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让生活更美好

五、村庄，让生活更美好

上海世博会提出了一个地球人都知道的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个口号，充满诱惑的炫晕，煸动城市的诡异，弥漫村庄的悲情。

参观上海世博会，奇丽建筑吸引眼球，文明热浪荡涤脊背，环保理念浸润心灵。徜徉在恢宏浩大的建筑群中，流连于美的元素架构的世博广场，流动的音符似乎不是倾泄在城市的旅途，却已然弹奏在人们的心房。甜美的心绪带着人们踏上归途，谁曾怀疑，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上海世博会的成功给中国人以信心，其震撼力必将长久地留在人们的心里。也许有人会问，村庄能否让生活更美好?因为村庄里住着比城市多得多的人口，拥有比城市大得多的版图。如果不能让村庄的人们感受生活的美好，那么这个世界将是一个倾斜的世界，一个不可能充满友爱的世界，一个难以营造和谐的世界。

我想告诉人们，假如能够以对待城市的人文精神去关注村庄，村庄同样可以让生活更美好。既然城市和村庄两种人居形态都必须存在，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构建让生活更美好的村庄?我在一本书中读到，英国的城市和村庄都是一种英式的建筑，城市和村庄的差别很小，人们凭自己的兴趣和爱好，选择城市和村庄居住，所以，伦敦在近百年里没有太大的变迁。伦敦是城市中的经典，有着老古的外表，然而室内的装修和设备却与时俱进，人们安然享受现代文明带来的美好生活。英国的乡村很幸运，有着与城市民居差不多的建筑，农民能够平等地享受城市居民差不多的生活。

然而，中国做不到。并且，以我的观察，城市步伐越快，村庄的脚步就蹒跚，城市开始关注环保，村庄却饱受污染，这是怎样的悲情?很多年来，我用心品读城市和村庄，感觉城市像魔方一样不断地变脸，如成长中的少女越变越美，而村庄似乎却在毫无意志中膨大，无论怎么看也没有青春年少的模样。其实，村庄有村庄的形态，只要环境的污染在村庄自净能力范围之内，只要村庄的秩序能够有城市的机制和财力去维护，只要村庄的人们能够觉悟到这一些，那么，村庄为什么不可以是有别于城市的另一种美好的生活形态?

假如村庄的自净机制永远不被损毁，村庄是多么的环保。村庄的原野可能到处都有牲畜的粪便，田野上可能在季节的轮换中时常飘散屎尿的臭味，虽然这一些表面上都有碍观瞻，但是都在村庄的自净范围之内，粪便和屎尿很快被植物吸收，没有吸收的物质进入土地后，让泥土的芬芳更加浓郁。曾经，多少人羡慕村庄的空气，多少人向往村庄的宁静，多少人还在为古老的田园放歌，可是，现在村庄的天空里有城市的烟尘飘过，而村庄的水和土地却遭受前所未有的污染。大量的排泄物从规模化的猪场肆无忌惮地流入村庄的土地，浸入到村庄的地下;高密度养殖的水库，富营养化的水通过灌溉和消洪，污染村庄的水和土地。在许多新农村建设试点村，人居与养殖分开，本来零零星星的养殖自在村庄的自净能力之内，被集中之后产生的污染由于无条件治理，又使村庄多出来一个污染源。农业本身对于村庄环境的破坏触目惊心，过去村庄的人家普遍使用压水井，因为水源的洁净，打上来的水无需处理就能达到饮用水的标准，而现在许许多多的村庄都面临地下水源被污染的厄运，有些村庄钻探到150米的地下才能找到洁净的饮用水源，或许只有那些远在深山的村庄还守着一方净土。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农业可能造成的污染估计不足，在人们的心里农业是弱质产业、微利产业，因而放松了对农业企业的监管，人们只知道规模产生效益，始终把政策的天平倾斜给了规模化经营，却忽视了对于项目的环评和审批，忽略了规模经营之后污染的处理。当广袤的农村大地被农业本身的污染浸透之后，当一个个严重的后果呈现在各级政府面前的时候，农村治污似乎刻不容缓。但是谁来治?国家还是规模化企业主?作为规模化企业主是断断不肯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治污，因为他们知道当传统养殖业最终被规模化取缔之后，市场的需求就取决于他们的生产，政府怎么可能说关闭就关闭呢?那么农业治污的责任就只有交给国家。近几年，国家给规模化养殖企业立项，下拨治污资金，但是这些资金因为没有企业自己的配套，而不能达到治污的效果。在很多的地方规模化养殖污染如故，企业享受市场带来的丰厚收益，只有村庄的人们独自承受污染的后果。

