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都市文化的类型及其演进

论都市文化的类型及其演进_都市文化

论都市文化的类型及其演进

李　平

按照古典的自然分类法，有多少“都市文化”，就会有多少种“都市文化类型”，可是为了把握都市文化发展的结构性、本质性演变，就必须从逻辑的角度来进行抽样的、典型的分析。这里必须舍去繁杂的细节，抓住最实质的东西。从严格的意义上讲，真正的都市是工业革命以后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而出现的产物。但是在古代、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也有作为国家政治中心的都城或工商业大城市，它们虽然数量不多，却是当时最高的城市形态。从宽泛的意义上说，它们也是一种“都市”。因此，从宏观视野出发，这里我们尝试将都市文化划分为三个大的类型:

第一，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中国古代都市文化类型；

第二，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西方现代都市文化类型；

第三，建立在后工业文明基础上的当代都市文化类型。

这种划分既考虑了都市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历史演变过程，也突出了不同历史阶段中城市文化的最高形态。

美国城市学家、文化学家刘易斯·芒福德认为:城市既创造了艺术，自身也是艺术；城市既创造了戏剧，自身也是进行社会活动的大剧场。⁽¹⁾这里强调的是都市人和都市人的活动，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都市文化归根结底是都市中人的文化，离开了都市的主体——人，都市文化也就不复存在了。同时，无论器物、制度还是精神，都是人的产物，它们只有展现出来，才可能成为研究的对象。都市文化类型研究所关注的，与其说是器物、制度和精神，还不如说是将它们融会成一体的都市人的生活方式。美国学者托马斯·班德尔说:“大多数属于齐美尔传统的作家都不看重都市生活的政治经济学，而更关注看与被看的经验。”⁽²⁾因此，这里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由都市各种符号形态承载的”、都市人可视的、活动中的都市经验的类型和范式。

一、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中国古代都市文化类型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
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北宋诗人张俞的《蚕妇》一诗，长期以来被编入各种童蒙读物，在我国家喻户晓。这首以养蚕的农家女子口气写就的诗，通过极为感人的对比，将古代农村与传统城市的对立与勾连叙写得一清二楚:辛辛苦苦的“养蚕人”来自农村，不劳而获的“罗绮者”居住在城里；可是为了生活，农村的产品必须到城里方能得到交换（“市”）。这里，“城”作为一个深重的形象，承担着道德意义上巨大的负面责任。

然而，作为人类的聚居地，城市只是逐渐扩大的历史过程中的一个点，它本身是无所谓承担什么道义责任的。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城里人之所以能着“罗绮”，其实是以不同于养蚕女的劳动并通过等价交换的方式实现的。当然，在中国古代，城市是比乡村高级的聚居地，那些具有重要影响的古代都市则更是如此。

我们所谓的“古代都市”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作为古代政治中心的都城（一国的首都，也称为“帝都”、“京都”、“帝京”等），二是作为古代工商业中心的大城市。这两者有时候是重叠的（既是政治中心的都城也是工商业中心的大城市，如六大古都西安、洛阳、开封、南京、杭州、北京）。

中国古代以农业文明为基础，广漠浩大的乡村是这个国家的背景和基本色调。由于整个国家的经济中心是以农为本的，所以在城乡的关系上，一般只体现为一种单向的贸易，即农副产品大量流向城市，体现了城市对农村经济的严重依赖。中国城市的发生很早，分布也较广泛，它们遍及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古代中国的城市体系严密规整，作为政治（一般也是军事、宗教）中心的都城，与州、府、县的体制与关系十分严明。古代的城市规划制度更是鲜明地反映了不可逾越的封建等级制度。古代的大都市如唐代的长安、北宋的东京（今开封）和南宋的临安（今杭州）等，建筑布局宏大、人口可达到百万人，十分繁荣。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作为民族、国家政治中心的都城是真正的中心，尽管在其下衍生出来的经济商业都会在人口数量和经济生产总量上可能超过前者，但它们的存在主要是为前者的政治统治提供“物质基础”，根本不可能与前者分庭抗礼。其次，政治中心的主要任务不是生产，而是如何聚敛与控制社会生活资料和物质财富，并对其进行分配。有时为了强化统治的基础及纯粹政治的考虑，它会限制、压迫其他城市的规模和实力。

朱士光在谈到中国古都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时说:“历史上历代历国往往都是以自己的都城作为中心区域创造出代表一个时代或一个国家的最高水平的文化。这些文化不仅在当时是支撑各代王朝与政权得以存在的内在精神支柱，还是构成国都，乃至全国繁华兴盛气象的重要原因；同时古都文化还对古都所在地区当今的社会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³⁾

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历史十分漫长，古代都市文化的类型繁杂多变，但是纵观汉唐以来的古代传统都市状况，其文化形态存在某些基本一致的因素。

第一，皇权至上的帝王宇宙观。

这是中国古代都市文化中浸染最深的东西。在中国古代，皇权高于一切，古代都市不仅是政治、军事、宗教中心，一般也是文化、商业和消费中心。“中国城市之符合规范的宇宙观，是源于帝王的意识形态，该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帝王即宇宙四方之中轴。”⁽⁴⁾因此，除却我们已经多次说到过的体现帝王权威的都市建筑格局以外，古代都市始终以一种世俗政治权力中心的面貌出现，体现了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统治的威严。这种特征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都市的发展历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代都市是静态的都市，是缺少变化的都市。

第二，佛教氛围与日常生活。

中国自身到底是否存在宗教，是学术界始终在讨论的一个问题。但佛教的存在则是事实。古代都市的佛寺对特定时代的思想文化发展影响很大。《朝野全载》卷一云:“景龙年，安乐公主于洛阳道光坊造安乐寺，用钱数百万。”卷三云:“洛州昭成佛寺有安乐公主造百宝香炉，高三尺，开四门，绛桥勾栏，花草、飞禽、走兽、诸天妓乐，麒麟、鸾凤、白鹤、飞仙，丝来线去，鬼出神入……”卷五云:“周证圣元年，薛师怀义造公德堂一千尺于明堂北。其中大像高九百尺，鼻如千解船，中容数十人并坐，夹经以漆之。”⁽⁵⁾由此可见，在唐代的洛阳帝都，佛教建筑十分奢华。反映了承北魏以来的传统，以及唐代部分都市人对佛教的迷恋和狂热。

寺庙不仅是为大众开放的公共活动场所，通常也是佛教建筑、雕塑、绘画、文学的宝库，宋代佛庙设立“丛林”制度，向天下佛门子弟开放，同时也是士大夫往来的“招待所”，起到了重要的文化交流的作用。⁽⁶⁾据记载，宋代东京城里最有名的寺院相国寺不仅是游人观瞻和烧香礼佛的去所，而且由于人们往来众多，因而也是东京商业贸易的重要场地。但是从整体而言，中国古代都市的大部分居民并不信教，他们更注重日常现实生活，是天然的无神论者。⁽⁷⁾

