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张岱立传

为张岱立传

顺治六年（1649）秋，清兵步步紧逼，南明的抵抗运动败相尽露之际，五十三岁的张岱返回绍兴，卜居快园， “园在龙山后麓” （ 《快园记》 ） 。2007年秋，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为张岱写的传记——《回到龙山：一个晚明人物的记忆》出版，所谓“回到龙山” ，指的应该就是张岱在1649年的这一次人生转折。在快园，张岱至少生活了二十四年（ 《快园记》 ： “二十四年于此” ） 。在这里，他的生命节奏变得愈来愈缓慢，进入悠长甚至冗长的暮年岁月。目前，对张岱的卒年，学术界尚未有统一意见，八十四岁、八十八岁、九十三岁的可能都有人主张；无论如何，作为遗民的张岱在折磨人的时间之流中，只能以玩味自己的痛苦为乐。他的自嘲——“弟极苦，而住快园” （ 《快园记》 ）——凸显了残酷现实与风雅文字的矛盾，而我们若将“快”字在“愉快”之外的另一义项“快速”也考虑在内，则快园之名也刚好成为张岱缓慢的生命节奏的反讽。

“这座龙山，张岱在此生活过、学习过、看过灯、赏过雪。 ”（第228页）史景迁写道。张岱小时候常随祖父张汝霖到龙山游玩（ 《快园记》 ： “余幼时随大父常至此地。 ” ） ， “万历辛丑年（1601） ，父叔辈张灯龙山” （ 《陶庵梦忆·龙山放灯》 ） ，五岁的张岱在此看灯，而“天启六年十二月（1627） ，大雪深三尺许，晚霁，余登龙山” （ 《陶庵梦忆·龙山雪》 ） ，此时的张岱已届而立。龙山这个地方，凝缩了张岱的一生。

《回到龙山》不是一部野心之作，没有史景迁早期作品如《王氏之死》那般灵动奇诡的叙事，史景迁通过史料的剪裁排比，几乎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以《陶庵梦忆》为核心的张岱著作，铺陈出张岱谈不上有多么跌宕的生命诸阶段。或许是因为张岱的生命里本没有什么高潮，或许是因为史景迁没有在张岱的生命里发现什么高潮，又或许是因为史景迁没能在自己的这次著述行为中产生什么高潮，总之， 《回到龙山》是一部平铺直叙、没有高潮的书。 “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 《陶庵梦忆序》 ）的幻灭感，被史景迁书中连绵不绝的一件件琐细事情冲淡了。

张岱向以文笔洒脱著称，为何他的文字一旦译成英文，编入传记的织体里，就变得这样平板无趣了呢？史景迁似乎没有留意到，他所面对的张岱的这种自我书写的文字特殊性。张岱当初写下这些文字时，是作为文章来写的，而不是作为史料要留给后世的编年史家的。史景迁试图从这些美文中提取出可供传记使用的事实，打个比方，就好像拿人家画的一幅山水，裁了来糊墙，利用倒也是利用，只是太煞风景而已。

也许事情还不止于煞风景这一点。张岱的文章本身，实有一种抗力或惰性，拒绝被用来编入其他相异材质的织体。以张岱的名篇《湖心亭看雪》为例，尽管文章一上来就说“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 ，但将其作为1633年的编年事件是可笑的（参《回到龙山》第26—27页） ，因为它算不上张岱个体生命中的事件，而只能是文学这一再现方式中的事件。如果张岱的传记要将湖心亭看雪这一类行为也作为事件加以收集，那传记就失去了意义，就成了资料长编。

为张岱立传的危险恰恰在于，与旁人对他的书写比起来，张岱的自我书写在数量上占压倒性的优势，因此，传记作者不可能绕过张岱的自我观察、自我筛选和自我书写来完成对张岱的观察、筛选和书写。尽管可以从《张岱诗文集》 、 《陶庵梦忆》等文本中找到关于张岱生平事迹的大量线索，然而，这些线索的集合并不等于传主生命的全部。实际上，一个人经历过的琐细事情极有可能与这个人的精神历程了无干系，这就像日记里可靠的雨雪阴晴的记录可能与我们的内心生活了无干系一样。

周作人曾提出： “人多有逃现世之倾向，觉得只有梦想或是回忆是最甜美的世界。讲乌托邦的是在做着满愿的昼梦，老年人记起少时的生活也觉得愉快，不，即是昨夜的事情也要比今日有趣：这并不一定由于什么保守，实在是因为这些过去才经得起我们慢慢地抚摩赏玩，就是要加减一两笔也不要紧。遗民的感叹也即属于此类……” （ 《 〈陶庵梦忆〉序》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回忆的美化作用与变形效应。我们透过张岱之眼看到的张岱之生命，与张岱真实之生命绝非同一生命，而当我们受到客观限制、不能不透过张岱之眼来看他的生命时，我们应时刻提醒自己其实是戴了一副不知道它是有颜色的还是有污点的还是有凸凹的眼镜。作为历史学家，史景迁却没有对自己倚赖的这些史料进行方法论批判，不能不说是造成这部张岱传平淡乏味的深层原因。

