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革命与可持续发展

生育革命与可持续发展_低生育社会的来临———中国生育革命与政策抉择

7.6生育革命与可持续发展

生育革命使可持续发展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五大基本要素。其中，资源是可持续发展的起点和条件，人口是总体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终点和目标，经济和社会发展则是宏观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和调节器。⁽¹¹³⁾人口问题是人口、资源和环境等三大全球性问题的核心。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始终同我国的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和人口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休戚相关。由于人口过多会对生态、资源、环境造成压力，因此，环境治理尤为迫切，人口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则是整个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随着低生育社会的来临，计划生育的重点要逐步由数量控制转到质量提高和优质服务上来。

7.6.1　生育革命与经济发展

可持续发展涉及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在经济和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之上。如果离开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发展就会流于空谈。⁽¹¹⁴⁾我国庞大的人口数量产生的巨大社会需求与社会总供给之间的矛盾，直接影响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步伐。人口增长过快和劳动力总量多、素质差是制约经济增长速度的关键所在。只有控制住人口的无计划发展，才能为经济腾飞开辟道路。人口与经济生产的相互影响和协同机制，要求人口再生产的数量增长、结构配置等须同产业结构的调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就业人口的吸纳和增长保持适度的比例，从而不断满足人们的生活消费增长需求并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可见，人口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人口控制的自觉思想从一开始就同经济发展相联系，这也是邓小平人口思想的核心。

生育革命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双向的。一方面，生育革命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人口对于经济的影响和作用如何，关键在于人们是如何利用其既定的人口，为经济发展服务的。⁽¹¹⁵⁾根据福利经济学理论，政府计划生育的人口政策，无论在计划经济中，还是在市场经济中，都是社会福利实现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经济得以实现持续性发展的必要保证。⁽¹¹⁶⁾人口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以其劳动力的数量、质量投入及消费需求动力，促进或延缓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发展还影响人均国民收入的水平和发展速度，以及人均积累基金和人均消费基金的比例。人口增长过快，必然会导致消费基金的总量增加而使人均积累基金总量缩减，从而直接影响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生育革命的发生，使人口总量增长放缓，也引发人口结构变化，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影响。计划生育工作的地区差别，无疑会影响到该地区的社会生产、劳动就业、人口投资和经济技术投资，更重要的是，人口增长的快慢直接影响到人均国民收入的分配、交换和消费等。⁽¹¹⁷⁾人口变动因素推动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主要表现为:庞大的人口规模形成了巨大的、不断扩张的消费需求市场；庞大的人口规模、年轻的年龄结构满足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对劳动力资源的巨大需求；愈益活跃的人口迁移促进了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集聚效益的提高；年轻的人口年龄结构不仅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而且还创造了丰厚的“人口红利”，提高了储蓄率和投资能力。⁽¹¹⁸⁾

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也对生育革命具有重要的影响。贝克尔孩子质量数量替代理论认为，当家庭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时，人们的生育能力也随之提高，具有多生育的潜能。但是在现实生活里，随收入水平提高而来的往往却是生育水平的下降，这是因为人们对孩子质量的需求替代了对孩子数量的需求。⁽¹¹⁹⁾舒尔茨（Schultz）“家庭生产函数”和贝克尔“全收入”需求理论进一步指出，随着父母工资率的上升，家庭的全收入会增加，相应地养育子女付出的时间成本会增加，从而抑制父母对子女数量的需求。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和快速经济增长基本上是同步的。中国1978年以后的快速经济增长，可能会自发地形成抑制生育水平的效果。⁽¹²⁰⁾当然，生育水平并不是越低越好。生育水平过低或过高都不利于钝化人口变动的双重极端性，不利于形成有利于社会稳定发展的人口结构。我们需要对现时的生育率是否适度作出判断，一方面避免过低，另一方面避免过高，将其稳定在一个适度的水平。⁽¹²¹⁾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文明观，可持续发展强调全面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和人类生活质量，保护和改善生存环境。人口的适度增长，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我国各地区的生育率将呈现不同的发展进程。无论哪种地区，其共同的任务都是进入稳定的适度低生育水平阶段，⁽¹²²⁾为未来由适度低生育水平向更替水平回归创造条件。

