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社会个体行动价值观的变化

二　经济利益导向：转型期社会个体行动价值观的变化

社会变迁的核心部分是文化的变迁，而价值观念的变迁又是文化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迁，传统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有学者在研究中国社会生活方式转型时指出，当代中国个人生活正在由依附型转变为自主型，也就是说，在我国传统社会中，“人们在以家族伦理为核心的伦理道德的束缚下，尚未意识到自己的社会主体地位，没有形成完全的独立人格和自主意识，总是把对家族的认同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依靠以家族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网来获取生活资源和社会地位”。^[16]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的变迁，个人不再终生固守于家族和乡这类初级的社会组织，个体逐渐从越来越多的社会角色中发现自我，由此也逐渐成为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的主体。而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也使得各类社会组织日益复杂化和高层次化，“家族不再是大多数人社会生活的重心，家庭、国家也由专制型逐渐演进为民主型。这一切，使个体的人从群体的蛹壳中蜕化出来，成为个性化的个体，成为具有自主意识的自主活动的主体”。^[17]

除了对个体价值观和行动自主性的关注以外，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一步思考传统中国社会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与经济发展内在的关联。学者钱再见指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中既有很多合理因素，也存在着诸多方面的非理性因素，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理性缺失是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直接障碍。因为儒家思想宣扬的是节欲、轻利，要求人们“清心寡欲”“知足常乐”，用这种思想来指导经济建设是很难想象的，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承认对物质利益的合理追求，并倡导人们树立经济价值取向，增强经济效益意识，全面投身到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社会建设中来。^[18]李运功也认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本身就是一种崭新的价值观念，市场经济最根本的原则是利益原则，虽然这个‘利’，有国家之‘利’，有集体之‘利’，但从根本上讲，它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如果没有价值观念的更新，如果不承认个人利益的合理性，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建立就缺乏观念形态的支持，就是不‘合理’的，因而也就是不合法的”。^[19]

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观念成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和调节器，经济利益在社会行动者利益结构中的地位日渐突出，经济理性也已成为社会行动的主要动机之一。21世纪初，《父母必读》杂志与北京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曾经联合对“当代中国城市青年价值观念及生活形态”进行了调查，通过研究发现，当代城市青年的价值观念逐渐趋于理性和务实，他们比较注重个人利益和欲望的满足，42.9％的人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利益关系”，38.4％的人同意“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观点。^[20]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调查也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价值观念取向更趋于务实，注重物质利益自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必然追求。在面对自我与他人的利益关系时，当今人们所持原则表现为：近五成（44.9％）的人认可“利己但不损人”；约三成（32.5％）的人赞同“先人后己，助人为乐”；21％的人肯定“先己后人，尽量兼顾”。这一调查结果说明：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人们自我意识与利益动机的觉醒，强调合理的自我利益已经成为当今价值观念中一个突出的发展趋势。不过，与此同时，绝大多数人能够认识到合理利己并不以损人为前提，因为只有1.2％的人选择“只要利己，不顾他人”，也就是说，“损人利己”没有成为绝大多数人的选择，“先人后己”这种主流社会文化以往一直提倡的价值观念至今仍得到不少人的肯定。^[21]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为明显的一点就是“由传统的一元价值观转变为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并存，价值评价标准由重义轻利到务实求利”，^[22]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整体价值观与个体价值观、理想价值观与世俗价值观、精神价值观与物质价值观各自形成了一种张力关系。这些两两对应的价值观不一定是冲突和对抗的关系，而是在不断的碰撞和调整中寻求某种可能的平衡状态。^[23]

农村居民价值观的变化同样值得关注。我们知道，中国的农村是传统思想和价值观念最为根深蒂固的地方。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农村的改革促进了农民的角色分化及社会流动，市场经济的发展给农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致富机会，过去越穷越光荣的历史画上了句号，农民也开始理性地思考并追求自己的利益，这种理性化趋势已逐渐渗透到农民生活的各个领域。^[24]当然，在这种社会变迁的背景下，费孝通的“差序格局”仍然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概念，只不过人际关系在逐渐的“理性化”，有研究者将这种变化称为“差序格局”的理性化，即在农村社会中“关系的亲疏”逐渐代替了“关系的远近”，原本紧紧的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差序格局正在变得多元化、理性化，姻缘关系与拟似血缘关系渗入差序格局，导致差序格局所包括的社会关系范围的扩大。与此同时，“利益”成为差序格局中决定人们关系亲疏的一个重要维度，亲属之间关系的亲疏越来越取决于他们在生产经营中相互之间合作的有效性和互惠性。同时，这种关系亲疏的改变发生之后，就不可能只局限在生产经营范围内，而是极有可能向农民的日常生活渗透，逐渐使农民日常生活中的相互交往也受利益的支配，从而全面改造原有的关系亲疏的格局。“理性全面进入农民生活，从而让正式关系带上更多的人情味，同时又使非正式关系具有更多的理性，并且，如果需要并存在可能，则尽量将正式关系转化为非正式关系。这就是步入现代化的中国农民对他们的人际交往和相互对待的标准所作的选择”。^[25]

近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逐步加快，工业、服务业的迅速发展给农村劳动力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农民的职业选择更加灵活、主动，农民的消费观、婚育观、交往观等也都发生了更大的变化，改革意识、致富意识、经济意识逐渐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意识，在价值观层面，农村居民在很多方面都出现了向城镇居民趋同化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在外在市场经济环境刺激和个体经济利益导向的影响下，农村居民在社会行动体系中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短视性和趋利性特征，传统农民价值观中许多优秀的品质逐渐淡化，传统的道德观开始失落，唯利是图、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等价值取向已经造成了很多的社会问题。^[26]例如村民之间利益之争增多，传统社会中的亲密关系和信任感出现较大程度的缺失，人际关系日益功利化，甚至有一些人见利忘义，在农副产品生产过程中掺杂有毒材料，某些地区成为制假贩假的基地和集散地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对社会和谐稳定形成较大的冲击。

针对当代中国社会价值体系中出现的问题，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要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根本任务，强化教育引导、增进社会共识、创新方式方法、健全制度保障。此后若干年来，通过研究探讨，社会各界普遍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应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其中，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明确指出崇尚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其主要目标也是促使个体社会价值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与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相一致，这既考虑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价值观的客观转变，同时也反映了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的基本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

已有的社会实践表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主要任务，或者说主要目标，就是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只有以此为基础，才能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促进社会和谐。所以，当前形势下我们不是要抵制和反对经济利益导向，而是要通过适当的途径和手段，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框架之内对其进行合理的规范和调节，使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相互协调，良性发展。

总之，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建设和其他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在客观上激活了人们的利益冲动，带动了人们经济意识的觉醒和对经济活动的关注和投入，面向经济建设，注重经济效益，这已成为现代化中国个人行为的基本价值取向。^[27]就像前文中所表明的，尽管我们认为传统中国的社会行动也是一种理性行动，但对于西方经济学和理性选择论而言，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标的这种“工具理性”行为是传统理性选择理论的根基，是最典型、最易于考察和衡量的理性行为，即使是在科尔曼扩展后的“理性行动理论”中，经济理性行为也是最为基本的社会行动类型。鉴于上述事实，我们可以更加明确地提出，理性行为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个体行动的主要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