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风貌与历史建筑的保护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风貌与历史建筑的保护

苏智良

一

城市化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大目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股城市化的浪潮正不可遏止地席卷中国大地。在过去的30年间，中国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进程⁽¹⁾，城市化水平提高了30个百分点，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49.68%⁽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中国的城市数量增加迅速，1949年前，中国的城市仅132个，到1980年增加到223个，1990年达到467个，到2008年增长为655个。2008年生产总值超过2000亿元的城市有20个，上海、北京、深圳排名前三位。

2011年最新出炉的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指出，在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10个城市中，中国占据9个；基于经济数据的分析推演，全球未来发展最快的三大城市为上海、北京和纽约。⁽³⁾该报告预言，发达国家的城市将在经济发展中逐渐落后，而136个新兴城市的排名将提升。这136个新兴城市中竟有100个来自中国，13个来自印度，8个出自拉丁美洲。未来在世界上最富裕的600个城市中，中国将占有151个。据麦肯锡的研究，到2025年，世界上最富裕的城市将是纽约，其后是东京、上海、伦敦、北京、洛杉矶、巴黎、芝加哥、德国的鲁尔区，以及深圳和天津。也就是说，世界最富裕的10大城市中，中国有可能占据4席，而上海仅次于纽约、东京，排名世界第三。

这份报告听起来还真有些玄乎，但基本反映了30年来世界城市发展的现状和趋势，也肯定了中国城市群的令人瞠目的高速度与持续发展。外国来访者时常惊叹中国城市的翻天覆地的变化。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于2011年6月访问了上海，他比较15年前第一次来沪后说:“我看到了一个更现代化、更繁荣的城市，一座21世纪之城，并且处于发展和繁荣的时期。所有这一切我在来之前都已经听说了，一到上海我就发现这的确是真的。”他指出，全世界都在以钦佩和羡慕的眼光谈论着发生在上海和中国的这一切，它是其他国家特别是仍然处于严峻的困境中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样板。他认为:“我相信正在摆脱贫困和不发达状态的中国是一个样板和证明，说明了只要执行一定政策，或者利用现代化提供的一切机遇，都是可以快速获得发展和进步的。”⁽⁴⁾

二

如果与笔者2010年访问的印度城市进行比较，印度提供了更多、更深刻的城市化教训。我们知道，大城市是中国和印度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的聚居地，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印度，贫富差距都随着城市化进程而逐渐拉大。据统计，中国城市人均GDP是农村人均GDP的3.5倍，而印度则超过5倍。最近的六七年，印度经济的快速增长已令世界对其刮目相看，然而总体而言，印度城市发展的异常缓慢也给世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当外国投资者提着钱箱满怀希望地来到印度，一出机场，迎接他们的往往是迎面扑来的尘土、破碎的道路和满街绝望的乞丐。走进市区，在许多摩天大楼、豪华酒店以及高规格公寓的旁边，用破砖烂瓦甚至麻袋碎布搭成的棚户区亦随处可见。如占地2.5平方千米的孟买达拉维贫民区，居住着大约100万人底层市民。这里的空气和水均受到污染，卫生条件极差，大约每1500人才拥有一间厕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在孟买1800万人居民中，竟然有60%的人口住在类似的贫民窟里。近60年来，由于投资的严重不足，靠多年来“吃老本”的印度基础设施已经濒临崩溃:私家车越来越多，到处都在修路；公共交通的发展永远赶不上需求增长；城市供水严重不足、排污设施不够、空气污染严重等，在世界城市中排在倒数之列。

尽管中国的城市化与印度比较具有较大的优势，但是，中国城市面临严峻的挑战，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大量的问题，诸如环境污染、公共卫生体系不健全、社会老龄化问题、义务教育低水平等。在建筑与城市规划方面，也充满着非理性的因素。

1.千城一面，盲目跟风

在今日之中国，北方庭院风格、徽派民居、江南民居、岭南风格、四合院、石库门等具有地方文化风情和特色的建筑正在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仿造的、千篇一律的欧陆风格，尤其是美国式的世界主义的现代高层建筑。一大批克隆的、三四流的、似曾相识的（在国外建筑刊物上可以找到原作）建筑、广场、园林等景观充斥在各地的城市中，使本已雷同化的城市面貌更加不伦不类，毫无特色可言。洋名楼盘过多过滥，会深刻影响城市下一代人的文化坐标，也会影响城市的风格。房屋背后蕴涵的是族群文化和生活方式，不是靠一个名字、几根罗马柱、一组零碎的符号就能模仿的。部分开发商和地方行政长官在巨大的物质利益驱动下，根本不考虑什么是真正的城市形象、什么是所在城市的特色，使得许多鲜活、经典、独特的建筑、街区被一扫而光。