7.6.2　生育革命与生态环境

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¹²³⁾“实现可持续发展，核心的问题是实现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发展不仅要看经济发展，还要看人文指标、资源指标、环境指标。”⁽¹²⁴⁾自1869年德国生物学家E·海克尔（Ernst Haeckel）首次提出生态学（ecology）概念之后，人与环境的研究便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对人口与环境问题的关注是和工业革命以来人们对人口与食物、人口与经济增长这些问题的关注一脉相承的。人们担心的不仅是环境破坏将对人们健康或生活质量造成影响，更主要的是担心环境破坏和生态破坏导致经济增长难以为继。⁽¹²⁵⁾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人与环境问题的深入研究蓬勃地开展起来。7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分支学科——环境社会学（environmental sociology），在环境与社会关系的基础上，研究当代社会的环境问题及其影响。⁽¹²⁶⁾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发展史就是人口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一方面，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场所，环境质量不仅对人口的数量、质量、结构、分布等产生影响，而且还直接影响作为经济发展基础的资源和能源；另一方面，人口数量、质量、结构和分布的变化直接作用于环境，尤其是人口数量增长过快，已经引起不同程度的环境恶化，影响人类的生存与发展。⁽¹²⁷⁾

第一，人口过多对生态、资源、环境的压力。生态经济系统的基本矛盾是生态系统的内在稳定机制与经济系统的发展机制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为生态供给与经济需求之间的矛盾。生态供给，指特定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供给力和环境质量供给力；经济需求，指经济增长速度对物质、能量的需求率以及人类发展的全面需求。这一供给需求体系必须在生态经济再生产过程中达到和谐、统一。⁽¹²⁸⁾从淡水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草地资源、水能资源、能源资源、矿产资源的绝对总量来看，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资源大国之一。但由于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十分有限，甚至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庞大的人口基数和超限度的人口活动，引起耕地、粮食、森林、草场、能源、交通、教育、卫生等方面的压力，从而导致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能源匮乏、灾害频繁等一系列问题，并成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这不仅使原来结构复杂、功能多样、调节能力强的生态环境遭到空前的破坏，而且造成对大自然的索取超过了其供应能力，最终危害整个生物圈。⁽¹²⁹⁾当然，中国人口对生态环境压力的行政区域分布极不平衡，各省、市、自治区压力指数不等。山西、内蒙、吉林、黑龙江、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五省三区属负压区；河北、安徽、广西、海南、四川、云南、西藏、陕西等六省二区，属低压区；辽宁、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贵州等十一省，属高压区，人口大大超过了其生态环境的人口容量，对生态环境产生了很大的压力。⁽¹³⁰⁾

第二，适度人口理论的提出与意义。人口生产是影响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经济变量。在可持续发展中，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主要来自人口总量和人口增长率。可持续发展的人口容量，是在保护资源环境可持续性的基础上，使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得以增殖的人口规模，它是在不降低未来的发展能力的情况下可以承载的最大人口总量。⁽¹³¹⁾一般来说，在资源一定的条件下，一个区域人口的数量和增长速度不要超过资源和环境的最大允许承载力，以避免负荷和种种不良后果。⁽¹³²⁾人口与环境的协调发展首先是把人口控制在与社会生活和自然资源比例适当的范围内。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与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及与自然环境之间，必须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¹³³⁾人口生产的社会最优状态，即社会最优人口，是在一定历史时期与生态平衡、能源消耗、资源状况、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科学水平、文化教育水平、人民生活、医疗保健水平相适应的人口数量，也包括人口的地域分布、职业、教育、年龄等结构内容。社会最优人口也是同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相适应的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¹³⁴⁾确定一个国家的最优人口数量必须解决以下三个问题，即决定人口数量的因素、最优人口的稳定性、最优人口估算的方法。⁽¹³⁵⁾关于中国理想的生态环境人口容量，孙本文早在1956年就根据耕地、粮食和就业状况，提出最适应的人口数量是8亿；⁽¹³⁶⁾田雪原、陈玉光从劳动者就业的基本物质要素出发，推算出中国的理想环境人口容量为6.5亿～7亿；⁽¹³⁷⁾宋健、孙以萍从中国资源要素出发，推算出中国的理想环境人口容量为6.8亿；⁽¹³⁸⁾胡宝生等利用多目标决策分析，估算出中国的理想生态环境人口容量为7亿～10亿；⁽¹³⁹⁾孙峰华根据中国的资源与环境，参照世界一些国家多种因素所承载的人口数量，计量出中国的理想生态环境人口容量为10亿或8亿。⁽¹⁴⁰⁾而目前中国现有人口数量，显然均已超过理想容量。

