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实力与人口要素

第一节　大国实力与人口要素

人口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基础。我国人口在未来50年、100年变化巨大，必然也会影响到国家的实力。人口变化怎样影响到大国的实力呢？这是个很值得我们做出前瞻性深入分析的议题，因为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21世纪我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和实力。

国家实力没有统一的定义。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中，实力、权力、影响力是关系密切的三个概念。一般而言，国家实力是国家占有并能运用的各种资产以及运用资产实现国家目标能力的总和；国家权力是运用国家实力去支配他国的意志和行动的能力；国家影响力是运用国家实力影响他国的意志和行动的能力。按照亨廷顿定义，一个国家、一个文明的实力主要包括：领土和人口、经济实力和军事能力。虽然没有统一的定义，但对国家实力这样一个概念，专家学者还是有不少共识的，国家实力的基本构成要素包括人口、领土、资源禀赋、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政治稳定能力等。有意思的是，在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有关国家实力的研究报告中，课题组所引用国外专家或机构关于国家实力或权力（power）的概念中，皆把人口作为衡量国家实力的要素，而引用国内同行的研究中，都没有出现人口要素，这或许与我国长期宣传人口众多是一个沉重负担有关。

国家的综合国力实力可以从有形力量与无形力量，或硬实力与软实力两个方面来分析。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将综合国力分为硬实力与软实力两种形态。硬实力（Hard Power）是指支配性实力，包括基本资源（如土地面积、人口、自然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等；软实力（Soft Power）则分为国家的凝聚力、文化被普遍认同的程度和参与国际机构的程度等。约瑟夫·奈把软实力概括为导向力、吸引力和效仿力，是一种同化式的实力——一个国家思想的吸引力和政治导向的能力。在当今信息社会，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

一、大国硬实力与人口要素之关系

大国实力或文明能量在一些国外学者如亨廷顿看来，主要是由一国的领土和人口、经济实力、军事能力等构成，而在构成大国实力的要素中经济力量又是关键。诚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演讲时指出：当今世界上存在着五支经济力量——西欧、日本、中国以及苏联和美国。“这五支经济力量将决定世界经济的前途和本世纪最后1/3时间世界其他方面的未来，因为经济力量是决定其他各种力量的关键。”《大国的兴衰》作者肯尼迪进一步指出，在迈向21世纪时，世界强国所追求的伟业具有三重性：为国家利益提供军事安全；满足国民的经济需求；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如果只实现头两项，而没有第三项，必然导致在更长的时期里出现相对黯淡无光的前景，而这一直是那些未能适应世界力量变动、发展缓慢的社会的命运。肯尼迪一个重要论点是，世界上有一种变革的动力，这个动力主要由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所驱动，然后对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军事力量与各个国家和帝国的地位产生影响。如果说经济力量是决定其他力量的关键，那么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就成为各个大国优先保证的发展战略核心，这是一个大国保持硬实力的必要条件。那么，大国的人口要素与大国实力的核心要素经济成长又是什么关系呢？怎样的人口变迁对经济可持续增长是有利的呢？以往许多研究特别是David E·Bloom和Jeffrey G·Williamson经济增长模型很好地回答了人口与经济增长的一般关系。从人口变迁的角度上讲，稳定的劳动力人口规模，相对年轻的劳动力人口结构是保证一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积极条件。这是人口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一般关系。因此，保持稳定的生育水平（如总和生育率2），从而保持合理稳定的人口结构将对一国经济实力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大国软实力与人口要素之关系

大国实力的较量也是软实力的较量。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以其文明文化价值观为核心的，是由一套价值体系、制度构成的。人口要素怎样影响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呢？如果说一个文明价值体系及观念是一国软实力的核心，那么软实力的规模和能量就与这个文明价值系统的共同体紧密相连。具体说来，首先，人口规模是一个文明规模和能量的基础，是一个文明、价值观的基本载体；其次，人口年龄结构及其他结构是文明价值保持活力和应对外界挑战的必要条件；其三，人口素质则是传播文明和文明吸引力的必要条件。

人口要素在其文明价值体系兴衰中所起的作用有两种模式。

第一种是冲突征服型。以20世纪末科索沃战争为例。战争的直接导因是科索沃的民族矛盾，而单单从人口要素的角度去分析，这是阿尔巴尼亚族和塞尔维亚族两个民族人口规模结构发生变化的结果，这是禀赋两种不同文明的载体冲突替代的结果。长久以来，虽然塞族将科索沃视为自己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摇篮，不愿放弃那里的一寸土地。但今天的现实是，科索沃两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民族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今在科索沃约220万人口中90%以上是阿尔巴尼亚族，他们信仰伊斯兰教，其余是塞尔维亚族、黑山族等，主要信仰东正教。这就是当今科索沃民族冲突以及要求独立的人口学背景。在这里，一个人口扩张的民族正在取代另一个人口规模缩小的民族，从而一个旧有的文明价值体系也被另一个新的所取代更换。

第二种是和平演变型。以当代最发达的民主国家美国为例。2008年的美国选举将载入美国历史史册，也将载入人口史史册。多种成分（血统、族裔、文化、信仰等）聚于一身的美国总统候选人奥巴马的胜利固然有多方解读，但单从人口学的角度去观察，从动态的结构视角去分析，奥巴马的胜利首先来自于美国社会人口族裔结构的变化，毫不夸张地说，奥巴马的当选是以美国社会族裔结构改变为基础的。1950年，白人人口占美国总人口近90%，1990年降至80%，2000年美国人口普查，非白裔的美国人已经上升到了25%^[1]，2008年总统选举之时，非白裔美国人口已接近30%，而且人口年龄结构较年轻（与选民结构有关）。美国选民族裔结构和年龄结构的变化都是奥巴马当选的基础。2012年奥巴马的成功连任再次证明了这一点。由于奥巴马身上的“多元”背景（血缘、族裔、信仰等），奥巴马的美国价值取向必将与布什不同。历史的经验昭示我们，人口要素对一国软实力影响的表现形式，或是“刀光剑影”式不同文明共同体的“征服替代”，或是“兵不血刃”式文明结构的“颜色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