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曼的阐释

二　“法人行动”与社会变迁：科尔曼的阐释

对于当代社会的巨大变革，科尔曼也有着独特的见解，他认为，由于时代的发展，包括韦伯、涂尔干等在内的思想家的理论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变迁的特征，对此人们必须找到新的理论概念和分析工具。^[8]他将自己对法人行动的分析继续延伸，进而触及宏观社会变迁的理论层面。

科尔曼指出，在西方，“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社会生产由家庭作坊发展为各种各样、分工各异的社会组织形式，这就是法人组织”，到了现代，法人行动者的大量崛起已成为社会发展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尤其是现代化大城市更是如此），“一场改变社会结构的革命正在进行之中。人们出于各种目的创建的社会组织正在取代社会赖以发展的各种原始社会组织”。^[9]这里所谓“有目的创建的社会组织”就是“法人行动者”。

在现代社会，绝大部分事件的直接控制权都由个人向法人团体转移，于是形成这样一种社会结构，即个人的利益依赖于法人组织，同时个人对这些组织的行动又很难控制。“社会结构发展不可避免的后果是，人与法人组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会日益增加”，在这种新型的社会结构中，“新出现的法人行动者担负了原先社会关系所承担的大部分职能，原始性的关系已退居次要地位……由现代法人行动者组成的人工建构的社会环境取代了自然形成的社会环境”，^[10]尤其是在发达国家，这种表现尤其明显。在这种状况下，人类社会中个体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少，而与“法人行动者”相关的社会行动越来越多，个体的行动往往不（直接）代表自己的利益，而是代表着“法人行动者”的利益。“法人行动者”的出现是有目的的个人行动的结果，但由此出现的这种新的社会结构不一定会反映所有社会个体利益的最大化。“这就奠定了科尔曼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的基础，在现代社会，法人团体被视为无所归依的寡信者，专注与不负责任地一味追求私利，而个体的人身利益和集体利益都退居其次”。^[11]也就是说，“法人行动者”大量涌现导致了诸多社会问题的出现，并且使现代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迁。

（一）“法人行动者”与自然人的行动失调

1.个体权利的丧失：“法人行动者”对自然人的利益侵害

在这种由“法人行动”导致的社会变迁过程中，个体权利的丧失是科尔曼最关心的问题，他发现，在现代社会，许多事件的直接控制权由个人向法人团体转移，渐渐地，法人实体控制了大部分社会行动：

对个人有影响的重要事件越来越多地为法人团体所控制，而法人团体仅处于上述被影响者的松散控制之下。其结果是，生活在大城市的居民，往往服务于一个大公司，参加一个规模庞大的工会组织或专业协会，在政治事务中拥有特定的利益。他们收入很高，同时还从劳务及其他资源中获利，但付出的代价是对其利益攸关的事件几乎无法控制，并把这种控制权交给为他们服务的法人。社会的基本活动越来越多地为无形的法人行动者所控制。^[12]

或许有人会认为，自然人在法人行动者中占据一定职位，同时也就拥有了相应的权利，他们付出的东西（转让的权利）似乎又被返还回来了，因为“法人行动者”的具体行动必须依赖于自然人。但是，科尔曼却认为，自然人在法人中得到的权利与先前自己付出的截然不同，因为职位占有者所拥有的资源和行使的权利都是法人谋取利益的工具，因此在授予使用权时，法人会采取种种手段进行限制，自然人不太容易从中得利。而且，最为明显的是，有些自然人把自身权利的使用权交给了法人，但却没有成为（或不可能成为）法人职位的占有者和资源的使用者，如儿童、家庭妇女、农民、为就业的青年人等，他们在现代社会中社会资本大量减少，其损失相对那些在法人组织中占有一定地位的人而言更为严重。

2.“法人行动者”的弱势

“法人行动者”与自然人行动失调的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法人行动者”往往会利用它的独特优势侵害自然人的利益；另一方面，对自然人而言，他在与“法人行动者”的互动中也往往容易违背诚信原则，如有些人从不欺骗他人，但对一些公共收费却可能说假话，因为他们知道，法人往往只能按一些僵化的规矩行事，它不一定有权利或有条件针对不同的自然人采取不同的对应策略。

另外，有些矛盾的是，从自然人的角度看，“法人行动者”是实现其预期目标的组织机构，然而，从“法人行动者”的角度看，个体是受其雇佣以帮助组织实现目标的代理人，也就是说，个体与“法人行动者”之间存在一种复杂的关系，本来组织的存在是为了个体的利益，但个体却会往往成为“法人行动者”实现目标的一个手段。