第三，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保护环境的实质就是保护生产力。环境意识和环境质量如何，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由于我国的人口基数庞大，资源相对不足，环境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因此，在生育革命发生过程中，必须大力加强环境保护工作。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人类中心主义、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道德观念对环境具有很大的消极影响，它使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与恶化，从而阻碍可持续发展的实现。⁽¹⁴¹⁾20世纪60年代，社会生态学家欧蒂斯·邓肯（Qtis Dudley Duncan）在城市区位研究中，强调了四个相互作用的变量，即人口（Human Population）、技术（Technology）、社会组织（Social Organization）和物理环境（Physical Environment），建立了POET模型，即人口（Population）、组织（Organization）、环境（Environment）和技术（Technology）之间的关系，揭示了环境社会学对人口与环境问题的最初思考。当前，面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产生严重冲突的现实状况，面对当代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影响和威胁，人类“需要进行一场环境革命”，借助新技术成果，在积极控制人口增长的同时，不断保护和改造自然生态环境，从而建立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绿色文明”，⁽¹⁴²⁾从能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着手，努力建构低碳环保社会，这正是环境社会学研究的当下命题。因此，“切实做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对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对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对改善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¹⁴³⁾。

7.6.3　生育革命与人口发展

人口问题本质上是发展问题。中国的人口问题无论是数量控制，还是质量提高，或者结构调整、合理分布的问题，最终要在也只能在可持续发展中获得解决，这就是大人口观念，而不是就人口谈人口、就人口数量论人口数量。可持续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为了人类更好地生存与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¹⁴⁴⁾就中国具体国情而言，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解决好人口问题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¹⁴⁵⁾生育革命的发生，带动了人口数量与质量的对立统一，促进了人口生产类型的转变，为全面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基本前提，也使人口迁移与流动、人类精神健康等问题成为人口发展的重要议题。

首先，人口数量是人口发展的重要核心变量。人口数量与发展的矛盾，实质上是人口数量与当时生产条件所设定的最高限制人口量及生产条件发展所必需的最低必要人口量之间的矛盾。最高限制人口量和最低必要人口量之间，是相对适应人口量。⁽¹⁴⁶⁾长期以来，迫于经济压力，人口政策和实践集中于控制人口数量增长的目标上，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都在客观上掩盖和淡化了人口素质与结构问题。在认识上，人口发展问题曾被简单化为人口数量问题。在实践中，人口素质及结构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借助于政策的效力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实现人口系统内数量、素质、结构的良性互动关系的社会投入不够，政策执行不力，目标刚性不足。⁽¹⁴⁷⁾人口的数量问题，不仅现在是，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仍将是我国整个人口问题的核心；解决我国的人口问题，必须从根本上抓住人口数量问题；人口老龄化等诸多问题的解决，必须首先服从于人口数量控制的需要。⁽¹⁴⁸⁾

