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建筑文化研究与创造的历史任务

论中国建筑文化研究与创造的历史任务

吴良镛

一、新时期的建筑文化危机

1.欣欣向荣的建筑市场中地域文化的失落

当前，中国经济快速稳步发展，建筑设计、城市设计的“市场”欣欣向荣，非常热闹。大小竞赛不断，并且似乎非国际招标不足以显示其“规格”，影响所及，国际上一些建筑事务所纷纷来中国的主要城市争一席之地，进行一场“混战”（说它是混战，因为出题往往未经过深入的可行性研究，发标、评委选定每每组织得匆匆忙忙）。由于目前中国建筑师新生力量在茁壮成长，设计机构在重组，在大型竞赛的诱惑下只能被动地参战，这不免令人联想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外国建筑事务所在上海等地的租界“抢滩”，以及中国建筑工作者奋力立足的情况，尽管经过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大发展，过去与今天已不能同日而语，但毋庸讳言，目前中国建筑师正面临着新一轮的力量不平衡甚至不公平的竞争。

繁荣的建筑市场中的设计竞赛，表面上看，是技术与经济的竞争，实际上也是一种地域文化的竞争。一般说来，技术与经济竞争的目标和要求较为明显，“指标”具体，而建筑文化的竞争、设计艺术匠心的酝酿则较难捉摸，但非常重要。目前，一般商品市场的竞争战略观念已经从产品竞争转变到智能竞争，要求掌握“核心专长”，即要拥有别人所没有的优势智能。有人说21世纪竞争将取决于“文化力”的较量，“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¹⁾建筑也概莫能外，中国建筑师理应熟悉本土文化，能够赢得这方面的竞争，但事实上未必如此，兹举首都博物馆的例子说明。应该说首都博物馆设计不是一般的建筑设计，它本身是文化建筑，又建在中国文化中心、首位历史文化名城中的主要大街上，建筑构思理应追求更多一些文化内涵和地方文化特色，事实很令人失望，从参赛的一些方案包括中标的方案中，我们并不能得到这种印象。这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在国家大剧院设计竞赛中，由于操办者的偏颇以及中国某些同行们的哄抬，那位建筑师扬言“对待传统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逼到危险的境地”，今天试看到处“欧陆风”建筑的兴起，到处不顾条件地企图靠外国建筑师来本地创名牌，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我们永远要认真地虔诚地向确实学有专长的一切外国专家学习，并欢迎他们参与中国建设，但上述一些现象却反映了我们对中国建筑文化缺乏应有的自信。

2.城市“大建设”高潮中对传统文化的“大破坏”

目前，中国城市化已经进入加速阶段，在大建设的高潮中，建设性破坏”时有发生，不禁为之黯然神伤。例如，浙江绍兴原是一个规模并不大、河网纵横、保存得也相当完整的历史文化名城，与苏州分庭抗礼，分别是越文化与吴文化的代表，对绍兴不难进行整体保护，甚至有条件申请人类文化遗产，可是决策者却偏偏按捺不住“寂寞”去赶时髦，在名城中心开花，大拆大改，建大高楼、大广场、大草地，并安放两组体量庞大的建筑，不久前笔者旧地重游，叹惜不已。这种遭遇何止一地？在“三面荷花一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济南大明湖，现在因为湖边高楼四起，在湖中只能看到残山剩水，已失去昔日烟波浩渺的诗情画意。

上述之点绝非孤立现象，尽管情况错综复杂，其共同点则可以归结为对传统建筑文化价值的近乎无知与糟蹋，以及对西方建筑文化的盲目崇拜，而实质上是“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²⁾，是所谓全球化与地域文化激烈碰撞的反映。

