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更新的文化内涵

城市更新的文化内涵

蒯大申

一、什么是城市更新

城市是一个活的生命体。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家E.伯吉斯（E.W.Bergess）和D.博格（D.J.Bogue）认为，如果将城市视为一个有机体，那么其动态变化的过程就会出现成长、成熟、衰退、没落或更新等现象。城市更新是城市在生长过程中必然要进行的新陈代谢过程，其表现形态就是城市物质结构、空间结构的一次次变迁。

对城市更新这个概念较早的权威界定，是1958年8月在荷兰海牙召开的城市更新第一次研究会上所作的阐述: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对于自己所住的建筑物、周围的环境或出行、购物、娱乐及其他的生活活动，有各种不同的期望与不满，对于自己所居住的房屋的修理改造，对于街道、公园、绿地和不良住宅区等环境的改善，尤其对于土地利用的形态或地域地区的改善，大规模都市计划的实施，以便形成舒适的生活环境和美丽的市容，都抱有很大的希望。所有这些有关城市改善的建设活动，就是城市更新（Urban Renewal）。

城市更新的本质是城市功能的调整和城市空间的“再利用”。具体而言，城市更新是对城市中某些衰落破败、功能退化的区域进行拆迁、改造和建设，使之重新繁荣，恢复吸引力和发展活力。它具体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建筑物、街道、土地等硬件的改造；二是各种生态环境、空间环境、文化环境、休憩环境等的改造与延续，包括邻里之间的社会网络结构、社区组织结构、城市文脉的延续与更新等软件的改善。一般而言，城市更新的目的是公共设施和环境的改善、政府财政状况的好转、居民生产和生活条件的改善、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业率的增加、教育和发展机会的增多、犯罪数量的减少、卫生状况的改善等。

在欧美各国，有规模的城市更新运动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不良住宅区的改造。随后逐渐扩展到对城市其他功能区的改造，并将改造重点聚焦在城市中需要土地使用功能转换的地区，比如废弃的码头和仓储区、需要搬迁的铁路站场区、衰落的工业区等。城市更新的直接目的是要振兴受30年代经济萧条打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破坏的城市，特别是解决中心区日益“衰落”的问题。

英国的城市更新最早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清除贫民窟计划。1930年英国工党政府制定了格林伍德住宅法来解决贫民窟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通过新城建设计划，在大城市周边建立一系列卫星城，将改造地区富余的人口及经济活动安置到卫星城，以缓解大城市的人口、交通、环境等压力。建造卫星城，尽管给城市腾出了一定空间，但也造成了内城人口的外溢及内城衰退等问题。于是，英国政府的城市更新政策又从大规模清除贫民窟转向住宅整修和中心区商贸区的复兴。

美国的城市更新也是从大规模清除贫民窟开始的。1937年出台的住宅法，其目标就是改善市民住房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联邦政府统一指导下开展了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城市更新改造运动。这一运动从1949年住房法颁布开始到1972年终止，在前后长达20余年的发展中，经历了三个阶段性演变:即从初期以清理贫民窟为主，演变成中期以商业性大规模开发为主，到后期发展为以城市综合治理为主。在这一过程中城市更新的地域由东北部和中西部向西部和南部不断扩展，其更新改造的内容也日益丰富，由单一的清理开发变为清理开发与修缮保护并重。

中国大规模的城市更新改造是从1949年以后开始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城市建设经历了一个摸索、发展、停滞、恢复、振兴和提高的发展过程。中国目前尚处在城市化中期阶段，处在经济社会转型关键期，资源环境约束紧，同时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激烈竞争。2005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42.99%。据预测，202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到55%左右，新增城镇人口超过1.5亿人。根据中国国土资源和经济社会空间布局状况，未来新增城市人口，主要由现有城市（群）吸纳，这必将推动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等级的升迁，从而引起城市建设不断地升级改造和再开发。

