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大都市文化战略规划论

国际大都市文化战略规划论_都市文化

国际大都市文化战略规划论

鲍宗豪

长期以来，在都市文化规划研究中，重都市文化设施的布局和建设，轻都市文化发展战略规划研究，以至我国都市文化建设中的“标志性”建筑、“百城一面”、欧陆风情、“政绩工程”等短期行为一直难以避免。笔者在2008年《社会科学》第6期发表的《国际大都市核心价值论》一文中，提出了“文化是国际大都市的素质和灵魂，是国际大都市的核心价值”的论断。但是，作为国际大都市的文化，既是一种历史传承、历史积淀，同时，又是一代又一代都市人科学规划与建设都市文化的过程。因此，如何规划都市文化的发展？如何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科技与人文相结合的坐标上，形成国际大都市文化发展的战略？这对建设文化大都市、国际文化大都市，乃至形成国际大都市的核心价值至关重要。

一、世界文化视野下的都市文化战略规划

国际大都市作为信息化、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城市，其21世纪初10—20年文化发展规划的研究，必须以对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的认知为背景，并在融入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过程中，研究与确立国际大都市文化战略规划。

1.全球化与世界文化发展的多元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跨国资本的全球流动，形成一股势不可当的全球化的趋势（“反全球化”只是全球化的另一面）；全球化时代，人类的实践随着信息化、网络化的拓展，以跨时空的交往、跨时空的实践，突破了原有时空的限制，实现了文化传播、文化交流、文化交往等实践方式的全球化。

全球化不是单个人、单个地区、单个民族、单个国家的行动，而是全球无数个人、无数个单位、无数个民族、无数种制度在全球经济与社会交流和交往实践中的互动，这种互动的多元性、多维性、多层性，决定了文化的多元性。世界文化的多元性从本质上折射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价值观、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全球化与世界文化的多元化，促进了人类文化的新繁荣。如20世纪20—30年代以来，开中西文化风气之先的上海就形成了不同地域、不同观念的文化互相交融、共同兴盛的繁荣局面；在商业氛围及五花八门观念的交互作用下，出现了“海上画派”、“海派京剧”，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海派文化”。上海的“海派文化”可以说是20世纪20—30年代世界经济全球渗透和交往而在上海结出的“文化”之果。目前正在进行的2010年世博会的筹备，正在把上海和长三角15个城市密切联系起来，将成为历史上首次长三角与世界文化全面、直接的交流、交融和碰撞时期。但是，上海市民在直接面对世界多元文化时，如何张扬上海文化的特色与个性？如何让世界人民直接领略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文化的风采和魅力？这是建设国际大都市首先面对的形势。

2.国际文化产业竞争的高技术化

经济全球化已经对大都市的文化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日常生活和文化生活层面，全球化进程使我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日益国际化，直接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在都市人家里，可能有美国的电脑、日本电视机、德国电话、意大利冰箱、韩国的空调、芬兰的手机；喝可乐、吃肯德基、品咖啡，成为城市新的饮食习惯；看美国大片、听外国流行歌曲、欣赏交响音乐会和芭蕾舞或职业篮球赛……这一切为我们营造了一个国际化的文化空间。但你是否想过，都市市民生活和习惯国际化的背后是什么？实际上是以高技术为特征的文化产业、文化产品对都市生活方式的影响。

高技术对文化产业的渗透和影响，表现为利润高、竞争力强的新的文化产业形态的形成，主要有:（1）网络服务业（IT），20世纪最后10年以神话般的速度席卷全球，2000年前后遭遇过“垃圾股”名声的折磨，产生过“泡沫”效应，但到了2003年，它们已度过艰难，有的已进入优质股的行列；（2）IC服务，主要有内容搜索、网上娱乐和网络游戏等，作为本质上的内容服务产业，IC为王的时代已经进入都市人生活；（3）依托电信业与互联网，以低价位、高服务迅速崛起的手机短信息文化服务业——“拇指文化”产业，每逢节假日、特殊纪念日便“井喷”，成为业界创利的宠儿；（4）电子娱乐游戏业虽依托网络服务发展起来，但实际上已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产业门类。现在网络在线游戏，各种游戏软件产品，加上数量庞大、花样繁多的电子游艺机，共同构成当今世界发达繁荣的电子娱乐游戏业。“高技术”含量的背后是“高文化”，“高文化”的实质是知识经济时代高智商、高品位、高消费的需求在文化上的反映，进而刺激“高技术”的开发以满足“高文化”的需求。

