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翻覆”那一年

“天地翻覆”那一年

那年元旦，中国人从广播中听到伟人新作《词两首》。三十年有奇过去，诗里写了些什么，忘得差不多了，就记得最后两句:“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伟人平时豪奢放逸，说话似患语言征服症，时不时爱用上“屁”啊、“屎”啊等字眼训人，来取得惊世骇俗的修辞效果，以表示其卓尔不群、高高在上的独特地位。但是，如此不雅的龌龊话入诗，尽管也有谄人叫好，读书人，甚至普通老百姓，听来总觉得刺耳，是种“耳污染”。

话虽脏，至理存。那一年果然先有吉林陨石雨。随着一阵天崩地裂的巨响，一颗“老妖星”（说它是“老妖”，因据考证这颗行星已有46亿年开外的星龄，先于地球形成，早已成精）的碎片不偏不倚砸中中国大地。后来，又有400多年世界地震史上破坏性最为严重的唐山大地震。持续40秒钟的地动山摇，相当于400枚广岛原子弹在距地面16公里的地壳中猛烈爆炸，一座百万人口的城市顷刻间被夷为平地。我国官方在迟去多年后宣布的数字是，地震中有24万人死亡，16万人重伤，直接经济损失在100亿元以上。围绕那场地震，奇闻不少:什么震前家犬伤主，黄鼬哀号，老鼠发愣，蚂蚁搬家，金鱼尖叫，河鱼倒立等等。最匪夷所思的是，当局在震后对外宣布，不接受任何国际援助，中国人要一边批邓（小平），一边“地大震，人大干”。

果然“天地翻覆”了，伟人的科学预见一一实现。

中国人相信天人感应，“天地翻覆”之后，殃咎必至。这一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巨头相继逝世，毛死后不到一个月，“怀仁堂事变”发生，“四人帮”被拘。这接二连三的政治地震，又应了伟人的元旦谶言。本文要写的是瓦解冰泮、风飞电散的大叙事中，一个普通老百姓——我的小叙事。

先是那年1月8日周恩来的死。周一死，哭倒多少中国人，因为一部关于善恶、忠奸、贤鄙的账本早在老百姓心中藏掖着了。周是建党、开国元老和国计民生的大管家，从底层的远处看去，为人刚正、温仁、敦朴、清越，其高标逸韵在层峰无人可及。“文革”派折腾了整整十年，唯周忍辱负重，千穴百补。可是大权在握的一小撮人自上而下传达命令:周死，不准戴黑纱，不准外国人来吊（尽管联合国安理会那帮人吃饱了撑的，还为周起立默哀），不准遗体进人民大会堂供群众瞻仰。最后，弄出一份低调悼词，推出当时已被批得朝不保夕的邓小平去读，读完把遗体弄上一辆大客车直放八宝山。这才有首都人民“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悲壮场面；这也才有三个月后天安门广场的清明抗议怒潮。上海剧作家沙叶新写过一篇文章，题为《知心朋友》，说的便是周死后，因单位下令不许戴黑纱，他憋了一肚子的悲愤，在小吃店跟陌生人撞了一下，双方正准备大打出手，发泄一下，恰在这时双双看到对方臂缠黑纱，顿时干戈化玉帛，说起了知心话。那天笔者的感受也是如此。从学校回家途中，在河南中路北京东路换乘公共汽车时，恰见一支浩浩荡荡的工人游行队伍，大卡车上装的高音喇叭播放着哀乐，缓缓走过。我的眼睛湿润了，一边禁不住喃喃自语:“工人阶级到底是老大哥。看你们敢不敢镇压?”回到家里，借我妻巧手，制成一只精致的小花圈，叫小女陆霁第二天送到幼儿园去，也算是对当局的一个小小的挑战。

