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生育思想

民国时期的生育思想_低生育社会的来临———中国生育革命与政策抉择

2.3民国时期的生育思想

2.3.1　桑格夫人来华与节育西风东渐

玛格丽特·桑格夫人（Margaret Sanger，1883—1966），是国际家庭生育计划运动的先驱，她首倡了美国伟大的家庭生育计划改革运动，改变了美国公众对节育问题的态度。桑格夫人曾经于1922年和1936年两度来华，给中国直接带来了西方的节育信息，推动了节育的西风东渐，对中国节育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的催化剂作用。

1922年，桑格夫人在去伦敦参加第五次国际生育节制大会的途中，绕道来到日本和中国。在日本，桑格夫人受到日本政府的阻挠和冷遇，日政府以不宣传节制生育方法为条件，始许她登岸，她遂以人口问题为题作了13次演讲。同年4月中旬，时任北京大学“北方风俗调查会”主任委员的张竞生，与胡适先生联名，邀请桑格夫人来华宣传节制生育的理论与方法。桑格夫人从日本来中国，尽管也有少数人不欢迎她，但比起在日本，欢迎的场面要热烈得多。一些报刊大张旗鼓地宣传、介绍这位为热烈倡导生育节制而“曾经入了狱”的先驱者。桑格夫人由于全身心致力于生育节制的宣传与实践活动，“终于影响了国内外”⁽⁵⁹⁾，也受到中国进步人士的青睐，并“欢迎这位产儿节制实践运动的健将桑格夫人到我们中国来”⁽⁶⁰⁾。桑格夫人来华后，在《妇女评论》上发表了她的长文《生育节制底过去、现在和将来》，全面阐述了生育节制的理论和实践，引起了巨大反响。在北京大学，桑格夫人面对众多的听众，作了《生育节制底什么与怎样》的报告（并全文刊于《北京晨报》副刊上），与北大青年学生共同探讨“生育节制是什么、怎样实行”等问题。在讲演中，桑格夫人详细传授了近代西方的节育理论和方法。⁽⁶¹⁾在这次讲演会上，“听讲的人满坑满谷，四壁有站着的，窗口有爬着的，甚至把北大三院的窗户桌儿都要挤坏了”⁽⁶²⁾。在北京停留几天后，桑格夫人转赴上海。在上海，许多团体和组织纷纷请她作生育节制的演讲。4月30日，她在上海职工教育馆作了《生育节制底重要和方法》的讲演（讲演稿在《妇女评论》第39期上公开发表），听众达700余人。在上海期间，桑格夫人主动了解中国的社会状况，认为中国贫穷愚弱正是中国实行生育节制的根据和社会条件。她还与各方人士晤商在中国实施“生育节制”的具体办法，主张在中国召集有识之士，组织生育节制协会，创办节育刊物，开办节育指导所，向有志于节育者传授节育知识和方法。

桑格夫人访华并发表节育演说，给中国带来了西方的节育信息，是对中国思想界敲了一记重锤，节育观念随之西风东渐。此后，“计划生育与性教育开始传播”，避孕工具开始引进中国。⁽⁶³⁾生育节制舆论宣传开始发展成为深入的理论探索，导致了中国生育节制的大讨论，形成了近代中国生育节制思潮的巅峰期。⁽⁶⁴⁾自桑格夫人的《生育节制法》一书被译成中文出版后，从1922—1929年，《生育节制论》、《节制生育问题》、《节育主义》、《限制生育的理论与实践》、《节育实施》、《产儿限制ABC》等书目相继出版。桑格夫人的节育文章被译成中文，印成小册子。一时间，中国知识界、舆论界纷纷撰写文章，发表言论参与这场“生育节制”的大讨论，形成了近代中国生育节制思潮的巅峰。很多报纸杂志纷纷发表文章，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发了节育运动专号，妇女杂志社出刊《产儿限制》专号，《家庭研究》月刊辟有节育问题专号，《北京医事》月刊也登载了一批生育节制论文，形成了当时舆论宣传的一个热点。报纸杂志上发表的译文和国人自撰的文章，涉及内容很多，诸如生育节制的理论，西方节育运动的历史与现状，中国实行节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节育与政治、经济、道德、生理的关系等。其中最令人关心的是“为什么要节育”和“怎样节育”的问题，这也是当时宣传和讨论最多的两个问题。⁽⁶⁵⁾

