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记难为的消息终于被他探得

老记难为——《民国采访战》读后闲话

“民国热”中听说有一本题为My Years in China，1926—1941（《我的驻华岁月:1926—1941》）的书，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发生的大事“一网打尽”，值得一读。作者是美国《纽约时报》当年的驻华首席记者。网上评论说，学国际政治、中国/东亚历史或新闻专业的学生，可把此书作为教辅读物，即使业外人用来闲读，也是佳品。我属后者，于是翘足引领多时。可是待书递到，却已是中文译本，书题亦改作《民国采访战》。纵然译者杨植峰校友态度严谨，言必有据，存疑处一一注明，文笔又好，全书除个别植字小疵（如277页的“摸黑”应作“抹黑”、“警事厅”应作“警视厅”）外^[1]，晓畅可读，但译本毕竟不能毫发不爽地还原原文风姿。就以作者名字Hallett Abend为例，译文作“阿班”^[2]，哪位读者如不顾首尾，随手翻书批阅，见到“阿班事件”，很可能把“阿班”其人误作日籍或华籍。我问过英美人，均称此名鲜见，多为德裔，但读作/′eibend/大概无错。所以，如果译作“埃班德”，是不是见字即知其西人身份?原汁原味问题，再好的译家也难以处理得尽善尽美。我要说的是，读原文就不会发生此类可能的误解。

关于全书内容精要，封里和腰封都有引自译序的文字提示，此处不赘。从翻译求信的角度说，《民国采访战》这个书题偏离原文甚远；若从图书卖点考虑，则又是个借风使船的高招。一个“战”字活脱脱说明，“抢”新闻（即英文所称scooping是也），特别是为争取独家发表，那“你死我活”的程度，有时实不让战事。所以，除非靠官方预拟新闻稿吃饭，老记还真需要拿出点“战士”的劲儿来。别看阿班是富得流油的美国大报驻华首席，像煞一个“无冕之王”，住百老汇，打高尔夫，但南京国民党宣传部因为他写宋美龄犯上，追着要驱逐他出境，封杀邮路，新闻文稿非曲线发送不可；日本便衣宪兵中夜入侵，翻箱倒柜，复将他打个鼻青脸肿；激怒美国海军上将，招致侪辈嫉恨，同根相煎；刚刚在天津目击了日机狂轰南开大学，又为从华北尽快赶回上海报道“八·一三”淞沪抗战，一路在封闭的统舱挨烤加晕船，全身起泡蜕皮，回到上海又险在永安公司（应为先施公司，下同——笔者注）被炸死，从尸体堆里爬出，急忙去打破伤风针……当然，比之牺牲在今日战地或恐怖主义枪口下的记者来说，“战士”阿班还是够幸运的，但就置身冰泮，脚踏枳棘的处境而论，并无二致。老记难为呵！

阿班在华从业几近十五年，终至老成练达。孙悟空抓过一把风闻一闻会连呼“妖精”，阿班的新闻嗅觉与老孙那本事可有一比。最富戏剧性的是他对1936年“西安事变”新闻的捕捉和判读。12月12日晚8点30分，他给宋子文打电话，被告知外出；旋拨端纳酒店的号码，秘书回话也是外出；再拨宋美龄住处，得悉又是外出，而且三人都去了孔祥熙家。要说宋、孔开家庭会议，与澳人端纳何涉?对了，端纳先后当过张学良和蒋介石的顾问，而此时蒋正在张的辖区督促剿共。这阵“妖风”过处，被孙猴子抓了个正着，岂肯放过?接着，他便使出今日“狗仔队”死缠烂打的功夫，一遍遍给孔府去电话，探听虚实。经过半小时的折腾，蒋介石西安被执的消息终于被他探得，旋发纽约，美东时间早上9点正，这条独家新闻已以滚动灯文闪烁于时报广场^[3]。当然这一特例也说明，老记要抢占新闻制高点，人脉（特别是层峰）经营必不可少。以后，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从业经历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毛主席向尼克松示好，叱林彪“四个‘伟大’讨嫌”以及“纸老虎”论，不都是用外记之口对外发布的吗?

