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俱进的经济学和管理学

与时俱进的经济学和管理学

乌家培

一、经济学和管理学是工业革命的产物

工业革命，即恩格斯最早在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提出的“产业革命”，是农业社会中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向工业社会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近代工厂制度转变的过程，它既是生产力的革命，又是生产关系的革命。工业革命的政治前提是资产阶级革命和殖民主义战争。工业革命的科技基础是16～18世纪数学、物理学、机械学等自然科学的进步和18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纺纱机、蒸汽机的发明与应用。工业革命发轫于英国，从18世纪30年代开始，以纺织业为先导，遍及印染、冶金、采掘、化学、交通运输、机器制造、印刷和造纸等各种产业，历时100年左右，至19世纪30年代基本完成。继英国之后，法国、德国、美国从19世纪20～30年代至70～80年代。俄国、日本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顺序以50年或稍多的时间陆续进行和完成了工业革命。其中，美国由于没有封建残余的束缚，在工业化过程中还实现了资本主义大农业。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由于法国和德国，特别是美国在工业化长过程中抓住了重点发展钢铁、电力、汽车、信息通信等产业的历史机遇，使世界科技中心和经济中心，自从文艺复兴以后由东方转移到西方的基础上，完成了从英国到法国再到德国最终到美国的历史大转移。

工业革命推动了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促进了市场化、社会化、全球化，使资本主义彻底取代了封建主义，并催生了社会主义，使经济和管理的实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此基础上经济学和管理学就逐步发展起来。

经济学出现于工业革命酝酿期17世纪中叶，形成于工业革命中后期的19世纪初。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集中在工业发达的英国、法国、德国以及后来的美国，尤其是英国，从马克思称其为“政治经济学之父”的配第(1623～1687年，其代表作是1676年写成1690年出版的《政治算术》)开始，有斯密(1723～1790年，其代表作是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李嘉图(1772～1823年，其代表作是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后来还有主张从自由放任转向国家干预的凯恩斯(1883～1946年，其代表作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货币通论》)。法国有重农主义学派的布阿吉尔贝尔(1646～1714年，其代表作是1695年出版的《法兰西详情》)和魁奈(1694～1774年，其代表作是1758年出版的著名的《经济表》)，以及抨击把财富积累作为目的的西斯蒙第(1778～1842年，其代表作是181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德国除历史学派李斯特(1789～1846年，其代表作是182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大纲》)外，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于19世纪中叶)的创始人马克思(1818～1883年，其主要代表作有1885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等)和恩格斯(1820～1895年，其主要代表作有1876～1878年陆续发表的《反杜林论》等)。经济学在美国出现比较晚，最早的代表人物有从静态分析转向动态研究的克拉克(1848～1938年，主要代表作是1907年出版的《经济理论要义》)、制度学派创始人凡勃伦(1857～1929年，主要代表作是1934年出版的《我们的正在变化中的制度论文集》)、研究经济周期的权威米切尔(1874～1948年，主要代表作是1951年出版的《经济周期中发生的现象》)，但美国经济学发展特别快，至20世纪达到了高峰。从1969年开始的35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绝大多数是美国经济学家，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可与之媲美。

从经济学的形成过程看，它是在工业革命的社会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经济学所研究的主要是工业社会的经济问题。但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广义政治经济学，主张研究人类各种社会的经济发展规律，他们自己的研究范围并没有限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生产关系研究，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也做了论述和预见。

工业革命对管理学形成的影响不同于经济学，是在工厂制度普遍建立后管理经验在英国的积累和向其他国家的推广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这个过程进展缓慢，直到19世纪中下叶，美国出现了铁路建设热潮，开始有了“股份公司制”，并扩展到全部工商企业，产生了“经理革命”。当时美国持续了近100年的社会性管理研究潮流即“管理运动”，这一运动使经验管理演变成为由美国工程师泰罗(F.W.Taylor)在1895年提出的“科学管理”。泰罗于1911年发表了重要著作《科学管理原理》。嗣后，分散的、偶发的、不完备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经验就发展成为比较完整的管理理论和方法(包括企业制度、组织结构和管理规则等)。从泰罗制(企业通过科学的劳动组织来提高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率的管理制度)到福特制(1913年福特汽车公司采用的大批量产品流水生产线作业的管理制度)，既是科学管理的进步，又是工人对资本和机器的依附性的增强。由于管理学更偏重于实践，它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比经济学诞生要晚一个多世纪。在工业革命中后起的国家涌现的管理学先驱反而更有影响。例如，古典管理学的三位先驱，有一个是前面提及的泰罗(1856～1915年)，另一个是德国的韦伯(1864～1920年)，最后一个是法国的法约尔(1841～1925年)，他们差不多是同时代人。泰罗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他的贡献在于用科学化、标准化的管理方法取代旧的经验管理。韦伯是三人中唯一的教授，著有《社会和经济组织的理论》一书，其贡献在于指出理想的组织应以合理合法的权力为基础，这是有效地维系组织连续性和达成组织目标的需要。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在欧洲影响较大，他认为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不仅适用于企业，也适用于军政机关和社会团体。^[1]