3.世界文化的生态化

世界文化的生态化集中体现在以下两大层面:一是都市规划与人居环境的生态化趋势。人居环境科学的概念最早由希腊学者道萨严迪斯（Doxiadis）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提出；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寂静的春天》和《设计结合自然》书籍的问世，美国民众开始关注人类聚居环境的质量，兴起了人类聚居环境规划和设计的浪潮。⁽¹⁾

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人口猛增，资源锐减，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住房需求暴涨，环境生态恶化，各种城市问题愈演愈烈。在这种全球大背景下，人们开始对城市人居环境建设进行思考，城市人居环境也随之成为世界各国相关学科关注的热点。1976年、1996年联合国第一次、第二次人类住区会议的召开，对城市人居环境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特别是第二次人类住区会议，又称城市高峰会议，加深了人们对城市和城市化的认识，界定了城市人居环境的概念。城市人居现代化、生态化、宜人化、家园化发展，城市与乡村由分离、隔绝再次走向融合，城市最终又回归到与自然的协调统一，即天人合一的最佳境界。

二是文化遗产作为重要的文化资源、自然遗产加以保护，这是从人文层面体现的世界文化的生态化。19世纪的美国，就提出了“国家公园”的概念来保护自然遗产，后来又拓展到历史遗迹与名胜领域。近年来，日本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不仅深感现代化建设对人类产生许多负面影响，同时有众多的文物古迹及其周边环境受到来自现代化建设的威胁。于是提出了建设“遗址公园”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模式。“遗址公园”模式的出现，虽然有来自公众对旅游业发展的要求，但更深的社会背景则是社会对古代环境的向往和对本民族历史的关心。通过遗址公园来复原古代人类生存环境的典型范例，既满足人们“回归自然”的愿望，又提醒人们关心和爱护人类未来的生存空间。

4.世界文化的人本化

文化，本是人的活动的对象化。世界文化发展的“人本化”，虽不同于18世纪欧洲为了反对宗教神学强调人的价值与地位的“人本主义”，但在本质上也是面对现代化进程中“人”的价值的种种缺失而倡导的回归自然、回归人自身（满足人的需求）的“人本化”。世界文化的“人本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西方后现代主义建筑文化的理念，如对历史的重视，并实用性地采用诸如建筑构造、建筑符号、建筑比例、建筑材料等历史建筑的因素，以增加城市建筑的文脉性，注重人、建筑和自然的关系，凸显城市建筑与空间的人性与情感。因为城市作为“人类属性的产物”，其最根本的内涵是城市要符合人性化的生存与发展；城市空间既是人的生存与活动、交往空间，又是人与人之间进行情感交流的空间；城市建筑与环境不仅体现了设计者的理念与情感，而且倾注了生活于这一城市市民对它的倾诉、留恋与记忆，这是人对城市的文化情结。

二是当今的一些世界文化大都市，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关注自己的人文品位、人文魅力。如纽约、巴黎、法兰克福等，都是人文城市，有着巨大的文化流通量。伦敦有称誉于世的创立于1168年的牛津大学和创立于1209年的剑桥大学，有世界著名的博物馆、图书馆30多座。大英博物馆保存过世界一流的艺术和文学珍品。伦敦还是世界上最大的书报出版中心之一，每天全国性报纸的印量在1500万份，仅5家最大的出版公司每年就出版4万多种书籍。纽约也是世界有名的文化中心城市，仅影剧院、音乐厅、歌剧院就有400多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纷至沓来，各种文化流派交融聚汇，文化影响波及全球。可以说伦敦是文学大都市，又是戏剧大都市；巴黎是服饰大都市，又是文学艺术大都市；维也纳是一座音乐都市，又是一座历史文化城市。它们也都是国际人文大都市。