3.全球化对地域文化的撞击

全球化是一个尚在争议的话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交通传媒的进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从积极的意义来说，可以促进文化交流，给地域文化发展以新的内容、新的启示、新的机遇；地域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沟通，也可以对世界文化发展有所贡献⁽³⁾，连美国塞缪尔·亨廷顿也说:“在未来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⁴⁾。但是，事实上，全球化的发展与所在地的文化和经济日益脱节，面临席卷而来的“强势”文化，处于“弱势”的地域文化如果缺乏内在的活力，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和自强意识，没有自觉的保护与发展，就会显得被动，有可能丧失自我的创造力与竞争力，淹没在世界“文化趋同”的大潮中。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当然不能算是弱势文化⁽⁵⁾，但是由于近百年来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缓慢，科学技术落后，建筑科学发展长期停滞不前甚至处于没落之中。然而，就在这种困难条件下，20世纪二三十年代涌现出近代建筑的先驱者，以积极的精神努力不懈地介绍西方现代建筑，整理中国遗产，创建名作，功不可没；20世纪50年代后，国内发生大变革，要求有不同的探索，当然热情中夹杂着偏激、盲从和简单化；改革开放后，现代形形色色的流派铺天盖地而来，建筑市场上光怪陆离，使得一些尚不成熟的中国建筑师难免眼花缭乱，与此同时，由于对本土文化又往往缺乏深厚的功力，甚至存在不正确的偏见，因此尽管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面对全球强势文化，我们一时仍然显得“头重脚轻”，无所适从，因此在新的建设中，特别是有人文内涵的建筑中，特别需要有民族的文化精神。

失去建筑的一些基本准则，漠视中国文化，无视历史文脉的继承和发展，放弃对中国历史文化内涵的探索，显然是一种误解与迷茫。成功的建筑师从来就不是拘泥于国际式的现代建筑的樊篱，美国建筑师事务所设计的上海金贸大厦就是一个证明。我并不认为中国建筑师无此才能，而是失之于方向的不明确。

二、“城市黄金时代”与城市振兴的机遇

1.一本书的启示

城市文明与文化一直为学者们所倡导。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评论家、历史、人文、社会、建筑等多领域的学者芒福德（L.Mumford）鉴于资本主义社会城市的兴起与当时的社会现象，曾撰写《城市文化》（The Culture of Cities）⁽⁶⁾一书，后意犹未尽，又进一步发展为《历史中的城市》（Cities in History）⁽⁷⁾，受到国际、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在20世纪末，英国城市学家霍尔（P.Hall）在写《明日之城市》（Cities of Tomorrow）⁽⁸⁾之后，又撰写《城市文明》（Cities in Civilization）⁽⁹⁾，进一步选择西方2500年文明史中的21个城市，细评其发展源流、文化与城市建设特点，指出城市在市政创新中具有四个方面的独特表现:（1）城市发展与文化艺术的创造，（2）技术的进步，（3）文化与技术的结合，（4）针对现实存在的问题寻找答案。他指出，在城市发展史中有十分难得的“城市黄金时代”现象，这特别的窗口同时照亮了世界内外，如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14世纪的佛罗伦萨，16世纪的伦敦，18—19世纪的维也纳，以及19世纪末的巴黎等，清晰可见。为什么它形成在特定的城市，并在特定的时期内，突然地显现其创造力？为什么这种精神之花在历史的长河中短暂即逝，一般在十几年、二十年左右，匆匆而来又悄然逝去？为什么少数城市能有不止一个黄金时代？为什么又难以捕捉并创造这智慧的火花？在此我们无法对这本巨著所涉及的城市作摘要叙述，对书中的观点未必全然同意，且作者声明，这本书并不试图说明一切，对5000年的中华文化等尚未涉及，这就从另一角度促使我们思考自己的文化史、城市史，中国黄金的城市时代是什么？对唐长安、洛阳、北宋汴梁、南宋杭州、元大都以至明清北京等一般的情况，学者们大体有所了解，我们可以从中再发现什么？我们不一定像霍尔那样得出同样的结论，但是这些城市确有盛极一时的辉煌及其发展规律，从中我们能发掘或阐明什么？

