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及其他

提升及其他

1978年，“文革”后第一次提升职称，那时我38岁，正在校外编写《英汉大词典》。从校内传来消息说，我跳过讲师，被破格提升为副教授。正在真假莫辨时，又有消息传来，说是同批提升副高的人中，一位大二那年教过我的老师，时年54岁，去党委兴师问罪，说不能与自己学生为伍，要求或是把我拿下，或将他“扶正”。提升的事，远在借淮海路上海社科院一隅编写词典的人都未闻其详。破格提我，说实在的，大出意料。将我拉下，顺理成章。我记得当时就是这样向上面表态的。后来听说主张提我当副教授的主要根据，一是《新英汉词典》主要设计者和定稿人之一的资历，而这部编成于“文革”的词典，并未随着“四人帮”倒台而被扫进历史的垃圾箱，且在国内和东南亚卖得不错；二是我所在的外文系以外的单位，有资深人士竭力举荐，说我在“文革”中为“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自然辩证法小组”等机构翻译了数以百万计的文字，有的印成大字本呈上（“上”达何人披阅，至今不知），有的与尼克松访华这样的国家大事有关。那时翻译无名无利，译出数量又巨大若此，想来知情人可能觉得给这个译者一点报偿也不为过吧。这些提携我的资深知情人中，是不是可能有新闻系的郑北渭先生和经研所的余开祥先生，我并没去打听，更不会像今人那样送礼“拜码头”，反正本单位以外的呼声，似乎是决定我最后破格提升的主要权重。以今天的标准衡量，一部词典、一批翻译，全不入流；另外用笔名写过一篇题为《从动荡的美英资本主义社会看当代英语》的文章，虽有万字的长度，全是罗列语言事实，堆砌资料而已，不要说“卑之无甚高论”，实在全然无论，这副教授提得确实不称。破格提升后，人模狗样地被邀往江西大学、杭州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处“讲学”，肚子里本来就这么点货色，当然还是以提倡实用为主，最多涉及一点Otto Jespersen与Geoffrey Leech来华之后开始“恶补”的交际语法之比较而已。那些小儿科的东西，在语言学家杨惠中教授和老友任绍曾兄等面前显摆，不啻是不自量力，班门弄斧。

时光荏苒，副教授混到了1980年元月。这时，教育部不知哪个管事的突然福至心灵，下达了一个什么鸟通知，说是全国45岁以下的英语教师都要参加一次“托福”考试。我才40，自然逃不过。可是当时连“托福”是个啥东西，多数人都还稀里糊涂。记得是年沪上年轻的英文副教授，就华东师大的万培德和区区两个，老万好像年龄过线，可以豁免，那么我就是这次非参加不可的“托福”考生中唯一一名副教授了。考得不好，岂非颜面丢尽?兼之轮到考试那天，适逢我二姐刚刚去世，阴雨不止，天人共哭，正是“肠一日而九回”之际。硬硬头皮考“托福”的结果，据说是得了647分，与四年级学生张国强并列外文系的第一（听力考得不如张生，惭愧）。Whew！但是，若又以今日标准衡量，一个“托福”破成绩算什么，更何况离开满分还有距离（当年满分几何，今日已忘）。以实用能力为依据提升英国语言文学副教授，自然失之偏颇。话说回来，一味注重谈虚言玄，根本不管当事人英文的实用能力，听、说、读、写、译尚未过关，急奔学术的某扇偏狭小门而去，不死即僵，怕也教不好学生。

1985年，我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做富布赖特学者时，消息传来说，我已提升为正教授。围绕此番提升，有没有是非龃龉，一概不知。倒是后来1993年提博士生导师时，我知道外文系学术委员会是没有通过的。我师程雨民先生当时是这个学术委员会的主任。据说是他把我落选的情况提到了校学术委员会，请求复议。以老校长谢希德为首的不少专家学者以复旦仅有《中国历史地图集》和《英汉大词典》两项得国家社科一等奖为由，认为陆某合格，这才硬生生给拔上去的（今天看来，如此做法全然不符“程序民主”）。我有自知之明，这顶帽子戴着就是不舒服，一有机会，必将这番原委，宣示他人，直至今日。

不舒服归不舒服，我从1993年到现在，共带过11名博士研究生和8名硕士研究生，其中4人先硕后博，1人中辍。“同学少年多不贱”，虽说我教给他们的东西有限，但这些学生都大有出息。有的经过合法程序（指与我提升相比）当上了文学教授兼博导；有的活跃于国内外的双语辞书界；有的成了上海滩顶尖同传；有的于我虽是“庶出”，在北大这样的一流学府编出英国十五大家的选本，从人文关怀转而戮力于今日中国之思想基础建设；有的在国外一个月精读James Joyce，偿我屡读屡辍的遗憾，代我还去心愿。距我最近的一位，在完成博士学业之后，经过与人pk试讲，留校任教。他从我这儿学去一样不太合乎时宜的东西，就是想做闲云野鹤，教好书的同时，读一辈子杂书，以讲师终老，甚至给发配去当图书管理员，都无所谓。要他服从今日国内学术界横行的或显或潜的规则，他觉得有悖真正的学问之道；要他跟着人事部门的指挥棒转，心有不甘，认为违反他读书的初衷。

我在这里把自己提升的真实情况写出来，无非表明一点:我当年提副教授就有争议，提博导更是硬性擢拔，如以今天的标准度量，无一合格，甚至有山寨版“冒牌”之嫌。但即使职称的光环去尽，我还是我:书还是爱读的，文章还是要写的，人文关怀不会失落，学术的热烈追求和思辨的纵深熏陶永无止境。所谓“闲云野鹤”者，也决非空睇风云，长唳无已，而是对眼下急功近利、狂躁进取的一种间离，对茕迷闹汩的一种自我惕励罢了。

（原载2008年12月25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