其次，人口质量问题是涉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问题。当今世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高质量的人口，就将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淘汰。平均预期寿命和受教育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人口质量的两个重要指标。2000年，我国每百人中，大专以上、高中、初中、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分别为4、13、24、42人，文盲率由1949年以前的80%降低到现在的6.72%。然而，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¹⁴⁹⁾与此同时，我国的残疾人口和出生人口质量令人堪忧，残疾人口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据1987年全国首次残疾人抽样调查统计，1987年全国残疾人已达5 164万，占全国总人口的4.9%，占世界残疾人口的8.6%。⁽¹⁵⁰⁾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目前有各种先天性缺陷者3 000万。全国残疾人口达到6 400多万，占全国总人口的5%左右。再者，中国每年约有30万～40万有出生缺陷的新生儿出生。如果加上出生后不断被检测出来的出生缺陷病例，中国实际每年发生的出生缺陷新生儿大约有50万～60万。先天性残疾者约占残疾人口的20%左右。⁽¹⁵¹⁾值得关注的是，人口“逆淘汰”现象已露端倪。在我国，知识层次较高的育龄夫妇，节制生育的自觉性较高，在他们当中，有些夫妇生一个孩子后不再生育，有些夫妇干脆不生，而文化素质、身体素质较低的育龄夫妇往往在生下一个有先天缺陷的孩子后还要再生，从而使中国人口在“逆淘汰”规律下繁衍，⁽¹⁵²⁾这会对中国人口质量的提高产生严重影响。因此，要充分认识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性、长期性和艰巨性，把控制人口增长、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工作摆到重要的位置，使高发致残、致畸的出生缺陷发生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努力消除因围产因素、孕期及哺乳期妇女缺碘所导致的儿童智力损害，不断提高出生婴儿的身体素质和智能。此外，精神健康也是人口质量应该考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大部分中国人（包括移民海外的中国人）对精神健康问题没有充分的认识，在精神疾病的初期往往不会寻求治疗，结果导致精神健康问题的恶化。⁽¹⁵³⁾

最后，人口迁移与流动是改变人口地区分布格局的一种重要途径。闯关东、走西口和下南洋代表中国历史上几次典型的移民浪潮。春运成为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乡城人口迁移与流动过程中一道独特的风景。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中西部地区的日益开放并同东部地区经济交往更加广泛和密切，以及户籍制度对城乡迁移的限制作用日益减弱，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将更加活跃，规模将继续增大。⁽¹⁵⁴⁾正如戴维斯所提出的，家庭在人口不断增长的前提下为了避免社会地位下降和扩大生存机会而作出的一个努力方向就是迁移。⁽¹⁵⁵⁾中国的人口迁移涉及两个重要的层面:一个层面是国内蔚为壮观的流动人口群体，特别是从乡村进入城市工作、经商乃至流浪的大量人口；另一个层面是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他们都汇流成中国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中国社会的框架。在一定意义上，人口迁移代表了中国人在庞大的人口压力下的某种反应。⁽¹⁵⁶⁾

【注释】

(1)李建新:《低生育率的社会学后果研究》，《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2)江泽民:《在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欢迎仪式上的讲话》，1995年9月4日。见国务院妇女儿童委员会办公室:《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妇女儿童工作的论述》（1994—1997），1997年版，第9页。

(3)蒋永萍:《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载沙吉才:《当代中国妇女地位》，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3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158页。

(5)刘光宇，冬玲:《女性角色演变与中国妇女解放——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文化透视》，《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6)参见沙吉才:《中国妇女地位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蒋永萍:《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载沙吉才:《当代中国妇女地位》，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页。

(7)姜颖:《浅议妇女地位与计划生育》，《人口学刊》1998年第4期。

(8)张维庆:《中国计划生育概论》，中国人口出版社1998年版，第244页；李胜伟:《计划生育工作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大有作为》，《人口与计划生育》1997年第1期；蒋永萍:《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载沙吉才:《当代中国妇女地位》，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5页。

(9)郝林娜:《妇女地位与计划生育》，《人口与计划生育》1994年第3期。

(10)刘启明:《当代中国妇女家庭地位研究》，载沙吉才:《当代中国妇女地位》，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11)参见陈胜利，魏津生，林晓红:《中国计划生育与家庭发展变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1—232页。