2.中国的城市黄金时代已经到来

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城市无论沿海还是内地都处在大规模的建设高潮之中，可以说已经进入城市的黄金时代；并且，依笔者所见，如果乐观一点说，中国可以有若干城市同时塑造它们的黄金时代。在此情形下，成功或遗憾的关键就看我们如何在国家总的建设纲领的指导下，审时度势，及时地根据当地条件，针对自己的特有问题，利用技术进步，创造性地加以解决。每个城市如果真正地深入地研究自己的历史文化，总结其历史经验，捕捉当前发展的有利条件，创造性地制定发展战略，不失时机地集中地调动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包括文化优势），等等，城市发展必将大有可为。最近苏州召开“吴文化与现代化论坛”研讨会就颇有创意，首次向社会招标，征集研究课题，把研讨会当作过程来办，促成了营造社会氛围和抓好研究成果的互动；笔者大致浏览该论坛的文集⁽¹⁰⁾，觉得它给我们的启发还不仅在对吴文化本身的历史发展（从吴越文化到六朝及以后的江南文化等），为何蔚为大观，还在于通过对吴文化价值的新认识，将吴文化研究的主题从历史推向了现代。鸦片战争后，上海开辟租界，“海派文化”的兴起，至少使我国江南文化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反过来又影响江南文化的发展，至今上海及长江三角洲的发展仍然具有巨大的活力。不久前，上海召开“中华学人与21世纪上海发展国际研讨会”，美国百人会常务理事、百人会文化协会主席杨雪兰女士指出，“文化是上海发展的原动力”，“上海具有丰富和多彩的文化历史，并且已经开辟了特定的文化基础的通道，上海目前需要的是一个全面的、战略性的计划去推动和促进其充满活力和独创的文化，从而来显示上海在中国和世界的独特位置。”⁽¹¹⁾

在《城市文明》一书中，霍尔批判了斯宾格勒（Spengler）所说的“西方文化的衰落”（也包括对芒福德的批判），在斯宾格勒预言的80年后，芒福德预言的60年后，霍尔以本人的著述为证持有异议，世界大城市都一直保持着持续的创造力与持续的再创造，而整个过程似无尽头，无论西方文化或西方城市都无衰微的迹象。中心的问题是，为什么城市生命能自我更新，更确切的要问，点燃城市之火的创造的火花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可以思考霍氏所提的问题，但更要反躬自问，难道中国建筑文化传统真的成为“弱势文化”？被人掷于“危险的边缘”？就如此一蹶不振？面对中国如此蓬勃的建设形势，除了吸取西方所长外，就如此碌碌无所作为？我们不能不反躬自省。

在此，我想再次重申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在全球化进程中，学习吸取先进的科学技术，创造全球优秀文化的同时，对本土文化更要有一种文化自觉的意识，文化自尊的态度，文化自强的精神。”⁽¹²⁾

三、开拓性地、创造性地研究中国建筑文化遗产

综上所述，我们迫切需要加强对中国建筑文化遗产的研究并向全国学人及全社会广为介绍，这是时代的任务。中国史家对建筑文化的研究不遗余力，20世纪40年代，梁思成先生首著《中国建筑史》；20世纪60年代，经刘敦桢、梁思成、刘秀峰⁽¹³⁾等人的倡导，曾组织当时全国的建筑研究力量，编纂《中国建筑史》，八易其稿；20世纪80年代，十年动乱刚结束即着手编纂《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华夏意匠》也问世；嗣后，《中国大百科全书》之“建筑·园林·城市规划”分卷中，中国建筑部分以其严谨的内容，光彩照人；近年来，一系列大型中国建筑图书编辑出版，亦为盛事。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中国建筑史》的编纂是第一代、第二代建筑史家结合的盛举，“文革”后的《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是第二代的成果，那么近几年来除了第二代的建筑史家力作相继问世外，一系列中国建筑新图书出版，如《中国民族建筑》《中国建筑艺术史》以及《古建筑园林技术》杂志等，青年史家脱颖而出。应该说中国古建筑研究经过三代人之努力已经蔚为大观，功绩卓著，形势喜人。

但是，从现实要求看，已有的工作还远不能适应时代需要。一般讨论建筑文化，每每就建筑论建筑，从形式、技法等论建筑，或仅整理、记录历史，应该说这方面的努力有成功、成熟与开拓之作，这是一个方面。今天，建筑与城市面临新的发展形势，我们宜乎以更为宽阔的视野，看待建筑与城市文化问题。过去，笔者不揣浅陋，对建筑与城市文化方面曾作了一些评论，如对城市文化⁽¹⁴⁾、地域文化⁽¹⁵⁾、地区建筑学⁽¹⁶⁾的提倡，在建筑创作中提高文化内涵等理论的阐述，此处不再重复了，现针对经济与城市化大发展，以及欣欣向荣的建筑市场，对建筑与城市文化发展作一些新探索。