例如，在法人组织内部，由于实力的差异，法规往往会偏向“法人行动者”，即体现受益者的利益，^[13]从而使得组织成员的一部分利益被侵蚀。对一个法人组织而言，即使是由共同性规范组成的“法人行动者”中，目标行动者就是受益者，也可以将受益者与目标行动者的利益加以区分：“目标行动者的利益是所有个人拥有的利益，对他们创造的“法人行动者”而言，个人是被支配者，受益者的利益是法人行动者拥有的利益，就个人而言，法人行动者却是支配者”。^[14]另外，在“法人行动者”与组织本身以外的自然人互动的过程中，也会利用一些固有的优势去侵害自然人的利益。如百货公司采取措施诱导人们进行冲动消费，政府为了选举采取刺激经济的短期行为等。因为，与“法人行动者”相比，自然人的意志是比较薄弱的，在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之间他往往会选择前者，尽管个人可以通过学习加强自我约束与判断的能力，但与法人组织相比，个人学习的机会和时间都是有限的，因此双方实力不对称的情况仍然会时常出现。

不过，社会现象是十分复杂的，“法人行动者”和个人的“实力”状况会随着环境的不同不断演变，例如，一位市属三级甲等医院的医生谈到医患纠纷问题时说：

尽管医院作为大型专业性的组织具有很大优势，在解决医患纠纷时应当占据有利地位，但实际的情况要复杂得多。目前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和收入分配的差距，以及当前医疗保险体系的不健全，有相当一部分病人出现看不起病或因病举债的情况，于是把气发到医院上。尽管目前也有一些专门的鉴定机构和协调机制，但有时不起作用，人们往往不通过正规程序来解决问题，而是直接找到医院，以静坐等方式直接要求经济赔偿，有些人为了闹事和索取钱财，甚至会出现打人、伤人的情况。这个时候医院又会处于被动地位，因为上门闹事会影响医院的正常工作，而目前的舆论导向又逐渐倾向于相对弱势的个人而不是医院。目前的医患纠纷问题使医务人员面临很大的压力。

可见，从单纯的理论上讲，在与“法人行动者”的关系中，自然人有时也会存在“实力”方面的优势，尽管其表现方式可能是违背道德准则，甚至是违法违纪的。

（二）公共资源问题：“法人行动者”对环境的影响

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务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务，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务；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务。这种状况也是博弈论和理性选择都十分关心的，那就是所谓“哈定悲剧”或“公共资源”的问题。哈定（Garrit Hadin）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Tragedy of Commons”的文章，提出了所谓“公共资源”的问题，他举例说，当一群牧民面对一块开放的草地时，每个人都想多养牛，以增加自己的收益，于是就会出现过度放牧，最终所有的牛都不会吃饱，甚至饥饿而死。与公共草地类似的问题还有环境污染、武器竞赛、人口过度增长等等。^[15]

所谓的公共资源应当具有以下两个特征：一是所有权不属于任何个人、企业或其他组织，二是该资源可供任何人自由利用和免费使用。人类共同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也是典型的公有物，具体来看，公共资源应当包括物质资源（如空气、水、土地、森林、公共设施）和精神文化资源（如良好的社会风气、社会治安）两大部分。公共资源是很容易遭到滥用和破坏的。比如在环境问题上，森林的过度开发，渔业资源的过度捕捞等等，都是公有物遭到滥用的典型例子。学者们早就认识到，由于公共资源不属于任何个人，所以没有任何人有兴趣去保护和管理，每个行动个体都是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尽可能地从公共资源中获取利益。一旦人们完全从私人动机出发任意攫取和争夺公共资源时，公共资源就会倾向于被过度利用或低效率利用，并且最终导致任何利用它的人都无法得到实际利益。

这里所涉及的其实是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矛盾问题。在理性选择理论中，个体理性是社会行动单位为自身利益所采取的有目的的行为，而社会理性则表现为符合社会长期发展利益的行为。有一部分学者认为，由于每个个体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个体理性的后果必然是公共利益或社会的非理性。有学者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特征可能会更加明显，因为“市场是自由行动的社会空间，市场主体是自由的、自主的、自我负责的行动主体。这两个自由增加了行动的不确定性和盲目性，受利益驱动，行动者常常管不住自己，个体的理性行为未必总是带来有利的结果，更不意味着集体的理性”。^[16]尽管人们对这种观点仍存在争议，但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之间的冲突确是公认的事实。

现代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公共资源的困境已经越来越多地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障碍。从全世界来看，气候变化、平流层臭氧损耗、海水有机污染物等问题日益严重；从我国来看，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环境遭到的破坏程度也在逐渐加重。例如，城市化过快形成了高度密集的人口，并且带来水污染、大气污染、噪声污染和固体废弃物增加等环境问题，它不仅危害人体健康，而且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影响社会发展和稳定的重要因素。