5.地域文化的世界化

这里的地域文化主要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地域文化正突破其国界或民族的局限，走向世界。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包括法国、德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反对“扩张型”的文化民族主义——如美国的“文化霸权主义”或“文化殖民主义”，通过“文化保护”和“文化复兴”来保护本国、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发展本民族的文化，以最大可能地推进本民族文化的世界化；另一方面，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全球的视角、在多样的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吸纳不同文化所形成的多元共融的文化，实现地域文化的世界化。

6.大众文化的当代化

在英国及西方各国大多数文化研究者一般都把“大众文化”当作“流行文化”的同义词。在流行文化的意义上说，西方的大众文化不仅已经完全市场化，而且也进一步全球化，成为整个资本主义市场的主要商品，成为市场的主要运作机制，甚至成为市场生命力的主要来源。不仅如此，西方的大众文化还远远超出经济生活和经济活动的领域，同时具有普遍而广泛的意义。

当代经济的全球化趋势，更使大众文化成为无所不在的政治经济文化力量。它在社会生活中不仅已经成为最普遍的事物，而且也成为社会中最重要的因素和力量:当代大众文化已经成为社会区分化和阶层化的重要杠杆；成为社会权力分配和再分配的强大象征性力量和指标；也是推动社会改革和社会现代化的因素；不仅如此，大众文化与当代商业和媒体系统的高度结合，又使大众文化同时具有文化、商业和意识形态并重的三重性质；在当代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全球化过程中，大众文化又成为最活跃的力量和酵母，通过媒体和各种大众传播的中介渗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改造和更新各国社会的基本结构以及人们的基本心态和生活方式；大众文化的日常生活化使它不仅成为社会大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成为他们协调个人与社会整体相互关系的基本中介，使它同时成为社会大众实现个人社会化和社会整合的重要环节；大众文化不仅是社会大众和上层“精英”分子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且也是他们的精神面貌、生活喜好、内心欲望和整个心态的表现。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政府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都关心、重视并亲自参加各种重要的流行时装表演活动。以当代大众文化的重要生产基地法国为例，国家领导人，包括总统和总理以及各相关部长在内，从80年代起都亲自参加著名的流行时装表演活动及其仪式。1985年，法国政府工业部长克勒松夫人（Edith Cresson，1934—　）在文化部长贾克朗（Jack Lang，1939—　）和密特朗总统夫人的陪同下，正式主持成立“法国时装研究院”（Institut Franais de la Mode）。接着，1987年，法国政府又正式命名里昂第二大学为“法国时装大学”（L’Universite de la Mode）。除了法国以外，几乎所有的西方主要工业国家的政治领袖，不论在其正式的政治活动中还是在其他的活动中，都很重视进行“文化修饰”或“文化秀”，尽可能地采用流行文化的形式和方式把自己“包装”起来。

因此，国际大都市在制定文化发展战略规划的过程中，如何对待流行文化？如何面对大众文化的当代化？如何在引领大众文化当代化过程中，弘扬都市的文化精神、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这是规划都市文化、规划都市未来文化发展遇到的又一新的文化背景。

二、国际大都市文化战略规划的理念

国际大都市文化战略规划的理念，既是对以往成功的国际大都市文化战略规划的一种提炼，又是对当下及未来世界文化发展趋势和特点的认知和判断；既是形成国际大都市文化战略目标、功能定位的思想指导，又是实施国际大都市文化战略选择、战略实施的依据。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战略理念既是历史的，又是当下的与未来的；文化战略理念立意的高度、广度和深度，将广泛、深刻地影响一个国际大都市的地位、声誉和形象。因此，在国际大都市文化战略规划研究中，必须充分重视形成科学合理的文化战略理念。

1.文化“规划”的理解

“文化”和“规划”被放在一起似乎很别扭。文化这种无形的东西怎么规划？但其实如果我们反思一下就会发现，规划对无形世界的作用影响还是相当大的，只是在当初我们根本没有那样的意识也没有那样的意图。已往由于城市缺乏文化战略规划，单一的功能分区不仅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还使我们的城市失去了个性、多样性和归属感。因此在规划过程中始终保持敏锐的“文化嗅觉”是相当重要的。然而，过去的城市规划设计还只仅仅留意了小部分人群的需求，如创意产业的精英阶层和文化旅游中游客的文化消费需求和文化环境要求。如此的城市设计不可能永久推陈出新而必然走向殊途同归。只有从生活居住在城市里的最鲜活的居民当中才可能找到不断创新的源泉，产生丰富的多样性，才可能形成别的城市模仿不了的个性和真正的宜居性。