值得一提的是，有人提出组织“生育节制会”和“节育研究会”，使生育节制尽早实施并进一步加深学理研究。人们对组织团体的理由、宗旨及组织办法，人员数目、地点、事务和任务等，都作了具体的构思和设想。⁽⁶⁶⁾1922年，在苏州成立了中华节育研究社，通过《现代妇女》发表文章，宣传节制生育知识，回答要求节育者提出的问题，并给予方法上的指导，帮助代购药品和用具，同时还从事节育理论的研究，编著和翻译有关节育问题的文章。⁽⁶⁷⁾北京也成立了产儿限制研究会。不过，由于没有正规的组织和具体的工作，时隔不久便停止了活动。1930年5月，上海组织了生育节制研究会，南京一些私人医院的医生也传授节育方法，但都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只有北京1930年成立的妇婴保健会做了一些实际的工作。

1936年3月8日，桑格夫人再度来华，但在上海仅仅停留了19个小时。⁽⁶⁸⁾当日，《北平晨报》人口副刊曾编发一期欢迎桑格夫人专号，发表编者《欢迎桑格夫人二度来华》和雷洁琼《桑格夫人与节育活动》的文章，以及田贵銮、高君哲对桑格著述的介绍。雷洁琼在文中明确指出，“东亚的节育运动开始于桑格夫人游历东亚之后”，“中国的节育运动起源于桑格夫人来华之后”。桑格夫人第二次来华未引起如第一次来华时的轰动效应，而当时中国已经有一大批节制生育的支持者在从事宣传和实践活动了。⁽⁶⁹⁾

在桑格夫人第一次访华后，英国国际节制生育会的马丁夫人也曾到过中国。在上海、北京等地停留的时间里，马丁夫人作了一些节育宣传，介绍她十年来致力于节育活动的情况。她在上海说，节制生育的目的在于提高人类文化，若以节育为不道德行为，反不如说生了子女而无力抚养为不道德。⁽⁷⁰⁾桑格夫人来华，使节育西风东渐，推动了中国节育之风的兴起。诚如中国性教育先驱张竞生所言:“我于3年前……曾极力提倡生育限制法，然大受社会的咒骂。不一年间美国山格夫人（即桑格夫人）来华提倡同一论调，前骂我的报纸者竟一变而为欢迎山格夫人的主张了。”⁽⁷¹⁾

2.3.2　民国时期的节育论争与试水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学派针对中国日益凸显的人口问题，纷纷提出节育主张。社会学派的思考与身体力行，两场关于节育问题的大论争，使人们在节育问题上逐步达成共识，不仅推动了中国节育问题在理论层面的解冻，也催生了节育行为在实践层面的起步。“北平妇婴保健会”的创立及其活动，实为近代中国节育实践之滥觞。

（1）“社会学派”的思考:节育问题的提出

20世纪30年代前后，针对中国人口问题的日益凸显，“社会学派”人口节制主义兴起。许仕廉、陈达、吴景超、陈长蘅、孙本文、李景汉及马寅初、董时进、陈天表、乔启明等社会学家认为，中国贫困落后的原因是“人口太多”，主张“节制人口”，进行“生育革命”，推行“自然节育法”，实行“时中人口”（即适度人口），“限制人口的数量，改善人口的品质”，并提出“节制生育”。社会学派的思考，不仅使人口问题的研究日渐成为一门科学，也使节育问题作为一个社会问题被正式提出，成为近代中国节育论争之先声。

许仕廉认为，人口问题是讨论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根本。他特别强调人口与自然环境、文化力求适合的思想。1930年，许仕廉出版了《中国人口问题》一书，指出解决中国人口问题要标本兼治:应用新农业方法增加生产，发展工商业，移民，提倡职业教育，讲卫生，开展优生运动为治标方法；减少人口过剩之患，使中国人口与土地得到适当分配为治本方法。他力主中国节制生育，第一是用科学手术解除生育机能，做永久性节育；第二是避孕。⁽⁷²⁾1931年7月，他曾在纽约同欧美节育先驱桑格夫人接触并谈论节育问题，提升了对中国节育问题的认识。1934年，许仕廉在其名著《人口学纲要》中指出:“人口是社会的原料。社会是由人口、自然环境与文化三者所组成。三者关系适当，社会生活即比较升平；若不适当，则发生纷乱情态。社会向有保持本身平衡趋势，所以人口必极力求适合其他二者，同时，社会文化及物质环境也处处受人口影响而起变化。”⁽⁷³⁾