应当说，悼周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文革”暴政表示抗议的一种宣泄。那时，对这些年陆续问世的党内斗争内幕还不甚了了，对周印象一直较好，当然有时在新闻纪录片中，看到国宴场合，周要忙着先替江青拉出座椅之类的镜头，心里也会生出反感:“唯之与阿，相去几何?”但尚无人质疑周的政治策略和手腕的合理性。关于周的膀胱癌，这些年看到的官方资料显示，周病确诊之初并非不治，实有人为耽误之嫌。且拿巴金的《家》来打个比方:克明打头的那几个觉新的叔伯们若是得病，要不要治，怎么治，都得由高老太爷发话，始可行得。如此一人操纵子女生死大权，在巴老那封建家庭里尚未见描述，何况是人造卫星已经上天的现代共和国?近读美国达特茅斯大学医学院教授吉尔伯特·韦尔契（Gilbert Welch）2004年专著《应做癌症测试吗?》，发现美国专家提出了癌症早期确诊势必形成“拐点”（the tipping point），病人由此形成心理压力，从而加速病变过程的观点。当然，高老太爷时代不可能有如此超前的意识，让克明“既来之，则安之”，讳疾忌医，照样操持大家庭一应家务，确实有点过于残忍了。至于那年周死后的春节放鞭炮，是否有何深意，只有等知情人来解密了。

第二位撒手人寰的是朱德。那年7月，我在“五七”干校，传来噩耗。朱给人忠厚长者的印象，虽然也曾与伟人齐名，1949之后的头几年，肖像还常与伟人像比肩悬挂，其实早就是个养养兰花的象征性人物了。庐山批彭，朱话音未落，那厢伟人已撩起裤管，用手势隔袜搔痒讪他是言不及义了。“五七”干校收听朱德追悼会实况时，我就亲耳听得一名“工宣队”员在我后座嘀咕:“什么东西！?大军阀、饭桶、老不死一个！”这时，我想起南昌起义，想起井冈山时期《朱总司令的一根扁担》，想起史沫特莱的报告文学作品《伟大的道路》，忍不住回头朝那嘀咕传来的方向盯了一眼。堂堂一位老革命受此侮辱，若地下有知，岂能不裂眦嚼齿，狠狠报复一下此等婢作夫人的丑类?果不其然，未及盈月，唐山地震的余波传到“五七”干校所在的海岛崇明，就是前面嘀咕的那个“工宣队”员传达灾害预报，说是崇明有可能发生海啸，要“五七”战士夜晚移床到户外睡觉；另外，每人发排球一只，说是海啸来时可作救生圈之用（“臭老九”们嘴上不说，心里无人不笑）。传达既毕，那“工宣队”员借口开会，直奔码头，到大上海避难去也。

如今轮到大伟人本人了。中国的事情有时像要依靠个人之间的生死竞赛来决定——谁死在谁的前面或后面，是颇有些深远讲究的。周、朱相继去世，政敌更是扫除在前，伟人这才放心瞑目。那是个双“九”的日子。中国人视“九”为数字之极，双“九”应主大吉。那日下午接到通知，4:00开会收听重要广播。一听中央台播音员那如丧考妣的调门，大家都已预知广播报丧，不免纳闷吉日何来凶讯。这时，有人已经带头啜泣起来，有人觉得啜泣还不足以表示哀恸和忠诚，干脆悲声大放。哭不出来的大多数人，则肃立着低头默哀。在这样的场合，“哭，还是不哭，这是个问题”。我看那领哭的两位教师，一位在“文革”清队时曾被长期关押；另一位倒一直是申请入党的积极分子，只是不知什么原因，始终未被党所接纳（改革开放后移民美国开珠宝店去了）。两人的哭是出于由衷的悲伤，还是因为觉着一种解脱和委屈兼而有之的复杂情感?反正两人哭个不停，大家也只好长时间陪站在他们身后作悲痛状。肃立拖到何时结束以及如何结束的，今天已记不起来，所能记得的只是一个顽固萦绕在脑际不去的英文短语“long overdue”。之后几天，学校设了灵堂，我们每天都要列队到那儿去转一圈。队伍蜿蜒，肃穆无声，我蓦地看见一位同事不知何故剃了个溜光的头，想扮孝子，还是隔夜河东狮吼给绞去了头发?想笑又不敢笑。

此后不足一月的某日，我们正在学校开会批邓，忽接家人电话，说是有位从前的学生，一个高干子弟，从京城打来长途电话，报告“四人帮”被一举擒获的消息。小道消息口口相传，连工宣队员们都来套话，欲闻其详。待到文件正式下达，举国欢腾。每次游行，虽要从江湾步行到人民广场远程来回，我从不缺席，还要拖上朋友同事。哪个嫌累不去，还会遭我数落:“‘四人帮’当道时要你游行，你敢不去?”如此激扬可用的民气，苍天有眼，中国告别过去，拥抱未来，应该是大有希望的。

这就是“试看天地翻覆”的一年——公元1976年。

200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