二、城市更新过程中的历史教训

大规模的城市更新、改建与开发，固然是城市本身解决人口增长、产业结构调整等问题的需要，但从更大的背景来看，这种做法反映的是一种大工业时代的发展观和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支持着这样一种观点:经济增长是要靠高积累、高消费来刺激的。其倡导者认为，经济增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目标。

从世界各国城市更新的历史教训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急功近利，更新规模过大，城市文化特色严重受损。

在西方现代主义城市规划思想中，对城市的大规模改造一直被当作解决城市问题和提高城市居民居住水平的基本途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西方大多数城市对其城市中心区均进行了大规模的拆建。如:伦敦、巴黎、慕尼黑、纽约、费城等一系列具有传统历史文化的大城市，都曾以摩天大楼替代了诸多古老的建筑。由于当时城市建设速度过快，那些新建筑的设计单调乏味、缺乏个性和人情味，因而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批评。

在法国巴黎城市更新建设中，建造于巴黎市中心的蒙巴拿斯大楼（MONT－PARNASSE）就是一例。在蓬皮杜总统执政时期，提出了建设新巴黎的口号。在蓬皮杜总统的坚持下，209米高的蒙巴拿斯大楼拔地而起。巴黎市区大都为19世纪拿破仑时期修建的四五层高的住宅楼，大多为凝重的灰色调，其式样规范统一，外墙都有简单的传统建筑装饰。这些建筑虽然个体略显单调，但聚集在一起却呈现出一种具有浑厚雕塑感的城市整体。人们发现，这座高达57层的大厦，与周边的环境严重不协调，对充满浪漫细节设计的巴黎老城区的历史文化风貌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害。蓬皮杜总统主持制定的建设计划遭到了激烈的指责和批评。对蒙巴拿斯大楼的批评一直延续到今天，人们只要去巴黎，就会看到它还在一群和谐的老房子之间孤独地站立着。由于社会各界对这幢大楼的强烈批评，导致巴黎市政府开始对老城区实施严格的高度控制。这也是后来在巴黎市中心没有再建摩天大楼的一个原因。

近20年来，我国经济进入快速的发展轨道，城市建设规模空前。在这一过程中，我国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甚至产生了“越富裕的地方破坏得越严重”的现象。福建三坊七巷遭遇建设性破坏；安阳穿城修路严重破坏历史街区；舟山定海古城历史街区被大肆拆毁……伴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不少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古建筑、古遗址及风景名胜区整体风貌遭到破坏，许多城市的历史文化遗存在推土机的轰鸣中轰然倒塌，永远被湮没。

城市是一部具体的、真实的人类文化的记录簿。历史和传统造就了城市的特色和个性。城市鲜明的文化特色与强烈的地方色彩，来自这座城市的气候、独特的自然环境、建筑风格、高质量的公共环境，也来自城市的独特历史、市民的价值观、民俗民风、记忆与隐喻、日常性和季节性的文化活动等各个方面。由这些因素构成的文化，是一座城市的底蕴和内涵，是一个国家的城市区别于其他国家城市的标志。只有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文化气质的城市，才能在世界上占有属于自己的地位。一个城市的特色，大都经历了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积累、沉淀而形成。形成不易，而毁坏却在举手之间，一旦毁坏，便覆水难收，留下千古遗恨。城市失去了记忆，失去了历史，也就失去了自己独有的面貌，失去了灵魂。

