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变化与经济发展

第二节　人口变化与经济发展

一、人口变化与经济发展的一般关系

自马尔萨斯人口论诞生以来，有关人口与资源、环境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争论就没有停止过，围绕着人口与发展的关系问题，形成了三派不同的观点，即悲观派、乐观派和中性派。马尔萨斯是悲观派的代表。人口悲观派倾向于强调人口规模、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20世纪60、70年代伴随着世界人口高速增长更有学者和学术机构如保罗·埃里奇、罗马俱乐部等不断地以“人口爆炸”、“资源枯竭”、“环境危机”、“增长极限”等警示人类，人口悲观论盛极一时。

20世纪80年代，以美国经济学家西蒙为代表的乐观派发表了诸多学术著作，论述了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另一位乐观派学者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盖尔·约翰逊（DGale·Johnson）指出：“从历史上看较低的人口增长率意味着较低的经济增长率。”约翰逊在研究包括中国人口在内的世界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之关系后得出结论：“有充足的证据表明：人口增长没有导致人均实际增长率的降低，即使在世界人口达到并超过了60亿之后也没有发生。而且有更多的证据表明，在较长的时期内，人口的增长对近两个世纪里知识总量的快速增加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正是由于知识的增加使我们今天的生活与200年前或更早时期的生活有了如此巨大的不同。”（盖尔，2000）人口乐观派认为从宏观和长期的视角看，人口增长对人类技术进步、社会经济发展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美国国家科学院和公共政策委员会的人口问题研究小组曾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分别作过人口与发展关系的研究，每次的结果都是不同的。1971年的研究报告中的结论是，人口增长通过降低人均收入的增长等16个主要环节给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然而，1986年的研究报告结论却有了很大的不同，消极方面的影响只有三个方面，而积极方面的影响却有六个方面。专家们指出，1986年国家科学院的研究报告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从过去那种关于人口增长会给发展带来很大消极影响的结论中走了出来［（美）人口委员会，1996］。可见人口是一个相对变量，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不同水平的人口增长、人口规模，显示出对发展不同的正负影响。

20世纪末，人口与发展的讨论仍在继续，其中哈佛大学两位教授David E.Bloom和Jeffrey G.Williamson利用经济增长模型以东亚为例的研究富有启发。从人类人口的历史看，人口转变（demography transition）、人口变迁（demography change）只是人类人口史上急剧变化的短暂一瞬。人口转变是高出生、高死亡向低出生、低死亡状态转变，伴随着这种人口出生率、死亡率的转变，人口的数量和结构都发生对应的变化（见图3-2、图3-3），而这种变化又会极大地影响经济的增长。与以往的研究有所不同，David E·Bloom和Jeffrey G·Williamson的研究并没有直接关注人口总量变化、人口增长率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是把研究的着眼点放在了人口内部的年龄结构变化上。他们研究发现，在人口转变初期对应人口数量增长和结构变化的第二个阶段（见图3-3），由于死亡率下降而生育率保持不变，一方面人口数量快速增长；另一方面人口年龄结构也发生这样的变化：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下降，少年儿童人口比例上升，由此少年人口抚养负担加重，总抚养比升高，因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在人口转变的第三个阶段即生育率开始下降进入生育率转变时期，人口数量增长速度减缓，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朝着劳动力人口比例不断上升、抚养比例不断下降的方向变化。这种变化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即人口红利阶段（Demographic giftphase）；当生育率下降到与死亡率水平相当，处于人口转变的第四个阶段时，人口趋于稳定、趋于静止，人口数量增长和人口年龄结构都趋于常量，趋于不再变化时，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趋于中性。他们还特别指出，人口红利阶段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能否实现还取决于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环境。在东亚经济奇迹中，人口转变因素也即人口年龄结构的红利因素的贡献率高达1/3～1/2（Bloom ＆ Williamson，1997，Williamson，2001）。通过这项实证研究，我们对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人口转变过程中，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即劳动力人口比例或人口负担系数的变化）对经济发展产生了影响，并且在转变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方向的影响作用。

如果把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讨论纳入动态的结构视角观察，我们不难发现，过去，学者们之所以就人口与发展的关系问题争论不休，一是没有从内部结构如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去观察，多是仅从宏观上讨论人口增长率或人口规模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二是学者只观察到了人口与经济发展变化的某个阶段，截取了不同的论证素材，缺乏人口转变周期性的动态观察。例如，保罗·埃里奇在1968年写下《人口爆炸》和罗马俱乐部一拨学者1972年关注“增长的极限”时，正值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处在人口转变初期的人口高增长时期。同样，当年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也是敏锐地看到了中国人口转变初期带来的人口高增长对百废待举的中国经济起步和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因此，得出了人口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相反，乐观派如朱利安·西蒙和盖尔·约翰逊（DGale·Johnson）则是长距观察，总体上发现了人口增长促进了技术进步和人类知识总量增加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事实，得出了乐观的结论。

图3-2　人口转变过程

资料来源：参见David E·Bloom and Jeffrey G·Williamson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VOL.12，NO.3，page423。

图3-3　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数量增长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

资料来源：同图3-2，本图笔者做了修改。

以动态的结构观，可以把人口与发展争论的三种不同的观点统一起来。悲观论的结论证据主要来自人口转变初期人口数量加速增长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如少儿扶养比增加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事实，马尔萨斯、马寅初所观察的人口问题属于此类。乐观派的结论则来自人口转变后期人口数量增长减速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如扶养比下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事实，西蒙等人的论证属于此列。中性派的结论则是来自人口转变完成，人口增长趋于零，人口年龄结构趋于稳定的实事。所以，可以认为是过去的争论一方面多是因为人们还未观察到（或未获得到）人口转变及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影响的完整过程（完整数据），是人口转变及人口结构变化不同阶段上的论证；另一方面，在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诸多研究中，也缺乏一种动态的结构视角。

我国学者借用上述模型对我国建国以后的人口与经济发展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确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中获得了人口红利。在经济改革的大潮中，人口结构优势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发展（于学军，2003；蔡昉，2004；王丰，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