在人类的社会生活领域，“公共资源”问题也同样存在，这也是由理性行动的一些客观特征决定的，以投票等民主决策机制为例：“在一个社会中，理性的人对身边的事物往往不会‘偷懒’，他会主动表达自己的意见或作出选择，而对离自己较远的事物则会产生‘偷懒’行为”。^[17]因为在民主的结构下，人数如果多到一定程度，处于决策低层的人会认为他对最后决策的影响十分有限，于是往往不愿意表达自己的看法，这也是搭便车现象的一种反映。所以，每个人都要意识到，尽管一个人的参与（如投票）对结果的影响不大，但这种行为不仅仅是他的权利，更是他为社会所尽的义务。而要影响和改变人们的一些固有的观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许多人认为，只有通过长期的道德教化等手段，才能逐渐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减少社会生活中的“搭便车”现象，从而促进社会理性的持续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当代社会，随着“法人行动者”的大量出现，社会中的理性行动者除了自然人行动者外，还包括作为组织体存在的“法人行动者”，因此，这里所说的个体理性是指既包括自然人行动者，也包括“法人行动者”在内的所有社会行动者的理性。在科尔曼的理论体系内，“法人行动者”是一个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组织，相对于理性行动的社会个体而言，“法人行动者”的“实力”更加强大，社会资本更加雄厚，因此，它们对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影响力就更加不容忽视了，其影响既有正向的一面，也有负向的一面。“社会中的利益集团组织为保护其既得利益而延缓社会进步和发展，这些都是组织研究中公认的事实”。^[18]

总之，不论是计划经济时代，还是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市场经济时代，由于个体行动理性的存在，总会或多或少地带来公共资源的问题。有学者指出，社会理性的实现必须依赖于人类的主观自觉和能动措施。实际上，很多时候尽管有时一些社会行动单位（个体或“法人行动者”）都有解决问题的强烈愿望，但只要各方的责任难以明确，相应的制度无法确立，就很难形成解决问题的合力。因此，要防止这类搭便车现象或公共资源之类的悲剧，必须强化以下有两个途径：首先，在社会制度方面，加强政府的监督和管理职能，建立一种中心化的权力机构，通过法制、税收等手段对包括“法人行动者”在内的理性行动者进行控制。

除了政策调控与法制手段的制约以外，对公共资源的破坏与损失问题，还需要通过道德体系来内化、约束人们的行为，上述两种途径中最核心的作用方式都是一定的“奖惩措施”，即对行动者实施不同形式的奖惩措施（物质的或精神的），以此来促进社会公共资源的持续发展与共享。

（三）社会资本：问题的起点与终点

社会资本是当前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国外社会学者对社会资本的认识，尤以科尔曼（James Coleman）和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为代表。布尔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通过对“体制化关系网络”的占有而获取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在科尔曼法人行动理论体系中，社会资本是一个核心概念，他认为，当代社会变迁过程中的许多问题都由社会资本的变动和缺失所造成，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反过来还需要依赖于对社会资本的修复和重建。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资本可以被看作当前许多社会问题的“起点”与“终点”。

科尔曼指出，每个自然人一出生就拥有以下三种资本：一是由遗传天赋形成的人力资本；二是物质性条件，如土地、货币等；三是自然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所构成的社会资本。所谓社会资本，就是个人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和结构之中，并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

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1）义务与期望。当某个人为他人做了某些事情，并相信此人日后会报答自己，且为此承担一定的义务时，他就拥有了一种社会资本。（2）信息网络。个人可以用自己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各种信息来为自己的行动提供便利，这就构成了信息网络的社会资本。（3）社会规范。作为社会资本，社会规范可以通过有效的惩罚措施限制一些社会行动，同时为另外一些行动提供便利。（4）权威关系，即以人们控制权的转让为前提形成的社会资本。（5）有目的的社会组织。由于社会资本具有所谓的“公用品”的性质，容易使人们产生“搭便车”的心理，即只想获取，不想付出，所以有时就需要一些社会行动者特意投资和建构，如各类公益事业组织等。^[19]

科尔曼认为，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社会资本主要是由家庭和邻里、社区等原始性社会组织所提供的，正是依靠这种大规模的社会资本以及规范结构，传统社会的各种信任和义务关系才得到支持与保障，社会才得以不断发展。而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原始性社会组织的逐渐衰落，原有的社会资本不断受到侵蚀，社会资本很难得到及时有效的补充。

