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决定空间

文化决定空间——消费社会语景下的城市文化精神

马武定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灵魂，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精神，而这样的灵魂或精神就是由我们通常所说的“城市文化底蕴”所决定的。我们所见的形态和特色各异的城市，都是其各自“文化底蕴”物化的显现，是文化在视觉上的全方位显现。所谓的“城市文化底蕴”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它既与城市的自然地理、气候等自然环境条件有关，更与城市的发展历史、与在城市里生活居住的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关系和价值观念直接相关。

城市是人类存在与生存的一种文化形态。因其所在地区的自然环境条件、发展历史和居于其内的人们的文化模式差异而形成了各自的文化精神。然而，城市的文化精神也并非是固化不变的，历史的发展和地区间、国际间的交往使城市的文化和文化精神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异。

一、消费社会的文化语景

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席卷世界各地的全球化风暴从经济领域开始，浸漫到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全球化既有经济的内涵，又有政治和文化的内涵；它既是一种经济现象，又是一种政治现象、文化现象。全球化、市场化、大众化正在改变传统的城市文化模式。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地各异的城市文化和城市文化精神，正逐渐从其产生的特定的历史、地理和文化语景中游离出来被解构和重组；一些发达国家和强势群体的文化特质正在直接进入其他不同地域的城市文化语景，被作为新的特质基因植入发展中国家和弱势群体。一个全球性的、新的文化网络正在形成，而这样的全球文化网络正是以消费主义为特征、以消费社会为其统一语景的。

有那么一个电影，名为《上帝也疯狂》。影片说的是在世界某地生活着一群无忧无虑、和睦相处的土著人。有一天，突然从天上掉下一个“可口可乐”的空瓶子（是从天上飞过的飞机上被人喝完以后扔出窗外的）。开始，这个前所未见又毫无用处的“上帝的废弃物”，在土著人群里被随意掷抛、易手。接着有一个聪明人创造出了它的第一个“使用价值”，随着使用价值的出现，它成了“抢手货”。最后，因为它的“唯一性”，它成了权力、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由此而引起的争夺，给原本平静、和谐的土著人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麻烦。于是这个聪明人决心把“上帝的废弃物”还给“上帝”。然而，这个“上帝的废弃物”已深深地影响和改变了原有的文化模式，成为无法退还的“礼物”了。

作为权力、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可乐瓶子”的“符号化”，揭示了由于全球化的入侵和冲击而使我们正在面对的消费社会的文化精神。在消费社会里，“需求瞄准的不是物，而是价值。需求的满足首先具有附着这些价值的意义”⁽¹⁾。作为文化表层结构的物质文化，正在通过它的“符号化”，表达出受其深层文化结构支配的文化意义。在我们正步入其中的消费社会，作为人类文化在视觉上的全方位显现的城市形态，也正以其视觉形象的“符号化”揭示出由其深层的文化结构所支配的城市文化精神。城市文化物质形态的“符号化”，就是当前消费社会的文化语景。

二、文化架构上的不同已日益成为理解现代城市的重要方式

符号化需求和符号化消费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一种文化特征。里斯曼指出:“今天最需求的，既不是机器，也不是财富，更不是作品，而是一种个性”⁽²⁾。消费社会的基本特征，体现在人们的需求并不是对某一物品的需求而是对“差异”的需求。因为“在作为使用价值的物品面前人人平等，但在作为符号和差异的那些深刻等级化了的物品面前没有丝毫平等可言”⁽³⁾。

唯一性、差异化和个性化，已成为人们普遍的价值观念，成为消费社会文化精神的重要支柱。对于人们居住于其中的城市而言，如何使自己的城市具有与其他城市相异的、个性化的城市形象，已成为共识。而如何提炼城市文化精神的文化内涵，使其成为表征城市文化精神个性化的符号，则是城市规划师和建筑师们施展才能的天地。于是，地方文化所强调的自身的身份、自身的根，以及自己的文化模式和价值观正在被重新发现和重视。