第三，教育、文化制度与设施的重要影响。

中国古代都市有着比较发达的文化机构与设施，比如太学、书院、博物馆等。太学初设于汉武帝时期，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国立大学或皇家学院，后来历代都有发展，东汉时达到极大的规模。著名思想家王充、张衡都曾就读于太学，唐代和宋代都有规模不等的太学，王安石变法时还对太学的内容进行了扩展，使之增加了医学的内容。书院始于唐代，宋代都市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文化教育的普及，书院的创办更加广泛。当时有所谓的“四大书院”，讲学之风日盛，书院成了专门的学术讲座和学术辩论之所，发挥了对官学教育的补充作用。书院建设往往“依山林，即闲旷”，“择胜地，立精舍”，其建筑与古代都市中的佛教、道教建筑一样极有特色。至明清两代，书院的设立更多，如清朝书院有3000余所。除了官办书院以外，还有不少官僚私人出资延请著名学者任教于私人书院，推动学术文化的传播。书院在历史上还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另外，在古代都城，皇室常常建有珍藏书画、典籍、图书的博物馆之类。印刷术发达以后，书院藏书与私人藏书之风大盛。宋代发明了活字印刷、改进了造纸术以后，书籍的刊印更为普及。刻书业和书籍发达的结果，便是书肆的兴起和发展。⁽⁸⁾

第四，人口组成的多元性及“杂交优势”。

宋代以后，大量农村人口涌向都市，同时各色人等在古代都市五方杂处。这种突出的城市现象在东西方都是类似的。古希腊诗人荷马在史诗《奥德赛》中列举了城邦中那些在乡村里根本见不到的陌生人:某种行业的师傅、预言家、江湖医生、建筑工人、行吟诗人，等等。这些人出现在哪里，哪里就会产生出新鲜的事情；在没有这些人的地方，总是一片沉闷褊狭的乡土气。我国宋代都市里，除了王公、贵族、官僚以外，广大市民的成分是十分丰富的，如著名写实画《清明上河图》展现出的汴桥和市井街道上的人物，就有商人、手工业者、摊贩、苦力、脚夫、郎中、道士、尼姑、算命先生、乞丐、犯人、外侨、太学生等。各色人等之间的密集人际交往、无数异质因素的碰撞、群体间分工和交换的迅猛发展，都会产生如生物学上所说的“杂交优势”。

古代的都市人原本都是陌生人，聚集在一起，特别需要沟通。早先乡村的血缘纽带没有了，人们迫切需要营造私人和公共的交际网络。这样一来，交往自然就极为频繁和多样化。作为交往场地的各种茶楼酒肆遍地开花，“夜市”作为都市生活的重要构成部分发达起来了。唐代中晚期有“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的景象，但当时的夜市有限制，城、坊、市门必须在日落时分关闭，城内普遍实行夜禁，连燃灯张烛也有限制，若有违犯，必受处罚。但到了宋代，以前关于夜市的禁令被打破了，自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下令开放夜市，汴梁遂成为“诸酒肆夜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骈阗”的不夜城。⁽⁹⁾在宋代都市，酒楼（最有名的如宋徽宗朝在东京金明池边上的“樊楼”）数量多、规模大、装修豪华，市民们不仅可以在那儿饮酒作乐，还可以在那儿欣赏到“吹拉弹唱”。与酒楼同时兴起的还有当时的饮食店:茶肆。遍布东京、临安的茶肆除了喝茶、小吃和休息以外，还是传递信息、交流情感的公共场所。⁽¹⁰⁾

第五，市民文化和民俗文化的繁荣发达。

我国古代都市的市民文化，自唐代以来也是相当丰富的。在唐人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由谙习乐器、比赛技艺、自制新声、梦中得曲等演变成的一个个传奇故事（因为帝王的爱好，长安音乐文化非常普及）；举子进京赶考，在天子脚下经历了人生的磨难、命运的选择、爱情的奇遇后的自叙心曲；以及作为泱泱大国的首都，在对外交流中时时显示出帝都的风范。“我们尤可关注长安的娱乐技艺从宫廷流向民间的趋势。娱乐已不再是帝王贵族的专利，几乎所有的民众都感受着唐王朝的恢弘之音，那种用音乐和才艺表达出来的昂扬勃发、乐观向上的情绪，生动地体现了长安的城市文化精神。”⁽¹¹⁾

唐宋时代的都市民俗文化也十分繁荣，其特点具体表现在:（1）种类多。比如元宵节，除了舞龙以外，还有拔河、斗鸡、击丸、踏索、上竿（而当时乡村只有舞龙）。在春季，都市市民“踏春”时多远出郊外，或蹴鞠（踢球）、斗鸡、梭门、秋千，参与者中有许多妇女。夏季，都市民俗体育则有围棋、游泳、划船、垂钓、郊游、散步等各种休闲活动。端午节的时候，大小船只的赛龙舟活动更是热闹非凡。（2）规模大。唐宋都市元宵节赏龙灯，长安城造巨型灯轮，满街是“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的景象。春季城中女子荡秋千，以致到处一派“女郎缭乱送秋千”的情形。宋代竞龙舟往往一次比赛参赛者就有1500余人，加上观摩席上的人，以及比赛服装、各式比赛器械、高档奖品等，不具备雄厚的经济基础是根本办不到的。这也体现了唐宋都市文化豪华的一面。（3）从以上的描述看，它们都呈现了“都市”的习俗形态，具有十分鲜明的都市特色。（4）它们一方面体现了唐宋都市市民顺应时岁、遵循传统、追求享乐和宗教崇拜等文化心理，另一方面由于当时对外交流和民族大融合的进程加快，唐宋都市民俗文化活动也融入了西域和少数民族文化的元素。⁽¹²⁾

有学者从市井生活的层面来看待中国古代都市文化，在介绍和分析了宋代都市的闲暇生活游戏，包括蹴鞠（踢球）、水千秋（跳水）、相扑、关扑（赢钱赌物的游戏）、斗鸡、斗蟋蟀、杂技、赏花等以后指出，古代都市的市井生活十分活跃，它一方面折射出休闲方式的多样化，另一方面也体现为游戏、享乐潮流的涌现。相对于乡村文化而言，体现出了开放、变异和追求奢华的倾向。⁽¹³⁾