（1）着眼于地域文化，深化对中国建筑与城市文化的研究。

文化是有地域性的，中国城市生长于特定的地域中，或者说处于不同的地域文化的哺育之中。愈来愈多的考古发掘成果证明，历史久远的中华文化实际上是多种聚落的镶嵌，如就全中华而言，亦可称亚文化的镶嵌（mosaic of subculture），如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三星堆文化、巴渝文化等，发掘连绵不断，喜讯源源而来。地域文化是人们生活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下，世代耕耘经营、创造、演变的结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哺育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共同组合出色彩斑斓的中国文化空间的万花筒式图景。

如果说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在通史、断代史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开创性的工作，相应地，在地域文化研究方面则相对不足，甚至有经缺纬（地域文化不是没有人做，但分散而不平衡）。多年来，本人提倡地区建筑学，其理论与实践不能没有地域文化研究的根基，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2003年去西藏就深感对地域文化的再发现，西藏幅员之广阔，文化之深厚，民俗之纯朴，实给笔者以极大的教育，很惭愧年迈八十方初窥宝库，相见恨晚，但更坚定笔者对地域文化研究之责任与信心。

前人云“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地域文化有待我们发掘、学习、光大，当然这里指的地域建筑文化内涵较为广泛，从建筑到城市，从人工建筑文化到山水文化，从文态到生态的综合内容。例如，中国的山水文化有了不起的蕴藏，中国的名山文化基于不同哲理的审美精神，并与传统的诗画中的意境美相结合，别有天地，在我们对西方园林、地景领域中有所领略之后，再对中国园林山水下一番工夫，当更能领略天地之大美。

另外必须说明的是，地域文化本身是一潭活水，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有学者谓全球文化为“杂合”文化（Hybridization）⁽¹⁷⁾，地域文化本身也具有“杂合”性质，不能简单理解为纯之又纯，随着时代的发展，地域文化也要发展变化；另一方面，随着本土文化的积淀，它又在新形式的创造与构成中发挥一定的影响。这些都属于较为专门的问题，此处不多申述。

（2）从史实研究上升到理论研究。

中国建筑文化研究向来重史实，这是前贤留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传统，但理论建树必须要跟上。⁽¹⁸⁾对建筑文化遗产研究要发掘其“义理”，即对今天仍然不失光彩的一些基本原则，如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环境伦理思想，“惜物”等有益的节约资源的观念。从经典建筑群中，我们可以总结建筑规划茁长的艺术规律，例如举世闻名的布达拉宫，顺治初年的三座殿堂，后来又经过不同时代断断续续的添建，从中可以领悟建筑群递增的规律（growth development）与自组织现象。

在理论研究中，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是对中国近代建筑文化的研究。中国近代本身就是中与西、新与旧、成功与失败、革新与保守交融的时期，从历史经典的作品，建筑师本人的身上，也可以找出时代发展的轨迹。以前文已述及的“海派文化”为例（建筑部分），这里充满传统与革新、碰撞与融合、理论的困惑与矛盾，又有中西合璧“石库门”建筑的实践，其探索对今天仍不无启发。因此，可以说抛却近代历史，建筑与城市理论研究也就不完整。

就理论研究来说，我们有必要加强“西学”与“中学”根基。笔者已多次介绍过王国维先生的名言:“中西之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究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¹⁹⁾当前中国建筑师在国际竞赛中处于弱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西学”与“中学”根基都不够宽厚。相比之下，“中学”的根基尤为薄弱。就素质来讲，我们的学生是非常优秀的，笔者倒不愁他们对当前国际建筑成就吸收的能力，当然需要有正确的观点和方向，辨别精华糟粕，但同时更希望善为引导他们在“中学”上要打好基础，在科学上要有整体性理解，在艺术修养上要达到高境界，在思想感情上要对吾土吾民有发自内心的挚爱。最近笔者成行西藏，动力就来自对祖国“宝藏”补课的愿望，它激发笔者对祖国文化宝藏进一步学习和发掘的信心，因此笔者也联想到中国建筑文化的“文艺复兴”，笔者无意低估西方建筑师在中国的可能贡献（例如在近代上海就曾经出现过“万国博览会”，直到今天，各地都有其杰出的业绩与真知灼见的建言，功不可没。），但中流砥柱，有理由更寄期望于我们的学人，打好根基才能与时俱进。当然，加强“西学”与“中学”根基，并不是要求每个人都能像前贤那样融会贯通，但我们在治学的态度和方法论上，也应该向这个方向努力，把历史和现实中纷繁的、似乎“孤立”的现象连缀为线索，渐成系统，并作东西方比较研究，这是提高文化修养，激发对新事物的敏感，促进创作意匠的关键之点。