(12)顾世光，高尔生，赵鹏飞:《生殖健康》，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13)张维庆:《中国计划生育概论》，中国人口出版社1998年版，第251、261页。

(14)陈剑，纪世琨:《跨世纪的行动——生殖健康》，中国人口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

(15)陈剑，纪世琨:《跨世纪的行动——生殖健康》，中国人口出版社1995年版，第14页。

(16)齐荣义:《生殖健康顾问》，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页。

(17)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中国人口年鉴》（2002），2002年版，第383页；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中国人口年鉴》（2009），2009年版，第381页、441—444页。

(18)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中国人口年鉴》（2009），2009年版，第377、379页。

(19)朱楚珠，李树茁等:《计划生育对中国妇女的双面影响》，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7、8页。

(20)顾世光，高尔生，赵鹏飞:《生殖健康》，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年版，第9—10页。

(21)Pramilla Senanayake:《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需求的研究》，载J.Kahnna P、F.A.Van Look主编:《生殖健康研究新方向》，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0页。

(22)朱楚珠，李树茁等:《计划生育对中国妇女的双面影响》，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23)参见陈明立:《人口与计划生育立法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138页。

(24)焦少林:《简论生育权》，《现代法学》1999年第6期。

(25)纪正:《人口与计划生育立法的有关问题（二）》，《人口与计划生育》2001年第4期。

(26)王晨，艾连北:《再论生育权》，《当代法学》2003年第1期。

(27)张荣芳:《论生育权》，《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28)樊林:《生育权探析》，《法学》2000年第9期。

(29)叶竹梅:《浅议生育权》，《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30)崔茂乔，张云:《生育权探微》，《云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6期。

(31)2002年9月27日，吉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的《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30条第2款规定:“达到法定婚龄决定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从而规定了单身女性的生育权利。学界对单身女性的生育权，有较大分歧。参见汤擎:《单身女性生育权与代际平等——评〈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30条第2款的非合理性》，《法学》2002年第12期；刘志刚:《单身女性生育权的合法性——兼与汤擎同志商榷》，《法学》2003年第2期；杨文庄，梁清富，黄燕:《论适龄独身女性生育权》，《人口研究》2003年第1期；段成荣:《要宽容地对待独身妇女生育权》，《人口研究》2003年第1期。

(32)谭桂珍:《论“生育权”及其救济》，《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2期。

(33)樊林:《生育权探析》，《法学》2000年第9期。

(34)陈智慧:《妇女生育权实现的法律保护》，《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35)胡锦涛:《全党全社会都要重视和关心儿童的健康成长——在接见实施〈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工作会议暨儿童工作先进表彰会代表时的讲话》，1994年5月26日。见国务院妇女儿童委员会办公室:《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妇女儿童工作的论述》（1994—1997），1997年版，第15页。

(36)罗庆诗:《我国出生性别比与生育观念现状分析》，《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张维庆:《中国计划生育概论》，中国人口出版社1998年版，第277页。

(37)参见齐麟:《对“溺婴”的人口社会学分析》，《西北人口》2002年第2期；肖倩:《清代江西官员所见的溺女状况与禁诫文》，《史林》2001年第1期；宋兆麟:《中国生育信仰》，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82页。

(38)朱楚珠，李树茁等:《计划生育对中国妇女的双面影响》，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39)张翼:《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失衡、原因与对策》，《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6期；自文献良:《解放以来中国农村人口性别比发展变化的特征和原因》，《人口学刊》1994年第1期。

(40)潘兆文:《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的原因分析及其解决办法的探讨》，《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41)高凌:《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42)刘爽:《中国的出生性别比与性别偏好:现象、原因及后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43)胡平，束怀符，王洁贞:《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标准探讨》，《人口与经济》1996年第6期。