全球化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内在的、充满矛盾的过程:它既有一体化的趋势，又有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⁴⁾。当全球化的消费主义在借助于文化传播进行渗透时，当抄袭和模仿正在世界的物质生产领域肆虐时，各个国家、城市的制度、法规，以及传统价值观、习俗和生活方式等地方性因素起到了主要的抵制作用，从而使得不同国家的不同城市，仍然能保有它们反映各自地方文化精神的城市形态和形象。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世界各地的城市面貌和形态并没有被一体化，城市文化和城市空间形态的本土化反而显示出了日益重要的意义。文化架构上的不同已日益成为理解现代城市的重要方式。

三、城市人、城市文化精神与城市空间

不同的城市文化具有各自的主要功能及不同的核心价值，而不同的文化精神又决定了不同的城市空间，使城市具有各自的城市形态和城市形象。

在全球化消费主义语景下，我国城市也在悄然发生着一些变异，传统中国城市的文化精神与西方消费主义的结合正在创造出一种具有显著地方特色的新文化城市景观。杨东平先生在其所著的《城市季风》一书中指出，可以从5个方面去认识城市文化:（1）城市的历史传统和社会发展；（2）城市的制度组织和社会结构；（3）城市的文化建设和文化产品；（4）城市的人口构成和文化素质；（5）市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⁵⁾。我们可以按照这样的线索来看一下几个典型的城市，认知城市文化精神与城市空间的关系。

北京:这是一个古老而年轻、保守而激进、大雅而大俗的城市。北京被认为是中国“最大气”的城市，而这种大气的骨子里透露出来的是一种“贵族气”。“坦坦荡荡，大大方方；巍巍峨峨，正正堂堂；雄雄赳赳，礴礴磅磅；轰轰烈烈，炜炜煌煌”。这是郭沫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前夕写的《颂北京》中的句子，恰当地表达了北京正在追寻的这个历经640余年、三代“天朝大国”的古都的皇家之气。如果说上海是以其拥有中国大陆之最的高楼来表达其处于中国经济中心的巅峰的话，那么北京则是以其建筑的宏大巨制来表达其政治中心之辉煌。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的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建筑”，以其巨大的尺度令世人瞩目。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浦东的快速“长高”，早已打破了当年堪称“东方第一高楼”的24层楼的“国际饭店”所保持的纪录，金茂大厦、上海环球金融中心这些拔地而起的摩天巨楼不仅令天下高楼尽折腰，更显示了上海争当“世界城市”的雄心。与上海比高？这是拥有“国宝”故宫的北京所不允许的，也是一种无奈的“保守”。自古以来，汉、唐长安，元大都，明、清北京，以及传说中的“阿房宫”，现存的“紫禁城”，都是以首屈一指的宏大规模，领跑于世界国都和皇宫之前列的。面对“世界大都市”的挑战，北京何以相对？被称为“北京四大怪”的首都大剧场、“鸟巢”、“水立方”、“央视大楼”，以及王府井大街的东方广场等建筑，既宏大，又“后现代”；既有皇家的贵族气派，又引领世界新潮。大雅而大俗，“光荣和梦想”俱有！

