扑击，腾跃

扑击，腾跃

说起“文革”红卫兵，今人都与打、砸、抢联系，其实过来人记忆犹新:不全如此。红卫兵闹腾最厉害的时候应是运动初起，也就是1966年春夏交替之时。最高领袖刚给清华附中的小将写了信，并亲自在天安门城楼戴上“红卫兵”袖章，青少年于是给撩拨得头脑发热，有恃无恐，恣肆横行:抄家，烧书，铜扣皮带打人甚至杀人，要把北京及其四郊的“四类分子”赶尽杀绝。从他/她们喊出的响亮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不难想见首批红卫兵是些怎么样的贵胄之血。上海人干什么都不像北人那样淋漓血腥，开始也就是在南京路上剪剪行人尺寸过窄的裤管罢了，这才有北京打手结队南下“传经送宝”的后话。我所在的复旦大学，最早的红卫兵是“誓死”保卫党委的，对“反动学术权威”抄家，拳脚交加，横拖倒拽，好像也是奉命行事。苍波无极，由秋入冬，另一拨子红卫兵开始得势，自诩是悟得“文革”真经的“造反派”，反把前者叱之为“保皇派”，他们对于批判多属“死老虎”的老教授们兴趣不大，却非要把当权派拉下马不可。这一派后来果真成功地夺了权，可还没怎么来得及得意，“现在是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于是，造反派的“坏头头”一样被拽上台去批斗。反正，雨露雷霆，莫非天恩，拜领就是。

好一场玄黄翻覆，乾坤再造！这中间惨烈求死、破家灭族的故事还真不少。我写过亲族和师长中几位的自尽细节，自以为是迟到的悼惜，即使不能摧裂肝肠，至少也有惕厉作用。不料，有年轻朋友告我，悲剧离他们太远，他们不解我怎昏耄若此，为什么不写点别的，帮助他们在花样年华黾勉事业，享受生活。也有人干脆叫我好好去编词典，少叙往事。

不错，新愁耿耿，哪顾得旧恨茫茫。另外，我写到的都是不惑中壮之人，弱冠读来自有“间离效果”。那就来说说当年弱冠年纪的事儿，看看此类小叙事能否存入今日少壮的记忆。我不说遇罗克、张志新这些烈士的事迹，就讲讲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件真事:

时间:1967年寒冬某日清晨。

地点:复旦大学学生宿舍7号楼。

主人公:杨雷生，外文系三年级学生。

事件:坠楼自杀。

上文说过，随着“文革”深入，学生红卫兵队伍一再分化，终成门户林立。当时，正是尊奉最高指示“复课闹革命”的阶段，我每天要到外三学生宿舍去教英文《毛选》，渐渐与学生混熟了。杨雷生资质聪颖，反应敏捷，出身蓬蒿，是个“老造反”，在学生中似有相当威信。他喜好英文，问求甚切，课后缠我详解时，用废纸替我摺过小船，权充烟灰缸，终于把《别了，司徒雷登》一篇的英译文记了个滚瓜烂熟。当时教师地位不但微贱，而且岌岌可危，随时可以纤毫借口给打翻在地。杨雷生对我执礼仍恭，“老师”二字当时不让叫了，就亲切叫我“谷孙”，他的一帮哥儿们大多学样直呼我名，倒颇有些美国师生间以first name（名字免姓）互称的味道了。

我只管教英文，不知道此时学生内部争斗已经非常激烈，两派相互从对方营垒揪捕“反动学生”而着魔似地搜集对方的“防扩散”黑材料，诸如某日某人说过“领袖有啥了不起，衣领加袖子而已”、“有了红太阳，冬天不用穿棉袄了”，等等。这派性互斗的玄机在于先发制人，虽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同类的言论在所有的学生中间曾不胫而行，大家视若平常不过，可是一当派性互斗的序幕拉开，事情就发生变化，谁先占领制高点揭发，对方必定倒霉。杨雷生就是在这样的消耗互斗中，被戴上“反动学生”的帽子，受到隔离审查的。那天，我照常去上课，突见平素与杨相契的侨生彭某，剃了个溜光的头，脸呈陶土之色，表情如天坼地崩，耳语般告我:“杨雷生刚刚跳楼自杀了。”详询之下，始知这天一早，杨被人押着，到饭厅打回早饭，进入7号楼往隔离室走去的半途，杨突然一个转身，把手中一碗滚烫的稀饭，朝着后面押送的学生脸部，猛力扑击（一说只是往地下一扔，并无扑击），未等后者反应过来，已以冲刺速度直奔7号楼东首走廊窗户，一个腾跃，头部朝下，俯冲自尽。窗下是条丁字形的石板路，头部着地，冲力伴以加速度，“只听得像热水瓶爆裂般的啪一声”，果然立时毕命。待我赶去，尸体已被移走，一汪新血也已冲刷干净，只有溅散的血滴依然清晰可见。

接着，当然立即停课，全年级召开杨雷生的“身后”批判会。有人出示杨生前喜爱摩挲的小刀——暗藏凶器；有人追述如何跟踪杨去邯郸路邮局投信，又如何到市区杨家拦截邮递员投递，终于将“黑信”成功缴获——其实信的内容完全无害，只是对资助自己上大学的寡姐表示感谢，至多“解构”作一封绝命书而已，兼有一句“疑似”订立攻守同盟的话；有人曾与杨过从甚密，这时历数死者的反动言论，尤有说服力，发言义愤填膺又慷慨激昂，说得两片嘴唇都抽搐不止——我看是怕这把火延烧到自己身上……两军对阵，战必双亡。不是吗?过不多久，轮到把杨生逼上绝路的学生们挨整了，有的在毕业离校之后，还被揪回隔离，一拘就是一年有奇；有的在改革开放后考回母校读研或出国深造，未及庆幸，所谓“文革”犯事的材料，紧身追来，遁避无门。

杨生这个活泼泼的生灵就此陨灭，未在历史上留下一丁点儿的痕迹，连“洪炉点雪”也算不上。这些年来，在香港遇到上文提到的侨生彭君（已是书局老总），在汕头遇到曾与杨雷生并罪蒙难的关君（已是教授），甚至遇到杨生当年对立派中人（已是大款）时，每嗟杨君之余，我总要想起他给我摺的纸船，想起那扑击和腾跃，虽说丈夫各行其志，总要在心底责他过于刚烈鲁莽，又会自问:今日世上还有几人记得杨雷生同学?如此委弃身命，终极原因是什么?这样的悲剧还会在某个早晨重演吗?

（原载2008年11月13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