二是传统社区解体，文化多样性丧失。

在欧美城市更新过程中，许多规划师、地产商、城市管理者们，凭借工业革命以来积累的财富与技术，用规划的方式来界定城市住区的规模、生活方式，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科学”的规划可以规定城市形态演变的方向。但是，几十年的城市发展证明，这种在短期内大规模人为规定城市住区相关指标的方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人类城市聚居的主要矛盾。大量低收入的市民被迁居到大城市的边缘，几万人、十几万人在同样的居住方式下过着同样的生活，城市更新规划的完整统一，恰恰湮灭了人与人对生活方式的不同渴望。社区阶层单一，也使得社区内的人们有着同样的上下班时间、同样的户型、同样的室内装饰风格、甚至完全同样的家门标志。居民在这样的更新中被无形地更新为住区的“工业产品”，从而使居住远离了人的本性和个性。过去，人们大都生活在一个熟悉的社区内，人际往来频繁，邻里关系和谐，大家都有社区的归属感。而现在人员流动性加剧，搬离故土者不得不面对一个陌生环境，因此产生的疏离与孤独感如果不能释放，很容易对新环境产生疏离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由于私人小汽车拥有量的剧增，高速公路网的大规模兴建，政府关于郊区低税率政策的吸引，郊区化的进程大大加快。伴随着大量人口迁往郊区，许多制造业和零售业也从中心城向外迁移。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由于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空间因素对人类活动的限制大大弱化。这为人们在远离城市中心的郊区居住与就业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但是，美国近几十年来的郊区化蔓延也存在一系列致命的弊端:首先，过长的通勤距离耗费了人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严重影响了人们预期要达到的生活质量；其次，对小汽车的严重依赖使许多不能开车的人（如老人和小孩）寸步难行，同时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第三，郊区化的无序蔓延已造成郊区的空气污染、环境恶化和富有地方特色的乡村景观的消失。更为严重的是，这种郊区化模式是以严格功能分区的现代主义原则为基础的，破坏了传统社区内部的有机联系，进一步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与疏离；对公共空间的忽视减少了人们相互交往的机会，加深了人们的孤独感和无归属感。

三是对房地产开发商监管不力，严重损害市民利益。

在城市更新的博弈中，存在着政府、房地产商和居民三方对弈者。现实中，受损失最大的往往是被迫搬迁的居民。在一些地方，城市更新客观上成了“驱贫引富”的运动。在1980年的国际城市设计会议上，加拿大著名城市专家J.雅各布斯（Jane Jacobs）指出:大规模规划只能使建筑师们血液澎湃，使政客、地产商们血液澎湃，而广大群众则总是成为牺牲品。据国家建设部披露，在中国662个城市、2万多个建制镇中，约有1/5的城镇建设存在“形象工程”。形象工程急功近利，不顾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严重脱离实际，很多项目因建设资金不足而造成长期、大量拖欠工程款，为以后发展造成严重障碍和沉重负担，导致当地城市由强变弱，居民由富变贫，企业由盛变衰，甚至导致破产；大量拖欠农民工工资，向弱势群体转嫁负担，造成全国性的严重社会问题。

城市更新意味着物质空间和人文空间的巨大变动和重新构建，尤其是被迫强制性搬迁的情况下，很容易撕裂和损坏这种稳固的基础和文化，造成社会各方面的尖锐矛盾冲突和动荡。

三、城市更新的文化策略

在城市更新中注入文化内涵，体现了一种新的科学发展观。发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科学的一个新概念。在战后的最初阶段，所谓“发展”主要是指经济发展。如20世纪60—70年代联合国支持的两个“国际发展十年”计划，即致力于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70年代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忽视文化发展、环境保护、社会失序是其主要遭人诟病之处。1986年12月8日由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文化发展十年实用指南》（简称《指南》），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前两个《国际发展十年》的结果暴露出这个主要基于数量和物质增长的发展观念的局限性。”《指南》强调对文化与可持续发展、文化与人的发展关系的研究，认为缺乏人文和社会发展指标的经济增长已不是现代社会追求的目标。

城市更新是当前世界城市发展中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变化，城市更新需要更综合的视角和行动，迫切需要注入文化的内涵。

（一）以文化创意产业推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

城市功能变迁是城市兴衰的决定性因素。城市的更新改造必须与城市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相结合。进入21世纪以来，长三角特别是上海、杭州等中心城市，经济增长方式面临重大转型。原先主要靠投资推动，靠制造业推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难以继续支撑这一地区的经济高速发展。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成为这一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伴随着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的历史性转型，长三角已经开始从工业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转换，与此同时，上海、杭州等长三角中心城市也面临着一次历史性的城市转型和城市更新。

