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理论的反思与重构
张鸿雁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城市化进入了高速发展的轨道。201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接近50%。前30年的中国城市化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在城市化的道路与发展模式上，几乎在重走西方城市化与工业化重叠发展的老路。如果按照世界近代城市化发展的历史和比较发达国家的经验，中国的城市化在未来30年应该接近或超过85%左右，还要有5亿至6亿人转化为城市人口，并产生相关的城市现代化问题。面对未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新的城市化发展，应该认真总结世界城市化与中国前30年城市化的经验与教训，对应性地提出中国式的城市化发展道路、方式和理论模式，使中国的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能够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人类现代化历史已经证明，一个国家与区域的现代化过程，集中体现在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城市化理论的重构与创新，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重构与创新。中国未来城市化理论与道路选择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在某种程度上将决定着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的成功。
一、中国城市化理论本土化建构:必要性与前提
“人类的苦难:最重要的问题”，这一概念是西方学者夏普·雷吉斯特·格里米斯在其所著的《社会问题经济学》开篇提出的。作者在建构社会问题经济观的同时，开宗明义地提出了四个命题:“世界贫困与经济学”；“我们永远不满足的需要”；“我们有限的手段”；“经济的生产能力”(1)。这些关键词的核心观点告诉我们，人类的社会问题是社会进化、发展与需求的一种必然过程和结果。不同时代因其受历史发展阶段、生产力水平的限制，都会面临新的矛盾和经济社会问题，人类社会就是在解决社会矛盾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进化和发展的。城市化就是人类社会发展与需求矛盾的一种表现和过程，而中国的城市化因其时代的特殊性，集中显示了“多梯度型城市化”(2)和“制度型城市化”的特殊性(3)，是以往包括西方城市化在内所不曾经历的城市化，其社会问题与矛盾在某些方面也是前所未有的，颇具地方性意义和世界前沿性意义，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城市化过程。因此，中国必须创造出具有民族性的城市化道路与理论模式，这是历史的责任。
近代西方的城市化过程是与工业化相伴随的，在圈地运动血与火的洗礼中，社会的发展与社会问题的深化几乎处在同一过程中。1845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明确指出，居住在城市中的“工人阶级的状况也是绝大多数英国人民的状况。这几百万穷困不堪的人，他们昨天挣的今天就吃光，他们用自己的发明和自己的劳动创造了英国的伟大。……这些人的命运应该如何”(4)已经“成为全国性的问题”；“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一个或者几个挤满工人阶级的贫民窟”(5)。恩格斯论及的英国工人的日益贫困状况是当时城市社会的普遍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一直延续到工业革命的结束。英国经济学家W.培笛早在1682年就提出了“城市问题”的认知方式——人口集中会如“瘟疫更加严重”(6)。自19世纪70年代后，城市化与工业化形成世界浪潮，大量移民涌入城市，城市产业结构在变化，城市人口在复杂化，城市社会结构不断出现新的变化形式，使得城市发展遇到前所未有的问题，并且这些问题在后来成为世界性的普遍问题。美国学者保罗·诺克斯和琳达·迈克卡西在2005年出版了《城市化》一书，该书对城市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界定:“城市问题是指由城市相关设施的属性（环境、种族、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所引发或被激化的问题”(7)。在关于城市问题的研究上，保罗等人对城市化与城市问题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城市化必然带来一些社会问题，“其中一些问题的根源在于整个社会”，“其中一些问题是因为城市化和城市设置的性质所造成或引起的”(8)。这一结论告诉我们，要针对“整个社会”的发展阶段及社会属性来创造适合国家地方性的城市化理论，才能够拥有一个适合国情的、良性发展的城市化过程。