二、信息革命对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影响

信息革命源于20世纪中后期的美国。它继工业革命掀起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运动之后，又在此基础上发动了席卷全球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新浪潮。这一浪潮冲击着人类社会活动的每个角落，使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电子社区、网络企业、网络金融、远程教育、远程医疗、数字地球、虚拟合作、智能网络、信息战争等新事物五彩缤纷，令人应接不暇，几乎来不及学习。应当看到，这次信息革命“目前仅仅是揭开了一个序幕”，“可能会持续几十年，甚至在整个21世纪不断发展”。^[2]

信息革命既是科技革命又是产业革命，它必然会导致社会经济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深刻变化。但有一种观点把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之后的信息革命仅仅归结为纺织工业、钢铁工业、石油和重化工及电力工业、汽车工业为主导的前四次“产业革命”，之后以IT产业为主导的“第五次产业革命”，并认为以何种产业为主导尚未测准的“第六次产业革命”正在到来。^[3]当然，产业革命应怎样定义、按什么标准来划分、历史上已发生过几次等问题，都可以探讨，但IT产业革命不等于信息革命，后者还包括传统产业的信息化改造，即使IT产业革命也远未结束，因为新一代的互联网和电信等产业正在迅猛发展中。

信息革命对经济和管理产生的深刻而又深远的影响，必然会反映到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发展上来。同时，信息革命还会通过研究手段信息化直接影响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发展。

关于信息革命对经济学的影响，早在1997年我就撰写专文做过论述，^[4]这里只择要说明其主要表现:

1.研究客体有变化。以往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是工业社会的经济及其发展规律性。随着工业社会在信息革命的推动下向信息社会转型，经济学还需要研究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过渡以及信息经济及其发展规律性等新问题。以往经济学研究的客体局限于物质资源(包括能量资源)配置问题和物资资料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问题，由于信息革命的影响人们认识到信息(包括知识)也是重要的资源，信息资料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有与物质资料不同的特性，信息的流动还对物质资料的流动能起反映和引导作用，因此经济学需要扩大自己的研究客体。可以说，经济学面临“新经济”的挑战正处在一场大革命的前夜。由萨缪尔森等主编的2001年出版的第17版《经济学》教科书，已对这些变化有所反映，如扩展了信息经济学的内容，包括信息定价、网络效应、信息网络经济等。

2.研究视角也有变化。传统经济学的研究往往不把信息视为变量而当做常数来处理，总是假设信息是充分的、完备的、对称的，像空气和阳光一样不需支付任何代价，但事实上，信息却是不充分的、不完备的、非对称的、有成本的，而且有时成本还很高。我们把这些前提引入假设，一系列经济理论就需要做相应的修正或改变。信息是研究经济问题一个新颖的视角，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信息的特性——非对称性影响着个人、企业、市场和政府的经济行为。在经济发展中，不确定性因素在增加，风险程度在提高，为排除不确定性和减少风险，信息的重要性会越来越凸现。

3.研究方法和手段更有变化。信息革命加强了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巨大潮流，也促进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联盟。经济学作为最先与自然科学联姻的一门社会科学，分享信息革命的成果较早较快，它积极引入电脑模拟方法、信息与信息模型方法、未来研究方法等一系列源于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方法，并广泛采用现代信息技术包括网络技术等先进手段，纷纷建立电子商务实验室、金融实验室等研究基地，以改进自己的装备。

如果说工业革命对管理学形成的影响慢于经济学，那么信息革命对管理学发展的影响，却比经济学来得快和更为显著。这是因为管理学的实践性强于经济学，信息革命促进管理变革比促进经济变革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经济变革更多地涉及不同利益集团利益关系的调整。

关于信息革命对管理学的影响，我曾在2000年做的学术报告《论管理科学的发展》中有所论述，^[5]这里也只摘要说明其主要表现:

1.发展方向变了。在信息革命的推动下，管理学正逐步从物本主义为主向人本主义为主进化，从科学理性为主向人文价值为主提升，从操作研究和战术研究为主向战略研究为主转变，从内部管理研究为主向内部管理与外部管理相结合而以外部管理研究为主发展。沿着上述方向发展的管理学具有同更多的其他学科(如信息学、工程技术学等)相交叉、不同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思想(如西方的和东方的管理思想)相互融合的趋势。