(44)罗庆诗:《我国出生性别比与生育观念现状分析》，《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45)贾威，彭希哲:《中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出生性别比》，《人口研究》1995年第4期。

(46)杜守东:《中国出生性别比升高现象的理论思考》，《齐鲁学刊》1996年第6期。

(47)穆光宗:《近年来中国出生性别比升高偏高现象的理论解释》，《人口与经济》1995年第1期。

(48)张翼:《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失衡、原因与对策》，《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6期。

(49)张维庆:《中国计划生育概论》，中国人口出版社1998年版，第283页；解振明:《引起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三要素》，《人口研究》2002年第5期。

(50)解振明:《引起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三要素》，《人口研究》2002年第5期。

(51)张维庆:《中国计划生育概论》，中国人口出版社1998年版，第284页。

(52)马瀛通，冯立天，陈友华，冷眸:《再论出生性别比若干问题》，《人口与经济》1998年第5期。

(53)李南，［美］马科斯·费尔德曼，李树茁:《中国出生性别比的未来趋势》，《人口与经济》1999年增刊；邓国胜:《低生育水平与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后果》，《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54)参见风笑天:《独生子女——21世纪的中国公民》，载刘达临等:《社会学家的观点:中国婚姻家庭变迁》，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版，第151页。

(55)陈昌文:《跨世纪的新生代——独生子女与中国社会》，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页。

(56)风笑天:《独生子女:他们的家庭、教育和未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57)陈昌文:《跨世纪的新生代——独生子女与中国社会》，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1996年版，第76页。

(58)穆光宗:《中国的未来交给谁——独生子女问题紧急报告》，中国工人出版社1994年版，第237页。

(59)［日］中泽次郎，铃木芳正:《独生子女教育法》，王盛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8—49页；［日］中泽次郎，铃木芳正:《独生子女优育法》，何明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50页。

(60)风笑天:《独生子女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及其结果》，《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61)郝玉章等:《中国独生子女社会化的状况》，《青年研究》1997年第8期；苏颂兴:《上海独生子女的社会适应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7年第2期。

(62)江锡富:《也谈中国计划生育与人口老龄化的相互关系》，《西北人口》1997年第4期。

(63)陶鹰:《关于建立农村计划生育养老保障问题探讨综述》，《人口与计划生育》2003年第5期。

(64)杨玉华，周伟:《我国老龄速度远超预期》，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9-10/26/content12331024.htm，2009年10月26日。

(65)尹文耀，张亚鹏:《中国分省人口发展与教育现代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7页。

(66)乔晓春，陈卫，穆光宗等:《老龄化的中国》，1999年首届全国中青年学者老龄问题学术讨论会主题报告，第21页。

(67)彭希哲，梁鸿:《家庭规模缩小对家庭经济保障能力的影响:苏南实例》，《人口与经济》2002年第1期。

(68)王敏，魏瑞亮:《建立计划生育养老保障机制的实践思考》，《人口与计划生育》2002年第10期。

(69)侯东民:《政府的补偿责任与计划生育养老保险改革》，《市场与人口分析》2000年第2期。

(70)参见拙作:《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建构与实践策略:基于江苏省W市的实证研究》，《社会科学》2010年第12期。

(71)温家宝:《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逐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全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9年8月18日。

(72)肖自力，周双超:《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中国人口出版社1998年版，第258页。

(73)许涤新:《当代中国的人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44页。

(74)陈德君:《人口老龄化与养老服务保障体系》，《人口研究》2001年第6期。

(75)乌云赛音，陈润田:《近年来我国农村家庭规模与结构的变化及原因》，《市场与人口分析》1997年第6期。

(76)陈胜利，魏津生，林晓红:《中国计划生育与家庭发展变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165页。

(77)王跃生:《当代中国城乡家庭结构变动比较》，《社会》2006年第3期。

(78)肖自力，周双超:《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中国人口出版社1998年版，第256页。

(79)P·塞尔比、M·谢克特:《老龄化的2000年——对社会的挑战》，新蔚、黄育馥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20页。