第六，都市文化风习的扬播和影响。

就古代的整体情形而言，当时作为政治或经济中心的都市，自然是聚集了历史在这个阶段的各种文化形态。与乡村比较，体现出文化种类极大的丰富性和活力。同时，这种文化聚集又常常形成一种强大的辐射力量，会广泛而深刻地影响到周边地区乃至乡村（尽管可能发生自觉或不自觉的变形）。《后汉书》中有一段话极为生动地描述了这种情形: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
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
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

这里虽有夸张，但就古代都市文化对周边的重要影响而言是不为过的。再比如，明代成化以后，随着徽商等各地商人的纷至沓来，苏州这座江南都城日趋繁盛。苏州城里的时尚俨然是左右天下风气的标志。明代王士性的《广志绎》亦云:“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

以上我们对中国古代都市文化的特征作了一些分析，如果说，建立在我国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古代都市文化的繁荣，在时间上主要体现在唐、宋、明、清时期，那么从空间（地域）角度上说，那些发育得比较好的、相对最具有现代性因素的古代都市文化，则主要出现在南方的都市。有学者指出并分析了我国历史上的两个典范形态:

（一）以南宋都城临安为代表的江南都市文化形态。这是江南都市文化走向成熟的第一个表现形态。一方面，尽管江南地区很早就有一些邦国的都城存在，但由于它们本身的附属地位使之不可能成为影响整个中国文化大格局的中心；另一方面，尽管此前在北方文化圈中已出现有诸如唐代长安、洛阳、北宋汴梁等中心性城市，但它们在文化创造上的理念与动力却主要是根源于人们的现实政治利益，而不是发自文化自身生产与消费的内在需要。中国古代士大夫对于南宋政权的政治伦理批判可以说一直不绝于耳，而在另一种意义上讲，它所证明的恰是临安都市文化的本质特征在于“去政治化”或“非主流意识形态性”，因而它也恰好说明了它与北方都市文化的根本性不同。同时，也正是在这个城市文化中，非政治化的审美趣味、非经典的艺术探索、非正统的生活时尚、非主流意识形态的人生价值取向，这些与现代都市文化具有家族类似性的古代都市文化要素才开始培育、发展起来。

（二）以明清时代的南京为中心的江南都市文化繁盛形态。明清时代的南京是一个包含多个卫星城（如苏州、扬州等）的中心大都会。这里可以一个西方人的观察来说明。1595年，利玛窦到达南京，他的第一感觉就是:“论秀丽和雄伟，这座城市超过了所有其他的城市。”（《利玛窦中国札记》第3卷）而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他又把南京称为“全中国最大最名贵、差不多是全国中心点的都市”。富裕的江南地区不仅在经济上支持着整个国家机器的现实运转，同时它在意识形态、精神文化、审美趣味、生活时尚等方面也开始拥有“文化的领导权”。在这一时期的都市文化中，它所呈现出的许多新特点与现代都市文化在内涵上都十分接近。举其要者如下:第一，与北方都市文化的再生产主要依托于政治利益的现实需要不同，江南都市文化的创造更多地成为一种纯粹的文化生产活动，而审美趣味与生活时尚的生产与消费是它的中心原则。第二，与传统社会中主体的意识形态主要来源于政治伦理教化不同，一种与农工士商等相对立的文人话语生产方式，成为对人们意识、心理与生活方式影响越来越大的新权威。第三，在这一时期江南都市文化的功能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即由单纯地满足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转向以服务于新兴的市民阶层的文化心理利益为根本目的。第四，生命个体在森严壁垒的传统社会结构中获得了更大的独立性与更多的自由发展空间，如扬州八怪以及《儒林外史》中那些游离于传统生活方式之外的士人，则都是在江南都市这种特殊的社会土壤中获得了其生存的“物质条件”。这说明，中国古代都市文化在发展到高峰期的同时，一些重要的现代都市文化特征也开始进入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¹⁴⁾

有学者在特别强调南方都市文化的重要性以后，以扬州为例展开了分析。认为自唐代始，就存在“扬一益二”的说法。这里的“扬”指扬州，“益”指益州。它们虽然不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却是商业、文化中心和顶级繁华之地。扬州的繁荣不仅仅是由于隋炀帝开运河的举措使之得利，更重要的是这个地区的人所具有的开放观念。在扬州这个商业都市，经济昌盛、园林成片、市井文化发达，盐商们精于对艺术品的鉴赏和收藏，文学艺术层出不穷，如施耐庵的《水浒传》、扬州八怪的艺术成就、各种地方戏剧戏曲的荟萃争艳……尤其可贵的是，有些诗人在作品中十分关注当时社会中的事物，特别是与老百姓有关的平凡琐事。而在中国文化传统中，除了扬州的都市文化外，其他传统对个体基本上都是充满蔑视与敌意的。所以说，扬州都市文化最重要的现代性意义就在于，它最有可能成为启蒙、培育个人主体性的传统人文资源。也就是说，中国古代都市的市民性在扬州文化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展。可恰恰是扬州的都市文化，历来被正统的古代文人视为势利、俗气、轻扬。⁽¹⁵⁾

总体来说，中国古代都市文化的存在是历史性的，规模是巨大的。作为一种宽泛的文化类型，它置身于广袤的农业社会和皇权至高无上的背景之中。在那些发育得较好的南方都市，由于教育、宗教、文化设施比较丰富，基本满足了当时都市人的精神需求。五方杂处的都市环境，催生了市民（广义，非西方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的形成。与西方都市社会不同，中国古代都市并不存在深重的宗教观念，而市井（世俗）生活成为普遍风习，休闲娱乐、消费享受逐渐盛行，在某些时候还导致了奢侈之风。中国古代都市是文化的集聚之地，对周边的影响很大。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尽管中国古代小说和辞赋中有不少关于都城的叙述和描写，但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悠远胜景体现的是山水意境传统，吟唱的多是田园自然意象。从整个精神文脉而言，文学做的是都市的“反题”。

二、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西方现代都市文化类型

人并不绝对需要一座都城

——塞南古

这些宫殿神奇的立柱
左右都是摆设展品的门廊
它们从各个侧面向人们展示
工业与艺术的竞争⁽¹⁶⁾

——《巴黎新景象》（1828）

西方在柏拉图时代，许多城邦只是很小的城市，人们频繁地看戏、交谈、会饮，很容易就在街上碰头。在今天土耳其的以弗所，我们依旧能看到这种典型的小城建制的遗存。然而19世纪末期，当德国人本雅明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以上这些名言或诗句的时候，他潜在的意思是:远远扩大和发展了的现代都城，其实并没有给现代人带来真正的心灵的幸福。

在《巴黎，十九世纪的都城》一文中，本雅明写道:

巴黎大多数的拱门街都是在一八二二年后的十五年中出现的。它们出现的第一个条件是纺织品贸易的繁荣。“新商店”，即最初用来储藏纺织品的设施开始出现。这就是百货商店的前身。巴尔扎克描写的就是这个时代:“从马德兰到圣·丹尼斯大门，展品像一段段色彩斑斓的长诗”。拱门街是豪华物品的交易中心。它们的构造方式展示了适宜于为商人服务的“艺术”。当时的人对它羡慕不已。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它们一直对外国人具有吸引力。有一份巴黎导游图这样说:“这些拱门街是豪华工业的新发明。它们是玻璃顶，大理石地面，经过一片片建筑群的通道。它们是本区房主的联合经营的产物。这些通道的两侧，排列着既高雅又豪华的商店。灯光从上面照射下来。所以，这样的拱门街堪称一座城市，更确切地说，一座微型城市。”第一批汽灯就是安装在拱门街的。⁽¹⁷⁾

有意思的是，批评家本雅明在展示巴黎繁华的时候，一连陈述了形成这种繁华的诸多物质原因:纺织品贸易的繁荣、钢铁在建筑中的使用、人造建筑材料（如玻璃）的出现等。他向我们辉煌地展现了工业革命和工业化城市时代的到来。本雅明的名著所评说的19世纪的巴黎，是典型的西方工业文明都市。但是在这个阶段的初期，现代化（性）的种种弊端就已经开始呈现，在某些国家和地区，这种弊端持续并发展了很长的时间。

以美国为例，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几乎完全重构了美国城市的社会结构和景观形态。那时，工业趋向于建立在城市的心脏地带，因为最早的交通路线往往经过这里，货物及其他商品的交易最为便利。许多大城市建在海滨，同样是为了贸易流通的便利。在一段并不太短的时间里，工业革命开始重构城市的经济活动。新工厂取代了前工业时代的小商铺，并催生了新的社会阶层。工厂成为城市新秩序的窗口。一大批形态各异的烟囱和厂房出现在城市的中心地区，工厂迅速占领了中心城市的轮廓。工厂成为城市能源和工业的枢纽，不仅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增长，也促进了城市本身的发展。新工厂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由于缺乏劳动力操作机器，美国从海外吸引了大量的劳动力，这些移民把自己的生活介入美国都市文化中来。同时，破产的农民也大量涌入都市。

工厂一方面创造了就业机会、吸引了移民，但同时也改变了城市的物质形态。曾经清澈的天空和由小商铺、工匠点缀的环境，如今被工业时代的煤油灯、机器和烟囱、厂房所替代。工厂在城市中、河道边肆无忌惮地排放垃圾，污染了都市的环境。工业在成为城市标志并带来大量利润的同时，也由于垃圾和污染而威胁和影响了都市居民的健康。以至于某些工业化都市在狄更斯的小说《艰难时世》中被称为“焦炭城”（Coketown）。

在通常情况下，工人阶层由于不能负担其他地区的房价以及交通的原因，而不得不居住在那些靠近工厂的区域（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他们常常就此成为直接的受害者。而与此同时，随着都市的越来越不适合居住，富裕阶级则纷纷移居都市的外围地区。郊区因此而快速发展起来了。那些靠工业发家致富的人开始选择近邻市区但又充满乡土气息的地点居住。由于既没有交通拥堵问题，又没有市中心的空气污染，它们成为极好的生活居住地。英国的情况也是如此，郊区从而得以整体地规划。⁽¹⁸⁾但这种工业集中在都市的状况在中后期逐渐有了改变。随着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对自身生活和行为的反省，西方工业化都市社会的各种弊病逐渐得到了一些调整。

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西方现代都市文化主要体现在以下这些方面:

第一，都市文化中的宗教主题。

芒福德认为，西方古代城市发展的最初动因是宗教，他说:“城市最初是以圣地的面貌出现的，它是控制中心，而不是什么贸易或制造业中心。”⁽¹⁹⁾从古希腊以来，宗教生活的确是西方城市生活的重要部分。人们聚集在一起，从事与教堂、教会有关的各种宗教活动，在西方都是极为普遍的事情。西方现代都市空间的四大要素分别是教堂、宫殿、博物馆和广场，它们一起构成了西方都市市民主要的公共生活空间。宗教是这些要素的主题，这必然影响到都市市民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一个有趣的事例是，一张当代英国大都市伦敦的地图，在介绍伦敦的游览方位时，是从西北角的圣詹姆斯教堂开始，由此沿着泰晤士河向东，一直到圣海伦大主教门结束。地图标出的重要景点有16处，其中10处与宗教有关，一所是神殿，九所是教堂⁽²⁰⁾（而在中国古代都市，尽管有寺庙和道观，但皇权始终至上，皇宫永远是标志性建筑）。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完成之前，西方城市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是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它一方面宣传“原罪”说，反对过度享乐和铺张浪费，一方面强调不断地辛勤劳动、行善事，以此来拯救自己的灵魂。当时展现在世人面前的西方生活是恬静、舒适、平和的小城镇景象。然而，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和趋于完成，西方社会发生了极其巨大的变化。经济、科技的高度发展导致了都市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成为一股宏大的潮流。在这种背景之下，宗教意识形态尽管依旧普遍存在，但是就其对大众实际生活的制约而言，已经愈益显得空泛化了。宗教建筑和宗教艺术品也逐渐成为都市生活的一种文化象征和点缀。

第二，知识分子的大量出现。

前面我们讲到，荷马笔下的希腊城邦出现了许多以前在乡村里根本见不到的陌生人，我国的《清明上河图》也以集中构图的方式展示了中国古代都市的各色人等。而在西方的工业时代，都市里更是云集了许多新的群体。由于地理、经济、人口方面的原因和要求，不同品质、不同职业的人在都市里大会聚，形成了丰富多彩、极有特色的各种亚文化。都市人群中有许多富有创新意识的人士，除了科学家、工程师以外，出现了许多哲学家、艺术家、小说家、诗人等。他们为了寻找灵感和新的生存空间，从乡镇、小地方来到大都市，兴奋地呼吸着都市的空气，尽管这空气中弥漫着大量微尘。如果说，正像雅克·戈勒夫曾经指出的那样，12世纪的城市复兴在西方人的生活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商业、工业和学术得到了迅速发展，经济和政治结构发生了变化，知识分子作为一种专业人员出现了，⁽²¹⁾那么这个时候——工业化时代，真正精神层面的、世俗的知识分子在都市里大量出现了。作为一种新的社会阶层，这些在经济上取得了相对独立、在思想上摆脱了神权束缚的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自身存在的力量，他们以强烈的使命感探讨人类的各种问题，为人类的未来设计了种种蓝图。他们的理想有的实现了，有的没有实现，但是即使没有实现，也成为后人的一笔精神财富。可以这样说，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就没有现代社会。然而，对于都市知识分子的价值的思考在西方始终是一个重要的话题。英国学者保罗·约翰逊在其名著《知识分子》中，对一系列著名的生活在现代西方都市里的知识分子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指出了他们的致命弱点是脱离实际。⁽²²⁾美国学者艾尔文·古德纳则指出:现代西方都市的知识分子包括两类精英，一类是兴趣基本上是“技术性”的技术知识分子，另一类是兴趣主要在批判、解放、解释并通常具有政治性的人文知识分子。这两类精英都利用详尽阐释的语言变体，且都信奉批判的话语文化，所以他们都在反抗旧阶级，尽管反抗的方式不同，背景有别，程度相异。⁽²³⁾

