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的触媒

回忆的触媒

饭后散步行过复旦校园外的商业街，见两男两女大学生模样的人频频回头看我，一番交头接耳之后径直走到我跟前要求签名。经问，果然是某系的学生，是刚吃完情人节大餐，正续奔下一个娱乐目标而去。尽管我始终不明白，我非超女，签名有啥意思，但还是不敢违命。涂抹既毕，我不禁回想起学生认识教师的另一种方式来。

那是“文革”期间第一届工农兵学生入校之初的事。为了勿使学生一见长胡子的就乱叫老师，各系都举行过一种我称之为“防疫式”的认师会，亦即把全系教师中的“革命对象”集中起来，并重点批判其中若干人，给学生打防疫针（而真正上岗的教师大多是“革命动力”，自另有相认方式）。外文系“防疫”在一教1237大教室举行，“问题人物”全在右前方6排呈方块坐定，叫到谁的名字，谁就要站起回身低头，认罪如仪。与此同时，学生自然也就记住了谁的嘴脸。我是当年6排中最年轻的一个，并未遭到批判或点名，似属陪绑性质。我的一位老师因为拒绝受辱，眼镜被打落在地。批判他的那位主旨发言人原是我同届学友，据说国民党时代是个“三青团”，到了共产党时代摇身一变，“左”得可爱，改革开放以后又跑到美国定居去也。

散步的时候好思考，回忆的触媒特别多，信步踱进书店，看到《洛丽塔》大膆法度的广告，便从师生相认想到了“文革”当年的又一个下午。那次是上面派下任务来，要外文教师到某书库去分捡抄家图书。照例，“革命动力”全部出动，留下包括区区在内的“革命对象”，或爬上爬下打扫卫生，或触及灵魂续写交代，或代人誊抄大字报。在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苛严管理之下，“对象”们楚河汉界，明哲保身，一般已没有自由交谈的习惯。于是，平日里革命气氛炽热的一幢二层办公小楼鸦雀无声，顿成“死屋”。在人际关系中实行这种南非曾经实行过的apartheid，实在是很有效的统治术，值得借鉴。

这时，散步途中某生发来手机短信，说是摔跤肿腿被抽去淤血若干，自觉虚弱不堪。我却不免又想到“文革”抽血的故事。那时献血动员都以抗美援越为由头，全是政治任务。我虽“白”（被责“白专”），再幼稚的左派也还知道，血总是红的，所以两年之内，为越南兄弟献过两次共500cc的血。那时抽血都由校车拉到南京西路某弄堂到底，进屋后手臂往黑色套筒里一伸，针头一扎进，里边一个唧筒式的装置随即开动。那装置一开，动静很大，使你觉得似非吸干你全身的血不可，于是一阵眩晕。待血抽毕，赏牛奶一杯，猪肝票一张（当时此物稀罕，凭票购买），政治任务就此完成。记得每次抽血，现已远在美国的郭兄和我总是榜上有名，因为两人同属“对象”。“动力”中参加献血的，包括“文革”火线入党的，包括工宣队员们，据我记忆，反而屈指可数。明乎此，当年下乡劳动，“对象”们在田头“做煞”，精明的“动力”们总是一头钻进伙房去做相对轻闲的火头军，也就没什么奇怪了——贱贵有别嘛。

（原载2006年2月28日《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