纵观世界城市化发展中存在的社会问题，学者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新的认识和方法，如制度安排不当、社会福祉不充分、人口膨胀过度、能源缺乏、污染严重以及生活方式的道德沦丧，等等。而我们更多的是把城市社会问题的发生与发展，主要归结为社会机制与制度层面上的缺失、错乱和不完善。对于中国来说，城市化发展模式、城市化的制度设置、社会运行的机制及社会福利滞后、社会分配不公和管理体系与市民社会关系的错位等引发了大量的城市社会问题(9)。文森特·帕里罗等在其《当代社会问题》一书中指出，社会问题的存在十分普遍，其涵盖面也异常广泛(10)。因为中国的城市化具有某种突变性，在制度性安排和设置的同时，外在表现是直接从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过渡，由此必然引发典型的城市社会转型期的“社会惰距”与“文化惰距”的发展，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的不同步性，必然导致“合理性危机”与“合法性危机”的发生(11)。
从1978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格局，城市化从1978年的17.8%一跃发展到2010年的50%左右，仅用3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近百年的从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过渡过程。中国的城市化与城市社会结构变迁具有某种突变性和多元性，而且是典型的城市社会结构变迁，其发展道路具有制度性城市化、制度型设置的中国城市化特色（如某一城市郊县的农民一夜之间身份变为市民）。更重要的是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使中国的城市化出现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新兴工业化社会、准后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多种区域社会类型，由此形成了多层次、多方式、多类型和混杂性的城市化发展模式，从而也引发了多层次、多方式、多类型和混杂型的相关社会问题。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背景、前提、样态及规模在国际上是没有参照系的，具有独有性、地方性和世界前沿性。如城市化中的土地与房地产问题、城市化中的能源与生产发展问题、城市化中的大量农民工移民问题、政府与开发商竞争圈地问题、城市政府的GDP考核与环境的持续发展问题、城市化中的城市更新改造矛盾冲突问题、城市化中的空间正义与公平问题等，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都具有中国本土性和地方性。美国学者塞缪尔·P.亨廷顿就曾直截了当地说:“在很大程度上，城市的发展是衡量现代化的尺度。城市成为新型经济活动、新兴阶级、新式文化和教育的场所，这一切使城市和锁在传统桎梏里的乡村有本质的区别(12)。”因此，城市化道路对于中国的社会发展来说，具有必然性和历史的规律性，正是因为中国城市化必然性的发展趋势，迫使我们必须面对中国的城市化历史与现实，创造中国式的与自然相和谐的新型城市化模式与理论。
面对中国的城市化和中国的国情，西方传统的一些城市化理论和经验已经不能够完全有效指导中国的城市化，更不能被完全套用和照搬。因此，我们反思前30年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同时，必须以谨慎的眼光，审视未来的中国城市化发展，必须提出针对中国特殊国情的本土化城市化理论，引导中国的城市化与现代化良性发展。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观点，是因为中国的改革与城市化不仅仍然处在“进行时”，而且正将进入再次高速发展的阶段，必然会有新的问题发生，必须对此及时加以引导和控制，必须建构新的中国式的城市化理论，以使中国城市社会健康发展，并保证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延续。
二、中国城市化理论传统:认知与纠谬
对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经验，应该进行某种意义上的总结，即进行科学的“反思”与“批判”。对中国前30年的城市化，我们究竟做了什么？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对“反思”的认知可以使我们获得启发，“反思可能是纯的或不纯的。纯反思——反思的自为面对被反思的自为的在场——同时是反思的原始形式和理想形式；这种形式是建立在不纯反思由之出现的基础之上的，它同样不是首先给定的，它是通过一种涤清（Katharsis）获得的”(13)。这个“涤清”的概念用得非常好，因为反思就是对以往研究的一种清理和洗涤，在除却旧观念中实现发展与创新。可是我们不得不问:为什么在我们能够看到城市问题的时候，而不能有效地解决它？甚至在我们能够拿出有效方法来解决问题的时候，问题仍然存在？可以这样说，对于中国的城市化道路与理论模式创新来说，创新的土壤比创新本身更重要。因此，需要“反思”。
在提出中国本土化的城市化理论之前，必须对中国的城市化的发展进行某种科学“诊断”，然后才能够对症下药，创新中国化的城市化理论与模式。