第三，都市文化的精英性与大众文化景观。

西方工业化时代的都市是人类文化创造储存的最主要场所，教会、图书馆、大学、博物馆等无不集中于大都市。在这个阶段，西方都市的文化艺术有了飞速的发展。在其早期，艺术呈现出精英性、经典性和仪式化的态势，艺术与生活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人们把穿戴整齐、说着文雅的话语进入艺术场所，看成是一件很高雅严肃的事情。在这个阶段的中后期，各种大众人文景观也纷纷出现——到处是雕塑、绘画、涂鸦、街头卖艺、活体雕塑、广场音乐会等。工业文明时代的奇迹——“电影”的出现是一件大事，从默片到多声道片、从黑白片到彩色片，这种奇幻的艺术样式极大地改变了都市人对自我和艺术的陈旧见解。电影这种工业化和机器的产物，让人们在时空恍惚之中重新理解世界和宇宙、自我和心灵。电影与源于古希腊的戏剧一起，成为广大西方都市市民文化活动的重要形式。“梦幻工厂”激活了都市人的想象，公共活动和公共空间的意识在西方都市进一步加强了。随着电影、电视、照相、唱片、录音、录像等的出现和发展，大众文化形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浮现出来了，那就是文化产品的“机械复制”。本雅明说:“技术复制达到了这样一个水准，它不仅能复制一切传世的艺术品，从而以其影响开始经受最深刻的变化，而且它还在艺术处理方式中为自己获得了一席之地。”⁽²⁴⁾这就是说，工业和科技的进步，使得现代都市的文化产品发生了质的变化，它不再如古典时代那样是一次性的存在，而是可以批量生产了。从整体来说，在西方现代都市，经典文化和大众文化的格局基本上处于并行不悖的状态，经典文化的权威尚未受到挑战。

第四，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市民与公民。

然而，在影院、剧场、酒吧、咖啡馆、舞厅等大量出现的同时，西方都市人开始讲究一种建立在礼仪基础上的“私人空间”（privatespace）意识。这种意识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成为现代西方都市人基本素质的标志之一。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是西方社会两个极为重要的概念:一方面，越来越强的公共意识促使人们聚集在一起，都市广场的意味和意义越发显示出来（民主参与、自由意志、集会自由等）；另一方面，十分强化的私人空间意识又使都市人习惯于保有一种个人的独立性和私密性。在西方的都市生活中，人们一般不会随意询问别人的年龄、经济收入、婚姻家庭状况、信仰等个人问题。在理论上，西方思想家还就现代“市民”意识与“公民”意识的关系及其转换等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深入思考。

第五，都市生活的负面问题日益显现。

在工业化时代，都市人的生活水准总体来说有了提高。然而，有富裕者也就有贫穷者。按阶层和种族聚集在一起的“社区”开始出现，无家可归者在都市各处涌现。与农耕和游牧民族不同，大量异质人群聚合在都市，也会产生种种消极作用，形成都市的黑暗面，加剧了诸如卖淫问题、吸毒问题、艾滋病问题、种族与肤色问题、语言问题，以及老年人和青少年问题。

随着工业革命和城市化的推进，西方进入了现代化都市建设时期。都市的迅猛发展完全超乎人们的一般想象，它满足的已经不再是古典时代那种“人性化”的需要了。都市建设规模开始追求宏大华丽、讲求秩序。工业革命的巨浪显然大大推动了商业的发展，都市的消费时代到来了，享乐主义代替禁欲主义，成为西方都市文化的亮点。人们强烈渴望美好物质生活的愿望导致了都市的快速变化，以至于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生态平衡与和谐发展的客观自然规律。工业革命的结果把西方都市引向了“现代化（性）”的路途，而现代性在企图兑现启蒙主义许下的诺言的同时也带来人们未曾预料的巨大灾难，工业化的畸形发展使人类自己创造的空间变成了一个陌生的怪物。然而，尽管西方工业化中后期的现代都市充满了对立因素的冲突与张力，但“现代性”依旧以自己坚定的步伐继续大步前进，直至走向后现代。

第六，西方都市文化的传播与辐射。

由于西方都市（特别是世界大都市）文化存在着极其巨大而丰富的能量，它会在适当时机大幅度地向外传播与辐射。恩格斯曾经这样评价19世纪的法国巴黎:“在这个城市里，欧洲的文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这里汇集了整个欧洲历史的神经纤维，每隔一定的时间，从这里发出震动世界的电击。”⁽²⁵⁾以法国的都市建设为例，它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大肆兴建旅馆、酒店、舞厅、咖啡厅……高级消费和享受生活成为都市人的一种荣耀。在法国的影响下，欧洲各国纷纷把豪华的巴黎当成了仿效的榜样。再以西方艺术为例，摇滚乐、爵士乐、布鲁斯、乡村西部音乐、法国乡间舞曲、爱尔兰民歌、印第安人山歌等，原本都是地域性的艺术，所反映的也都是地域性的情绪和观念，但是它们在各自国家的都市流行开来以后，没多久便随着强大的传播媒介和文化交流活动，对别的地区和国家产生了影响，以至于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大多数地方都开始流行起这些艺术形式。地域化的、个别性的东西演化为国家的艺术形态，接着影响了全球，这是西方现代都市文化的重要特点。

以上我们归纳了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现代都市文化的主要表现。这个时期的都市文化既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巨大发展，也暴露了许多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在人类对自身环境和生活不断反思过程中，世界走向了后工业（后现代主义）时代。这里有一个现象值得特别指出，那就是现代西方工业化和都市化早期所带来的种种非同寻常的变化，曾经引发了西方19世纪中后期和20世纪初期的文学对于都市本身的深刻反思。

