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灾情报道系统

一、建立灾情报道系统

1917年夏秋之际，华北地区遭遇特大洪水的侵袭。素有“九河下梢”之称的天津位于海河入海口，是永定河、子牙河、大清河、南运河以及北运河等五大河流入海的唯一尾闾，也是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从7月20日起，受夏季台风的影响，海河流域连续数日普降大到暴雨。据不完全统计，70条河流先后决口，600年来所筑堤坝全被冲毁。⁽¹⁾南运河等南部河流决堤，导致天津南部和西部被淹。⁽²⁾滔滔洪水冲入天津城厢及租界一带，“侯家后、北大关、河北大马路水已及腹，灾民扶老携幼相率避难者络绎于途，已有惨不忍睹之象”，尤其是“大华街水深六尺，日本租界花园街五尺……华人方面淹死甚多……日租界一带将归全灭，现法租界大部亦已浸水，人心汹汹”。⁽³⁾入秋后，天津又连降大雨，海河西岸城区的积水深达1.8米。⁽⁴⁾仅天津城内即有灾民数十万人。⁽⁵⁾此次灾害可谓中国北方“五十年来所未有”⁽⁶⁾。

关于受灾的严重程度，《大公报》记者称：“津沽水势之危险，未有如今年之甚者。环津各河，或已平岸，或竟上岸。低洼村庄盖已宛在水中央矣。”⁽⁷⁾为了更加详尽和准确地反映灾情，《大公报》一方面随时刊登天津水上警察局勘察各河流水位变化情况的报告，另一方面派遣记者分赴各地调查水势及民众受灾情形。置身水灾现场的记者们争分夺秒地发回灾情报道：9月22日，“侯家后河沿民房三分之一没入水中”；“浮桥北水至三条石大街西头，该处已断绝交通”；大王庙前“地势较高，避灾迁此者甚众”；“三条石一带全在水中，红桥一带已成泽国”。⁽⁸⁾甚至连津浦铁路的交通也因水势过大而被迫中断，以致“人货邮件昨均为未能按时到津”⁽⁹⁾。9月23日深夜，南开一带已经被大水淹没。到次日下午，日租界四面钟附近，即《大公报》报馆门前，水深竟达1米左右；法租界一带也未能幸免。⁽¹⁰⁾

尽管报馆本身已面临水灾的威胁，但《大公报》的编辑、记者们仍竭尽全力汇集各方信息，克服种种困难，加快编辑、制版、印刷的进度，以便读者在第一时间掌握灾情。经过报馆同人的共同努力，一幅幅蕴涵空间、时间、受灾程度等丰富信息的水灾情势图逐渐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从而为政府和民间组织制定救援方案和采取赈济措施提供了重要依据。在快速、有效地搜集、传播信息的过程中，《大公报》凸显了自身作为新兴媒体所具有的独特优势。

继确定了受灾地区和受灾程度之后，急需采取切实可行的救援和赈灾措施。因此，有关灾民的人数、生活现状等方面的信息就显得格外重要。于是，《大公报》立即展开调查、统计。“南乡数十村暨各国租界漂没无余，人民弃妻抛子，颠沛流离，其状之惨，笔难殚述，实为数十年未有之浩劫。”⁽¹¹⁾据调查，津埠城厢内外男女老幼全数难民多达55 399人，而“其余被灾后寻亲觅友、租赁房间居住者，不在其内”。⁽¹²⁾

由于受灾面积较大，受灾人数众多，政府和民间组织的救援难免有力所不逮之处。针对这种情况，《大公报》不仅及时报告灾情，而且构建公共话语空间，动员人们积极参与赈灾。于是，报纸媒体参与城市治理的角色便凸显出来。《为灾民请命》，即《大公报》为呼吁人们同舟共济，为灾民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而专门刊发的。

本报窃愿尽其力所能及，宣布各处灾情，以辅官署调查之所不及，且代各处苦同胞呼吁于诸大仁人义士之前而求其拯援。尚乞各县人士或身受奇灾或目击惨状，迅将现在被灾之状况、善后之办法录赐本报，当为披露，呼求救济。不但本报之幸，被难同胞实拜其惠。⁽¹³⁾

这则启事言辞恳切，显示了《大公报》人的良苦用心。实际上，《大公报》呼吁灾难亲历者和目击者报告灾情、提供救助的方法，既扩大了信息来源，方便就地、及时地帮助灾民，又有助于增强报道的说服力，从而获得更广泛的社会支援。

此外，《大公报》还随报附送《天津水灾难民图》，并特别提醒“阅报诸君幸注意焉”⁽¹⁴⁾，不遗余力地为民请命。《大公报》以这种直观的方式帮助各界人士感同身受地体会灾民的悲惨处境。由此可见，报纸媒体以其专业化、系统化的灾情报道和极富感染力的灾情描述，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宣传优势，对天津赈灾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