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里的祠堂

二、村庄里的祠堂

在乡镇工作时间长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便养成了一个习惯:走进一个陌生的村庄，一定要寻访村庄的祠堂。如果这个村庄有祠堂，我会花时间去了解祠堂。我之所以这样做，并非对祠堂有着特别的兴趣，我是想通过祠堂读懂村庄。这大致来自乡镇工作的经验，这种看似与工作无关的体察常常让我获得意外的收获，它让我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给这个村庄作出某些经验性的判断，从而使我在与村庄的接触中更为亲近。

“文革”中出生的我们这一代人，对于祠堂应该不会有太多的记忆和感受，更不可能有深刻的理解。在我们出生的时候，祠堂即被当作“四旧”被革了命，到我们懂事时，很多村庄已经没有了祠堂，觉悟高的村庄，祠堂被彻底推翻，砖头瓦片和木头尽数移植到生产队的仓库，能够被侥幸留下躯壳的也已经面目全非，很多村庄的祠堂要么做了关牛的大牛栏，要么直接做了生产队的仓库，没有摆上用场的也只剩下一个躯壳，任凭风吹雨打在时光中摇曳。此时的祠堂只是一个印象存在于村庄，没有任何实际的内容，因此，祠堂这种建筑很容易被我们这一代人所忽略。

近30年的农村集体化运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推波助澜，传统精神层面的遗存几乎被摧残殆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强行登陆农村阵地，在资源高度集中、物质极端贫乏的情况下，似乎算不上坏事情，人们在人民公社意志的强迫下实现了步骤一致，但是人民公社解体之后，人们发现，农民在自主经营的过程中，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并没有根植在农民的心中，而传统精神却已然从人们的心中抹去，过去村庄依靠对共同祖先的维护而建立的村庄秩序被倾覆，村庄里再没有什么禁忌，任何个人的意志和需求都会在村庄的土地上留下刻痕。于是，村庄秩序在时光的流逝中凸显纷乱。后来的很多事情证明，农村少了传统精神依归终究不是好事。

如果不是因为工作的关系，祠堂也很难进入我的视野并让我难以释怀。当我走进无数村庄，驻足于或大或小或堂皇或破败的祠堂之后，我感受到祠堂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一种隐隐的、依稀的向往。这时候，我的心灵似乎穿越村庄的时空，在历史的深邃中蹒跚，寻觅村庄充满苍凉的履痕。在村庄写满沧桑的躯干上，我闻到了从厚重泥土里透出来的脉息，我摸到了从跳动着的村庄的心脏传递出的沉沉脉象，好的征兆和不好的病灶在我的脑际萦绕盘旋，终于化作一声悲叹。

祠堂，村庄里一种有别于民居样式的建筑，居然包容了一个村庄的文化，一个村庄的精神依归，一个村庄秩序的奥秘。谁能相信呢?对于祠堂的理解，一半是书本给予我的知识，尽管这些知识有如碎片，但是由这些碎片串联起来的却是一个鲜活的世界，一个秩序井然却又充满晦暗的躁动不安的世界。而另一半则来自我与村庄的亲密接触，是包裹我的村庄的氛围给予我的晦涩感受。无论此时的祠堂摆在乡场上的姿态是怎样的颓废，表现的是如何的虚无，但是我知道它在村庄存在的意义和份量。也许在某个时候它会在不经意间爆发出一股力量，而这股力量又常常使得人们难以驾驭。

在传统村庄里，祠堂是一个村庄的标志性建筑，彰显村庄底气和个性。村庄的历史、村庄的记忆记录在祠堂，显赫与辉煌、卑微与低贱则直接反映到祠堂的建筑上。在村庄繁衍的纪元里，光宗耀祖始终是村庄人们追求的境界，在朝为官、出外赚钱的村庄子孙一定会有一个心愿:回到村庄建祠，以安放祖先的灵魂。这种心结成为村庄生生不息的动力，就连一直处于卑贱中的村庄也要凑份子建祠堂，为的是祖宗庇佑家族中兴。在人们心里，祠堂又是具有宗教意义的膜拜之所。

其实，祠堂不是村庄的伴生物，作为一种类似皇家家庙的建筑，祠堂在民间广泛兴起是明嘉靖年间的事。此前只有皇家和侯爵可以建家庙，普通百姓却不可以。也许这是因为统治的需要。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岁月里，战争和迁徙是不变的主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一个朝代都不愿意看到以姓氏集合的民间力量危及皇权。然而，明朝嘉靖皇帝不知是为了节约统治的成本，还是出于别的考虑，他居然允许民间建造祠堂。这真是让人匪夷所思。