陈达早年便主张节制生育，他把马尔萨斯“道德抑制”的主张加以改造，说“生育节制是用理智的方法来限制人口。如果一家的进款只能供给两个孩子的费用，那末就养两个孩子”，并提出“生育节制是稳固的、徐缓的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根本方法之一”。⁽⁷⁴⁾“限制人口的数量，改善人口的品质”是陈达人口思想的核心。1923年，陈达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在清华大学任社会学教授，并于1926年开设了中国最早的人口课。他从事社会学教学和人口研究达30多年，在从社会学角度看待人口问题上有独到之处。1934年，陈达出版《人口问题》（1932年编著）一书，从人口数量、人口品质、生活程度、社会环境和国家患难等五个方面列举了中国需要节制生育的理由。“我国有高出生率与高死亡率，其结果则自然增加率减低……多生则多死，于个人家庭及社会俱有损而无益。不独经济上的损失是显然的，即精神与健康亦有无谓的牺牲……节育是必要的。”“节育是（改善人口品质）的比较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我国既无大量的徙民，所以人口的限制当然要靠生育率的降低。最有效的办法，实恃节育的推广。”⁽⁷⁵⁾该书出版后，被作为大学教材，在国内受到高度评价。潘光旦说:“陈达先生这本《人口问题》无疑是中文人口问题书籍中最圆满的一本了。对于生育节制问题有特别兴趣的人，这本书可以给他们一个强有力的理论根据。”吴文藻说，《人口问题》出版后，“立即提高了国内学术界讨论人口问题的水平线，在这一点上有划时代的影响”⁽⁷⁶⁾。

吴景超是20世纪30年代积极主张节制生育的学者之一。1936年10月，他在《中国的人口问题》一文中指出:“节制生育是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最好方法，是中国目前当采取的人口政策。”中国之所以应当采取节制人口的政策，主要原因是:其一，中国人口的庞大，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中国人口的大量，束缚了中国的生产力”，“所以我们主张节制人口”。其二，中国人口的庞大，是中国大多数人民贫穷的主要原因。“中国要创造资本，一方面应努力生产，一方面也应实行节约，而节制人口是节约最有效而无痛苦的最好方法。”其三，为救济一般产妇、婴儿及在经济压迫下的家长起见，也要节制人口。中国做母亲的是世间最不幸的女子。给他们一点节制生育知识，胜过救济若干倍。其四，卫生事业和工业化的发展，可以减少死亡率，如不降低生育率，中国人口不久就可由4.5亿增加到5亿或6亿以上。吴景超提议各地设立妇婴保健所，如实行义务教育一样义务供给节育药品与物件，各地卫生机关把提供节育知识作为主要事业之一。对生育太密，经济负担也重的，身体衰弱的，有遗传病的，请求节育知识的，应充分供给节育药品和物件。⁽⁷⁷⁾

陈长蘅主张既重人口数量也重人口质量。20世纪30年代前后，他先后发表《中国人口论》、《三民主义与人口政策》、《我国人口的三种压迫及其解救方法》、《生育革命为实行全国总动员之必要条件》等著述，宣传生育革命，建议国家干预生育行为，实行节育优生，推广自然节育。他批评那种“天生一条虫，地生一片叶，天生一只鸟，地生一条虫”，人口无论如何加多，总可以有食有衣、不饥不寒的思想。他主张“婚姻应以时，不宜结婚过早；生育应有节，不宜生齿过繁；死亡率应减低，勿使夭亡时作”⁽⁷⁸⁾。“大凡一国人口，不宜过密，亦不宜过疏；其增加不宜过速，也不宜过徐。然后，民人与国家，皆适于生存发展。”“故无论为一国或一家之福利计，注重比较的迟婚或相当的生育节制，庶乎有济。”⁽⁷⁹⁾“人口过庶问题既非专靠相当的迟婚所能解决，生育节制遂为防止人类过分繁殖及增进人类幸福的最要法门。”⁽⁸⁰⁾他根据民间流传的“一个儿子提心吊胆，两个儿子舒心添花，三个儿子到老变成四家；多男多女多冤家，一男一女一枝花，无儿无女赛仙家”的说法，引申出自己对生育数量的看法:“一男一女一枝花”是家庭的理想生育目标。⁽⁸¹⁾