(80)刘志琴:《家庭变迁》，民主与建设出版社1997年版，第196页。

(81)邓伟志，徐新:《当代中国家庭的变动轨迹》，《社会科学》2000年第10期。

(82)张建，陈一筠:《家庭与社会保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85页。

(83)邓伟志，徐新:《当代中国家庭的变动轨迹》，《社会科学》2000年第10期。

(84)储兆瑞:《市场经济条件下感情与理智的两难选择》，载刘达临等:《社会学家的观点:中国婚姻家庭变迁》，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版，第204页。

(85)刘改凤:《解析当今中国社会的“丁克”家庭》，《绥化师专学报》2004年第2期。

(86)李爱芹:《中国丁克家庭的社会学透视》，《西北人口》2006年第6期。

(87)刘杰森:《社会学视野中的“丁克”家庭》，《社会》2000年第3期。

(88)邱文清:《“丁克家庭”悄悄敲开中国大门》，《社会》1998年第1期。

(89)董小苹:《由丁克家庭的产生透析当代中国青年生育观的嬗变》，《当代青年研究》2001第6期。

(90)王晓燕:《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独特的生育观》，《中国医学伦理学》1994年第5期。

(91)任延秋:《转变生育观念，加快脱贫致富步伐》，《人口学刊》1994年第1期。

(92)冯占联:《出生性别比异常的非统计含义:一个社会学的解释》，《人口学刊》1995年第3期。

(93)参见汪雁，慈勤英:《对生育观转变的标志的反思》，《人口学刊》2001年第2期。

(94)路遇，翟振武:《新中国人口六十年》，中国人口出版社2009年版，第496—514页。

(95)潘贵玉:《中华生育文化导论》（上），中国人口出版社2001年版，第407页。

(96)高启宝:《如东县部分农民不愿生二孩的原因调查分析》，《人口动态》1987年第5期。

(97)张心侠:《群众生育意愿正在发生新变化》，《人口与经济》1986年第1期。

(98)谢远双，徐胜辉:《五大连池市群众生育观念转变的调查》，《黑河学刊》2002年第6期。

(99)潘贵玉:《中华生育文化导论》（上），中国人口出版社2001年版，第401—403页。

(100)肖自力，周双超:《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中国人口出版社1998年版，前言第9页。

(101)潘贵玉:《中华生育文化导论》（下），中国人口出版社2001年版，第794页。

(102)徐才万等:《计划生育管理问答》，中国人口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127页。

(103)《国家计生委年报结果》，载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人口与计划生育常用数据手册（1999）》，第60页；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中国人口年鉴》（2002），2002年版，第382页。

(104)周长洪，周建芳:《我国农民生育观念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宜昌市农村放弃与推迟二孩生育现象成因分析》，《人口研究》2001年第1期。

(105)徐自省:《新形势下生育观的趋向分析》，《湖北社会科学》1996年第9期。

(106)彭希哲，梁鸿:《家庭规模缩小对家庭经济保障能力的影响:苏南实例》，《人口与经济》2002年第1期。

(107)王晓峰，景跃军:《“三结合”:农村家庭生育观念转变的催化剂》，《人口学刊》2000年第6期。

(108)陈俊杰:《农民生育观念研究:社会人口学的透视与展望》，《人口研究》1995年第6期。

(109)吕红平，孙平:《论家族文化对当代生育观念的影响》，《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110)李银河:《人生成就感对农村妇女生育观念的影响》，《妇女研究论丛》1994年第2期。

(111)“泰安市人口控制与发展研究”课题组:《社区环境与生育观念转变——山东省肥城市潮泉镇调查》，《人口与经济》1997年第6期。

(112)杨辉明，蔡桂生，丘波:《经济发展与人口变化的互动关系》，《生产力研究》2001年第6期。

(113)田雪原:《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宏观与决策选择》，《人口研究》2001年第4期。