除了经济结构的调整之外，城市人口结构、消费结构、文化结构的转变将是这次历史性城市转型的重要内涵。今后的上海、杭州等城市，不会再是传统工业的中心，而会成为金融、文化、教育、医疗、信息、高科技和国际交流的中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传统工业发展迟缓，制造业集中的城市普遍出现衰退现象。到20世纪60年代，世界主要经济中心城市都完成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发达国家逐渐步入后工业化社会。与此同时，这些城市也经历了一个城市更新的过程。

在美国和欧洲，许多过去的工业重镇都已经完成了城市转型和城市更新。比如，加拿大温哥华经历了后工业化时代的产业结构调整，工厂、码头和仓库占据的岸线正让位给城市生活，距市中心步行仅10分钟距离的煤港已经变成居住区。位于内河边的歌兰桂岛原来是温哥华的工业区，工厂搬走以后，这里曾一度萧条，现在岛上有公园、旅馆、餐厅、酒吧、航海和划艇俱乐部、美食广场、啤酒厂、工艺创作室、画廊、剧院、儿童天地和各种商场，其间还有一家美术设计学校。美国纽约曼哈顿的“苏荷”（SO－HO），现在是闻名于世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地。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这里是纽约的老工业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纽约制造业逐渐衰退，“苏荷”地区闲置了许多厂房和仓库，一批艺术家稍加改造后作为创作、展示和经营文化艺术的场所。纽约市政府曾想拆除，改建现代化的办公楼和高级公寓，但遭到民众反对。20世纪70年代，纽约市政府终于决定将“苏荷”列为历史文化保护区，明确规划这里以艺术经营为主，“苏荷”重新走向繁荣。

英国伦敦著名的泰德现代艺术馆也由原本可能被拆除的火力发电厂改建而成。经过近4年经营发展，这里成为全世界吸引游客最多的美术馆、英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典范，同时带动泰晤士河南岸地区从贫困衰退的旧工业区走向富裕的文化繁荣地区。法国巴黎的奥赛博物馆是巴黎市区旧建筑改建最成功的典范之一。奥赛博物馆原址为巴黎通往法国西南郊区的一个火车站。奥赛火车站建于1900年，1970年停止使用，面临被拆除的命运。在巴黎市民的要求下，1986年被改建成奥赛博物馆。该馆展厅面积达4.5万平方米，收藏近代艺术品4700多件，包括绘画、雕塑、建筑设计、摄影、家具设计等，是世界上收藏印象派主要作品最多的地方，有凡·高、高更、塞尚、安格尔、莫奈等人的作品。它还陈列从拿破仑三世到立体主义兴起之初近半个世纪的艺术作品（从1850年至1914年间），被称为“欧洲最美的博物馆”。奥赛博物馆与罗浮宫、蓬皮杜艺术中心一起被称为法国三大艺术博物馆。

现在人们在上海的黄浦江和苏州河边的旧厂房、旧仓库里，在北京的798艺术区和杭州大运河畔的LOFT49看到了同样的情况。

（二）以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增强城市文化特色

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关于过去和成长的记忆，城市也一样，也有从出生、童年、青年到成熟的完整的生命历程，这些丰富而独特的过程全都默默保存在它巨大的肌体里。城市对于我们，不仅是可供居住和使用的场所，而且是有个性价值与文化意义的。⁽¹⁾建筑是生活的容器，生活的流动决定了相应的建筑形态。不同时代建筑形态的组合，形成了相应的城市肌理与城市形态。社会形态、时代主流生活方式的不同，会形成不同的城市形态。“城市更新”是个永恒的课题，没有千篇一律的办法，但最重要的是保护城市肌理和城市历史文脉，使其传承延续、健康运行。一个城市应该有一种文化精神，一个城市能够让老百姓感到自豪，能够让外来者体会到城市特色的，往往是它的历史和文脉。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历史文化的遗存成为人类最珍贵的精神财产之一。而经济的发展、城市的扩张却往往导致城市更新过程中对历史文化的漠视与损害。1976年11月2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华沙内罗毕举行大会，通过了《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简称《内罗毕建议》。《内罗毕建议》归纳了世界各国关于历史环境问题的五点共识:历史环境是人类日常生活环境的一部分；历史环境是过去存在的表现；历史环境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多样性；历史环境能将文化、宗教、社会活动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最准确真实地传给后人；保护、保存历史环境与现代生活的统一，是城市规划、国土开发方面的基本要素。城市更新不同于城市重建或建设新城，它必须保留原有城市的主体，延续城市的历史文脉，继承原有城市中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的精华。