董时进认为，“在中国，节制生育的问题，本不是‘何以必须’，乃是‘如何实行’”。“现在中国极应进一步讲求如何大规模的推进节育，我们应该要求政府采取有效的政策，限制婚姻与生育。”在开发荒地、改良农业和振兴水利的同时，限制人口增长。⁽⁸²⁾乔启明说，中国人口问题的“治标工作为增加生产、调节消费和平均分配三项”。“治本工作，包括人口、土地和农业调查三项，要求这项任务的完成，应自迟婚与节育入手。”⁽⁸³⁾李景汉认为，“实行节育、移民、增加生产，这三项都是解决农村的根本问题。若单独在任何一方面努力，而忽略其他方面，则效力较缓。若能双管齐下，或三面推进，则收效较速而彻底……三者之中，仍是以节育为最有把握而最彻底”⁽⁸⁴⁾。陈天表认为，“生育限制与增加有价值人口”为中国解决人口问题的途径。⁽⁸⁵⁾孙本文则认为，“减少人口增加的最善方法，莫过于限制生产”⁽⁸⁶⁾。马寅初从人口影响工资多寡的角度提出“节制生育，减少人口”，并从中国的家族观念等角度来探讨人口问题的解决办法。⁽⁸⁷⁾此外，鲁迅也积极主张少生、优生、节育，倡导“既已生之，必须育之”的优育做法，并以身示范，直至晚年只生一子。他在信中劝诫多子女的友人节制生育:“所必要者，此后当行节育法也，惟须不懈，乃有成效，因此事繁琐，易致疏失，一不注意，便又往往怀孕矣。”然而，当时的中国没有好的避孕方法使鲁迅倍感苦恼:“求子者日夜祝祷而无功，不欲者稍不经意而辄妊，此人间之所以多苦恼欤。”⁽⁸⁸⁾

由此可见，当时有节育见识的社会学家，在中国已形成一个知识群体。社会学派的思考，随着岁月的流逝和社会层面的反馈而日趋成熟。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家费孝通在社会学派思想的基础上，经过广泛的社会调查，从论证人类两性性行为对社会绵延和稳定具有两重性的角度，出版了《生育制度》一书。1948年，清华大学戴世光教授在《新路》周刊上发表《论我国今后的人口政策》一文，从人本的高度来思考人口问题，呼吁进行“人口革命”、“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提出了系统的人口政策。在这篇文章里，最值得注意、最有意义、也最引人思考的地方，就是他提出“减少人口的原则如能为国家基本国策，唯一的方法自然是节制生育”，率先鲜明地呼吁把节制生育作为国家的基本国策。⁽⁸⁹⁾社会学派的节育思想，是中国现代节育思想的重要渊源，也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两场节育论争的逻辑起点和理论铺陈。

（2）两场节育论争:共识达成与节育合法化

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思想界围绕着节制生育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争，这是对国际上节育论争的回音。当时国际上的节育论争具体表现为:节育是否为新式的杀婴（infanticide）或新式的打胎（abortion），避孕是否会鼓励不正当的性关系，节育是否与求嗣相矛盾，节育是否与国家强盛和工业文明相冲突，节育是否会导致人口逆淘汰等。⁽⁹⁰⁾