回顾近30年的中国城市建设历程，走的是一条“高成本、低效益”和“盲目跟风、重复建设”的路子。从国家到城市，从环境到资源，从自然到文化，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城市建设出现盲目跟风的现象。20世纪80年代，“仿古一条街”风行各地城市；稍后，模仿美国硅谷而出现大批以“谷”字命名的高新技术园区；90年代，广场风弥漫全国，中小城市也大建巨型广场，大而无当，大而浪费；新世纪之交，各地纷纷建设大学城区，越大越好，互相攀比，导致一些大学战线过长，管理失调；21世纪初期，“会展场馆热”和中央商务区（CBD）再度兴起，这股跟风至今尚未消停。“现代化就要高档化、贵族化；国际化就要欧陆化、西方化”成为许多城市指导者的误区。近年来，单向度的城市发展模式和城市扩张运动，使得许多城市在空间生产中忽略了城市特色和历史文脉。⁽⁵⁾

2.过分拆旧，越新越好

新中国成立后的两次毁城运动，即20世纪50年代对历史古城的摧残和80年代以来的拆城运动，使许多传统历史建筑和风貌区遭到灭顶之灾。在过去的20多年中，我国很多城市经历了大拆大建的折腾，到处是触目惊心的“拆”字，每个城市都在争建地标性建筑。无数承载历史文化的中国传统建筑被视为“破烂”而拆毁，建造起一批被当时的决策者认为“美观”、“洋气”的高楼大厦。在北京，大量承载着民族历史的街区毁于一旦。这样的事例可以说不胜枚举。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已经拆毁的中国传统建筑才是这个城市中最有价值的，对西洋建筑模仿得再像也只能是“赝品”。

许多城市采用相似的技术路径，追求大规模地推倒旧城区，建筑新城和大体量的建筑物。

过分的、彻底的城市更新运动割断了城市的文脉。有的城市缺乏全面的旧城改造规划，有的城市还片面地将旧城改造理解为拆“旧”建“新”，领导层陶醉于城市面貌的“日新月异”，忽视旧城改造与城市发展的内在关系，给城市发展留下了不少遗憾。北京继20世纪50年代带头拆城墙之后，又兴起大规模清除旧城之风。面对到处可见的断壁残垣，不得不承认，我们缺少伊斯坦布尔人的智慧，缺少巴黎人的智慧，缺少伦敦人的智慧。新加坡模式或许值得我们学习，即在旧城改造前实行征询制，以制衡权力过大的政府和贪欲无度的开发商。这一被验证有效的旧改模式或许能给各地的旧改计划以借鉴。

3.现代化等于高楼大厦，攀高比傻

在20世纪80年代各地城市更新之初，无不选择香港和美国模式，修建密集高层住宅群，于是高楼、玻璃幕墙到处充斥。

在北京，很早就在王府井一带出现了一批高楼，如王府饭店、和平宾馆、京城大厦、京广中心等，打破了北京传统的天际线和城市景观。在上海，1949年前的建筑90%已被拆除，一些具有近代都市风情的街区被毁，外滩西侧的天际线被破坏无遗。浦东内史第曾经名人云集，宋庆龄少女时代的居所部分在1988年被拆除，建成了火柴盒式、毫无美感的民居，令人匪夷所思。一些经典建筑包括建筑大师邬达克的作品（如卡尔登大戏院，后改名长江剧院）也毁于一旦。20世纪初，以土山湾为中心、方圆1.5平方千米的天主教社区逐渐形成，它成为近代中国最具规模与影响的西方文化科技传播源。土山湾也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融合的典范，在近代文化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土山湾这个曾经闻名遐迩的地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上海城市的改造，逐渐被徐家汇所包容且已历经巨变，粉墙黛瓦的建筑被现代化的高楼替代；这个在印刷、油画、雕刻、摄影、西洋宗教工艺等诸多领域独树一帜的文化中心，今日几乎已无人知晓。

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只有苏州、绍兴、扬州等极个别城市还算比较好地处理了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城市风格保持着江南的传统风貌。

