版社，第165页。

[18]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35页。

[19]翟丽宏：《科尔曼“法人行动”理论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67页。

[20]需要注意的是，还有一个概念与网络组织十分相似，即“网上组织”，或称“网上社会组织”“网络社会组织”等，它指的是在网络社会出现的是一种新型的、特殊的组织形式，比如网上政府、网上学校、网上商店等等。网络组织及网上组织的产生都与当今时代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有关，所不同的是，包括电子网络在内的信息技术的发展只是网络组织产生的一个技术条件，而对网上组织来说，电子网络是其产生的根基和生存的土壤，是一刻也不能离开的生存环境，网上组织已成为网络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另外，目前人们所探讨的网络组织主要是指一种新的企业生产和社会组织管理形式，而网上组织是在网络社区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式，包括经济组织、政治组织、文化组织、各种公益性组织等等，它们的运行方式有时候与所谓的网络组织接近，有时候则与传统组织的特征相同。因此，二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在使用“网络组织”一词时一定要进行必要的区分。

[21]林润耀，李维安：《网络组织——更具环境适应能力的新型组织模式》，《南开管理评论》，2000年第3期，第5页。

[22]陈昆玉：《论网络组织——基于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分析比较》，《情报理论与实践》，2001年第5期，第340页。

[23]朱玲、许为民：《网络组织：21世纪的新型组织模式》，《科技进步与对策》，2004年第2期，第139页。

[24]李毅斌、董千里：《网络组织的概念、核心判定指标及分类探析》，2011年12月，第252页。

[25]参见由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来源于新华网，2013年1月15日。http://news.xinhuanet.com/tech/2013-01/15/c_124233840.htm.

[26]汪旻艳、管新华：《网络社会对官僚制组织结构的影响》，《新疆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第59页。

[27]赵娅：《网络组织结构的动态运行机制》，《现代企业》，2011年第10期，第75－76页。

[28]周艳春：《从思科的案例看网络组织的利弊》，《商业研究》，2004年第1期，第47－49页。

[29]王博：《网络组织治理的治理动机探析——基于制度层面与价值层面的双重视角》，《企业研究》，2012年第12期，第53页。

[30]周艳春：《从思科的案例看网络组织的利弊》，《商业研究》，2004年第1期，第49页。

[31]［法］克罗戴特·拉法耶：《组织社会学》，安延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