上海:在北京已成为元大都之后的第14年，即公元1291年，上海正式设县。直到明末清初，上海县城仍是仅有10条小巷的“蕞尔小邑”。上海的发迹是从1843年开埠、并伴随着成为众多列强租界的半殖民地的屈辱史开始的。“华屋连苑，高厦入云，灯火辉煌，城开不夜”，上海的畸形繁荣和增长，孕育发展出了中国前所未有的一种新文明。研究过上海近代史的美国学者罗兹·墨菲曾说过:“上海是两种文明的会合，但是两者中间哪一种都不占优势的地方。”约有一半的老上海市民居于其中的“石库门”，就是东、西两种文明会合、但哪一种都不占优势在建筑形式上体现的最好例子。它既像“院落”，又似洋楼；既非“平房”，又非“公寓”。“石库门”在追求经济合理性和功能合理性的同时，也为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家庭温情的寄托留有了空间。而住在石库门房子里的新兴“中产阶级”，大多衣食有着、但求稳定，他们依靠自己的努力和勤勉在慢慢往上爬的现实生活中所形成的各种品质和观念，构成了被现代人称为“小资情调”的上海人最基本的生活态度和文化精神。上海人做梦往往首先做的是富翁梦，而非贵族梦。继18世纪60年代上海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港口和经济中心城市之后，19世纪20—30年代，上海又一度取代北京成为文人云集的文化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上海的商贸中心地位是其他城市无法望其项背的，上海的“大白兔”奶糖和奶油蛋糕打遍全国市场无敌手。然而，改革开放的政策却使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上海陨落了。“80年代说广东话，90年代说闽南话”，新世纪之初该说什么话？“老子先前也阔过”，这是鲁迅小说中的人物阿Q常放在嘴边的话。当然上海人耍的并不是嘴上功夫，他们做梦时也在想方设法寻回曾经的辉煌。在上海菜馆里，你每每可以看到贴着发黄的19世纪20—30年代的“老照片”，以示它的“正宗”。怀旧已是上海最重要的旅游资源；追寻“小资”已成为上海新的文化情结。“上海新天地”适时地出现，它的成功之处，就是搭到了上海文化精神的脉搏，圆了上海人的“怀旧”梦。它是一处上海人可以在这里找到“老上海味”，外地人可以在这里找到“外国味”，外国人可以在这里找到“中国味”的地方。有一位网民在博客上如此发表感慨:“我经过多少年的奋斗，终于可以像上海的小资们一样，坐在新天地里喝上一杯咖啡啦”！上海“一城九镇”的“德国城”“意大利城”“荷兰城”“泰晤士小镇”等的建设则又从另一个侧面，表达了上海试图展示其再一次敞开大门、融入世界、“东山再起”的心怀。然而抄袭、模仿式的“洋人街”，竟没有像“洋泾浜”式的怀旧的“新天地”那么成功，因为它们毕竟缺少“老上海”的文化底蕴。

杭州:曾因皇帝逃亡南下而成为偏安一隅的南宋京都的杭州，其所具有的是遗老遗少和风流雅士们的文化精神。莫干山、钱塘江和西湖是上天赐予的造化，而“花港观鱼”“雷峰夕照”“三潭印月”“断桥残雪”等美景则是文人们的精工之作。在山泉叮咚、烟柳画桥的深处，杭州人品茶赏月、谈情说爱。他们守着天堂般的美景，过着神仙似的日子，钟情于没完没了的好时光。杭州人绝不出头，他们知道“枪打出头鸟”，韬光养晦是他们的独到之处。在杭州，你看不到北京那种恢弘巨制，你也无法容忍“与天公试比高”的摩天之作。于是杭州被认为是“最女性化的城市”。建于柳浪闻莺边的“西湖天地”，“犹抱琵琶半遮面”地体现着一种朦胧美。杭州人不喜欢在大街上喝茶、吃饭，喝茶必进亭、堂、楼、阁，你无法在西子湖畔找到“大排档”那样的去处来个狼吞虎咽，杭州人认为那样不雅。于是到杭州新天地，你必得进门入室，“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不像上海新天地可以在露天散座。杭州人绝不死追一头，“湖滨印象”的“洋化”又处处透露出骨子里的迂夫子气。到杭州一游，几天之后，人也会变得斯文不少。