中国自古代文明肇兴以来，一直是以农业立国。在传统的封建社会里，“重农抑商”成为一种长期国策。及至1949年，我们对城市化认识还只停留在农业社会的认识观上，引发了城市化发展政策历史上出现的两次极端性发展:一次是20世纪60年代大批城里人包括知识青年的下乡，导致中国城市化的倒退；另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控制大城市，发展中小城市的理论”，直接影响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但是，当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世界经济发展接轨的时候，城市化以一种势不可当的、前所未有的趋势向前发展着。深圳特区的设置与城市人口快速增长、浦东地区的开发、新兴开发区的规模化等直接否定了控制大城市发展的理论模式，从而开启了中国真正的城市化时代。令人惋惜的是，在城市化理论准备与经验均不足的情况下，中国创造了“中国城市化问题”的时代——急功近利的城市化使某些地方出现了典型的“建设性破坏”:尺度过大且非人性化的城市空间与道路、房地产开发占毁良田、工业化盲目圈地使土地空置、过度工业化造成的环境污染、大学城“拼贴化”过度圈地，等等，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总结过去的问题不难发现，中国的城市化一直未能创造与中国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城市化理论与制度形式，在中国特有的社会背景和前提下，对城市化的“制度型安排”总是出现过度发展的现象，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城市化的制度设置与控制上的某种博弈关系，使城市化进程引发的相关社会问题与城市化发展的目标相背谬。具体说来，这种“相背谬”表现在以下8个方面。
1.中国的城市化是在西方式城市化理论整合下的城市化
目前，在城市化道路、理论与模式等方面，均缺乏符合中国国情的思路与理论，既没有中国式的主导型城市化理论，又没有针对区域发展具有分类指导意义的理论。偌大的中国，任何形式的社会与经济发展都不可能用一种理论和模式来指导。用单一的城市化理论来指导中国的城市化，既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区域发展经济理论，又不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因此，也不可能是行之有效的。
2.中国的城市化是资源高消耗型的城市化
中国的城市化过程是在以群体性生活水平增长的方式与自然发生作用，城市群体性的生活规模越大，即城市规模越大，对自然资源的整合性需求就越高和越多，如对土地资源的需求、对相关能源的需求，等等。如果中国的城市化不能提出新的发展模式（包括城市化导致一些农民丧失土地，而农村的土地及生产模式又未能有效转换），即使对以往的问题加以纠正，下一轮的城市化也不可避免地将会衍生或重演过去的问题。
3.中国的城市化是区域多元型的不均衡发展的城市化
中国的城市化总格局与发展模式呈现区域性真空和发展落差，导致地域生产格局不合理。有些区域的城市（镇）具有典型的差序格局特点，区域空间、城市、所属行政空间形成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落后与真空区域。如北京、上海、广州、昆明的郊县区，形成大跨度的经济落差，似乎是两种社会形态内的发展样态。
4.中国的城市化是典型的“结构空洞型城市化”
这些“结构性空洞”主要表现在:城市区域性布局的结构性空洞，发达地区发展工业，落后地区发展农业，这是一个十分错误的战略；城市内部产业结构的空洞，相当多的城市只注意发展高端产业，相应的产业层级不完整，完全高端化的产业定位，导致就业人口转型达不到社会需求，进而导致多类型的产业与社会结构空洞。与此同时还存在社会管理的结构性空洞以及社会阶层存在价值理念的文化结构空洞，等等。
5.中国的城市化是丧失中国本土化城市形态的城市化
中国的城市化是世界潮流下的城市化，正在丧失“中国式”、中国味和“地方性”形态特征，急需进行“本土化重构”。这主要与中国目前还没有中国式的主体城市规划理论有关，“洋人规划”和“洋规划”导致中国的城市没有“中国味”，没有了中国城市的历史与“集体记忆”，没有中国式的城市形态和结构。应该指出的是，在中国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警告我们，在学习先进国家城市化经验的时候，我们不仅缺乏完整的学习能力，更缺乏对外来文化吸收后的创新能力。回归自然、天人合一的城市化模式正在转向西方，小桥流水的景观正在西方城市中出现和流行，而我们却正在丧失。
6.中国的城市化是典型的制度型城市化，而且是制度型城市化所“固化”的城市
制度型城市化主要表现在城市成为传统的“诸侯国”，城市与城市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要素整合难度大。城市市镇统辖的制度等级影响了国家利益基础上的产业调整、转型与创新。制度与政策上的失误之一，就是行政壁垒明显，无法形成跨行政区域的超级城市，如长三角都市群，应该设定为“大上海国际化都市圈”，遗憾的是因为隶属于三个省级行政区域，这一概念至今无法形成，而大东京都市圈、大巴黎都市圈、大伦敦都市圈都可以成为跨行政区域的区域经济体。在战略发展上如果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长江三角洲就应该打“大上海都市经济圈”牌，应该还有“大北京国际化都市圈（京津冀）”和“大香港国际化都市圈（珠三角）”。中国多数城市发展的重心偏重，除自然障碍外，行政壁垒障碍是城市发展的重要负面影响因素之一。这导致城市辐射功能不完善，缺乏区域性经济与文化的整合能力。
7.中国的城市化是GDP考核引导下的城市化
今天，几乎所有的中国城市都在单纯追求城市综合竞争力，迫使城市盲目追求城市规模并贪大求洋。事实上，对于一些中小城市来讲，综合竞争力永远比不过北京和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更多的城市应该在创造特色竞争力为主的基础上构建综合竞争力。这才符合城市社会的发展规律。
8.中国的城市化是典型的科层制度下的城市化，是中国传统三省六部制度的延续
