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之殇与未来选择

第二节　人口之殇与未来选择

超大时空的历史视野对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的再选择是富有启发的。实际上，人类人口发展变化规律要求我们必须要有长远的历史眼光，高瞻远瞩；其次，中国作为历史上的人口大国，影响着世界，特别是在全球化的今日，必须以开放姿态做出选择。我们今日的选择会影响到未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如预言家所说：未来不是预测的，而是选择的。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发生了举世公认的巨大变化，人口领域更是如此。我国人口历时半个世纪完成了由传统型的高出生、高死亡向现代型的低出生、低死亡社会转变。伴随着改革开放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人口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入了低生育率水平国家的行列。目前，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已在1.5以下^[3]，属于超低水平。由于今后生育主体80后乃至90后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转变，且生育机会成本和养育成本奇高，新生代不愿和无力生育的比例会不断上升，加之我国不孕不育人口由20年前的3%增加到了12%^[4]，甚至更高。所以，我国今后“人口增长问题”已不再是个问题，而生育水平“回天乏力”倒会是个新问题。毫无疑问，我国已进入了一个超低生育水平的时代。

20世纪80年代前后出台一孩计划生育政策时，曾预见到一些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后果，但由于人口政策实施后果的滞后性、渐进性和累加性，其后果被大大低估：年龄结构急速老化、出生性别比偏高后的婚配人口性别结构失衡等等。如201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为8.4%，2030年将急剧上升为17.4%；而同期，印度仅由5.3%上升到8.8%。比发展中国家超前20年（2030年不含中国的发展中国家此比例为8.1%）。从微观上讲，我国独生子女家庭激增，家庭结构急速单一化，其不稳定性和脆弱性风险日渐大增；而且，家庭“资源”陡然稀缺，少儿女、缺亲情，“断绝”了家文化的根基。无论是从微观还是宏观，我国人口都未完全“兴起”、“成熟”，并未彰显和释放其全部实力就开始急剧“衰老”、“失衡”了，中国进入了人口之殇时代。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关于人口的认识和政策大体上可以以1980年为界，分为前30年、后30年两个阶段。对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这个事实，1949～1979年的30年，我们基本的认识是这样的：人多力量大，人口是资源、是优势，我们是以人口众多为自豪的。当我们把“人口众多”看做优势时，国家的政策取向在于其人口素质（健康和教育）的提高。从1980年至今，对于同样事实的认识和判断转变成为：人多是负担，人口是压力、是劣势。当我们把“人口众多”视为“包袱”时，国家的政策投入在于其人口数量的严格控制，并千方百计尽快地甩掉这个“大负担”。

实际上，人口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文明最基本的、最持久的、最永恒的承载体，我们必须从世界人口变迁的结构中把握中国人口的变迁；必须从国家民族、文明兴衰的历史中定位人口规模与结构的重要作用。保持我国人口规模的稳定和人口结构的合理是使其承载的大国文明和实力始终保持生机勃勃、始终充满活力和创造力、保持持续竞争力的必要前提，是应对各种挑战的必要前提，不能忽略中国人口规模在世界人口中的比重减少所带来的不确定的负面后果，更不能无视在追求减少数量过程中人口结构迅速变化对中国国力及其文明自身兴衰的冲击、对世界文明和平进步的不利影响。

其实，我们并不能预测未来，大国兴衰的历史事实上是多种看似独立发展但却相关的因素耦合的结果，不存在任何单一的决定性因素。不过，由于人口是最基础性和持续性的因素，其变化对民族、对国家、对文化的兴衰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影响，尤其是人口变量还处于“活跃”之时。但又由于人口变化常以百年为单位，变化周期较长且影响作用滞后，常常“迷惑”、“误导”当代人，而人口转变、兴衰替换规律也被小觑！

从超大时空的历史视野看，人口并不能单一决定人类发展的历史，但却极大地影响着社会发展的进程。20、21世纪正是人口处在巨变的时代，中国人口尤为如此。以上分析表明，中国人口的现状和变化趋势处于一个不利于社会发展的阶段。这正是我们人口忧思之处。能否走出人口困境，需要当代人的努力，需要当代人的行动。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2]［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99页。

[3]郭志刚：《近年生育率显著“回升”的来由》，《中国人口科学》2009年第4期。

[4]《中国不孕不育患者20年增长三倍》见http://www.chinanews.com.cn/jk/2010/11-06/263846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