我常常感悟于农耕文明之殇。我们可以让延续数千年的农耕文明走向衰微甚至凋落，但是我们将以怎样的理念和行动为现代农业文明奠基?我们深怀着对现代农业文明的向往，草率地关上了传统农耕的大门，却从来没有打算为现代农业文明准备必要的精神。这个事实是否值得人们深入思考并作出正确的判断呢?

假如村庄的秩序能够在纷乱中突围，村庄的未来是值得期待的。一个宅基地让所有乡镇干部迷惑，这是怎样的困顿?一个村庄公共领域始终得不到收拾，这是怎样的纷乱?我在作出一次次探索，领受一次次失败之后，从心底里感受到村庄需要一种机制，这种机制能够让村庄的人们从此摆脱无奈和无助的纷争，让村庄变得宁静，而村庄的建设也能够在突围之后有秩序地破和立。从此，乡镇政府不仅是调解的政府，而是行政的政府;乡镇干部不仅是苦口婆心的老好人，而是有胆有识能够帮助农民想事、干事的能人。我知道，村庄的人们不是不需要这种机制，而是因为血缘地缘的关系，使他们无法完成对于自身的革命。

法律有了，但也有空白处;政策有了，但也有姑息处。在空白处和姑息处，有些农民找到了空间，多占宅基地，乱搭乱建。也许人们会问，对于农村宅基地的管理，法律不是早有明文规定，为什么执行不了呢?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而对于农村公共领域则是法律的空白，说是空白其实也不准确，因为法律把农村公共领域的管理之责交给了集体经济组织，但政策又瓦解了集体经济组织的权利。对于这些问题，我在《突围中的农村》一书中作了大量的探究，我想如果不是对于农民负担过于狭隘的理解，在政策上给予集体经济组织应有的权力，在法律上给予集体经济组织应担的责任，让农村多占问题通过合理合法的渠道解决，纵然有负担也是对于少数，纵然有收入，也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这有什么不好呢?何况集体经济组织履行职责也需要资金。因为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小组)在发包的过程中没有获取收入，因而也决定了集体经济组织空壳化，它拿什么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服务呢?

假如村庄的环境能够享受公共财政的阳光，村庄应该是洁净的。以目前的情势看，这似乎不可能。国家可以给种粮农民发放直补，却不可能发放村庄清洁费。在很多人看来，农民现在既不纳粮也不交税，还享受直补，这已经是了不起的进步了。但是不要忘了，农民仍然还是纳税人，谁也不能无视农村巨大的市场消费产生的税收。当国家陷入金融危机困境的时候，农村的消费市场不是派上大用场了吗?如果说农民不是纳税人就无权享受公共财政的阳光，这无疑是无知的。从另一角度看，村庄的环保同样是城市的问题，如果村庄生产的产品不是绿色环保的，那么食品的潜在危机同样也会转移给城市。

普遍认为，只要建立一种机制就能够让村庄的管理在机制的轨道上跑，不幸的是农民不听话，刚刚被整理过的村庄，昨天还是干净整洁的，今天也许又是垃圾遍布。人们可以把自家的厅堂和院子打扫干净，却不知道垃圾应该送到什么地方去处理，而这些日日要做的工作，仅靠自觉就能完成吗?如果需要农民付出成本，这笔开支却还没有写进农民的词典，那怎么办呢?很难办。可以肯定的是，靠农民自己办不成。

假如村庄范式能够如城市规划一样受到重视，村庄应该是优美的。对传统村庄保护的声音远远超过了对村庄范式的研究，不是因为对于传统的偏爱，而是因为村庄范式在现实需要中的艰难抉择。在新农村建设之初，许多人跑到韩国去取经，但没有报道说取到什么真正管用的经。住建部推荐村庄房屋的款式，却不见有村庄的范式，这是一个大问题，事关导向和实践。传统和未来。许许多多新的建筑拔地而起，许许多多旧的房屋又被抛弃，任其破落，使村庄的膨大变得无序。一部城乡规划法，明确了乡镇对于村庄规划的责任，但乡镇的职能几经削弱，人员几经减少，高素质的人才都走向高端，乡镇既没有人也没有钱为村庄规划履责，而县一级的规划人才应付不断膨大的县城规划尚且艰难，怎么可能为村庄潜心规划?