如今，令人窒息的高楼群无处不在，疏朗的整体生存环境已基本消失。例如上海徐家汇地区尽管商业非常繁华，但过度的开发使得整个城区充满压抑感。从城市空间正义的伦理学思考，我们的城市空间建设中平等性严重缺失。城市空间平等性是指:空间权力的平等，即所有居民在生活空间体系面前都应该受到平等对待；空间机会的平等，即所有居民都有实现“居者有其屋”的机会；空间结果的平等，即所有居民在空间享有大致相等的结果。城市空间应该是“为人”的空间，而不是“物的牢笼”；居民在城市空间里应该享有家园感，而不是被异化为“非人”。其实，发达国家十分重视人口密度问题。如日本土地那么紧张，东京居住那么拥挤，居民住宅的容积率都不得大于2。

4.城市规划随意改动，缺乏长远战略

一个城市的规划，不仅代表了该城市的文化和个性，是该城市整体诚信度的表现，更是该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向导。城市发展战略作为对城市未来的根本谋划，必须富有远见。城市规划本应是学术和专业性非常强的工作，但各地出现了随意变更的“橡皮泥现象”，就会让人感觉到城市发展的盲动性、非透明性。不少城市总体规划尚未到期，已被盲目的城市建设全面突破，5年内“完成”为期20年的规划指标已经相当普遍。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地方政府的利益驱动。由城市扩张和土地占用带来的税收，包括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营业税、所得税、耕地占用税等，全部由地方享有。城市扩张、房地产推进、所谓的“经营城市”，成为地方政府扩充税源的最有效途径。在GDP崇拜和追求政绩的心态下，有的地方领导无视城市规划科学，不按科学规律办事，成为城市规划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最棘手矛盾。如“献礼工程”、“形象工程”、“豆腐渣工程”、“进度工程”等许多荒唐的工程，严重违反城市规划的科学规律，不按照科学发展观办事。规划部门在很多情况下只能违心地屈从于“长官意志”。在目前的发展方针下，某些城市领导的“政绩观”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使其变成急功近利的行为。一些地方出现“规划跟着领导变”的怪现象，领导换一届，规划就改一次，规划赶不上变化。李瑞环有一句名言:“不懂得规划的领导是瞎领导，没有领导的规划是瞎规划。”⁽⁶⁾这是很深刻的。

所以，这些年我们见惯了道路建了又挖、挖了又填，几乎每个城市都在重复再重复地进行这种“热火朝天”的建设。而且，更深层次的还有那些城市建设中的种种失误以及没有远见的规划，如暴雨一来就洪涝、淹城，车辆一多就严堵的那些尴尬。这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一个城市如果没有远见，很容易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问题却一再以不同面貌浮现的困境。

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明确规定，至2020年，北京市总人口规模规划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年均增长率控制在1.4%以内。其中户籍人口1350万人左右，居住半年以上外来人口450万人左右。2010年底北京市居住的人口超过1961万⁽⁷⁾，已超过2020年的目标人口。在北京市，有权力审批户口的共有26个单位41个部门，多头审批造成进京人口无序、人口规模控制困难。据内部人士透露，从北京城市的功能定位和资源来看应该严格控制人口，但事实上，北京市每一次城市规划中的人口规模指标大多被突破。北京城市的发展模式属于摊大饼式的单一中心发展，中心城区功能过于集中，居住区则多集中于城市外围，这就形成了潮汐式的交通流量，造成通勤时间激增，交通拥堵成为“首堵”。北京机动车2011年初已达470万辆，远远超过同期上海270万辆的水平。作为建设部副部长和两院院士的周干峙教授发觉自己越来越力不从心。仅以北京为例，进入21世纪后，国家大剧院、“鸟巢”、央视新大楼等一批样式奇特、颇富争议的建筑相继建成。周干峙上书反对过建国家大剧院和“鸟巢”，最终“鸟巢”去掉了可开启式的活动屋顶，但国家大剧院照旧建成。在周干峙看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城市规划一度“走偏了方向，追求形式、搞大、不求实际”。这使他感到遗憾:“本来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思路、我们的眼界都跟以前不一样了、更宽了，特别是有了自己的经验，就知道该怎么改、怎么做得更好，但是遗憾的是，我们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进时，没有注意研究究竟会碰到什么问题，思想准备不足。”⁽⁸⁾

5.建筑偷工减料，质量低劣

中国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在第六届国际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上指出，我国是世界上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每年20亿平方米的新建面积相当于消耗了全世界40%的水泥和钢材，但建筑的寿命只能维持35年。⁽⁹⁾相比中国的35年平均建筑寿命，发达国家如英国的平均建筑寿命达到132年，而美国的建筑寿命也达到74年。