深圳:改革开放的大潮，使深圳在二三十年间从千来人的小渔村变成了千万人规模的现代化大都市。这样的巨变，固然是中央政府建特区的特殊政策使然，但也与深圳人的奋斗和拼搏精神分不开。在“时间就是金钱”的口号下，忙碌的深圳人创造了令人惊叹的“深圳速度”。全面开放的理念，冲破藩篱、走向世界的信心，敢想敢做、超越现代的期待，快节奏的生活，“敢挣也敢花”的价值观，使得在深圳这个“边缘都市”的大地上，出现了以传统中国文化为主体的“内地”城市中见所未见的景观。被叫作“市民中心”的市政府办公楼，一改警卫森严、使人望而生畏的封闭式高楼深院，呈现出一派开放、活泼、亲民、和善的氛围。“华侨城”所建的社区中心，为拼搏了一天而拖着疲倦身子回家的深圳人，在进家门之前有一个可以喝咖啡、聊天、找回美好生活感觉的地方。这样的空间所表达的文化精神难道不是特区精神的所在么？

成都:成都地处四川盆地的中心，历史上是被称为“天府之国”的蜀国都城。四川优越的自然条件一方面培育了四川人的一些优良性格，但另一方面，四川人的小农意识也因此远较其他地方为甚。“小富即安”，成都人有着“工资不高，钱可不多，只要清闲，心满意足”的良好心态。成都人爱玩、爱休闲。每逢双休日，他们就会带上家人、约上朋友，开着“驼儿车”（借着奥托汽车的“托”字谐音，成都人戏称为“驼儿”）去郊外的“农家乐”度上两天假，既花费不大，又十分惬意。广东人玩的就是心跳，成都人玩的则是风雅。成都多出文人、才子，特以怪才而著名。成都人心情好的时候都爱“吼”上几声，因而成都人被称为“玩友”，大多都能“玩”几句川剧。成都人的风雅使得成都人喜爱古玩，不管是真古董还是假古董，只要看着像那么回事就行。新近拆了重建的文殊院和无中生有的“锦里”，真还讨成都人的喜欢。广东人和成都人都爱喝茶，但广东人喝的是功夫茶，重品鉴，成都人喝的是雅茶，重在气氛，不在内容；广东人喝的是多事茶，成都人喝的是闲茶⁽⁶⁾。在成都会展中心新建的五星级宾馆里，也少不了要拿出整整一层上千平方米的面积来弄上一个大茶馆，让成都人边嗑瓜子边看变脸和吐火。“忙里偷闲，吃饭茶去，闷中寻乐，拿支烟来”，成都的“安逸”文化，可以说是到了家的。

重庆:“山高路不平，口吃两江水”的重庆城和重庆人，虽与成都同处四川盆地，但成都是盆的中心，而重庆则已是盆的沿口了。重庆人没有成都人那么雅，重庆人也许更多地秉承了“两湖填四川”时湖南和湖北人带给他们的豪爽之气。重庆人的性格和重庆城的文化精神隐藏着全生态的大山大水的底蕴，这明显地表现在其重袍哥文化上。“鬼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之内皆兄弟”，近现代重庆人以袍哥为荣耀。袍哥本来是一种反清秘密会党，与南方云贵黔湘的哥老会同属一家。袍哥虽然是一种帮会，但显然与上海青、红帮的流氓帮会性质有别。“关了巫山峡，袍哥是一家”，袍哥讲的是纪律分明，服的是讲义气的关圣。合群、抱团、讲“兄弟伙”义气、喜欢热闹，是重庆人典型的性格。林语堂先生曾说:“吃是一种民族文化，吃反映的是民族性格。”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可以围着桌子在同一只火锅里捞东西吃，是重庆人合群、喜欢热闹的性格的最好写照。据说前几年重庆也曾打算在嘉陵江边建一个“重庆新天地”，把“上海新天地”移植过来，但方案总是难以实现。最终出现在嘉陵江边的，是一个结合地形、附岩爬山的“洪崖洞”，这真是一个活脱脱地展现了“全生态”式重庆人生活方式的地方。而“新天地”之所以无法生根，是因为这里缺乏“小资”的土壤。