纵观这位半生炼丹的皇帝，登基之初倒也雄心勃勃地做了一些有模有样的事情，后来纯粹就是扯淡了。但就开放民间建造祠堂这件事而言，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算得上是一个明智之举，因为祠堂让村庄里的人们找到了精神归依。从此，民间的祠堂越建越多，在一些大的村庄里不仅有总祠，而且还有宗祠、支祠、派祠、堂祠等。祠堂这一样式强化了乡坤统治，在实现村庄的治理中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一样式，随着人口的增加，就封建帝国的政权布局而言，要实现对广大农村的有效统治完全没有可能。

祠堂是承载中华文化的一种建筑。敬畏天地是族居文化不变的主题，不是所有的土地，不是所有的山水都能成为人们的栖身之所，共同的趋吉避凶心理，决定了人们对于风水的选择。在这一过程中，人们虔诚地膜拜自然，人之渺小、自然之伟大得到了充分的彰显。我们的祖先在漫长的迁徙中创造了风水学，也造就了一代代名满天下的堪舆大师。尽管风水学披着神秘的外衣，充满诡异色彩，并被那些以堪舆为生的人们弄成玄学，但是其所遵循的卜基、形局、来龙以及补基等原则，却是我们的祖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精神武器。从这个意义上讲，讲点风水又有什么不好呢?

祠堂建筑是中国古典艺术在农村活的再现，它融合了建筑、文学、绘画、书法等艺术形式，却又不乏宗教色彩，在视觉上给人以强烈的震撼。从外观上看，祠堂的立面构图具有多样性，一般前有门廊和八字照墙，两端封火山墙的垛头严格对称，造成了构图变化。在矩形体的组合之上，屋面耸起以密集的斗拱支托的重檐，四角翘起的重檐用优美的弧线丰富了立面轮廓。而最为常见的是有着坊式门楼的祠堂，它以多阶封火山墙构成的墙面和以开间划分的立面，与多层的坊式门楼参差错落，使本来比较单纯的矩形体仿佛由若干个几何体组成，从而实现了祠堂建筑的形体美。

传统祠堂装潢富丽，在建造过程中大量运用纷繁复杂的艺术物件展示人们敬畏天地的感情，极具威严。所有民间以为具有辟邪安宅作用的形象，差不多都集中在祠堂的建筑中，无论是驻守在屋脊和翘角上的凶兽、吉兽、瑞兽和螭吻，还是遍布在祠堂内外的图案和文字，无不以诡异怪谲的造型，或以狰狞可怖的表情，或以耐人寻味的物象，告诫人们人之渺小、自然之伟大神奇，人们需要借助神兽以御自然灾害。而实际上在村庄人们的心里，祠堂无疑是最具规模、最为壮观的辟邪物。

人们敬畏天地是因为自然的博大神奇，人们敬畏祠堂是因为祠堂里安放着祖先的灵魂。亲近祖先使得祠堂有了亲和力，敬畏祖先、企求先人庇佑使得祠堂的功能得到彰显。祠堂通过严格的礼法来实现对于宗族的管理，就连一些细节也不放过，比如什么人可以入祠，什么人不可以入祠，男人可以从大门进，女人却只能从侧门进入等。当然，这些有悖人性的封建礼法不足以让今天的人们效仿，但是祠堂里的人伦精神仍然值得今天的人们记取。

祠堂建筑集合了村庄文化，这种文化既有儒家底蕴的人伦孝道，又有道家精髓的道法自然，甚至还有民间堪舆的诡秘。村庄文化也许不会具体到某人某事，时间把村庄文化演进成一种习惯、一种风俗、一种约定，这是多么的了不起。上升到哲学层面则是对于生存和繁衍的态度，是一个村庄与一个世界之间维系平衡的法码。一种对于贫困的淡然，对于灾难的坚韧，对于死亡的镇定，在战争和迁徙中提炼出来的这种哲学精神，让中国的村庄有了非凡的修复力。

