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资源参与的“联合生产”和经济波动

公共资源参与的“联合生产”和经济波动

郑易生

一、公共财产资源的普遍性

严格地说，在一个利益共同体中，各个利益主体赖以生存发展的资源都有两种:一种来源于公共资源;另一种来源于私人资源。在公共物品理论中，那种以公私两种生产要素相结合的生产称为“联合生产”。例如，一个牧民用自己的牛吃公共草地的草，就是联合生产(奶与肉是产品)。这里公共资源，或称公共资产资源(Common Property Resources)是指非专有性的稀缺性生产要素，典型的例子有对空气的使用、海底矿藏、无线电波频率、外层空间、猎场和渔场。非专有权是专有财产权的一种减弱(注:见“资源经济学”，阿兰·兰德尔著，施以正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在没有专有权时，资源就不能获得使用的代价(租金)，价格也不能对其分配和生产起保护作用。形成非专有资源的原因，一方面是文化和政治原因，如有些东西(如有些天然资源、历史遗址、人的自由等)不允许交给市场处理，又如公有制不允许生产资料成私人财产，限制或取消了资产专用性。另一方面是有些资源(如海底矿藏)由于天然不可分性而难以确立专有权(保障与实施之交易费用太高了)。

现在我们来扩大“公共财产资源”的范围:使它除了自然资源外，还包括“社会性”资源及物品(含无形物品)，只要它①没有专有权(常由公共部门提供)。②有稀缺性。我们特别注意的是这样一些“公共财产资源”:第一，鼓励性公共政策，如补贴、减免税等“含金量”可观的优惠政策。本来“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含金量政策是倾斜的非中性的，但实际的攀比力迟早使它倾向于公共性资源;第二，还有一些生产要素，比如一般的资金贷款，本来是用租金(利息)购买的使用权，但是在“软约束”条件下，租金可以缓付、少付乃至不付，更不用说低于通货膨胀率的低利息(负利率)情况，使得对其占有存在一个“净收入效应”(视为一种“白拿”)，故也作为公共财产资源;第三，再广义一些，生存于一个利益共同体中的利益主体，除了它的被确立的私人资源，其余的生产要素都可理解为“公共资源”，如作为一个成员享有的必要的或有利的经济环境与特许机会(诸如有效的法律、安全、教育、国家银行等的信誉、行业许可、国内市场、行业保护等);第四，公共设施和基础结构。相对于见效较快和较为直接的项目投资，那些见效较慢和较为间接的投资项目，外部经济性较大的公共建设也都有相对的公共资源性(注:农业是公共性最强的产业)。显然至少在我国(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公共性财产资源及“准公共性财产资源”(具有一定公共性)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我们用一个联合生产模型来揭示其重大影响。

二、公共资源模型(捕鱼模型)

设渔业产业包含n个渔民(厂商)，他们都可以无代价地捕捞海里的鱼，而鱼藏量是总量有限的公共资源。他们是用私人拥有的渔船这一生产要素与大海鱼资源相结合进行“联合生产”的。每个渔民都追求自己利润最大化。由于渔场资源稀缺性，大家总捕获量C，便取决于生产设备规模(渔船情况)R，且有生产函数如下:

C=F(R)，F'(R)＞0，F″(R)＜0

这里假定鱼的价格是1，渔船价格为P，而每个渔民的捕获量为c，其渔船的规模为r。个人的生产函数是:

这里R=－r，表示其余渔民的总船只规模。(1)式表示的是最简单情况:每个人按其私人要素之投入量的比例均享公共资源。在这样技术条件下，最佳资源配置“理应”是什么呢?或者说该利益共同体(渔业部门)以多大的总生产能力(船只规模)才能使其部门的总利润最大呢?总利润公式是:

显然最优解R^*应根据一阶条件F'(R)=P来求得，然而可惜的是这一帕累托均衡配置只能在完全自由竞争的捕捞中才能得到，而这必须有很好界定的财产权(这样赢利π(R^*)便支付给了渔场拥有者)，当这一条件不具备时，每个渔民的理性选择便只能是纳什—库纳特(Nash-Cournot)行为，即他面对如下最大化问题:

这实际是一场博弈:每个人都一只眼看着价格、成本和市场;另一只眼盯着其他同行们的行为。直觉告诉我们:如发现别人扩大生产规模而你却不对此有所反应，你必吃亏。因人家的行为恶化了你的环境，你宁可离开原本的最佳生产规模也不要落入对自己最不利的结果(这类似于“囚徒困境”问题)，让别人白得多占公共资源之利。无论是优化问题的“反应曲线”还是这个非合作博弈的解都证明了这个直觉。反应曲线(渔民个人行为表现)是(3)式的一阶必要条件:

P=(r/R)F'(R)+(/R)［F(R)/R］

我们把问题的解表示在图1上(注:此图及推导参见Cornes.R.C，“The theory of Externality，Public govds and club goods”p128(1986)。

图1

P=(1/n)F'(R)+［(n－1)/F(R)/R］

它表明渔船之价格(P)等于它的边际生产值与平均生产值的一个加权和当n=1时，意味着价格等于边际产出值。而n趋于无限大时，价格则趋于平均产出值。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结论:参与汲取公共资源的个体增多时，利润趋于零，这时价格等于平均产出而不是边际产出值。

以上“捕鱼模型”的直接结论是:可以在有公共生产要素投入的联合生产中，由于使用它的产权没进一步界定清楚，厂商有过度使用公共资源之趋势，即只能达到纳什均衡而超过帕累托最优均衡所需要的水平，造成资源配置效率损失。可以进入者越多，该行业的效率损失程度(用内耗损失指数表示)越大，盈利水平越低，“越干越亏损”。按哈丁教授的话，这就是人类“共同拥有的悲剧”。

三、自然资源与持续发展

“捕鱼模型”最直接的应用便是分析自然环境的过度采伐乃至精明的人们自毁家园的悖论式悲剧。在没有专有财产权又没有有力的限制性政策制约情况下，追求自身经济效益者的博弈必干这类“聪明者的蠢事”。经济增长的代价是人类面临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威胁。随着种种“拥挤现象”(注:公共物品理论中对拥挤现象的描述是:在一定使用者数目内，有些资源物品表现得很像“不可分物品”，消费没有竞争性。但超过某一限度，便使边际成本大增，或效用下降)的涌现，随着人们突然发现从前认为是无尽的资源原来是稀缺的(如空气和水)，人类正缓慢地趋向达成“共同利益”的共识。在正进入起飞的中国经济，资源与环境问题的严峻性也在加剧，竞相毁坏生存环境的现象之所以得不到有效制约反而变本加厉，最不利的原因是各级政府不甘于限制性政策执行者身份，却全力自抓经济效益，这样，政企不分致使国家资源环保政策和经济主体行为迄今始终呈两张皮状态。说得远一点，我认为人类的合作能力和地球资源的公共性之间存在着永恒的矛盾:一方面每个利益共同体不断将可支配资源专有化以使之得以有效使用;另一方面，人类技术能力不断开拓出“新”的资源，而它们往往是公共性的，或至少是一时难以或不可能专有化的。

四、公共资源与经济波动

但是本文对公共资源参加的联合生产研究，意在从“社会资源”角度分析经济或政策的波动。

1.经济主体对自身利益和直接的可见利益(而不是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偏向可以体现在许多具体的“偏好”上。在“联合生产”中过多使用公共性资源就可成为一个重要的偏好。在中国，它的具体体现是:在软约束条件下投资决策的风险偏好(在争项目争贷款上毫不含糊，但同时对项目的可行性分析却很不认真)。表现在经营中，则要么有夸大政绩偏向(指虚盈实亏，即潜亏)，要么有保存实惠于个人或小集体偏向(搞虚亏实盈)。这实际是对公共资源或物品的“白搭车”或少报对公共物品需求的“说假话”行为，均是力图使私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近些年来，对公共资源的争取更多表现为争相挤入“含金量政策”上。本来，优惠的鼓励性政策(放权让利)是为探索改革体制而特许部分经济主体先做以前不能做的事或别人不能做的事。但是实际上利益主体从中获取的“净收入效应”成了人们更为关注和争取的目标。无疑许多禁区的突破给经济乃至社会带来一系列深刻影响，其中社会效益是巨大的。但相比之下，人们忽视了“对公共资源竞争”带来的副作用。例如在对外开放中，作为交易(引进或合资)双方的讨价还价应是达到帕累托均衡，即可行条件下的双双满意。然而由于含金量政策的存在(优惠合资企业)和其他公共财产资源存在，一项中外合作是公共生产要素与私人要素相结合的联合生产，其中私人要素来自当事人(中外合资双方)，另一方则是公共资源的拥有者(整个利益共同体的其他成员也在其中，往往由上级或其他部门代表)。联合生产本身完全是自然的，即公共资源(社会成本)的支付是必要的。问题是我们不能有意无意无视公共资源被占有这一事实，也不应对此不进行成本－效益分析。考虑到改革起步总是有阻力等方面，对某一项目的分析不宜做简单结论，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你做没做，或是否企图做社会成本－效益分析?问题还在于是否考虑到对某些“局部奇效”的相竟模仿的整体后果?这是政策制定者有责任考虑的。