武汉:武汉古为楚国之地，楚文化为武汉的城市文化打上了厚厚的一层底色。楚文化的最大特点是动静相生、博大精深。所谓“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说明了武汉人的精明能干和城府之深。武汉的夏天分外闷热，被称为沿长江的“三大火炉”之一。火辣的气候也铸就了武汉人粗放的性格。武汉人常说:“没有杀不死的猪”，武汉人的粗犷比不上北方人，但他们逞能、不服输的劲绝对不比北方人的粗犷逊色。“九省通衢”的便利交通和居中的地理位置，造就了武汉人善于经商的头脑，历史上汉口就是明代的四大商业中心之一。20世纪80年代，电视剧“汉正街”使汉正街这条又窄又乱的小街成为全国商贩关注的焦点，天天人车鼎沸、被挤得水泄不通。最近，在上海因开发“新天地”而大获成功的开发商也到武汉搞了个“武汉新天地”，虽然设计师和开发商在结合武汉的气候特点方面动了脑筋，然而他们忽视了武汉在文化精神方面的特点，该项目没能获得预期的效果。武汉是一个最具“平民化”特点的城市，汉正街成功的秘密在于它大众化的商品和极其低廉的价格。有人说:“没钱的时候武汉是个好地方”。确实，在汉正街里“水货”多，所谓的“名牌”，只要你有胆量大砍大杀，价格可以低得令人难以置信。所以，在武汉以低消费而享受现代生活是很容易的。一个朋友告诉我，在夏天的晚上，“武汉新天地”也人满为患，但大部分人是到这里来享受免费的室外空调和看大屏幕电视的，电视剧一完，人也就走空了。一些商家因无法将就武汉人低消费的平民化生活方式，纷纷撤离而去。而汉正街经过一代、二代、三代的扩建，商场越建越大，路愈建愈宽，然而最红火的始终还是原汁原味的第一代老汉正街。

厦门:小岛厦门。近十多年来笔者所工作和居住的城市，虽然正在实现从海岛型城市向海湾型城市的跨越式发展，但厦门人和厦门城市文化的“温和性”，却依然如故。福建的自然地理可概括为“八山、一水、一分田”，崇山峻岭几乎将福建与大陆的其他部分完全相隔，自古以来讨海谋生是地处福建东南这个海岛城市上的居民的主要生活方式。一条船、一家人，这些饱受大风大浪颠簸、经常与狂风暴雨搏斗的渔港居民，十分懂得对温暖的家庭生活的珍惜。厦门人把这个不大的海岛看作是自己放大的家园来经营，于是这个城市就被公认为“最温馨的城市”。处于四面环海的小岛人，也像处于四面环山的四川盆地中央的成都人一样爱喝茶、爱休闲。一壶茶、三五人，可以悠闲地坐上半天，大摆“乌龙阵”。19世纪中叶的开埠通商，使厦门人也学会了以平和之心对待外来者，他们把茶椅、茶碗搬到马路边、骑楼下，有见过路者则随便打个招呼，便可以亲热地坐在一起喝上二盏。厦门!"湖北侧，最近开设了咖啡吧一条街。这里的景象既与上海新天地的摆到弄堂里的室外天地不同，也与“西湖天地”隐入室内的“居士”天地不同，这里更像是在自家的后花园，虽然实际地处马路的人行道上，也铺装以木地板和围以低矮的木制种植箱而给人以“在家”的感觉。温馨的家始终是厦门人的文化追求。

原载《规划师》2008年第11期

马武定，（1946—　）男，上海人。曾任厦门市城市规划局副局长，现为厦门大学城市规划系教授、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城市规划学会会长等。出版专著《城市美学》，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

【注释】

(1)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8页，第80页，第85页。

(2)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8页，第80页，第85页。

(3)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8页，第80页，第85页。

(4)赖纳·特茨拉夫主编:《全球化压力下的世界文化》，吴志成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杨东平:《城市季风》，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

(6)北京泛亚太经济研究所:《人文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