2009年6月，上海闵行区莲花河畔一幢13层在建商品楼莲花景苑，因施工程序错误形成地基压力差，楼体整体倒塌，造成一名工人死亡，引起业界巨大震动，⁽¹⁰⁾并创造出一个几乎家喻户晓的网络名词“楼倒倒”。此后又有“楼歪歪”、“楼脆脆”、“楼刀刀”、“楼断断”等。2009年10月，武汉新洲区邾城街南街社区振兴里，一栋新建6层正在粉刷装修的楼房突然倒塌，幸未发现人员伤亡情况。居民和专家们分析，可能是地基不牢固引发倒塌。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造成重灾区有3339所学校需要恢复重建；四川省受损学校达13768所，需要恢复重建达11687所；导致5335名学生在地震中遇难和失踪，546名学生残疾。

在建中的大桥因质量过于低劣而倒塌，在中国已不算大新闻。新建大桥的质量比不上旧桥也时有耳闻。上海标志性的外白渡桥在使用100年后，钢梁仍没有任何问题，经重新油漆后继续在使用。茅以升设计的钱塘江大桥，设计寿命50年，已经超期24年，连大修都没过，非常坚固；而最近坍塌的钱江三桥，距离它建成通车不过14年。

可悲的是，许多建筑在设计时就预想到其短暂的寿命。在建造过程中，从开发商到承建商，再到具体盖楼的承建方、工人，大多数时候都不是以“质量第一”来考量的。首先想的就是如何用最低的成本建房子，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如何尽可能多地赚钱。⁽¹¹⁾所以有网友愤怒留言:“如果我现在买的房子真的只有30年的使用寿命，那么我把贷款还清的时候，房子也快塌了。”最近，各地出现了不少质量低劣的保障房、动迁房。2011年7月，新华社报道，近日，正在建设中的郑州市京沙快速路拆迁安置房“汇景嘉园”小区被曝光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多面墙体爆裂，面积占载体面积的90%以上，8栋封顶仅2个月的多层楼房开始全部拆除、重新建设。近300户回迁户的回迁计划最早也要延期到2012年5月。⁽¹²⁾

6.大城市病

在全球有500多座100万人以上的城市，其中超过1000万人的城市有20多座，这些巨型城市多位于发展中国家。在中国，由于就业、商业发展、交通、教育和时尚等因素大城市遥遥领先，因此从政府部门到新移民均青睐大城市或城市群。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重庆、天津等均超过千万人。当一些发达国家的城市出现空城化、萧条等城市危机时，中国却在忧虑城市发展过快、过大，这是城市发展不同阶段的体现。⁽¹³⁾

深圳，这座人类历史上首个只用25年就集聚了千万人的城市，依然平均每年以100万人的速度在增长。深圳现有的1200万人中，超过一半的人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建筑装修业等。

中小城市正在急起直追。全国有183个城市的建设目标是国际大都市，其中包括如三亚、惠州、丹东、珲春、黑河、满洲里等。很多中小城市也在制定雄心勃勃的发展目标，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大搞开发区。据国土资源部统计，目前全国各类开发区6000多个，规划占地面积超过3.6万平方千米。此外，大学城、科技园、软件园、旅游度假村，一个比一个“高、大、全”。⁽¹⁴⁾

我国正在催生出越来越多的“超级城市”，“大城市病”也在加剧: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交通拥堵、治安恶化、贫困失业、住房紧张、房价飙升、健康危害、安全弱化、城市灾害等。不少大城市正步入超负荷发展阶段。由于忽视发展中的排水系统问题，2011年网上出现了诸如“到武汉去看海”、“到北京去看海”的调侃式说法。后奥运时代的北京重陷交通拥堵、水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等城市生态泥潭。上海在2010年底实际居住人口达到2300万人，也大大出乎政府和学者的预料。可以预料，超级城市的大量涌现，必将加剧人类文明发展与生态平衡之间的恶性冲突。

城市肯定不是越大越好。应当反思的是当下矛盾的增长模式，转而建立一种适度消费、适度设计、适度发展的新“增长逻辑”。要淡化对强度、速度、频次的崇拜，平衡对硬件建筑和基本设施的投资，将社会资源转移到真正具有公共性的艺术、家庭、文化、社区、人伦的项目上，使城市居民可以更有尊严地生活。