区别仅在于现代城市市长就如一个企业总裁，把一个城市当作一个企业来管理。城市经营手段单一，管理模式陈旧，很多社会问题往往是管理操作失误造成的，引发出典型的合理性危机。城市未能形成现代城市管理制度与模式，城市还是权力者政绩的展示地，西方发达国家提出的“客户型城市管理模式”等十几种现代市民化城市运营手段，在中国的城市几乎没有应用的实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主要通过土地买卖来实现城市的财政收入，是一种竭泽而渔的做法，必然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
中国的城市化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重新思考，这种思考的严肃性在于不仅仅是简单地分析城市化的方式与道路，而且是对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责任的承担，它涉及中国人未来居住空间的民族性价值的问题。中国未来30年的城市化，对中国来说是场完全意义上的城市革命:中国人居住的城市应该是什么样子？是和西方一样的吗？
在历史上，中国的城市形态是与西方的城市形态不一样的。
三、中国城市化理论模式重构:转型与创新
当前，中国城市化与城市社会处在典型的转型期。1850年，英国率先创造了人类社会第一次城市人口超过农业人口的城市化事实，最早实现了工业社会与城市社会来临的转型。160年后的今天，中国城市人口第一次将超过50%，虽然中国城市化比西方发展得慢，但是毕竟已经走上了中国城市社会的发展轨道。城市化的历史规律表明，在50%以上的城市化水平上，社会将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将会出现新的社会转型、发展模式和新的社会问题。面对这样的发展格局，我们应该有所准备，既要在理论上进行超前的研究与分析，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和逻辑统一的方法论，创造可以指导中国未来城市化发展的理论认知模式；又要在实践上加以批判性地总结，通过对以往中国30年城市化的分析、扬弃，综合发达国家城市化理论与实践经验，实现中国城市化实践操作的创新。我们认为，中国的城市化理论重构与实践型发展战略，可以做出以下10个方面的选择。
1.五种城市化道路并举的城市化理论与模式——城市化理论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的重新建构
以大城市的核心带动性发展为主，以大区域都市圈地域结构整合为空间特点，通过制度型设计和安排，实现大中小城市（镇）的系统性、多元化、多层次的发展，在创造大中小城市的区域性合理布局的同时，在2040年前后使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达到85%左右。面对中国的国情事实，中国的城市化理论一定是多元型、多模式、多类型、多层次的城市化理论，要研究针对中国不同区域的城市化理论。这一战略的核心概念的价值是采取五种城市化道路同进的模式:一是以大城市为主导的大中小城市并举的发展模式；二是多层次区域城市群（圈）空间整合模式；三是以区域中心为主导的县域城市化发展模式；四是以田园城市理论为指导的小城镇发展模式；五是以自然空间关系为主导的自然生态区域国家级战略发展模式。这五种道路与模式适合不同的地区。
2.适度紧缩型城市化理论与模式——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理论模式
该理论是针对中国土地与人口的矛盾、发展与需求的矛盾、现实与长远发展的矛盾提出的。任何模式的发展及大中小城市都必须采取“适度紧缩型城市化理论”，创造单位土地面积的财富承载力和承载量最高值，这既是全球化发展竞争的需要，也是中华民族创造千年城市发展的需要。而且必须创造比西方城市规划更严谨的城市空间管理模式(14)，以“适度紧缩城市化”理论为前提，严格控制并提高城市容积率，充分利用地下空间，实现城市的内涵化发展、内部现代化发展和立体化的发展。这一点，在早期的英国、法国和德国都有过成功的经验与案例。这需要从制度层面加以设计，并强行推广。这是中国城市化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千年大计。
3.循环社会型城市化发展理论与模式——本土化理论的概念体系
其核心是力求中国的城市能够在生态环境和空间统一的格局下，创造一个新时代的价值体系和城市生活体系，让城市成为能够有独立机制的社会系统，通过政策、政治、经济、文化、行为、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方面形成一个良性健康的社会结构，让城市本身能够形成一种内在动力，并在循环社会型城市社会结构内，形成舒适型的宜居城市体系，而最终实现人类“扎根城市”的结果和理念(15)。建构以生产型服务业为主的城市经济与社会结构，如打造“智慧型城市”、“后现代网络化城市”、“新型自然主义生态城市”等具有自然属性的城市发展模式，让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的能源消耗降低到最低点。其中“智慧城市”、物联网络城市与实体城市并存是知识经济时代城市体系的重要特征(16)。
4.以国际化大都市为主导核心的城市化理论与模式——中国城市化先导区的建构与创新是国际竞争和区域“发展极”理论的创新与实践
中国虽然已经出现城市的区域化和都市圈化的发展空间格局，但是，由于各区域经济体内的城市因政治、机制等因素，城市间的各要素不能有效整合，“诸侯经济”和城市本身的政体结构，使得区域型国家经济利益不能充分获取，而城市本身的空间价值成为城市政绩与政体的主体价值。因此，站在国家与民族利益的高度，中国都市圈应该以核心首位城市为其发展核心，进行跨行政区域的地区空间整合，这是中国城市群和都市圈实现和谐发展的前提。