具体来看，在现代社会，“法人行动者”在社会生活中正在行使许多原来由家庭和社区行使的职能，但它永远不能完全取代原始性社会资本，而且在已有的替代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缺陷。例如，在传统社会中，儿童的社会化主要是在家庭和邻里社区中完成的，他们所拥有的“原始性社会资本”，即与父母和与邻里中其他成年人的亲密社会关系，对其社会化起着重大的作用。而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父母亲（尤其是母亲）工作压力的增加和邻里社区中人际关系的淡漠，为儿童提供的原始性社会资本日益减少，取而代之的“法人行动者（幼儿园、学校等）又无法提供对儿童社会化影响最大的一些发展条件，如儿童与成年人的大量直接互动、成年人对儿童的“持续关注”等。因此，科尔曼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社会变迁要求社会理论解决上述取代原始性社会资本的问题，忽视这些问题不仅意味着脱离社会，而且使所有人及其子女处于不幸之中——只能获得丰富的物质资源，但缺乏幸福生活所必需的社会资源”。^[20]对农民、家庭妇女、未就业群体等人群而言，类似的问题也同样存在。

美国社会学家约瑟夫·F·科茨的研究也表明，近十年来，美国及西欧家庭已发生巨大变化，新的工作方式与休闲方式使人们更注重个人兴趣的发展，而家庭成员在个人兴趣及行动上的差异性导致了过多的家庭冲突，这种冲突破坏了家庭成员间的情感，从而降低了家庭的情感沟通与交流功能。其主要表现是：（1）都市生活的匿名性降低了社会对家庭的监督作用。与传统农业社会相比，大城市中由于交往减少，他人对个体家庭生活评价形成的行为制约机制相对弱化，导致成员家庭伦理道德感降低。（2）家庭替代机构大量出现。家庭情感交流功能的削弱促使夫妻向外寻求情感满足，从而降低了抚育后代在其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大批专门的育儿机构相继出现，以代替家庭养育子女。西欧一些国家就开办了种类众多的育儿服务性机构，为大众提供一些过去只有家庭才能提供的服务。（3）兴趣群体数量激增。为了帮助人们解决特殊健康问题或情感问题，美国的特殊兴趣社团增多，“读书沙龙”“旅游探险队”“美食协会”等组织遍及各地。兴趣群体的兴起更多地将人们引向家庭之外，成为人们寻求同共兴趣的情感依托。^[21]在“法人行动”的理论框架看来，这些变化都会造成传统社会资本的流失。

科尔曼指出，现代社会中自然人原始社会资本的缺失现象有些是法人行动直接造成的，有些则是法人行动的非预期的后果，但是，不论怎样，这种状况都与法人行动的大量崛起密切相关。针对这种状况，必须通过多种途径重新建立社会资本，如增强家庭生活与养老保障的职能，或有目的地创建一些社会组织等等，以此来填补原始社会资本缺失的真空。这种替代物，在科尔曼看来，就是“人工创建的社会组织”，或称之为“法人行动者”。具体而言，要解决这些问题，其一是促进服务性或福利性的法人组织的发展，以填补当代社会资本领域的缺陷，其二就是采取措施恢复一些原始社会资本的产生条件与土壤，比如增强家庭生活与养老保障的职能，重新把家庭建成利益分布于几代人之间的社会实体。只有采取类似巩固和恢复的措施，才有可能弥补当代社会变迁过程中所出现的固有缺陷。

关于“社会资本”，当前我国许多学者也都发表了自己的理论见解。田凯曾经对科尔曼的社会资本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他认为无论从思想来源、概念界定，还是性质与特征等方面来看，该理论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理论试图把经济学的有关分析框架引入社会学中，研究社会学所关注的社会交换、社会组织、社会结构以及权威关系等传统主题，从而使社会学的理论更富操作性和解释力。这种研究取向使得他的理论更趋向于默顿（Robert Merton）所说的“中层理论”（Middle－range theory），而非元理论（meta－theroy）。他的理论带上了过于浓厚的经济学的色彩，缺乏对主流社会学理论的继承，失去了社会学的学科特点。其次，科尔曼对社会资本承载主体的论述不明确，对社会资本的负面效应没有予以充分关注，从而使其理论显得片面且缺乏严密性。另外，科尔曼从社会资本的功能来定义社会资本，容易产生循环论证的弊病。^[22]学者徐晓军则提出，社会资本本身就“具有识别社会结构的功能，这种识别既有助于解释微观现象的差别，又有助于实现微观到宏观的过渡，而无须具体阐述相应的社会结构。可见，社会资本对社会结构各种要素具有综合并加以直观表达的能力，对社会结构变迁具有仅从社会结构本身研究所难以实现的强大解析功能”。^[23]此外，其他学者在社会流动、人际网络等问题的研究中对“社会资本”概念也有一定的引用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