围绕国际上的节育论争，中国思想界也针对节育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仍然是“要不要（为什么要）节育”与“如何节育”的问题。主张限制生育的人，多半是专门研究人口、土地或经济的社会学者和人口学者，反对者多半不是专门研究这些科目的人及其社会力量。反对节育者认为，节制生育会导致民族自灭、道德沦丧、违背自然，引起国际战争；主张节育者认为，节育无碍于道德、生育不任天行、恋爱重于生育、节育未必导致国衰种亡。⁽⁹¹⁾反对者的观点，不出“种族自杀”、“违反神意”及“不自然”之说。反对节育的人，以杨效春等人为代表。杨效春指出，“大家既无确实证据，证明中国人口过剩，遂悍然主张国人必须实行生育制裁而后果。此种主张在学理上既是大胆武断之论，在事实上，亦为民族自杀之策……居今日中国鼓吹生育制裁，实为不识时务，不顾国计之谈”。他通过分析人口多寡与国势强弱、经济贫富、文化高下、国防及个人幸福的关系，从五个方面说明了“吾人不宜主张生育制裁”的原因，⁽⁹²⁾并说“生育限制”是因噎废食的主张。⁽⁹³⁾此外，一些反对节制生育的人认为:战争是人多者胜，想打胜仗就应当奖励人口；“人口减少了，生产力便会降低”；为了充分利用荒地也不应节制生育；中国人口密度在英国、德国、比利时之下；发展工业化还要吸收劳动力，等等。吴景超等社会学者针对这些言论一一批驳，并尖锐地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国民政府当局，指出“最不幸的就是反对中国现在采取节制人口政策的人在社会上还握有很大的势力与威权，他们的态度是使中国现在不能用合理方法来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一个最大障碍”⁽⁹⁴⁾。

无独有偶。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也针对节育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1942年3月1日，陕甘宁边区医药学会、陕甘宁边区护士学会、《解放日报》卫生编委会，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召开千人大会，邀请中央医院妇产科专家金茂岳医师作《节育问题》的报告（该报告在3月31日《解放日报》上公开发表），成为中共延安时期节育论争的起点。金茂岳在报告中讲述了生男生女的科学道理，提出了晚婚、节育，反对重男轻女等观点。在谈到避孕问题时，应该“保证生一个活一个，保证子女健康，反对因产生病，主张推迟结婚期限，参加正当的社交、娱乐生活”。最后，向青年们介绍了天然、物理、化学、永久等四种避孕方法。⁽⁹⁵⁾金茂岳的报告，引起了延安各界广泛的讨论。反对者主要以马荔、王大可等人为代表。4月19日，《解放日报》分别刊登马荔和王大可的文章《打胎和避孕的商榷》、《节育还是节欲》，对节育问题提出不同的看法。“根据最近（1942年4月）中央医院、和平医院的统计，刮子宫、结扎输卵管的约有百余人之多”，“新娘要求新郎两年内不要小孩”⁽⁹⁶⁾的事时有发生，也有人不顾生命危险乱用堕胎药，其主要原因是青年觉得抚养小孩会妨碍工作。他们认为，生育是人类的自然现象，不应节制；节育手术不安全；保障子女健康不能靠节育。因此，他们“反对人为的节育主义”，觉得“用节欲的口号来代替节育口号要合理得多”⁽⁹⁷⁾。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人们对节育的认识渐趋一致——节育是应该的，而且是必要的。同年5月18日，《解放日报》卫生编委会发表《我们对“节育问题”应有的认识》一文，希望结束对这一问题的讨论；5月29日，《解放日报》再次刊登金茂岳的文章《再谈节育问题》，重申对节育问题的看法。⁽⁹⁸⁾至此，中共延安时期的节育论争落下帷幕。在1942年的延安，在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上公开提出节育问题，并展开广泛、深刻的讨论，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它不仅发出了节制生育的呼声，还开创了中共对节育问题开展研究的先河。

经过许多人口学家和社会学者的大力呼吁，国民政府终于改变了对节制生育的看法（以前视为非法）。1941年秋天，国民政府主管人口政策的社会部，邀请各大学教授、专家以及政府部门中对人口问题感兴趣的人士，组织了一个人口政策研究委员会，成员有:立法委员陈长蘅（兼重庆区主席）、西南联大教授陈达（兼昆明区主席）、中央大学教授孙本文、重庆卫生署医师许世谨、西南联大教授潘光旦、社会部研究室主任张鸿钧。抗战期间，人口政策研究委员会在重庆和昆明召开了几次会议，提出了许多意见，决定了许多重要的议案。经过专家反复论证，人口政策研究委员会在人口数量、人口品质、婚姻与家庭、移民运动及边疆少数民族等重大的人口政策方面形成了几点共识，其中有一项基本共识是:中国已经存在着严重的人口问题，它表现在人口数量太多，已经形成了人口过剩，从而导致了人民生活水平的严重低下。由人口政策研究委员会制定的人口政策，是建立在专家们科学论证的基础之上的，对中国的国情与人口状况作出了正确判断，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倡节制生育与人口控制的人口政策，标志着中国对自己国情认识的一次质的飞跃，也标志着这一场几乎持续了整个20世纪上半期的人口不足与人口过剩的争论以后者的胜利而告终。学术界达成的关于中国人口过剩的共识，推动了生育节制的合法化。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采纳人口政策研究委员会的意见，正式承认生育节制为合法。当然，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一政策并未得以实际推行，但这仍不能抹杀它在历史上的光辉。⁽⁹⁹⁾