19世纪的欧洲都市产生过许多伟大的文学作品，它们既形象生动地反映了都市生活的丰富多彩，也包含了对城市或都市生活元素的批判性思考，在都市人的文化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当时，有不少著名作家对由工业化带来的都市生活的迅速变化产生了深刻的怀疑。浪漫主义文学家与工业革命以后的都市生活格格不入。因隐居在与都市对立的英国西北部湖区而得名的著名英国湖畔派诗人，用充满浪漫气息的诗句和灰色的语调，表达了对都市工业化的不满，期盼着回到往日与大自然和谐的田园诗般的生活中去。我们熟知的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狄更斯、左拉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等，也都对都市生活的负面作用进行了描写、暴露、反思乃至批评。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就是由法国都市社会一个又一个悲剧故事所组成的，充满了对大都市利益社会弊端的深刻揭露。英国作家盖斯凯尔夫人在小说中更是通过对典型工业化都市的描写，展现了工业化进程中英国发生的本质性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给人的生活和情感带来的巨大影响。盖斯凯尔夫人的两部小说《玛丽·巴顿》和《南方与北方》均以英国工业革命的腹地——工业化都市曼彻斯特为背景，描绘了这个新兴工业都市的场景，表现了工厂制度、与工厂相关的阶层的日常生活、情感和精神世界，反映了英国工业化的直接参与者和推动者——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和命运，描绘了都市中一种朦胧的工人阶级文化——他们的语言、行为举止、心理和情感、价值观念、宗教信仰方面的明显变化。在小说中，工业化的恶劣影响，主要表现在都市生态环境的恶化对身体造成的危害，以及工人在经济、情感方面的痛苦。《玛丽·巴顿》被称为“令人心碎的工业主义小说”，它表现了19世纪40年代的工人的苦难，工人家庭对日常生活的感触，最早从乡下迁徙到工业都市的那一代人的处境，以及都市工业环境所引起的疾病、死亡，人的精神的麻木僵化、阴郁、古怪、偏执、暴力倾向和对信仰的怀疑。颇有意味的是，在后来的《南方与北方》中，作者则转而试图探讨传统乡村与新兴工业城市所代表的两种价值体系及工人与工厂主的和解与融合，乃至阶级对立的消除。这种变化和矛盾性，深刻反映了作者对现代都市的双重心态。这种心态作为当时的都市文化，客观地反映了时代心理，是很富有历史感和辩证意味的。⁽²⁶⁾

在现实主义以后出现的现代主义艺术，本质上也是关于都市的艺术。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家以敏锐的目光洞察了步入20世纪的大都市生活的变化、困惑与阴暗。大多数艺术家用小说、诗歌、绘画和戏剧的形式，发出了自己的讽喻、呼号和质询。但不同流派在观点上有所不同。象征主义艺术充溢着对都市的批判元素，波德莱尔的著名诗篇《恶之花》多方面地描写了工业化大都市巴黎的罪恶，T.S.艾略特则把西方都市社会称为毫无生命的“荒原”，把伦敦称为“败坏了的房子”。艾略特在诗歌中用艺术家细腻感伤的笔触留下了这个时期都市人的感怀，他写道:

虚幻的城市，
冬季拂晓阴郁的浓雾里，
一股人流漫过伦敦桥，熙熙攘攘，
我未曾想到死亡又再生这许多人在世。
长吁短叹，叹息声断断续续，
每个人双眼紧紧地盯着脚尖往前移。

（《荒原》）

而未来主义艺术家却认为，20世纪初期是工业社会，机器文明的时代到来了。在1909年的《未来主义宣言》中，他们欢呼:

我们要歌唱在劳动、欢娱和反叛的激情下的巨大人群；歌唱现代都市的革命的多色多音的拍岸之浪；歌唱夜间在强度的电月亮照耀下的兵工厂和车间的震颤；歌唱贪婪的车站，它们吞进冒烟的巨蛇；歌唱工厂，烟囱里冒出一股股的烟，把它们悬挂在云间；歌唱桥梁，它们像体操家一样越过阳光照耀下的浊浪滚滚的河流；歌唱冒险的巨轮，它们能觉察到天边；歌唱胸膛宽阔的火车头，它们在铁轨上昂首飞步，就像巨大的钢马被长长的列车约束住；歌唱飞机，它们在空中滑翔飞行，螺旋桨的吼声就像无数旗帜在互相拍打，就像热情的人群的鼓掌声。⁽²⁷⁾

表现主义艺术家则往往用怪诞的形式（如卡夫卡的《变形记》）展现了西方工业都市社会中人的价值的贬损、人的异化、机器发达以后的社会弊病和工人阶层的无归属感等。荒诞派戏剧更是从深层的心灵角度来探索都市人的生存意义，揭示了都市人之间存在的巨大的精神隔膜。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作有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尤奈斯库的《椅子》《秃头歌女》和《阿麦迪或脱身术》等。

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工业文明对大自然的开发和破坏，以及城市化所产生的种种问题，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会是怎样一种状态。有意味的是:西方工业社会的都市文学，其形式本身是狭义的都市文化，而这种文学的内容所反映的则是广义的都市文化生活。

三、建立在后工业文明基础上的当代都市文化类型

城市生活的主题是差异的主题。

——理查德·洛德里吉兹

洛杉矶散发着威胁——
　因为它打破了常规。

——莱顿·班汉姆

工业化指向的箭头直达后工业化，现代性指向的箭头直达后现代。在当代世界性的大都市，传统工业及其设施已经纷纷退出，取而代之的是“去工业化”潮流和服务业的兴起。在美国和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富裕阶层大多重又搬回了都市的中心地带。而下层市民则渐渐迁往郊区和偏远地带。

后工业时代的大都市，经济发达、商业繁荣、空间广袤、人口众多（且流动量大）、信息丰沛。后工业都市对工业时代的弊病充满了反思，在构建美丽家园的时候亦可谓用足了心思，可是各种新旧矛盾依然云集，差异与冲突极为尖锐。美国著名都市文化研究专家佐京（Sharon Zukin）关于世界级后工业都市的分析，对我们了解建立在后工业文明基础上的当代都市文化的特征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²⁸⁾佐京大多数著作的研究对象，是她工作和居住多年的典型的国际化后工业大都市——纽约。她从文化分析的角度把研究的注意力放在都市环境可视的、美学的特征和元素上，提出了一系列关于都市文化的具有普遍价值的参考意见。下面，我们结合佐金的研究，梳理一下建立在后工业文明基础上的当代都市文化的普遍特征。