同时，文化战略规划对“规划”的进一步要求是:不仅是一个将文化发展与城市经济、社会、环境发展统筹考虑的战略过程，同时它还是一套实施性很强的行动纲领。因此，整个规划过程，从规划伊始至政策实施，都需要所有相关利益主体（政府部门、机构组织、公众代表等）的广泛参与与合作，通过沟通协商达成一致的目标共识，通过协同合作保证文化战略规划的共同推进。

2.世界上都市文化规划的理念

从欧洲城市发展规划理论和实践来看，欧洲之所以拥有独特的城市风格、辉煌的建筑艺术，就源自它们对城市文化整体规划的重视。欧洲的经验是:规划质量第一（即千年大计，规划第一），设计质量第二，建筑质量第三。规划首先是理念的规划，科学的理念（对城市本质、特色、演变规律和未来的洞察、理想追求）是规划城市过去、现在与未来，感受城市活力，展示城市魅力的基础。

世界上城市文化发展规划始于20世纪初，由于世界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家经济进一步向大城市的聚集，伦敦、纽约、巴黎作为世界文化都市的地位已经在国际社会确立。但是，真正的世界都市文化发展规划还是从20世纪中叶，尤其是60年代之后，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各大城市对于文化促进经济的作用有了新的理解，才先后开展了文化发展的规划工作。

目前，世界上的都市文化发展规划理念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文化结构主义”。它通过对文化发展结构的各种圈层，如文化核心圈、文化次核心圈、文化外圈、文化边缘圈等理念，对文化资源进行“结构性和功能性”的配置（聚合和分解）。主要代表城市是伦敦的文化规划，以后这种规划理念向世界扩散，成为城市文化规划的一种主要的设计理念。丹麦、美国、德国先后将这种理念转化为文化发展的实践。

城市文化结构主义的规划理念按照一定的科学逻辑，保证了文化发展“具有经济学意义”的严密性，但也表现出单调、乏味的特点，人们把其归于“文化的夸大和冷漠”，影响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第二种，“文化保护主义和文化世界主义”。它通过文化发展战略来“保护旧城区文化、重建新城区文化、保护生态环境”，将“文化与自然”看成一个东西，看成民族认同的主要象征。主要代表城市是巴黎，目前这种理念得到了越来越多城市的认同，尤其是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美国“文化霸权主义”侵袭日益强化的背景下，保护民族文化特色与参与世界文化竞争成为世界上许多大城市文化规划的立足点。

第三种，“藏富于民、藏文于民”。它不主张文化的外显与张扬，而主张文化藏于民间，认为文化规划的基础应该是以“本地居民都能享有文化成果”为最大目的，文化繁荣的生命力就在于民间文化保持持续活力。因此这种城市文化规划又被称为“建构故乡的城市”，通过各种措施来拯救临近灭绝的人种、族群、生活环境、习俗、游乐节目等，是文化规划的重中之重。这方面的代表城市是以阿姆斯特丹为代表的北欧、南美的一些城市。

第四种，“文化生态主义”。它强调“文化人”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意义和价值，在城市竞争和城市生活风险不断增加的条件下，通过文化体制“内与外”的生态循环来实现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文化人”是对城市社会发展成果的直接体现。只有“以人为本”，建立“人与外界相和谐”的文化城市，满足“人情、人味、人气、自然”的多样性需求特点，才是一个城市立足于世界城市之林的根祉之所在。东京、大阪将文化圈、经济圈进行“多极分散化处理”，创造人类自由交流、多样化的需求空间。

此外，历史文化城市的保护也是国际文化大都市理念规划的一项重要内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此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发展纲要，规定了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四点原则:（1）原真性，即整旧如故，以存其真；（2）整体性，即保护古建筑的整体环境；（3）可读性，即能够让后人读出它的历史；（4）可持续性，不仅让今天的市民和游人了解，还要让明天、后天的人们了解，历史文化城市的保护将“守旧”看成一种创新，主张将文化发展与经济利益取向分开，认为以经济发展为目的，利用新技术新材料对城市大规模地改造和建设，对古城无异于是一种“摧残”，让众多具有传统文化的城市“失去了记忆”，这是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时必须要注意的问题。