（3）北平妇婴保健会:近代中国节育实践之滥觞

1930年2月，由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司徒发起，在杨崇瑞（第一助产学校校长）、晏阳初（平民教育促进会）、蒲爱德、周励秋（协和医院）、许仕廉、张鸿钧（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等赞助下，我国近代第一个节育指导所“北平妇婴保健会”成立，杨崇瑞为主任。后来，兰安生（公众卫生教授）、陈达（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雷洁琼（燕京大学教员）、高君哲（协和医院社会部）、沈麟美（卫生事业所医师）、方颐积（北平卫生事务所所长）、袁贻瑾（协和医院公众卫生科）等陆续加入，使该会组织得到充实。

妇婴保健会规模较小，是个民间团体，宗旨是提倡生育节制，促进母体及婴儿健康。其经费是采用募捐的办法，由支持节育的团体或个人赞助。主要工作业务是办理节育指导所（在北京东城钱粮胡同），传播节育知识，为要求节育者提供避孕咨询和避孕药具。欲节育者或写信，或到诊所当面求教；指导所或由女医师当面传授方法，或指派社会服务员到个人家里做访问和咨询。凡已婚男女，在相当条件之下，可请指导所的医生指示最新、最廉之节育方法。但需具备下列三个条件方可得到指导和帮助:①已婚；②提供真实姓名与住址；③对下列痛苦与困难，至少现已感受其一者:（甲）受经济压迫者；（乙）身体欠佳者；（丙）遗传欠健全者；（丁）儿女生育过密者。

该会节育工作分两个阶段:1930年3月至1933年2月为第一阶段（1931年曾因搬家等原因中断），每周只开诊一次；1933年3月至1935年2月为第二阶段，此期又加一医师，改为每周开诊两次。当时受诊人数很有限，接受指导者多为有固定薪金的中上等人家；接受节育指导的家庭多为夫或妻受过教育者（其中，夫受过教育者为95%，妻受过教育者为65%；节育者受过高等教育的高达50%以上，受过中等教育的占20%左右，未受过教育的仅占3%）；节育者的职业以教育、学术界人员为多，其次为行政公务人员，一般民众的比例极小。第一阶段的153名节育者中，工人仅占2%；第二阶段的617名节育者中，工人有较大增加，占11%。第一阶段所用节育方法为两种:一是子宫帽（橡皮套上涂以含1%乳酸的胶冻）；二是简单的子宫塞（浸以市上买的醋）。第二种方法价钱较低，但因市上卖的醋酸量多少不一，效果不佳，而改用第一种方法。用橡皮套者效果较好，但也有失败者。或因指导不力、节育方法不适用，或因受诊者合作不好，或因橡皮套破裂、脱落，或因迷信观念作祟、丈夫反对，等等。1933年后，节育指导所又增加两种新方法:一是金鸡纳霜片，二是避孕套（当时叫如意袋）。节育指导所也聘请医药师制作避孕药具，不过为数极少。后来也曾商请上海的工厂生产节育用品。由于避孕药具量小而价高，一般人是用不起的。⁽¹⁰⁰⁾