（3）追溯原型，探讨范式。

为了较为自觉地把研究推向更高的境界，要注意追溯原型，探讨范式。建筑历史文化研究一般常总结过去，找出原型（prototype），并理出发展源流，例如中国各地民居的基本类型、中国各种类型建筑的发展源流、聚居形式的发展以及城市演变，等等。找出原型及发展变化就易于理出其发展规律，但作为建筑与规划研究不仅要追溯过去，还要面向未来，特别要从纷繁的当代社会现象中尝试予以理论诠释并预测未来，因为我们研究世界的目的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对建筑文化探讨的基本任务亦在于此。历史和现实留存了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如当前全球文化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并未弄清楚，作为研究工作者，总要有一种看法与见解，当然随着形势的发展可以不断修正、充实、完善，也有可能否定。如果继续深入研究，就不仅是一种看法，甚至可以提高到尝试对某种范式（paradigm）的建构，可以促使我们较为自觉地把理论与实践推向更高的境界。这是我们观察事物的着眼点、立足点，这样可以促使我们开阔视野，激发思考，我们的历史研究就必然逐渐从专史到史论，从单纯的历史、文化研究到关注现实，关注未来，并以多学科的视野寻找焦点、生长点，探索“可能的未来”。其实，有创见、有贡献的中西方学者多是这样一步步走来的，现实也要求、迫使我们非如此不可，时代在前进，我们要随时代改进我们的学习。

（4）以审美求新的意识来发掘遗产，创造性地运用于实践。

科学和艺术在建筑上应是统一的，21世纪建筑需要科学的拓展，也需要寄托于艺术的创造，艺术的追求是无止境的，高低之分、文野之分、功力之深浅等有比较就有鉴别。特别要指出的是，我们当然不能把传统文化僵化成固定的形式而依样画葫芦，照搬照抄，“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王羲之），如果我们在研究中能结合建筑与城市设计创作实践，以审美的意识来发掘其有用的题材，借题发挥，立异标新，当能另辟蹊径，用以丰富其文化内涵。

例如，我们在山东曲阜孔子研究院的设计创作。这样建设在特殊地点（孔子家乡）的特殊功能的建筑物（以研究和发挥儒学文化为内容），它必须是一座现代建筑屹立在这文化之乡，同时自当具备特有的文化内涵。果然在对孔子同时代——战国时代的建筑文化，及对中国书院建筑的发展沿革、形制进行一番探讨之后，从建筑构图、总体布局、室内外造型上，包括装饰纹样等都作了一定的探索，既选择其内在的“含义”（meaning），又予以现代形象表达，创造一种既带有传统书院的文化气息，又具有“欢乐的圣地感”（sacred space）的公共空间，因此整个设计能独树一帜。⁽²⁰⁾

像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除列入保护名册的历史名城与历史地段外，可以借题发挥大做文章的城市、地段几乎所在皆是，就看你如何去因借创造。有了丰富的历史、地理、文化知识，就好像顿生慧眼，山还是那个山，水还是那个水，但一旦你发掘出李、杜题韵，东坡记游，立即光彩照人，“落花流水皆文章”，涌出了无穷的想象力，沟通了时间的湍流，促使建筑师、规划师以生花之笔勾画出情理兼容的大块文章。

（5）推进并开展文物保护工作。

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在从事历史研究的同时，也重视文物保护工作（修缮、复原设计以至历史名城保护，抢救因城市发展行将被拆除的文物等），据理力争，做了大量工作，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思想理论体系。改革开放以后，文保工作的情况发生很大变化，建设规模变大，内容变多，时间紧急，保护规划工作一般跟不上，并且由于投资者各种方式幕前幕后的介入、法制的不完善，这项工作的复杂性与日俱增，破坏文物的行为此起彼伏，几乎日有所闻，文物保护工作异常艰苦，收效不一。当前的客观情况要求必须积极推进并开展文物保护工作，包括扩大保护工作的内容（从古建筑、园林到城市，从人工建筑到自然景观），研究符合实际的可供操作的保护措施（例如适当地再利用等）；争取更多的专业工作者合作；吸取社会各阶层热心人士参与，唤起全社会的认识与关注，以至争取决策者的秉公支持，力挽当前混乱局面。在所有这些工作中，出于专业职责和对历史与后人负责的考虑，文物学术界有识之士在发掘史实，参考国际成功经验与理论，密切与规划工作者结合，投身实际，提出切实措施等方面，更是当仁不让，义不容辞。