3.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的规划理念

借鉴国际上“国际文化大都市”规划的理念，我国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规划理念的实质是:大都市文化发展的目标定位以及大都市对中国和世界的贡献，即一个国际文化大都市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价值到底是什么？一个国际文化大都市能够留给世界最深的影响和记忆是什么？

我们认为，21世纪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规划的基本理念是:要以“能引领时代潮流、反映中国特色、地方特点、符合其在国际经济社会文化定位、满足市民文化增长需求的理念”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科技领先、生态设计、法制保障”的文化理念，凸显大都市市民“上善若水、海纳百川”的文化精神理念。具体体现为以下三个理念:

（1）全球化视野下建设文化大都市的目标理念。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世界文化多元化，多元文化世界化成为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趋势。都市文化在“世界文化多元化、多元文化世界化”中的发展目标定位和角色是什么呢？为了形成科学合理的国际大都市规划理念，这里以上海文化规划目标理念为例。上海文化发展的目标定位是什么？我们认为:上海在全球化视野下建设“世界文化大都市”的目标理念，而不提国际文化大都市或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提“世界文化大都市”的理由在于:一是按照国际上对于“城市文化身份”的一般界定。“文化中心”是一个比较“中国”式的提法，国际上根本没有“文化中心”之说，“文化之都”的提法更为普遍。如伦敦强调“文化多样性的世界都市”（World City）、香港的文化目标和身份定位就是“国际文化大都会”或者“亚洲国际都会”，而不是文化中心的概念。“文化之都”的含义是文化的都城、文化的都市，避免了“文化中心”的刺耳和张扬，有利于参与国际文化的各种文化事务。维也纳是“世界音乐之都”，但不被称为“世界音乐中心”；巴黎是“世界时装之都”，但不被称为“世界时装中心”；同样，意大利的米兰时装也被称为“世界时装之都”，如果巴黎和米兰都成为“世界时装中心”，必然制造出不必要的城市竞争之间的矛盾；二是上海建设“世界文化大都市”可以避免与北京文化定位的冲撞，不是在国内，而是将比较的视角放在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舞台上。既然上海是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那么与国际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跨国文化的因素”必然增多。每年境外来上海的游客已经达到250万人次，文化资金流、信息流、人才流、产品流已在上海充分涌动，正在营造起“世界文化大都市”的浓浓氛围。因此，从经济竞争、吸引国际资本和社会发展的任何一个角度来看，“世界文化大都市”这个提法是很贴切的；三是世界文化大都市≠国际文化中心。从世界城市（全球城市）的角度来看，世界文化大都市要有世界广告中心、世界艺术中心、世界出版中心、世界戏剧中心、世界时装中心、世界美食中心等支撑，而国际文化中心的含义则比较狭窄；四是提“世界文化大都市”而不是“国际文化大都市”在语词上更合乎从“国家”到“世界”的文化发展逻辑。“世界”最初的含义来源于佛教，含有世界大同、和平和巨大的空间包容的意思，更合乎东方文化，更能够被广大的东方世界所接受，老百姓的接受程度会比“国际文化大都市”强烈。而“国际”这个词是一个现代概念，一开始只是一个探索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专有词汇，只是随着全球化国家关系的发展而成为民间词汇。相比较而言，“国际”这个词汇比较书面化，而“世界”更契合民间社会和传统文化。

（2）建设文化大都市的特色理念。文化大都市既有其历史文脉的延续，又有其地域特色。因此，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必须要有特色理念。如上海开埠以来，就一直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但上海从来没有简单的“西化”，而是融汇中西文化，形成独特的“海派文化”。在全球化的视野下，上海面对第二次西方文化的大规模传播，应以“文化自觉”的精神，融汇中西文化，实现“海派文化”的现代转型，即以“现代海派文化”来凸显上海“世界文化大都市”的丰富内涵，使上海文化既具有国际化的时代性，又内涵了上海自身的独特历史感。

