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星上天之夜
1970年4月24日,我正被拘于复旦大学学生宿舍7号楼内,名曰“抗大式学习班”,实为隔离。至于何日可以学成,那是绝对不告诉你的,以便充分利用那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而不决的威慑力量。
话说那天夜空突然传出天籁般的《东方红》簧琴音乐,接着播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的新闻。消息传来,校园顿成羹沸。学习班的几个“学员”这时候血也热了起来,心想此乃全民盛事,便也蠢蠢欲动,兴冲冲往外跑去,要跟革命群众同乐一番。不料脚还未迈出楼门,早有缇骑过来喝止:“哼,你们也配?!”
革命群众要游行庆祝,手头没有锣鼓,怎么办?缇骑这才想到我们几个:“勒令你们跑步到系办公室去取来!”这时不知是谁弄来一辆黄鱼车,于是由缇骑押解着,我们几个飞车去取回了系名大旗、各色彩旗和一套锣鼓家什。“咚咚呛,咚咚呛”,看着革命群众的队伍渐行渐远,我们几个被剥夺了欢庆权利的灰溜溜回到“囚室”,或学习《敦促杜聿明投降书》,或续写交代材料。鉴于革命群众游行归来需要漱洗,在缇骑监督下,著名学者林同济先生和我两人持10个水瓶,被派去打热水。见林老迈,我自告奋勇,一手各4,拎回8个水瓶。缇骑倒也并不干涉。
从供水站到宿舍楼总也有五六百米的距离。走在这像是噍类靡遗的空旷校园,我突然意识到那种“排异”政治的威力。我说的“排异”当然不是医学意义上的,而是那种“摈弃”、“疏离”、“隔绝”、“非我族类”、“心灵流放”、“革出教门”的意思。我想到了古希腊的陶片流放,想到了奥威尔的《1984》……想归想,脚步可不得放慢。游行队伍回来,我们还得驾上“三套车”归还锣鼓去呢。今天,有的年轻人争着要做“另类”。英文里的alternative rock、alternative medicine等也颇带一点创新的意思,可在我们那个年代,当个“政治另类”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回想起来,这种“排异政治”确实厉害,可能是针对“人是社会动物”(鲁滨孙还需要个“星期五”呢)这一特征设计制定的。把你逐出人群,孤悬在外,久而久之,你始而会怀疑自己的归属,继而觉得自己丧失了基本的人格和人性,终至绝望。近读《炎黄春秋》上袁剑平先生《“文革”前高考“不宜录取”政策回忆》一文,读者可以看到这种“排异政治”决非形成于朝夕之间,而是“古已有之”,到了“文革”只不过“于今为烈”罢了。才鉴足以辨物,思理方能研幽,要建设名副其实的和谐社会,不好好温习温习往事,从中汲取刻骨铭心的教训,行吗?
(原载2007年8月2日《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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