城市在变与不变中展开自己的未来。曾任法国总统的希拉克，当年在巴黎市市长任上曾说过:“城市不应当永远凝固不变。对巴黎来说，凝固就是灾难。每一个时代都应该在城市中留下自己的标志，这一点应充分表现在巴黎城市建设中。假如我们这座城市能唤起人们的诗情，能向人们表明她欢迎艺术创造的话，那当然是因为她懂得在尽量保存每一个时代的作品的同时，并没有使自己变成化石。”⁽²⁾节制、平衡、适度、稳定是城市更新的方针。对于城市中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其文化肌理，利用其文脉优势，增强城市的文化特色，提高当代人生活的文化质量，是积极对待建筑历史遗产的态度。保护，意味着用合理的城市聚居空间善待当代人的现实生活，意味着更好地发展。在更新规模上的节制、在对城市历史文脉继承与发展上的平衡、在创造城市空间时适宜尺度的把握、在城市经济与形态演变过程中的稳中求变，是城市更新的有效方法。

（三）以社区更新促进城市和谐发展

城市，作为人类聚居的产物，这里有成千上万的人聚居在一起，他们有着不同的兴趣、财富、能力及需求，千差万别的元素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适应、相互融合，产生了富有活力的丰富多彩的城市空间。正是城市复杂的空间环境和文化环境，反映了人类行为的复杂需求，呼唤着城市文化公共性的体现，印证着城市文化价值之丰富性和多样性。

社区是城市的微观结构，社区的健康发展对于整个城市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费孝通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关注城市内部的社区研究。随着中国城市化过程的加快，城市的发展，除了发生在城市人口、经济等方面的急剧增长之外，还发生在城市内部自身结构的激变和“人”的变化，而这后一个过程，往往为人们所忽视。费孝通对于大都市社区的研究，就是深入探索城市内部的“都市化”过程，他特别强调，中国的城市化，决不能简单理解为人口向城市的机械移动、集中的过程或者工业化的过程，特别强调“人”本身的变化过程，特别是从“农民”到“市民”的变化过程。即使像上海、北京等已经形成多年的大都市，也绝对不能说城市化已完成，这些城市依然存在一个不断城市化的过程。比如，上述城市内部就存在外来农民工的市民化过程，他们在地理上来到了城市，并不就已经是“城市化”了，“人”的转化过程要复杂、缓慢得多。

社区发展的核心理念是参与、自治、共享，也就是说，通过社区成员的积极参与，努力实现共同的发展目标，一同享受创造的成果。“以人为本”的城市管理和发展，其组织和管理层面的具体的体现就是城市基层社会自治。社区自治既能成为市民独立自主性和组织性共同实现的最好形式，也能成为城市政府有效管理社会的重要基础。从国家的角度而言，推行社区自治可以降低城市管理的成本；从社区的角度而言，社区自治的开展可以逐渐提高居民的自组织能力，从而提高居民治理社区内部事务的能力、经济合作能力以及抵御风险的能力。

现在，很多国家都把社区建设作为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任期内把社区发展作为其行政当局的六大政策之一。他把社区作为美国政治运作模式，旨在通过发展社区来消除种族、宗教、性别以及政治上分歧。2005年初，新加坡政府推出总金额达十亿元的社区关怀基金，主要资助社区援助计划。他们都清楚地看到，社区和谐了，整个社会也就和谐了。