提出首位城市的核心价值体系为城市群发展主体的概念，其目的是推行区域性经济整合机制的建构，创造完全意义上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一体化区域，使不平衡的、具有某种结构空洞的中国区域经济实现整体性、均好性发展。亦如大东京都市圈、大伦敦都市圈、大巴黎都市圈及美国三大都市带一样，形成完全意义上的地区空间组合，创造中国式的“城市区域联合统计区”、“城市区域共同体”和跨行政区域的市场化联合经济区。而这样的城市群组合的核心动力来自市场经济关系中。循着这一理论，中国未来的区域经济发展的沿海三大都市圈应该是“大香港国际化大都市区”、“大上海国际化都市区”和“大北京国际化都市区”。这也应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主体区。
5.中国本土化城市形态理论与模式——中国式城市空间结构形态的建构，也是中国式城市文艺复兴的起点
这一理论试图在世界城市的百花园中，能够再一次独树一帜，形成中国式的城市空间形态。在道路、区域、节点、线界、标志物、景观和建筑艺术等方面再创中国式城市元素。并且鲜明地提出中国式的城市空间形态概念，使其在未来的城市发展中，成为中国人的城市“集体记忆”。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从后都市主义的理念出发，创造现代版本的《清明上河图》式的城市(17)，而其内核是自然主义的“中国式城市文艺复兴”的再创造与再发展。
6.城市文化资本动力因的城市化理论与模式——城市化及城市产业转型与结构升级的发展模式，旨在创造城市的全球价值链
在全球城市化发展的背景下，城市的发展“动力因”，从传统工业已经转换为新兴的生产型服务业。在人们关注货币资本、财富资本、土地资本的基础上，提出“城市文化资本”的意义，使城市成为“城市文化资本”再生产的空间场域。这一理论的提出，为城市特色竞争力建构、城市的永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源泉与资本。城市是地域生产的集中表现形式，“城市文化资本”是这一生产力的核心价值，在深层次的意义上，“城市文化资本”所具有的公共财富性六个特性(18)，是创造城市的文化“软实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动力因”。
7.大区域的带状空间城市化整合理论与模式——中国区域平衡发展的战略实践之一
这一理论与模式旨在强调区域的融合与互补，特别是中国沿海地区的迅速发展及对内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渗透，具有整体性城市价值国际性。在这一理论前提下，积极倡导“中国沿海城市与内地城市的嵌入性结构关系”。
8.自然环境资源与城市发展平衡设计的城市化理论与模式——中国区域资源承载力和谐化的城市化道路
任何一个国家的资源分布都必然是不均衡的，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的确带来了耕地的减少，但耕地减少的主要原因不是城市化(19)。事实证明，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是解决中国人口与土地之间矛盾的主要方法之一，农村与小城镇人均占用土地是大城市人均用地的5倍以上，合理的城市规划用地更能够节省土地资源。2009年中国城市建城区的面积只占中国国土面积的0.35%，但却容纳了近三分之一的城市人口和二分之一的GDP(20)。中国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土地问题和房地产问题，其解决的方法之一，是对一个城市和一个城市发展区域的空间进行适当的人口容量与资源承载能力的设计研究，提出一定预设前提并进行合理规划与建设（中国台湾宜兰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也就是说，在城市区域空间的自然环境与人口承载力的发展关系上，既要考虑到生态空间的可持续性，又要创造合理的城市土地单位面积的高产出率。
9.创造以充分就业为前提的城市化理论与模式——发展城市就是为发展就业
充分就业是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成功的前提。创造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21)，其核心是创造城市社会全员的就业与福祉，而这个福祉不仅仅是社会福利，其中应包括两个重要内容:一个是城市社会全员的生活保障与福利，一个是城市社会的民主生活与民主文化。这两个内容发生的共同前提之一就是充分的就业。一个城市的充分就业是城市社会稳定的前提与基础，没有充分就业，就不可能有城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充分就业是城市社会发展的责任，是城市管理者的责任。
10.制度型城市化发展模式(22)的概念——嵌入性城市定位理论
以政府为主导的城市化是中国城市化的基本特色，因此，必须在政府层面完全负起责任的同时，由政府主导完成市场化的投资与建设。这就需要在政府主导下进行城市发展定位。因为中国的城市无论是规划、发展速度、人口增长及产业模式都是由政府主导完成的，政府主导下的“人与自然和谐为本”城市发展定位，应该是中国的一种国策，也是中国城市化战略的必由之路。“为人民重新定位城市”，让城市成为创造城市社会福祉的经济体，应是下一轮城市化发展的重要课题。
另外，在城市化理论重构的体系中，还包括“城市全球化发展中的城市价值链高端介入理论与战略”，这是中国城市参与国际竞争的要点，也是一种谋略；“中国城市化人口分流战略”，必须有计划、有准备地进行城乡人口流动的引导，创造性地开发区域空间与价值，真正使中国整体上进入城市社会。
四、结 语