假如能够给予农民充分的迁徙自由，村庄应该是安逸的。生计的奔破让村庄始终显得局促和不安，在村庄里，有的房屋大门紧锁，锁已经生锈，多年不见房屋的主人，承包地不知那位亲戚代耕，但国家直补还是打到房屋主人的账上，不知房屋的主人在城市的那一头一向可好?也许有一天他发财了，回到村庄会把新楼矗立在自己的承包地里，让本来人均地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再为他付出一次永久的成本。这种情况在农村并不鲜见，不少人在城市可以安稳地生存，他们的生活也可以和城市居民无异，但是政策给他们安排的承包地和宅基地仍然有他们的利益，而乡亲们的认同感也是增加他们幸福指数的一个指标，所以他们还有回乡显摆的欲望。但也有一些人很可怜，他们只有很少的承包地，为了生存只能终年在城市与村庄之间不断地迁徙，因为没有技能，没有胆识，终于也没有发达的机会。

村庄里有多少类人，就会有多少种感情。有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的人们，有在城市和村庄之间不断迁徙的人们，有在村庄公共领域做大的富裕起来的人，已经融入城市的人，还有很多。只是一个大概。多年来，我一直在想，政策是否可以对针融入城市的人们做一些必要的调整，在他们自愿的情况下，让这些人做纯粹的城里人，给他们以市民待遇，结束他们的两栖生活;而对于那些需要在城市和村庄之间不断迁徙的人，不仅要给予他们自由迁徙的权利，而且要给予他们平等的政治经济待遇。

通过政策的引导，最终使生活在村庄的人们获得更多的土地经营权，而农民则成为他们终其一生的职业。这种城乡之间的互动无疑有益于社会，但其复杂程度也是可以想象的。但是我感觉可为。比之“灭村”的成本和荒村的代价，这种努力是渺小和微不足道的，或许还能够在这一进程中真正找到改造传统农业的路径，况且这也是给农民以充分国民待遇所必须付出的努力。某一期的《财经》杂志曾经刊登了杜润生访谈。杜老说，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将他们从土地和其他约束下解放出来，并不是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可怕。其实，农村的改革发展若不能在这些领域破冰，终究有多少真正的社会意义?

假如能够允许农民建立代表自己利益的全国性组织，村庄是应该是和谐的。农民的民主权利表现在对于村庄事务的管理和对于国家事务的参与，前者对于他们可能更为直接，而后者对于农民是难以想象的，也许这种权利与其说是他们自己的，还不如说是以选举的方式把权利委托给了代表，这些代表就是真心实意代表他们，也不见得有能力代表他们。不要说在国家层面，就说在乡镇层面，代表以怎样的方式代表农民利益呢?因为素质和能力不能胜任这一职责，或者因为政治利益不敢胜任这一职责，这种情况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有很多侵害农民利益的政策行为、行政行为长期得不到纠正，有些人在受到行政侵害的时候，得不到公正的裁决，有些纠纷越会闹越大。

农民的经济利益需要政治行为去保障，这是经验性的结论，国内的情况是这样，国外的情况同样是这样。现在的农民合作社组织偏重区域性，甚至连区域性都谈不上，一个乡镇几个合伙人联系起来有什么作为?共同享受技术上的好处，共同承担市场风险，这种在政府羽翼呵护下的组织永远都不可能成为区域内行业组织。如果允许成立全国性的代表农民自己的组织，在这个组织下建立不同行业组织，这些组织有合法的组织地位，有专门机构和经费，有独立的办事章程，当农民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这些组织就会站出来和政府谈判，农民对于这样的组织也会心服口服。但是，在中国真的能够建立这样的农民组织吗?

假如上述假设都能够成为现实，村庄生活形态有什么不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