(114)田雪原:《社会经济发展——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调节器》，《济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115)蔡昉，王美艳，都阳:《人口密度与地区经济发展》，《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116)彭希哲:《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生产的社会最优化》，《南方人口》1995年第4期。

(117)徐钢:《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人口控制与经济发展对比分析》，《调研世界》1997年第4期。

(118)王桂新，陈冠春:《中国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人口学刊》2010年第3期。

(119)［美］G·贝克尔:《生育率的经济分析:控制人口与经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1—177页。

(120)都阳:《中国低生育率水平的形成及其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世界经济》2005年第12期。

(121)尹文耀，钱明亮:《中国生育率转变的人口自效应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122)原华荣，张祥晶:《低生育水平下降的“实在空间”与“观念空间”》，《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123)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97年9月13日。

(124)江泽民:《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02年3月10日），《人民日报》2002年3月11日。

(125)曾毅，顾宝昌，郭志刚等:《低生育水平下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1页。

(126)洪大用:《西方环境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2期。

(127)肖自力，周双超:《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中国人口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

(128)于铭松:《论人口、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7年第10期。

(129)彭珂珊:《对我国人口剧增与生态环境相互协调的深层次思考》，《西北人口》1996年第1期。

(130)孙峰华:《中国人口对生态环境压力的空间分析》，《中国人口科学》1995年第3期；黄胜利，胡金明:《我国人口与生态压力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0年第1期。

(131)宋旭光:《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数量论》，《中国人口科学》1998年第5期。

(132)曹光杰:《论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统一》，《临沂师专学报》1995年第5期。

(133)张玉芳:《论我国人口与环境的协调发展》，《行政论坛》1999年第5期。

(134)彭希哲:《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生产的社会最优化》，《南方人口》1995年第4期。

(135)周亚莉:《中国最优人口数量及估算方法》，《统计与信息论坛》1998年第3期。

(136)孙本文:《八亿人口是我国最适宜的人口数量》，《文汇报》1957年5月11日。

(137)田雪原，陈玉光:《从经济学角度探讨适度人口》，《人口与经济》1981年第3期。

(138)宋健，孙以萍:《从食品资源看我国现代化后所能养育的最高人口数》，中国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

(139)胡宝生等:《关于我国总人口目标的确定》，《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81年第5期。

(140)孙峰华:《中国环境人口容量研究方法的述评和构想》，《河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1年第4期；孙峰华:《中国人口对生态环境压力的空间分析》，《中国人口科学》1995年第3期。

(141)聂月爱:《提高人口素质，树立正确的生态伦理道德观》，《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3年第1期。

(142)毛锋，毛凤霞:《人口自身再生产与生态环境的拓扑探析》，《人文地理》1997年第4期。

(143)《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论述做好新世纪新阶段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人民日报》2003年3月10日。

(144)肖自力，周双超:《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中国人口出版社1998年版，前言第3—4页。

(145)郭志刚:《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初步理论思考》，《人口与经济》2000年第6期。

(146)尹文耀:《21世纪中国人口数量与发展的矛盾分析和战略选择》，《人口研究》2001年第6期。

(147)马瀛通:《人口控制辨析论》，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页。

(148)段成荣:《控制人口数量增长的政策不能动摇》，《科技导报》2000年第5期。

(149)何添锦:《我国的人口问题与经济发展》，《浙江统计》2003年第5期。

(150)苗莲香:《浅谈我国人口质量与社会经济发展》，《特区理论与实践》1998年第9期。

(151)王静艳:《提高出生人口质量的途径》，《统计与咨询》2001年第2期。

(152)郭振清:《经济改革与人口质量立法》，《经济改革》1994年第1期。

(153)何雪松:《城乡迁移与精神健康:基于上海的实证研究》，《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1期。

(154)李竞能:《人口理论新编》，中国人口出版社2001年版，第198页。

(155)Kingsley Davis:The theory of change and response in modern demographic history，Population Index，Vol.29，No.4，345－366，1963.

(156)何雪松:《社会问题导论:以转型为视角》，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