（3）建设文化大都市的时代理念。建设文化大都市要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体现世界文化发展的时代潮流。具体包括:国际文化大都市规划的人本理念，国际文化大都市规划的生态理念，国际文化大都市规划的科技理念，国际文化大都市规划的法制理念，等等。国际上，文化立法已经成为文化发展战略规划的一个重要制度保障。因此，一定要将建设文化大都市的规划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将文化发展规划法制化纳入立法的议程。

三、国际大都市文化战略规划的路径选择

当前，在我国183个要建设国际大都市（或国际都市）的城市中，顺应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潮流，都在不同程度、不同方面把数字技术、数字文化、数字艺术纳入其文化战略规划。若以建设国际数字文化都市的理念与目标定位为例，那么，其战略路径的选择要研究以下几个问题。

1.路径选择的基本原则

（1）开放性原则:规划国际都市数字文化的路径，不追求系统和结构的封闭，而是将规划的视角转向国际数字技术、数字文化、数字艺术发展和未来文化发展的大空间、大格局，既注重都市文化的自身特色，又前瞻性地把握国际数字文化、数字艺术发展的规律，保障文化发展规划的发展空间。

（2）超前性原则:规划国际都市数字文化要有前瞻性，具体应做到:文化设施的布局要超越传统的观念和布局模式；文化产业的发展要超越地域、区域和时间的局限，具有世界性，体现民间和社会水平；使都市的文化设施、文化产业、文化市场在较长时间内都体现它“领先一步”的时代特色。

（3）阶段性原则:规划国际都市数字文化应有阶段性，在不同的时间段确定不同的文化规划目标和评价指标标准。

（4）多样性原则:规划国际都市数字文化在“以人为本”理念的指导下，根据文化多样化的发展需求，制订能满足文化多样性的政策和法规。

（5）务实性原则:规划国际都市数字文化从规划制订到实施都要坚持“求真务实”的原则，既兼顾都市当前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的现状、都市文化发展的能力，又能提出建设国际都市数字文化的战略与举措。

2.路径选择的目标与功能依据

一个城市若以国际数字文化都市为特色，那么其都市文化发展战略的目标一般均应明确:使都市市民不出国门就能领略、享受国际数字文化、数字艺术，使都市成为让世人向往、留恋的融汇中西文化特色、融汇现代艺术与技术的数字文化艺术大都市，数字文化艺术既是该都市的，又是中国的、世界的。

根据上述战略目标，进而确定都市以“国际数字文化”为特色的都市文化发展所应具有的功能，并提出相应的具体路径。若以建设“国际数字文化艺术”为特色的大都市，其功能定位应具备以下五大特性:

——世界性、特色性:都市以“国际数字文化艺术”为特色的文化发展，要具有世界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双重特色，以世界文化的包容性来发展中国、都市自身的特色文化，以特色文化促进中国与世界文化的相互融合。

——科学性、人文性:都市以“国际数字文化艺术”为特色的文化发展，要具有尊崇科学与人文相互融合的现代文化艺术内涵，构建世界科学文化信息发布的前沿阵地，并善于通过人文精神的灌注来解决数字化、信息化等科技发展带来的各种人文和社会问题。

——引领性、时尚性:都市以“国际数字文化艺术”为特色的文化发展，要引领风气之先，在全国塑造引领时尚文化的前沿阵地，凸显都市文化始终与世界先进技术、先进文化同步的功能。

——辐射性、聚合性:都市以“国际数字文化艺术”为特色的文化发展，要具有强烈的文化辐射和聚合功能，使都市成为当今中国数字文化艺术生产、“数字文化”、“数字艺术”传播的中心，形成世界创意产业、休闲娱乐产业以及现代文化艺术人才、文化艺术产品必须经历该“都市舞台”，才能验证自身知名度的文化聚合和文化传播效应。

——综合性、多样性:都市以“国际数字文化艺术”为特色的文化发展，要具有“上善若水、海纳百川”的文化功能，能够涵盖和容纳世界所有的数字文化、数字艺术形式和文化内容，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塑造文化艺术生态多元共生的文化机制。

3.“四大”战略路径选择

根据都市以“国际数字文化艺术”为特色的文化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功能定位，都市战略路径要突出以下四个方面:

——“跨越式”发展战略路径:要在未来3—5年内初步展示“国际数字文化艺术”都市的风貌，就不能按常规发展，而是要通过“跨越”传统的发展路径来实现，要有新的突破，包括对文化企业进行并购和控股、文化大市场培育、文化资本运作、文化产业高地构建、一流文化艺术人才聚集等。

——“引进式”发展战略路径:当前必须抓住21世纪初全球和都市发展数字文化产业的大好时机，积极引进一批在国际上有实力、有影响的文化企业集团，在全球化文化市场经济的境遇中，引进全球范围内的文化资源。如多媒体影视制作、卡通、多媒体音乐、多媒体美术，以及数字雕塑、数字录像、网络艺术等设计、制作、出版、发行、经营企业，形成数字文化、数字艺术产品的研发、制作、发行、销售相接的良性发展数字文化艺术产业链和生态链。

——“差异化”发展战略路径:一方面以都市自身的特色文化为基础，另一方面要善于包容和引进各种具有差异性的数字文化、数字艺术形态，积极筹措举办艺术节，不断提升其在国际上的文化知名度，形成具有世界多元文化、数字艺术特色的数字文化艺术创作、交易、展演、展览、高雅休闲娱乐等为一体的数字文化艺术板块。

——“集聚式”发展战略路径:“集聚式”文化发展战略路径的实质是要使都市成为吸引跨国集团、著名文化企业、海内外各种文化人才、各种影视、戏剧、精品集聚都市，使都市成为全国数字文化、数字艺术服务业的集聚高地，从而对地区、对全国乃至世界数字文化、数字艺术的发展产生强有力的辐射效应。

四、国际大都市文化发展的战略管理

研究、制定和实施国际大都市文化发展战略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其间需要对战略规划进行修改、充实和完善。因此，对国际大都市的文化发展必须重视其战略管理，形成国际大都市文化战略管理新模式。当前，战略管理新模式要突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1.从文化行政管理到文化公共治理

长期以来，文化领域一直是实行以行政管理为主导的、与计划经济体制相对应的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这种文化管理体制不仅难以适应新时代的新发展，而且越来越暴露出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例如，文化实体所有制单一化、文化机构行政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僵化，等等。与之相比，当代公共治理的内涵却要丰富得多，而对公共治理这一新理念的借鉴，将有助于国际都市文化战略的实施，是战略管理的创新。

（1）“文化公共治理”的宗旨

从公共治理产生和存在的宗旨来看，政府的基本职责就在于运用公共资源，凭借公共权力来提供公共物品、管理公共事务、增进公共利益。就像对待公共事务一样，政府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限制人们的文化追求而管理文化事务，相反是为了促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文化共享而有效地管理文化，否则对文化的管理活动就失去了根本意义；政府行为的这种“公共性”和“服务性”应该充分体现出来。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在文化艺术领域实现由行政管理向公共治理的转变，不仅是政府职责的根本所在，也是一种制度优势的体现，尤其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公共性”和“服务性”应该体现得更充分更全面。

因此，我们认为，要保障都市文化战略规划的研制与实施，在文化管理体制上，最根本的就是要实行政府职能及其管理体制、管理方式的转变，以建立起既符合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文化战略管理体制要求，又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高效的政府文化战略管理体制。如对虚实结合的国际数字文化都市的运营管理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多元治理的过程。从政府行政管理向公共治理的体制转型，是市场经济发展对政府文化管理模式所提出的改革与创新要求。因此，从“行政管理”到“公共治理”，意味着整个社会管理机制的一种创新。

（2）从文化的“行政管理”向“公共治理”转变的要求

在2008—2020年间，对都市文化战略管理要以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需求为导向，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加快实现政府文化行政管理职能的转变。在战略规划的实施过程，有两个方面特别重要和紧迫:

一是要从“办文化”的传统管理模式向“管文化”方向转变，从以管理直属单位为主向管理全社会文化转变。我们可以以行业管理为主，通过各种经济的、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调控市场，管理和引导文化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对公益性文化领域，特别是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要由各级政府主导，积极鼓励社会捐助，参与建设。