2.根据“捕鱼模型”，要求在博弈环境中的利益主体考虑“社会最优”和社会成本是无济于事的，问题在于公共资源没得到专有权保护又没受到政府有效保护。“捕鱼模型”还告诉我们:一场竞相占用公共资源的博弈没有自我调整的能力，随着挤入者数目增多，人们即使看到了自己的行为不会导致真正好结果，但“如若不多搞一点投资，反受他人之制”的顾虑也会迫使这场自相争夺，乃至“自相残杀”不达一定程度甚至不撞南墙不回头。考虑到我国有更多的“攀比与雷同”特色，如行政性经济指导的样板化、模仿性;公共资源的广泛并且深入渗透于各经济主体活动;特别是因种种原因，不少类型的企业一旦诞生便轻易不会死亡，或缺乏“退出”行业的客观条件与主观动力，这些因素造成相当大的行为“趋同性”，实际上成为微观或局部某些行为偏好的加速或乘数效应的条件。这样便形成一个波动的内在机制:①只要出现某些触发因素，各利益主体很快同时争夺公共财政资源，争相扩大投资规模，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博弈之力使然)直至形成所谓“过热”，信贷规模过大，“瓶颈”资源告急，危及货币稳定。②在争夺含金量政策的“净收入效应”时，形成“对外开放度比赛”，直至引起直接明显危及另一些利益主体利益。③对某些高利润行业过度竞争(如房地产、股票等)，其当事人(主要是公共部门和公有制单位)的风险由国家承担，而收益自得，实为免费耗用公共资源(信誉担保资源)，直至泡沫程度超过限度。在一定条件下，联合生产的逻辑是:对公共资源过度掘取必造成所有人效益最终下降。从每个个体来看(除少数领先的时间差太大情况)，过度生产规模的后果是经济效益的下降，企业往往在竞争之后更穷了，并埋下了失业和生存困难的祸根。从整个国民经济来看，经济增长了但效益水平徘徊以至下降，或是经济稳定性安全性受到威胁，于是紧缩等限制性政策的出笼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这样由“公共资源诱致的共涨”变成了“公共资源削减而导致的共缩”，且涨的最快的行业往往成了缩的更快的行业。这就形成了经济和相关改革政策的收缩趋势。一些含金量政策已难以执行下去，或变成了人人享有的“普遍优惠”，在产生了种种“好的”和“不好”的影响之后(本文不讨论)，完成了“历史使命”(往往不是制定者设想与预期的那种使命)。不久，新一轮的含金量政策成为人们新的追逐点，新的寻租活动开始，因为新开放的公共资源里有新的租金，即新的净收入效应，新的经济向上趋势开始了……(当然，从长期看，租金是减少的，这涉及另一个探讨领域)。本文认为，在分析“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政策循环与经济波动，以及通货膨胀时，无论从需求方面还是从供给方面找原因，无论从农业或生产成本变化，还是从货币供给量角度分析，都可发现对公共资源的微观博弈行为(自觉或不自觉的)是酿成波动性的一个内在的大原因。

五、结语

①本文不对联合生产全面评论，只是说明聪明的个体对公共财产资源的过度使用所产生的整体的、“意想不到”或人们不大喜欢看的效果。②联合生产是分析经济波动、改革政策波动的一个新的角度，它是侧重于从微观经济利益行为和社会(宏观)资源总量的关系来进行分析。③对鼓励性政策的副作用应更加注意，对限制性政策有效性的重要意义应更加强调，但都应注意公与私的分离，切不能再把公共资源的占用与政绩直接等同起来，这只有助于浮夸和“食租者”，有利于使改革与建设滑进某些“政绩竞赛”的自欺欺人和“腐败攀比”的歧途。④要么使联合生产的公共性资源成分减少(更多的资产专有权)，要么加强政府管理，只有这两者(政企)分开并各自加强，才能减少或制止对公共资源的破坏与毁灭，防止改革的过度变形和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悲剧。

(原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