第一，创造性阶层在都市文化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

佐金深入研究了曼哈顿从20世纪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所发生的变化。在这个时期里，纽约和其他许多美国都市一样发生了工业的大转型，大部分工业迁往了其他地区或者海外。佐京尖锐地指出:制造业的衰落不仅是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也是适应纽约政治经济精英利益需要的必然选择。这些集体协力促成了都市从制造业中心向高消费的居住及金融、服务中心的转变。有学者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中，当代都市文化的发展关键，是看都市里有没有创造性的阶层，这个阶层包括科学家、工程师、大学教授、诗人、小说家、艺术家、娱乐业创作家、演员、设计家、建筑师，以及现代社会的思想领袖（如非小说作家、编辑、文化人物、思想库研究者、分析家和其他的思想创造者）。⁽²⁹⁾佐京从一个角度强调指出:在都市转型过程中，一个悄悄发生的重大变化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聚集到纽约工作和生活。20世纪60年代，旧工业建筑的空旷厂房被改造成了艺术家的居室和工作室。以纽约旧工业区SOHU为例，这个区现在是大都市纽约最有文化气息的地方，大量前卫、卓越的艺术品在这里创作和销售。艺术产品代替了以往的工业产品，成为纽约最具竞争力的商品。然而佐京也发现，艺术家倡导的这种生活模式很快引起了别人的强烈关注。房产商们竭力向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推销类似SOHU区的生活模式，于是许多富人从郊区搬回像SOHU这样的大都市中心城区。而原先代替产业工人居住在SOHU区阁楼上的艺术家发现自己已经交不起房租，而不得不迁往房价较低的地区（佐京写有专著《阁楼生活》），这是一种尴尬的都市状况。现在，佐金所说的这种早期的尴尬状况已经有了转变，无论是纽约、巴黎、伦敦还是东京抑或上海，来自国内和世界各地的都市艺术家都不再是贫穷一族，他们聚集在繁华的大都市，和其他创造阶层一起，成为培育和塑造当代都市文化的灵魂。

第二，移民文化导致了传统都市文化的转型和多元化。

佐京十分重视都市文化的转型问题，并试图揭示这种转型与社会本质变迁之间的联系。美国是一个移民大国，佐京发现:20世纪末期，越来越多的新移民选择在都市中心或附近居住，这样就改变了都市中心的形态，这些移民新居民不仅改变了都市的人口成分和比例，同时也改变了都市的文化结构。佐京通过大量事实表明，新移民导致了象征经济的产生，最重要的特征是新移民在他们的居住地建造了许多餐馆和购物市场，引入了许多迥异的烹调风格和琳琅满目的物品。时长日久，它们改变了美国人的品位和喜好。都市中心就这样转变成了与市民休戚相关的购物中心和消费中心。都市的这种文化转型甚至影响到了周边较小的区域中心。美国都市的工业型经济终于转向了后工业时代的服务型经济。佐京认为，正是这种文化形态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在塑造后工业时代都市文化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实，除了纽约以外，许多世界性大都市都是移民国家或者高度开放的国度，都市文化的服务型经济和多元性文化是它们共同的特征。

第三，具有冲击力的大型娱乐业的兴盛。

佐京对美国都市文化的典型——迪斯尼乐园和迪斯尼梦幻世界的分析是经典性的。她认为，这些地方是当代都市文化景观的“原型”（也即母体）。为了使都市人感觉快乐和释放，这些地方刻意营造了一个富有视觉冲击力的世界，并为游客提供愉快的经历。迪斯尼乐园通过舞台表演和其他形式的公共演出，将电影中的米老鼠和它同伴的故事带到了我们身边。在迪斯尼你可以兜风，也可以尝试刺激的冒险。那里好玩的东西足可以让人待上好几天。人们可以在紧张的日常生活之余喘一口气。象征当代世界文化的迪斯尼乐园是人为建造的园区，是邀请我们加入奇幻旅程的地点，总之是比现实生活更具有魅力的地方。从本质上讲，在都市里建造它们的目的为了引起都市人的消费欲望，而不是制造真正的经历；是让人成为旅游者而不是真实生活的参与者。迪斯尼乐园不论在美国、欧洲还是香港，提供的娱乐服务都是相同的，但人们始终乐此不疲。从这个意义上讲，迪斯尼乐园就像全球通用货币。今天，这种具有全球化倾向的都市文化现象还有不少，比如遍布全球的麦当劳餐厅和星巴克咖啡店。

第四，消费型都市和“创造性破坏”。

佐京还进一步指出，可以从更一般的当代都市生活中找到类似迪斯尼乐园游玩经历的特征。比如有些城市发生了根本性的本质变化，从古老的钢铁城市转变为彻底的消费型都市（如拉斯维加斯）。在都市中，建筑、餐馆、零售店和公园等场所成了人们休闲娱乐的物质载体。以建筑为例，美国当代建筑师们往往将不同风格和形态的建筑融为一体:巨大的金属盒子和缠绕的玻璃并排在一起，构成了许多文化评论家在我们这个“后现代世界”中看到的折衷主义的典型。佐京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找到了这种变化背后的丰富的内涵，并总结出了都市因为快速变化而产生的分裂和混乱。佐京认为“时间紧张”和“空间弯曲”是新技术时代都市文化变化的特征。这可以从钢铁小镇的稳定性也十分短暂中看出，更可以从不断建造和拆毁的都市建筑环境，即当代大都市城市景观的“创造性破坏”中得到印证。闪亮而高耸的摩天大楼改变的不仅是都市的城市类型，更重要的是还改变了都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在这些地方，权力驻足顶端，居住者生活在单调统一的规则之中。

第五，都市生活与艺术的距离正在被逐渐抹平。

佐京并没有刻意指出当代大都市中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区别，她平静地分析了博物馆、画廊、古典音乐会和迪斯尼乐园、麦当劳、星巴克等文化现象，从表面看，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各占地盘、平分秋色，没有什么大的冲突；但明眼人都能感觉到现实生活中大众文化一股又一股巨大的洪流。当代都市大众文化快速发展的结果是，尽管都市经典文化依旧存在，但已经具有边缘化的色彩。而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人们对生活和工作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就导致了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倾向，生活与艺术的距离正在被逐渐抹平:市民们要求都市日常生活环境舒适化、审美化；艺术家们则借助于当代科技手段越来越有意识地将自己的艺术理念与实践向当代都市的感性生活靠拢。因为日常生活环境的需求量是一个极大的数字，所以日常生活的审美化难免打上类化、趋同、复制（有时是粗制滥造）的印记。如果不注意解决这个问题，希望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初衷就会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