二是政府行为要从“审批文化”的传统向“服务文化”方向转变。传统的“审批文化”在文化事务管理中行政管理成分较多，其突出表现为:一靠红头文件，二靠政策手段，三靠垄断性保护。这不仅限制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多元化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约束了已有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政府应该把文化战略管理的重心放在对建设国际都市的社会管理和市场监管上，管导向、管原则、管规划、管布局、管市场、管秩序；管住方向，管活机制，管好质量，管出效益，以真正形成一个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国际数字文化公共文化管理体制。对经营性文化领域，要大胆放手，打破垄断，为形成多元化的投融资格局做好服务工作。因此，将政府管理寓于服务之中，服务又寓于管理之中，不仅能够大大提高政府对文化事务的行政管理能力和效率，而且将极大地促进政府公共服务水平和国际化都市综合竞争力的提高。

2.从文化资源条块分割到文化资源网格整合

21世纪以来，我国宣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基本建立，说明市场在经济领域的资源配置中已发挥了基础性作用，但是在文化领域内传统的条块分割的资源配置方式尚未发生根本性变革。这是构建国际大都市文化战略管理新模式的突出障碍。党的十六大指出:“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党的十七大又进一步强调了扶持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就为文化领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繁荣发展指明了方向，肯定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发展要靠国家和社会、民间两条腿走路，也肯定了部分文化产品、项目、活动、甚至领域可以通过产业方式进行运营管理，从而为文化资源配置方式的调整提供了理论支撑。因此，国际大都市文化战略管理新模式必须切实解决文化资源的条块分割问题。

（1）文化资源网格整合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和条块分割的影响，都市投入文化领域的资源，尚未能完全转变为城区发展的竞争优势。在文化资源上画地为牢、紧闭“大门”的现象也依然存在，其中由于受政府部门分割、条块分割文化资源的影响，部门各自为政，管理分散，行政效率不高的情况也不同程度存在。同时，文化产业的各个行业的这种分属于不同主管部门的现象，一方面导致了文化产业链条的割断，另一方面导致文化市场呈“围棋”分布状态。这不仅不利于文化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和文化大市场的形成，而且也对十分有限的文化资源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因此，必须打破文化资源条块分割的局面，实现文化资源的网格整合，不仅是进一步加强都市文化设施建设，提升国际都市文化产业竞争力的客观要求，而且将为实现国际都市文化发展战略提供崭新的实践空间。

从理论上来分析，“网格”概念的核心在于“资源”的使用，其实质就是要打破传统的强加在资源配置上的种种限制，为文化经济提供一种前所未有的“高级服务”。如从国际数字文化艺术都市的运营管理看，所谓打破对文化资源的限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

一是资源的网格化，即将数字文化艺术的资源从特定的地理位置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得该资源可以通过网格输送到任何角落，达到网格资源完全与地理位置无关的目的。

二是网格资源的协调，即对数字文化艺术的任何网格资源，在一定的规则和管理下，都可以实现相互协作，破除不同资源之间在广泛共享与协作方面的障碍。

三是网格资源的整合，即打破原来加在资源能力和资源类型方面的限制。因此，网格系统提供的数字文化艺术资源是可以进行任意整合的资源。

（2）在文化战略管理实践中实现对文化资源的网格整合

要在文化战略管理实践中真正做到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资源的网格整合，首先就要对文化领域的不同行业和单位进行科学分类，区别对待。其总体上分作两类，一类是以“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为重点改革方向的公益性文化事业；一类是以“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为重点改革方向的文化产业。按照两类性质进行区分，今后将不仅在投入、运营方面有区别，而且在管理方面也会有不同的管理模式和相关政策。采取科学分类、区别对待，将有助于改变文化领域公益事业涵盖面过宽、公共服务福利性过强的状况，为推进文化艺术产业的发展留出足够的运行空间。

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需要一流的文化设施、一流的文化演出、一流的文化艺术人才、一流的文化环境，更需要形成国际文化大都市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理念、战略目标、战略选择和战略管理，才能真正保障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地位，才能永葆国际文化大都市的世界形象。

原载《中国名城》2008年第1期

鲍宗豪（1949—　），男，浙江奉化人。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上海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上海市社会学会副会长、上海市领导科学学会副会长等。出版专著《论无知》《权利论》《全球化与当代社会》等。

【注释】

(1)刘滨:《人类聚居环境学引论》，《城市规划汇刊》199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