在开展节育咨询和指导的同时，妇婴保健会也开展了一些文字宣传工作。1932年4月起，在《北平晨报》上辟《人口副刊》专版，以作节育宣传之用，主要向中上阶层宣传节育。由陈达主编，每月出一期，讨论人口问题及节育方法，并登载国外节育运动的消息。如1932年6月5日，《人口副刊》第3期就以《什么人应当节育》为题，刊发了妇婴保健会的工作内容。当时研究社会学、人口学和优生学的学者，如陈达、许仕廉、李景汉、潘光旦、吴景超、赵承信、雷洁琼等都在《人口副刊》上发表过文章。该副刊经常登载节育通信，反映节育者的苦楚，并载节育谈话，说明节育的好处。此项宣传工作“在中国算是破天荒，是一种小规模的尝试”⁽¹⁰¹⁾。1933年2月起，妇婴保健会又在《北平实报》上辟《节育讯》一栏，每月出一次，每次400字左右，登载节育消息，讲解节育的必要；1934年1月起，又在《北平全民报》上辟《节育须知》栏，每月一期。这两个栏目主要是向识字的工人、店员、农民作宣传的。⁽¹⁰²⁾

妇婴保健会是近代中国重要的节育社团，在它存在的五六年时间里，为中国最初的节育实践进行了难能可贵的大胆尝试。它反映了一部分知识分子以提倡节育来帮助群众摆脱困境，并求得控制中国人口的愿望和热情。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实践很难取得大的成效，但是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是应该予以肯定的。⁽¹⁰³⁾北平妇婴保健会的成立及其活动，还带动了其他地方的节育实践。20世纪30年代，晏阳初在河北定县进行乡村建设实验时，杨崇瑞等先后去定县开展了卫生与节育宣传。在此影响下，定县初步推行了节制生育运动。1933年，“平教总会”开始向平校同学会讲解节育工作，很是引起注意；1933年11月，县保健院设立一生育节制特别展览室，陈列各种节育器材药品及应用方法图说，并另辟专室供有兴趣人士前来讨论实际问题；是年冬，10村的青年农民都曾接受劝告，并愿试用这些节育方法，50村农民愿意迟婚且积极节育；1934年，卫生教育部特派员分别在15村访问835户农家，说明节育的重要性，其中，108家需要实行节育，34家接受劝告。⁽¹⁰⁴⁾定县乡村建设运动中农民的节育需求情况在全国可见一斑。

【注释】

(1)张敏如:《中国人口思想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2)《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478页。

(3)杨子慧:《计划生育在中国》，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

(4)《老子·四十六章》。

(5)《老子·三十七章》。

(6)《老子·八十章》。

(7)《商君书·徕民》。

(8)《韩非子·五蠢》。

(9)《文献通考·户口考序》。

(10)《农政全书·田制》。

(11)《太平广记钞·古元之》批语。

(12)《意言·治平篇》。

(13)《意言·生计篇》。

(14)《大学》。

(15)《商君书·算地篇》。

(16)《商君书·徕民》。

(17)《管子·霸言》。

(18)《管子·权修》。

(19)《荀子·君道》。

(20)《潜夫论·实边篇》。

(21)《水心别集·民事中》。

(22)《安吴四种·说储上篇后序》。

(23)《管子·权修》。

(24)《荀子·性恶》。

(25)《荀子·大略》。

(26)《荀子·儒效》。

(27)《荀子·王制》。

(28)《潜夫论·赞学》。

(29)《潜夫论·务本》。

(30)《文献通考·户口考序》。

(31)《国语·周语上》。

(32)《中论·民数》。

(33)徐宗元:《帝王世纪辑存·星野及历代垦田户口数》，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18—121页。

(34)《唐会要·逃户》。

(35)《通典·食货典·丁中》。

(36)《文献通考·田赋考》。

(37)《文献通考·户口考》。

(38)《大学衍义补·傅算之籍》。

(39)《乙丙日记》卷三。

(40)《乙丙日记》卷二。

(41)《庸盦海外文编·西洋诸国导民生财说》。

(42)《庸盦海外文编·用机器殖财养民说》。

(43)《庸盦文外编·书周官矿人后》。

(44)《庸盦文编·创开中国铁路议》。

(45)《庸盦文外编·许巴西、墨西哥立约招工说》。

(46)《严侯官文集·保种余义》。

(47)《饮冰室合集·史记货殖列传今义》。

(48)《定盦文集·西域置行省议》。

(49)《庸盦海外文编·赤道下无人才说》。

(50)《庸盦文外编·檀香山土人日耗说》。

(51)［法］孟德斯鸠:《法意》按语，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45页。

(52)《严侯官文集·保种余义》。

(53)《严侯官文集·拟上皇帝书》。

(54)《严侯官文集·保种余义》。

(55)《饮冰室合集·禁早婚议》。

(56)李大钊:《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3—85、121页。

(57)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99、193、595页。

(58)廖仲恺:《廖仲恺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4—27页。

(59)陈望道:《陈望道文集》（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9页。

(60)《介绍桑格夫人》，《觉悟》，1922年4月21日。

(61)《生育节制底什么与怎样》，《妇女评论》第43期，1922年。

(62)实业部中国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编辑:《中国经济年鉴·续编》，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63)林语堂:《中国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5页。