今天，中华民族正面临城市社会来临的伟大时代。同时，我们正在失去我们传统城市优秀的元素。城市的集体记忆正在消失。扪心自问，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应该给子孙后代留下什么样的城市？面对当今的现实，这的确是一个十分沉重的问题。
虽然“这个沉重的问题”是如此的急迫，但新的城市理论认知却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因此，中国的学者应主动建构中国式的城市化理论，哪怕这一理论尚不十分成熟。但是，你只要尝试，你就可能成功。否则，我们只会重复西方曾经失败的经验。这将导致民族的重大损失。
原载《城市问题》2010年第12期
张鸿雁，（1954— ）男，辽宁铁岭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现任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江苏省城市现代化研究基地主任和首席专家。出版专著《春秋战国城市经济发展史论》《城市进化论》《城市定位论》《侵入与接替——城市社会结构变迁新论》等。
【注释】
(1)夏普·雷吉斯特·格里米斯:《社会问题经济学（第13版）》，郭庆旺、应惟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2)张鸿雁:《论当代中国城乡多梯度社会文化类型与社会结构变迁——依据“社会事实”对“二元结构”的重新认知》，《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9期。
(3)张鸿雁、谢静:《“制度主导型”城市化论》，《城市管理》2006年第2期。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306页。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306页。
(6)保罗·诺克斯、琳达·迈克卡西:《城市化》，顾朝林等译，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73页。
(7)保罗·诺克斯、琳达·迈克卡西:《城市化》，顾朝林等译，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73页。
(8)林广、张鸿雁:《成功与代价——中外城市化比较新论》，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
(9)文森特·帕里罗、约翰·史汀森、阿黛斯·史汀森:《当代社会问题》，周兵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10)张鸿雁:《合法化危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论》，《探索与争鸣》2006年第1期。
(11)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6页。
(12)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宜良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17页。
(13)张鸿雁:《“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资源依赖型现代化的必然选择——社会学视角的理想类型建构》，《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14)据有关资料统计，日本1980年每100公顷可居住地有1451人，为当时联邦德国的3.76倍，美国的30倍；每100公顷可居住地GNP为1310万美元，为联邦德国的2.5倍，美国的23倍。大东京都市圈的13个“政令制定都市”，面积只占国土总面积的1.7%，人口却达2670万人，占城市总人口的28%，占全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15)张鸿雁:《城市·空间·人际——中外城市社会发展比较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136页。
(16)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等译，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64页。
(17)张鸿雁:《城市文化资本论》，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07页。
(18)牛凤瑞等:《中国城市发展30年（1978—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19)牛凤瑞等:《中国城市发展30年（1978—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
(20)傅崇兰、周明俊:《中国特色城市发展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4—89页。
(21)张鸿雁、谢静:《“制度主导型”城市化论》，《城市管理》2006年第2期。
(22)张鸿雁:《论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中国城市现代化道路及方式选择》，《城市问题》199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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