祠堂见证村庄婚丧嫁娶，见证村庄人口的兴替、繁衍。祠堂里有着一个村庄的记忆，这种记忆不仅刻录了村庄为了生存所付出的代价，而且嵌入了村庄人们对于繁衍的信心。祠堂里有着一股力量，这股力量不是无形的，它弥漫在祠堂的建筑规制中，俨然村庄祖先对于村庄人们的亲切召唤和殷切期望。作为祖宗灵魂的栖居之所，祠堂把宗法的力量发挥到淋漓尽致。出于对村庄共同利益的维护，人们默认了这张由血缘筑起的地缘网络，并在生产生活中自觉地服从。不要以为村庄在很多时候表现脆弱，在分散经营的传统农业社会，家族的力量始终存在于人们心中。因为血缘，因为地缘，祠堂把村庄的人们张罗在他们共同祖先的周围。

我见到过的祠堂没有从书本上读到的堂皇，装潢也远不及书本上读到的富丽，其规制远不及书本描述的严格。可以说，我见过的祠堂大都不具有典型性，但是祠堂仍然可以成为村庄人们心中的牵挂。当村庄的集体意志在村庄的土地上解体，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彻底消逝之后，村庄的人们似乎开始怀念一种久远的力量，当人们的物质生活不再如先前拮据的时候，村庄的人们对于自己是哪里人、将到哪里去这个原始的命题有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修谱便成了不可逆转的事情。

从1990年代开始，修谱成为农村新的风潮。让人惊诧的是，这一风潮竟然是在农民负担日益加重的背景下产生的。从修谱到修祠堂，我经历了农村在世纪之交的社会变迁，而在这个变迁的过程中亦可洞察村庄人们的心态。

新修的祠堂并不讲究，与传统祠堂比，现代祠堂没有规制，简单并不在话下，重要的是失去规制的祠堂建筑没有了庄重肃穆的氛围。在我看来，占卜择基这样的程序可以省去，但是对于风水的选择却是不可少。祠堂是村庄的来龙，是村庄最有生气的地方，固而择址能没有讲究?此外，祠堂功能区域的规划也过于简单，简简单单的几根柱子撑起一栋房子，比之传统祠堂二进二出或三进五出，厢房、书院、谱房、议事等诸多功能，显得过于简陋。在某种意义上，新修的祠堂也只剩下一个躯壳、一个形式，其功能已无影无踪。

这让我十分迷惑。我们的祖先可以在一种完全自觉的情况下创造令后人折服的族居范式，可今天人们的表现却是如此浮躁和肤浅，村庄房屋建设随心所欲，哪里还有什么风水可言?就连祠堂这样的核心建筑居然也马虎到毫无章法，怎么说都不是进步。从修祠这件事可以看出，现代人急功近利，缺乏对于祖先应有的虔诚，之所以要修，图的也许是一个形式，一种精神的慰藉，但是在村庄零乱没有规制的建筑包围下的祠堂，是否真的能够给村庄的人们找到精神的归依呢?又怎么可能给村庄带来持久的动力?

2005年，有人告诉我黄竹村要修祠堂的时候，我不置可否。实际上我是赞成修祠的，但是我反对肤浅和浮躁。我认为如果没有对于祖先应有的虔诚，还不如不修。对于黄竹村修祠堂，我开始的态度并不明朗，我是想看看黄竹村到底有多大的内力。印象中的黄竹村祠堂是这一带较为堂皇而且保留较好的一座建筑，祠堂是清朝时期的建筑，却沿袭了明朝天井的建筑风格，祠堂对于风水的选择难能可贵，背山面水，山清水秀，前场还有人工开挖的水塘，可见祠堂建造之初，村庄的人们企盼祖宗庇护的心情。彼时，祠堂显得老态和颓势，正面看过去，祠堂匾额上的“解元”二字不甚清晰，左面的侧墙略有倾斜，走进祠堂，里面空空如也，柱子和板材皆显露木的本色。

黄竹村的祠堂修了大半年，耗资超过10万元。期间我去看过几次，祠堂的所有木质物件全部用红漆漆过，锃亮锃亮发着幽幽的光，牌匾上的“解元”二字此时十分清晰，翘角上的吉兽经过整理和增加，给祠堂增加了几分威严，祠堂内的图案和文字都按照原来的模样得到了修复，在祠堂的边上还增加了厨房等设施，感觉甚好。这时候，我感觉应该在祠堂内设功能方面给予必要的指导。教会农民运用民主实施家族治理是一个大问题，这是新祠与古祠的不同点，也是保护古祠与发挥祠堂作用的结合点。镇里动员人力和物力在黄竹村祠堂的前堂，布置了法律宣传、农业科技、计划生育和娱乐等区域，后堂设置爱心超市，配了彩电。一切停当之后，祠堂里迎来了一批批客人，得到了县、市和省各级领导的赞誉。古老的祠堂终于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