社区文化是公民在社区、在闲暇时间以满足自身精神文化需要为目的，以文化艺术为主要内容，以自我娱乐、自我教育、群众性参与为主要形式的一种社会化文化活动，是一种公共文化生活空间。它具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它是一种大众为满足自身文化需求而形成的自发的文化活动；第二，它之所以是公共的，是因为它是大众广泛参与、自主管理的。一个健康的、自主的公共文化生活空间与市场经济一样，是构成一个健全的现代社会所必需的基本条件。社区文化建设作为和谐社区建设的灵魂，对构建和谐社区意义十分重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利于培育社区精神，塑造共同理想。社区文化建设的核心点是社区精神的培育。社区精神是社区居民所认同的共同价值观，是潜移默化影响社区居民思想和行为规范的一种集体意识。引导、培育社区居民的社区精神是社区文化建设的最高境界。在现代社会，应着力涵养居民的“向上向善向美”的社区精神，塑造和谐社区建设的共同理想，这是构建和谐社区的心理基础。二是有利于促进居民之间的交往和沟通，培育良好的邻里关系。建设和谐社区首先要从增进交往和沟通开始，文化活动不仅是读书看报、唱唱跳跳，而是增进居民间交往和沟通的有效方式之一，可以为社区居民创造更多的交流和参与的机会。居民之间的交往和沟通增加了，就容易建立认同感，有利于增加亲情感，形成平等友爱、守望相助的邻里关系。三是有利于增强凝聚力，塑造稳定的社会环境。社区文化建设强调全民参与，体现了平等的观念，每个居民都可以加入社区文化建设中来，而社区文化活动又把大家紧紧凝聚在一起，这有利于社区创造安定有序、公平正义的良好环境。公平也是安定有序的前提和社区凝聚力的保证，如果不讲公平，社会就不可能安定有序，也不可能和谐温馨。四是有利于提高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热情，培育社区居民的创造力。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充满活力”。社区文化建设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始终把握“大众创造，全民参与，人人享受”这一工作宗旨，让居民成为社区文化建设的创造主体，从而调动居民的积极性，发挥居民的创造力。

四、结　　语

国际上对城市更新内涵的理解不断深化，基于20世纪70—80年代在城市更新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人们开始认识到全面、综合的城市更新理念的重要性:城市更新的目的不仅是物质环境改善和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它应该带来社会、经济、物质环境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协调的、长远的、可持续的改善和提高。城市更新绝不仅仅是旧建筑、旧设施、旧街道的翻新，也不仅仅是城市建设的一种技术手段，更不仅仅是以房地产开发为主导的经济行为，它还应具有深刻的社会与人文内涵。忽视市民利益、割裂社会脉络、缺乏人文关怀的更新，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更新。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北美地区兴起的“新城市主义”（New Urbanism）就主张，鉴于现代主义国际风格与大都市结构的衰落，应以小群落建构方式寻回往日亲切的市民生活空间，包括人性尺度的街道、邻里关系、公共建筑与公共空间。这体现了对历史教训的深刻反思和对城市人文内涵的回归。

城市更新的成功，有赖于建立一个真正能够体现公民意志的、有效的城市更新管理体制，有赖于形成一个包容、开放的决策机制，一个协调、合作的实施机制。只有将公民意志、社区力量纳入决策与实施的过程之中，与公、私权力形成合理制衡，才能保证城市更新的效率、公平与目标的统一。

原载《文化艺术研究》2008年第2期

蒯大申，（1953—　）男，上海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博士生导师，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出版专著《中国民俗文化》《民间文化的当代意义》《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研究》等。

【注释】

(1)冯骥才:《城市为什么需要记忆？》，《人民日报》2006年10月18日。

(2)钟纪刚:《巴黎城市建设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年版，第2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