第六，都市大众文化的“在线性”和“受控性”。

除了以上已经指出的现象以外，我们发现当代都市文化还存在一些新的值得注意的特点:首先，由于互联网和移动手机等高科技产品的出现和快速普及，当代都市大众文化逐渐增生了“在线性”这一特征，它具体表现为个体性、自由性、隐蔽性和虚拟性。依靠现代科技，都市的这种“在线性”活动将都市人联结成一个个潜在的庞大群体，它与传统上的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剧院、影院、体育场等外部文化活动有机结合，形成了后工业时代都市立体的文化狂欢。同时，我们还发现，随着大都市的服务业越来越普及、多样化和便捷，都市人能将更多业余时间放在轻松的休闲和文化活动上；而经济的繁荣，使得市场的商业气息日益浓重，消费逐步成为都市的一种统治力量。当经济和文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后，大众文化活动往往会表现出时尚、平面、类同和粗放等定势特点。由于应有的真正的审美特性的匮乏，都市文化活动中许多流行的东西缺乏持久的生命力，一阵风过后，很快就消弭无踪了。西方法兰克福社会批评学派，洞穿了西方大众文化的商业和消费本质，认为西方后工业都市的大众文化完全是受经济和政治力量控制的文化，故而在特定的意义上把西方当代“大众文化”称作人为制造出来的“文化工业”。

第七，后工业时代都市文化最显著的特征:全球性。

今日之时代，除了经济全球化以外，文化之间的影响实际上同样在无可避免地走向全球化。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主要是西方的当代大都市文化，倚仗强势的话语权、借助于日益快捷的传播方式，迅速影响了周边城区以至别的国家和地区。从某种角度而言，当代上海的都市文化就是当代西方都市文化的全球性延伸（从目前的态势和实际状况来看，上海自身也在发展中具备了后工业时代全球化大都市文化的某些特性）。种种征候说明了这一点——遍布各处的肯德基、麦当劳快餐店，星巴克咖啡馆（在北京甚至办进了紫禁城），各种大型超市、高级时装百货店，嘉年华（狂欢）活动，时尚模特儿表演，主题公园的建立，海外大片的引进等，无不是西方都市文化的舶来品。上海已经成功申办“世博会”，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红红火火地进行着，届时将迎来世界各地无数的商人和游客。近年，上海市政府明确宣布要在上海建设大型迪斯尼乐园，更是反映了全球都市大众文化寻求休闲化和刺激化的趋同倾向。在全球化时代，大都市的各类明星已成为全世界的偶像，狂热的跨地区跨国界追星族（即“迷”、“粉丝”、fans）大量涌现。流行于我国各大都市、在上海激起很大反响的“超级女声”和“我型我秀”等大众娱乐节目，原本就是美国都市文化中“American Idol”节目的中国版，而美国《时代周刊》出于某种政治和文化目的，在同一时间又反过来把2005年“超级女声”冠军李宇春的相片印在了自己刊物的封面，并称之为“亚洲英雄”……所有这一切，都生动地反映了当今世界大都市文化的全球性辐射与深广的互动影响。

今天，愈益脱离单纯政治意义和国家范围的大都市纷纷出现，并越出了所谓“第一世界”的边界。无论在人口的构成还是在对社会的服务与影响上，世界性大都市都明显具有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化性质。西方后工业时代的全球化都市文化影响了上海，作为具有全球化特征的国际大都市上海的文化，又理所当然地深刻影响了本国的中小城市，以及周边的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但是，置身于中国和世界这个完整的坐标系，我们就会发现，上海当代都市文化的构成实际上还是复杂的。也就是说，由于自己的历史、经济和政治特点，我们的都市文化形态具有融合、叠加、多元的性质，它既有全球的共性，也有东方甚至地域的个性。其他亚洲国家当代都市文化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由此可见，第三种都市文化类型——建立在后工业文明基础上的当代都市文化（都市文化的最高逻辑阶段）最为突出的表现，便是它的全球化倾向和大众文化的繁盛。形成这种文化大构局的深层原因是:一、当代大都市的文化运作，与传统的城市文化运作方式完全不同，它不再单纯围绕着政治经济的中心，而是开始围绕着自身旋转。大都市越来越变成文化生产和消费的重心。借助于文化产业和文化商品所创造或内含的巨大经济利润，当代都市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具有了越来越多的“自律性”和更加广阔的自由发展的空间。二、获得充分发展的都市文化对当今世界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文化产业成为当今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构成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资源之一。无论对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发展，还是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都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因此，当代许多都市在制定发展规划时都十分重视文化发展战略，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和实践的命题，诸如“文化是生产力”、“文化与城市竞争力”、“虚拟经济学”、“创意产业”等。这充分表明，在传统视野中受制于政治结构和经济基础的都市的文化要素，不仅正在越来越多地摆脱政治和经济的束缚，而且它本身正在变成当代政治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这样说，后工业时代具有全球化特征的都市文化的影响，正在渗透到当代人的整个生活世界之中。

原载《都市文化研究》第5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

李平，（1955—　）男，浙江杭州人，文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神祇时代的诗学》《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文学艺术》《东海与西海》等，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

【注释】

(1)参见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124页。

(2)托玛斯·班德尔:《当代都市文化与现代性问题》，载许纪霖主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1页。

(3)朱士光:《中国古都与中华文化关系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4)沃尔勃加·维休:《中国的城市起源——惠特利“城市——庙宇命题的再评价”》，《中国城市史研究》第19—20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305页。

(5)参见《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41、66页。

(6)参见吴良镛:《建筑·城市·人居环境》，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79页。

(7)参见王雅林等:《构建生活美——中外城市生活方式比较》，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0页。

(8)参见吴良镛:《建筑·城市·人居环境》，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79页。

(9)参见王雅林等:《构建生活美——中外城市生活方式比较》，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27页。

(10)参见王雅林等:《构建生活美——中外城市生活方式比较》，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27页。

(11)参见孙逊、葛永海:《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双城”意象及其文化蕴涵》，《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12)参见王俊奇:《唐宋都市民俗体育文化的繁荣发展》，《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13)参见伊永文:《行走在宋代的城市》，中华书局2005年版。

(14)参见刘士林:《江南都市文化的历史源流及现代阐释论纲》，《学术月刊》2005年第8期。

(15)参见余大庆:《亚细亚羊圈的异兽:古代扬州城市文化》，孙逊主编:《都市文化研究》第1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

(16)此行刘北城先生译为“工业在挑战艺术”，意思似乎更加确切。参见本雅明:《巴黎，十九世纪的都城》，刘北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17)两段引语和本雅明的话出自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9页、第177—178页。

(18)参见安东尼·奥罗姆:《城市的世界——对地点的比较分析和历史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9)参见宋俊岭等译:《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页。

(20)路易斯·尼克逊:《伦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页。

(21)雅克·戈勒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5页。

(22)参见保罗·约翰逊:《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3)艾尔文·古德纳:《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页。

(24)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浙江摄影出版社1993年版，第53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50页。

(26)参见陈晓兰:《工业化的反应:盖斯凯尔夫人小说中的曼彻斯特》，《上海文化》2006年第4期。

(27)伍蠡甫主编:《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65页。

(28)参见佐京:《城市文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29)参见于海主编:《城市社会学文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