(64)梁景和:《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页。

(65)梁景和:《五四时期“生育节制”思潮述略》，《史学月刊》1996年第3期。

(66)《一个临时的动议》，《妇女评论》第41期。

(67)梁景和:《五四时期“生育节制”思潮述略》，《史学月刊》1996年第3期。

(68)《美国提倡节育专家山额夫人昨午抵沪》，《申报》1936年3月9日。

(69)王雪峰:《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节制生育思潮与实践——以桑格夫人来华为中心的考察》，《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70)孙沐寒:《中国计划生育史稿》，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7年版，第39—40页。

(71)张竞生:《美的人生观》，上海北新书局1925年版，第105页，注释。

(72)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影印本，第128页。

(73)许仕廉:《人口学纲要》，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影印本，第12页。

(74)陈达:“引言”，《北平晨报·人口副刊》（第1期，创刊号），1932年4月3日，第八版。

(75)陈达:《人口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影印本，第417—431页。

(76)孙沐寒:《中国计划生育史稿》，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7年版，第41页。

(77)孙沐寒:《中国计划生育史稿》，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7年版，第44—45页。

(78)陈长蘅:《生育革命为实行全国总动员之必要条件》，《北平晨报·人口副刊》（第3期），1932年6月5日，第八版。

(79)陈长蘅:《中国人口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影印本，第90、102页。

(80)陈长蘅:《三民主义与人口政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影印本，第288页。

(81)孙沐寒:《中国计划生育史稿》，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7年版，第46页。

(82)董时进:《在中国何以必须节制生育？》，《东方杂志》（第33卷第5号），1936年第5号，第118—120页。

(83)乔启明，蒋杰:《中国人口与食粮问题》，上海:中华书局1937年影印本，第143—144页。

(84)李景汉:《农村经验与节育》，《北平晨报·人口副刊》（第11期），1933年2月5日，第八版。

(85)陈天表:《人口问题研究》，上海:黎明书局1930年影印本，第132—150页。

(86)孙本文:《人口论ABC》，上海:世界书局1928年影印本，第52页。

(87)杜荃:《谁最先提出“节制生育”为基本国策》，《中华读书报》2000年10月25日。

(88)鲁迅:《致李秉中函》，《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20—321页。

(89)杜荃:《谁最先提出“节制生育”为基本国策》，《中华读书报》2000年10月25日。

(90)参见许仕廉:《人口学纲要》，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影印本，第219—221页。

(91)梁景和:《五四时期“生育节制”思潮述略》，《史学月刊》1996年第3期。

(92)杨效春:《对于时论“中国人口问题”的总答辩》，《东方杂志》（第24卷第20号），1927年11月2日，第9—29页。

(93)陈长蘅:《三民主义与人口政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影印本，第319页。

(94)孙沐寒:《中国计划生育史稿》，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

(95)金茂岳述，鲍敬恒记:《节育问题》，《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3月31日，第四版。

(96)马荔:《打胎和避孕的商榷》，《解放日报》，1942年4月19日，第四版。

(97)王大可:《节育还是节欲》，《解放日报》，1942年4月19日，第四版。

(98)白继忠:《我党延安时期关于节育问题的讨论》，《西北人口》1985年第1期。

(99)侯杨方:《中国人口史》（第六卷）（1910—1953年），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17—619页。

(100)孙沐寒:《中国计划生育史稿》，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7年版，第47—49页。

(101)许仕廉:《人口学纲要》，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影印本，第223页。

(102)陈达:《人口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影印本，第280页。

(103)参见拙作（与潘如龙合作）:《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节育论争与实践》，人大复印资料《人口学与计划生育》2006年第2期。

(104)李志会:《晏阳初与定县（定州）乡村建设》，见中国乡村网（http://www.china-village.org），2003年7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