2.研究内容也有变化。虽然管理学研究的组织理论、经营理论、管理方式方法这些内容没有变，但由于信息革命的影响，在工业社会形成的金字塔式层阶组织正在向扁平型和网络型组织转变;经营思想已从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改为赚取利润的同时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以实现公共的社会目标;管理范式由事先不管客户实际需要的批量化生产变为按定单生产，以满足客户的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无论是组织理论还是经营理论或者管理方式方法，也就相应地发生了变化。更大的变化还表现在传统的工业管理研究向现代的信息管理和知识管理研究转变，创新管理、风险管理、网络管理、数字化管理、虚拟组织管理、结果驱动型管理、可持续发展管理等各种新管理层出不穷，对它们的研究，以及对合作竞争模式、管理非理性和非制度性因素的研究，也都极大地加强了。

三、经济学、管理学和金融学的关系

工业革命催生了经济学和管理学，信息革命促进了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现代化，并使金融学从经济学中独立出来，而同经济学、管理学相并列，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经济学包括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自20世纪最后20年以来有着特别迅速的新发展，非均衡理论、非线性理论、信息非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产业规制理论，以及新增长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等不断涌现。经济学为我们研究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提供了一整套分析方法，也为我们分析各种经济问题扩大了视角，确立了新的参照系。研究经济问题不能就经济论经济，应联系社会、政治、科技、文化、环境等因素扩大视野，所用的方法也不能单打一，应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各种经济分析方法备受关注，有些方法如分析个人行为的微观经济计量方法、代理人在有限选择中进行选择的“分离选择”方法等，这些方法的发明者赫克曼(J.Heckman)、迈克法登(D.McFadden)还因此而获得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经济学研究的任何创新往往是同分析研究方法的突破分不开的。自1969年至2003年共35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研究领域，除一般均衡理论、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交叉科学研究4个领域外，最后第5个领域就是经济分析新方法。迄今为止，这一领域获奖的得主都是从事数量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研究的学者。

在管理学方面，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由于管理不再限于完成既定的任务而需不断创新，管理的对象不再只有体力劳动者而更为重要的还有智力劳动者，管理不再是与文化无关的科学且已不囿于一国的范围，管理不再仅为经济发展的结果而给经济发展以巨大推力，这一切使管理理论和方法不断推陈出新，出现了旨在提高智力劳动者生产率的激励理论和分配方法，以及企业文化理论和企业形象管理方法等。

金融学原是经济学的一部分。信息革命造就了新经济，但新经济单有新技术的支撑而无新金融的孵化和扶持，是根本不可能萌芽和成长起来的。如果说科技是经济的第一生产力，那么金融可以说是经济的第一推动力。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首次授予研究资产组合理论和金融市场均衡分析的三位学者，他们是马克维茨(H.Markowitz)、米勒(M.Miller)、夏普(W.Sharpe)，这使金融学名声大振。随后1997年默顿(R.Merton)和斯科尔斯(M.Scholes)因研究期权价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又把金融学研究推进了一步。金融学从第一阶段的公司财务研究和第二阶段的资产定价研究，发展到第三阶段金融行为研究。行为金融学日益成为金融研究的新时尚。与金融学理论发展相伴随，以设计与实施旨在规避金融风险的金融衍生产品或服务为内容的金融工程及其研究迅速兴起。

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三者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并在相互促进中共同发展。

就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关系来说，我曾在2000年作过专门论述。^[6]经济学跟数学、心理学一样，是管理学的基础之一，并为管理学提供分析方法如费用效益分析法等;而管理学使经济学更有力地转化为生产力，对经济学的实用化有着巨大作用。经济学和管理学还相互渗透、交叉与结合，且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化，以致出现了经济管理学和管理经济学。特别是像企业组织、公司治理、经济预测、管理决策等许多问题的研究，兼有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内容，属两栖性，难以分清究竟是纯粹的经济学还是纯粹的管理学，有时只是研究的角度和观点不同而已。有一种观点想以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如文科方法还是理工科方法来区分是经济学还是管理学，这在经济学日益数学化、数量化、公理化、工程化的条件下也是行不通的。这样区分既不容易也无必要。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H.A.Simen)就是美国的管理学家也是经济学家，他因“有限理性”和“决策程序”的开创性研究而获经济学奖，他认为“决策并不像传统微观经济理论假设的那样趋于最优，而恰恰是达到一个满意的结局，比如大家都寻求一个可接受的解决方案”。^[7]西蒙的名著《管理行为》第4版告诉人们:组织是如何影响人的行为的。

至于经济学与金融学的关系，其联系紧密程度不难从下面的类比中看出:它们不仅有共同的研究方法，如计算机模拟、非线性混沌分析、大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以及借鉴心理学原理的“临床诊断”研究方法等，而且还有类似的研究方向，如经济学中有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同样在金融学中也有实验金融学和行为金融学。由于金融学与经济学的融合已产生了金融经济学。