张岱极富特色的文学语言如何能在被挪用、被转译时仍保存其活力，这对史景迁这样一位语言晓畅优美的文体家来说也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让我们仍以《湖心亭看雪》为例，文章结末： “舟子喃喃曰： ‘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 ”舟子的隽语到了史景迁笔下变成这样：One can’ t accuse young master of being a total fool, for here are two others even more foolish than him.文意大体无误，然而可以想见，英语世界的读者读到此句时的审美感受当与我们读到该句的白话文翻译时的感受相近。 “痴”与foolish在两种语言中的效果差异相当大，而“更有痴似相公者”的不确定指向也与明说“另外有两个人”截然不同。我们有理由相信， 《回到龙山》英文原著的读者可能因为无法感受到张岱的文字之美而对其在中国辞章史上的地位表示怀疑。

如果说侈谈文学语言的效果对于一部传记来说未免有苛刻之嫌，那么关于文本资料的翻译准确性的讨论总应该算是题内话罢。首先，我们必须承认，晚明文人的词句并不天然地比秦汉文章好懂，翻译的难度也绝对不会比白话文低。其次，就一部关于中国历史的英文著作而言， 《回到龙山》驾驭史料达到了过于丰富、过于密集的程度，这就令翻译的工作量和难度同时激增。尽管史景迁一方面有相当多的现成西文文献（如Philip A. Kafalas关于张岱的英文博士论文及专著、Brigitte Teboul-Wang的《陶庵梦忆》法译本）可以依靠，另一方面有不少以中文为母语的研究助手帮忙翻译校正（ 《回到龙山》谢词中提到四位） ，但似乎仍有一些语言和典故的难点没能解决。

在此试举几例，稍作解说。 《回到龙山》引张岱《和贫士七首·其一》 ，末两句“悄然思故苑，禾黍忽生悲”被译作：I silently think of my former home, / And suddenly I feel sad, even as I plow along（第227页） 。用白话直译过来，即是说：我静静地想着我以前的家，突然之间，悲从中来，哪怕是在我犁地的时候。史景迁似乎没注意到， “禾黍忽生悲”用的是《诗经·黍离》之典，并非实指，更与犁地与否没有关系。

再如， 《回到龙山》讲张岱读书的情形，说：Reading about such moral and courageous people from earlier epochs swept him along on an emotional surge: he became “like a tiger or wolf who just sighted meat, or a piece of ice that is placed next to a blazing cauldron.” （第140页）用白话直译过来，即是说：读着古往今来节义之士的事迹，张岱情绪激动，他变得“像见到了肉的虎狼，又像放在煮沸的大锅边上的一块冰” 。这里依据的实际上是张岱《古今义烈传》自序，文曰： “余于节义士，窃以为然。当其负气慷慨，肉视虎狼，冰顾汤镬，余读书至此，为之颊赤耳热。 ”显然， “当其负气慷慨，肉视虎狼，冰顾汤镬” ，一气贯注，说的都是“节义士”的表现，而不是张岱的表现。那么， “肉视虎狼，冰顾汤镬”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肉视”见于温庭筠《题李卫公诗二首》 ，当中一句“肉视具僚忘匕箸”是说李德裕将僚属看成是可以吃的肉，连匙和筷子都不用。 “肉视虎狼，冰顾汤镬”是说节义之士见了会咬人的虎狼只当它是可以吃的肉，见到煮人的鼎镬就好像它没有什么热度，全然不把生死放在心上。

又如，张岱在《海志》中记在补陀寺看善男信女拜观音：“男女千人鳞次坐……是夜，多比丘、比丘尼，燃顶燃臂燃指；俗家闺秀，亦有效之者……是夕，寺僧亦无有睡者，百炬齐烧，对佛危坐，睡眼婆娑，有见佛动者，有见佛放大光明者。 ” 《回到龙山》对此的撮述却是：He saw thousands of men and women“packed like fish”… also mortifying their flesh by burning incense on their heads or their arms … He was not surprised that in their sleepless and pain-sharpened state many pilgrims saw the Guanyin image moving or emitting shafts of lights.（第123页）用白话直译过来，即是说：张岱看到成千的男女“像鱼一样密匝匝挤在一起”……他们在头上、臂上燃火，苦修肉身……许多朝拜者不眠不休，加之痛苦刺激，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说自己看见观音像在动、在发光，张岱也就不以为异了。这里的问题是，张岱原文中分别发生在不同人身上的行为，都被史景迁按到了同一群人身上。在原文中， “鳞次坐”的是朝拜者全体，而完成“燃顶燃臂燃指”这种极端行为的只是朝拜者中的一部分（部分和尚、尼姑以及部分模仿他们的俗家女子） ，至于“见佛动者” 、“见佛放大光明者”则根本不是朝拜者，而是补陀寺本寺的僧人。

史景迁在研究过程中充分占有原始资料，并参考了国内学者胡益民的《张岱评传》 、 《张岱研究》及佘德余的《张岱家世》（未及见佘德余的《都市文人——张岱传》 ） 。不过，在读过胡、佘、史诸家的著作之后，我们还是感到对张岱的研究似仍停留在较粗疏的阶段。 《张岱评传》字句错讹之多，学界早有定论，以张岱返归龙山、卜居快园一事为例， 《张岱评传》附录《张岱简谱》中，1649年（己丑）条写道： “岱于是年移居龙山后麓之快园，居此地直至1669年。 ”假如真的只住到1669年，那就只有二十一年，与前引“二十四年于此”矛盾了。再看1672年条： “岱自1646年（丙戌）移居快园，至此整二十四年。 ”两边都对不上：前面说1669年，后面变成1672年；后面说1646年，前面却是1649年；若说1646年是笔误，可甲子又并不误，总之错得蹊跷离奇。史景迁的《回到龙山》固少此类舛讹，却也只停留于事实排比，研究之责恐怕仍在后来者肩上。

(原刊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08年12月7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