三

当今，“加速城市化”已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和战略举措并获得广泛共识。城市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城市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城市的危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城市的危机，而是整个社会的危机。在世界范围内，近年来，拉美地区的“过度城市化”已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¹⁵⁾在未来的城市建设中如何克服这些“城市病”和危机呢？

城市规划的理想目标首先是社会和谐，还有经济富裕、宜居健康、绿色环境、文化协调、城乡协同、信息畅通、交通便捷、休闲舒适、服务到家、安全防灾、市容宜人等。城市规划要更多地依靠民主和法治，城市规划要让更多的人群来参与，如果缺少这种公众参与，而把这种决策转化为一个人或少数人的决策，这种偏差就会越来越大。要妥善处理好国土规划和城市规划、土地规划之间的关系，还要关注环境规划、生态规划、专业性规划。

笔者以为，多样性是城市空间保持活力的源泉。这种多样性既存在于显性的物质结构如街区风格、单体建筑之中，又根植于无形的社会资本如生活习俗、包容能力之中。城市空间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应该充分尊重和满足城市人群的多样性需求，营造丰富、生动、个性的城市空间。

同样，我们要大力保护民族文化和民族建筑，保护标志性优秀建筑和文化街区，创造传统建筑在当代意义的复活、创新和延续。保护市民权益与城市改造如何协调；我们的城市能否减低一些速度，发展得好一些，多一些优雅，长沙正在推行的特别巡护制度，不失为一种值得推广的保护优秀建筑和城市的制度建设。

城市是有生命的，老建筑就是城市的记忆。我们应该提倡“城市有机更新”的理念，古城和老街并不完全是怀旧的“花瓶”，也是可以在经济发展、改善百姓生活的诉求中体现其“金饭碗”效应的。梁思成有句名言，对待建筑，“要让它延年益寿，不要返老还童”。

原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苏智良（1956—　），男，浙江嵊州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现代人物研究委员会主任等。出版专著《慰安妇研究》《中国毒品史》《上海城区史》等。

【注释】

(1)学者一般认为，当代我国的城市化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城市化的起步时期，时间为1949年至1957年；第二个阶段是波动发展时期，时间为1958年到1978年；第三个阶段是城市化稳定快速发展时期，时间为1979年到1999年；第四个阶段是城市化加快发展时期，时间自2000年至今。见周宏、李新:《中国的城市化及其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2)1988年，中国城市人口总量为2.081亿人，城市化水平仅为18.92%；到2009年，中国城镇人口总数已达6.22亿人，城镇化水平已达到46.6%。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结果，201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49.68%。

(3)英国广播公司网站2011年4月13日报道《世界发展最快十城市中国占九》，转引自2011年4月15日《参考消息》。

(4)《中国是拉美发展的样板》，委内瑞拉2011年6月14日《国民报》，转引自2011年6月16日《参考消息》。

(5)高春花、孙希磊:《城市空间正义的伦理反思》，2011年4月26日《光明日报》。

(6)转引自刘玉海:《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城市——不能由行政领导决定一切》，《21世纪经济报道》2011年7月23日。

(7)《北京市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2011年5月5日，http://zhengwu.beijing.gov.cn/tjxx/tjgb/t1165242.htm。

(8)刘玉海:《“反对者”周干峙:中国城市规划沦落之路》，《21世纪经济报道》2011年7月23日。

(9)2010年4月6日《中国日报》。一说我国建筑的平均寿命更短，只有23.21年，见《潘连生副省长在全省勘察设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陕西建设网http://www.shanxijs.gov.cn/web/main/ShowDetail.aspx？type＝3511＆fid＝9c16482c－bddb－4714－8522－9e5713540c83。

(10)《上海13层楼房整体倒覆》，2009年6月28日《解放日报》。

(11)《专家:全国性盲目拆迁使许多建筑“英年早逝”》，2010年4月7日《广州日报》。

(12)新华社:《郑州拆迁安置房成“豆腐渣”遭拆除》，http://news.163.com/photoview/00AN0001/16591.html。

(13)参见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08:《迎接中国十亿城市大军》，http://www.mckinsey.com/mgi。

(14)《183个城市欲建“国际大都市”，规划成圈钱工具？》，《瞭望》2007年第4期。

(15)由于城市人口的爆炸式发展，使得拉美地区的城市出现了城市基础设施落后、就业困难、贫富差别拉大、住房不足、贫困阶层人数增加、中等收入阶层生活质量下降等社会问题，阻碍社会的发展。参见郑秉文:《拉美城市化的教训与中国城市化的问题——“过度城市化”与“浅度城市化”的比较》，《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