最后，管理学与金融学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了。随着管理学日益介入金融研究，已出现了金融管理学、金融工程学。尤其像金融风险及其管理这一领域，目前几乎成了管理学研究大举进军的一块热土。但金融学对管理学发展的影响，一时还看不清楚。

四、信息社会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发展尚需探索

国际社会公认未来的社会是信息社会。1995年2月发达国家7国集团在布鲁塞尔召开部长级会议，讨论共同面向信息社会的问题。1996年5月在南非召开“信息社会与发展大会”部长级会议，进一步讨论发展中国家进入信息社会的问题。2000年7月在日本冲绳举行8国(7国集团加俄罗斯)首脑会议，通过了《全球信息社会冲绳宪章》。2002年12月又在日内瓦举办“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具体讨论到信息社会建设中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统一标准等问题。我国政府派代表参加了其中的两次会议。虽然我国目前工业化任务尚未完成，仍处于工业社会，而且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好，但是党的十六大指出，“信息化是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并明确要“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社会正是信息社会的另一种称谓。积极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必然会实现社会转型，同时促进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转型，最终迎来信息社会。这是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到20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一致的。

信息社会的经济学和管理学，同工业社会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相比，既有继承的一面又有发展的一面，继承中有发展，发展中也有继承，两者之间是不可能“砍一刀”而截然分开的，这正说明经济学和管理学是随着社会演进而与时俱进的。

从继承一面看，像经济学中企业制度、市场机制、政府干预、经济周期波动等，以及管理学中组织理论、经营理论、项目管理、质量管理方法等，这样一些基本原理和方法，无疑会延续下去，并会有所扩充。

从发展一面看，无论是经济学还是管理学都会增添许多新内容，显示出它们的变异来。在理论上，由于信息和知识的重要性的凸现，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内容必然会有根本性变化，明显可见的就有信息经济、知识经济、信息管理、知识管理等研究。目前人们在经济研究或管理研究中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IT”的“T”(技术)上，但迟早会转移和聚焦到前一个字母“I”(信息)上去。在实践中，信息社会不同于工业社会给人类带来的重大变化之一，是在“物质世界”(Physical Space)之外又营造了一个现实的“虚拟世界”(Cybespace)，也就是“数字世界”或“网络世界”。一切经济活动和管理活动均可“上网”，在另一个世界运作，使时间和空间对活动的限制减低到最小限度，而变成“实时”的、“零距离”的运作。这种“上网”、“运作”又非物质世界的单纯映射，而有一定的变化和特点。因此，复杂的、多样化的网络经济研究、网络管理研究，成了经济学、管理学重要的新内容。上述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变化，不可避免地还会引起或带动经济学和管理学其他相关部分的变化。

经济学和管理学伴随社会转型的发展，刚刚开始，有待进一步探索。怎么探索呢?比较可行的选择是从实践出发，按照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工作的各个方面，开展对经济问题和管理问题的研究。例如:

1.研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中的经济问题和管理问题。

2.研究信息技术在研制、生产、引进、推广和应用方面的经济问题和管理问题。

3.研究信息资源(包括知识资源)在开发、存贮、传播与使用方面的经济问题和管理问题。

4.研究信息产业发展及其对国民经济影响的经济问题和管理问题。

5.研究信息化所需各类人才的教育与培训方面的经济问题和管理问题。

6.研究与信息政策与信息法规有关的经济问题和管理问题。

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更艰巨的任务是在实际问题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归纳、提炼、综合、集成，上升为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同时，还需要根据社会转型的环境变化，从理论、方法上直接来研究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发展问题。

为使工业社会的经济学和管理学演变成信息社会的经济学和管理学，需有几代人前赴后继、孜孜以求，不畏艰苦攀登陡峭的科学高峰。这样，一定希望达到那个光辉的顶点，完成经济学和管理学两门重要学科与时代共进的历史任务。

(原载《学术研究》2004年第9期)

【注释】

[1]关于管理学在整个20世纪的发展情况，参见乌家培:《信息社会与网络经济》，长春出版社2002年版，第289～292页。

[2]周宏仁:《信息革命与信息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96页。

[3]赵晓:《第六次产业革命的方向》，原载《深圳商报》，摘于《光明日报》2004年5月25日。

[4]乌家培:《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8～246页。

[5]乌家培:《信息社会与网络经济》，长春出版社2002年版，第288～295页。

[6]乌家培:《信息社会与网络经济》，长春出版社2002年版，第296～298页。

[7]阿萨尔·林德贝克:《诺贝尔经济学奖世纪回眸》，《比较》杂志第一辑，第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