时代在前进，我们追求的目标必须不断随之向高处发展，难点在于这移动中的目标本身就需要不断寻觅，不能故步自封，原地踏步。文化要与时俱进的，积极关注中国建筑文化的提高必然要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中国建筑与文化研究的高潮必然到来，我们要及早地从多方面入手。中国建筑研究需要放眼世界，应当以东方的思想情操、美学境界启发新的创造，倡建中国学派，并汇入和而不同的世界建筑文化洪流中，未来不可限量，难于管窥，要有“大海波涛现代人”的胸怀去开拓进取，当然，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道路漫长，跬步千里，我们必须艰苦努力。

最后要说明的是，面对很多现实的问题，需要从多方面进行思考，文化方面的探讨只是尝试之一。文化的内容非常广泛，这里所说的文化主要是指科学技术与人文两方面的结合。本文希望能引起大家的讨论和研究。

原载《城市规划》2003年第1期

吴良镛，（1922—　）男，南京人。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出版专著《中国古代城市史纲》（英文版）《广义建筑学》《建筑学的未来:世纪之交的凝思》等。

【注释】

(1)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

(2)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

(3)赖纳·特茨拉夫:《全球化压力下的世界文化》，吴志诚、韦苏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4)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5)据美国百人会在1995年做过的一次调查，“美国人在不少方面对中国持有否定态度，但美国人对中国的文化却有强烈的肯定和崇敬的态度与浓厚的兴趣。”见:Shirley Young.Culture as an engine for Shanghai’s development（杨雪兰:《文化是上海发展的原动力》，中华学人与21世纪上海发展国际研讨会），中国上海，2002年7月25日。

(6)Mumford，L.The Culture of Cities.New York:Harcourt，Brace and Company，1938.

(7)芒福德:《城市发展史》，倪文彦、宋峻岭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

(8)Hall，P.Cities of Tomorrow.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 Ltd，1988.

(9)Hall，P.Cities in Civilization.New York:Fromm International，2001.

(10)周向群主编:《吴文化与现代化论坛:苏州现代化进程中的吴文化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11)杨雪兰:《文化是上海发展的原动力》，中华学人与21世纪上海发展国际研讨会，中国上海，2002年7月25日。

(12)吴良镛:《基本理念·地域文化·时代模式——对中国建筑发展道路的探索》，《建筑学报》2002年第2期。

(13)刘秀峰同志，共和国第一任建设部长，可以被看作建筑界行政官员学习专业的代表，对建筑学专业他有两件值得纪念的事，一是在20世纪50年代批判所谓“复古主义”后的1958年，他在上海组织了建筑理论座谈，探索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筑新风格；二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他组织了古建筑研究老中青的代表人物参加，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他也亲自筹划、组织并伏案编写，终能在文革前夕得以完成，实功不可没。

(14)1985年在城市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论城市文化”，中国重庆；文章修改稿见:吴良镛:《迎接新世纪的来临——吴良镛城市研究论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年版。

(15)吴良镛:《地方文化与全球文明:面向新的中国地区建筑学》，1997年9月现代乡土建筑国际会议大会主旨报告人之一，中国北京。

(16)吴良镛:《面向新的中国地区建筑学》，《华中建筑》1998年第3期；吴良镛:《江南建筑文化与地区建筑学，1995—1996》，见吴良镛:《迎接新世纪的来临——吴良镛城市研究论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年版；吴良镛:《建筑文化与地区建筑学》，《华中建筑》1997年第1期。

(17)皮特斯:《作为杂合的全球化》，见梁展编选:《全球化话语》，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18)吴良镛:《关于古建筑理论研究》，《建筑学报》1999年第4期。

(19)王国维:《观堂别集》，《国学丛刊·序》，中华书局2004年版。

(20)吴良镛:《曲阜孔子研究院设计的学术报告——在曲阜孔子研究院设计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建筑学报》2000年第7期。提出这个例子只是说明一种创造方法的探索，并非一切完美而无可推敲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