广结人缘是硬币的一面，另一面是老记要经得起诱惑，顶得住压力。上海“一二·八”事变后，为诱使阿班笔下留情，报导有利于日方，日本军官上门公开行贿，献上厚厚一叠钞票，外加日人喜用的“请多多关照”一类谀辞。偏偏阿班不吃这一套，不但拒纳，还把这事闹得个满城风雨，弄得行贿人最后只得登门道歉。新闻人的操守从中可见一斑。至于抗压，上文已经约略提到，其中南京方面驱逐不成，就由检禁大员信手“斧正”他的新闻稿件，要不，做点屑小动作，由电报局发电员故意拖拉刁难，兼带索贿；日本方面除派人“肢体修理”，信电威胁已成常态，还要买通仆人以伪造机密文件、鸦片、左轮手枪等偷运入室，栽赃陷害。到了最后，弄到阿班非雇用个人保镖不可的地步；再往后，只好一走了之。面对软硬两手，阿班始终执著于职业操守，非事实不报。如“八·一三”时，永安公司被中国空军误炸，国民党当局当然否认而归咎于日方，毕竟南京路上中国无辜百姓死伤逾千！他于是从采访泊于黄浦江的美国军舰观察哨入手，复去确证炸弹系意大利制造的750磅开花弹，由上海海关于某年某月某日进口，由此真相终于大白。阿班的职业操守还表现在，如有必要，绝对不透露消息来源。德、意、日轴心结盟这件大事，阿班是在三国签约前四天就发了消息的，新闻稿之详，不逊情报（毋庸讳言，驻外记者兼做一点情报副业几成国际惯例，派出和接受双方都心知肚明，我看阿班也不例外——当然，像当年苏联的理查德·佐尔格那样，主副业不分，搞得太过火，只好听由东京警视厅绞死了）:诸如德国赴日代表团的人数及成员履历、何日从西伯利亚乘坐火车进入“满洲国”、何日抵达东京、下榻于何间酒店，等等，唯独对消息来源始终讳莫如深。这使我想起旧中国《中央日报》某老记，居然在官报上揭露四大家族之一的舞弊劣迹。消息传开，朝野哗然。“有关部门”自然来逼问消息来源，直到蒋介石亲自出面。可那老记宁可自己罹祸，也不觳觫伏罪而交代消息来源，蹇谔之风可钦。

读阿班的这本书时，深感旧中国积弱之悲哀，今日崛起之不易。这儿说到的悲哀，那年参观旅顺日俄战争旧址时就非常强烈。试想，腾出一块宝地，让两家列强放手厮杀，清廷居然还大剌剌公开宣布“严守中立”！《民国采访战》中从济南惨案写到上海的“孤岛时期”，字里行间莫不森森然矗立着一个贫弱中国的阴影。内河里横七竖八泊着的外国军舰，有时炮击中国革命军队，有时互相炮击而殃及池鱼；围绕上海国际饭店的一场宴会，美日双方可以不顾中国行人安危，交手动武……这样的历史，国人确应日习不忘，自勉不堕。同样具有警示意义的是，从书中写到的宁汉分裂，东北易帜，中原大战，到两广事件，汪伪投降，不难看到国人中各派力量，如何不是撕破脸皮打内战，就是面和心不和，折腾不止，既易出汉奸，也丰产暴民。如何实现并珍惜和谐，尊崇自信、宽容和诚实，彻底摈弃专制和暴力，如何以民主和法制实实在在来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读者当然不能指望阿班在书里说明，可我读着读着，似乎读出这点意味来了。

阿班对新闻事业的执著，确实令人肃然起敬。据他自称，十五年中每次回国度假，鲜有不提前结束、赶回远东续职的。友人调侃说:听说你想去爱达荷抓鲑鱼，那些鱼等了你那么久，怕都长成庞然大物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人类自然是场浩劫，但是时局的每一变化不啻如“海妖之歌”响起，蛊惑着他奔往战场搜罗新闻。可能是我的偏见，也可能是因为时移世易，今日里的有些老记似也足够执著，一路追赶，把戴安娜送上黄泉路，或者因抢拍明星女儿照片被做爸爸的掐了脖子。但这种执著的终极结果又是什么?我是搞不懂。

《民国采访战》还有不少令我长见识的内容，譬如过去说到二战时的日本军队，强调最多的是官兵的残暴和武士道精神（因而战斗力较强），仿佛那就是一架高效运转的战争机器，较少揭露其内部的腐化朽败。阿班以实例发佞鏝伏，说明日本军方高层奸宄当道，与三菱、三井等大企业勾结，垄断走私、贩毒等勾当，从而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日军，以后在文学作品里也别老是描写面向东方切腹自杀那一套了。他对司徒雷登、林白、麦克阿瑟等人的负面描述都有实例作后盾，相当令人信服。唯有关于胡适博士作为上海公学校长被国民党当局判了死刑，是他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呼吁，性命始得保全这一节，是否属实，恕我存疑。阿班和他的欧美朋友们骂日本人的话相当难听，在我们黄种人耳里，明显带有侮辱性，即使在今日讲究“政治正确”的美国人听来，恐怕也难以接受。美国国内的历史修正主义派不是在诘问吗:为什么那两颗原子弹非要投到日本而不投到德国去呢?

（原载2008年8月3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注释】

[1]另外，“跑马场”沪上统称“跑马厅”。

[2]据《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6月第二次印刷），此记者中文名为亚朋德。

[3]Times Square（注意英语第一词为复数！）一般都译作“时代广场”，其实不确。因此地矗立《纽约时报》总部大厦而得名，故以译作“时报广场”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