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保险业发展的人口因素分析

我国保险业发展的人口因素分析_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学术论文集·金融研究所卷

我国保险业发展的人口因素分析

郭金龙　张　昊

无论从理论研究的结论，还是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保险业发展的影响因素来看，人口因素都是非常重要的变量。2003年我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从其他国家发展的经验来看，这一阶段是经济社会发生重大结构性变化的时期，居民的消费行为、社会结构、金融结构等都会出现明显的变化。同时，在这一阶段，保险业也处于高速发展时期。随着保险业规模的扩张，保险业在国民经济、居民生活以及金融体系中的作用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甚至是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在保险业发展过程中，人口因素直接影响到保险产品的开发和保险业政策的制定。尤其在当前我国已出现明显老龄化趋势，同时人口的收入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受教育结构等也出现明显变化，人口因素的这些变化及其对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受到保险政策决策部门和保险机构的关注，而目前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几乎是空白。

随着我国保险业的迅猛发展，保险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和居民生活中的作用日益提高，对保险业的研究也愈加重要。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近几年我国保险业一直保持高速发展的态势，到2004年4月末，我国保险业总资产首次突破1万亿元，标志着我国保险业发展迈上了新台阶。根据国际保险业发展的经验，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正是保险业高速发展时期。在影响保险业发展的各种因素中，人口因素是影响保险业发展的重要变量，分析和研究人口因素的变化与保险业的关系，有助于保险业发展政策的正确决策，充分发挥保险的各种功能和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快速发展。

一、保险业发展人口因素的理论解释

理解保险发展中的人口因素需要从对保险功能的认识出发。虽然对保险功能的认识有一定差异，但几乎所有人都承认，对于个人而言，保险的基本功能无非是分散风险和经济补偿。人们保险的需要来源于风险的存在，而风险的根源是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来源于人与自然、社会等交往之中产生的不自知、不确知或者不可知的各种事件。不确定性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风险发生的时间不确定，人们不能确知什么时候会发生危险，因而就不能事先进行有效的自我防范;其二，风险产生的损害程度不确定，人们不知道通过自我储蓄的风险预防手段是否能够弥补损失。不确定性是生活的常态，但不是所有的不确定性都需要进行保险，只有那些自身无力承担的风险才具有经济上保险的合理性。人们都具有回避风险的天性，而现实社会又充满着各种各样的风险。根据德国社会学者贝克的观点，我们已经进入了所谓后现代社会的“风险社会”，其特征是社会的进步与风险的扩散存在齐头并进、同步实现的趋势。也就是说，在社会进步、人类发展的每一个环节都存在着风险，风险与发展相连。在当今“风险社会”复杂的现实情况下，风险的形式更具多样性、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风险造成的后果更趋于严重性。因此，人们对风险管理更为重视，对保险的需求也就更为迫切。然而，由于各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关系、经济地位的不同，人们的属性也不同，这种不同属性所表现的结构性特征构成了人口结构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包括人口总量、年龄结构、收入结构、城乡结构和教育结构等。

从保险业的构成来看，保险从广义上可分为人寿保险和非人寿保险。就世界范围而言，人寿保险占到整个保险业的3/4左右，有的国家，如保险市场排名世界第二位的日本，其寿险比例已经达到80%。因此，人口以及与人口相关的其他因素对寿险产品需求在整个保险业中居于决定性地位。即使在非寿险业中，占有40%左右的保险是与机动车辆相关。一般而言，机动车辆的车主以中年人居多。因此，从整个保险的业务构成来看，人口结构因素对保险业的影响极为明显，而寿险业的发展几乎与人口结构无不相关。根据人们购买保险的不同动机，可以把寿险产品分为两类:①纯粹的死亡保险。主要是定期保险，这是对收入较低而保险需求较高的人(富有家庭责任感的主要收入者会购买此类保险，大抵是人类共同的情感所在，天性使然)必不可少的保险手段，以避免因主要收入者受到意外伤害或死亡而给家庭带来生活上的困苦。②包含死亡和储蓄功能的保险。该险种主要包括终身寿险、万能保险、生死保险等，其特点是含有投资功能，属于保险投资的复合产品。之所以对寿险产品进行这样的划分，是由于我们据此可以了解人口结构对保险需求的结构性影响，从而有针对性的发展与人口结构相符合的保险产品，最终促进保险业的发展壮大。

Lewis通过数学模型分析了保险需求中的人口因素(Lewis，Frank，D.1989)。在Lewis的模型中，受益人的类型有两类，分别是配偶和子女，主要收入者具有购买保险的遗产动机以保证其配偶和子女的正常生活。主要收入者购买保险的数量取决于由下式给定的终生效用最大化:

式中，L:寿险费用系数，

　　　p_i:子女年龄为i时，主要收入者死亡的概率;

　　　:最优的寿险保单的面值;

　　　δ:子女的相对风险厌恶度;

　　　:假定主要收入者活到子女成人时所需要的消费的现值;

　　　b_i:子女的遗产。

Lewis认为如果子女没有遗产，而且主要收入者的死亡概率较低，这样，上式约等于:

方程(2)表明主要收入者为任何一个子女购买的最优的寿险水平与寿险的费用成反比，与子女的风险厌恶程度和消费成正比。

主要收入者为其配偶购买的最优寿险保单为:

其中，k_i:其配偶在年龄i时的人力资本，假定配偶活到年龄为τ，此时其所留的遗产为B，r是贴现率，其他变量的含义和(1)相同。

假定家庭的相对风险厌恶程度一致，主要收入者所购买的最优的寿险保单取决于家庭成员的最优数量之和F:

其中: TC是子女成人和其配偶活到年龄为τ所消费的现值，W是配偶的遗产。

方程(4)表明寿险消费需求是随着主要收入者死亡的概率以及家庭成员消费的现值的增加而增加。Thorsten Beck and Ian Webb(2002)根据Lewis的模型及其他变量对63个国家和地区在1980～1996年期间，以及23个OECD国家1960～1996年的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中可以看出:①无论是对于发达国家或者是发展中国家，各种因素对保险密度的影响要大于对保险深度的影响。②对于非OECD国家而言，教育水平的提高对寿险产品的需求弹性远远大于其他因素。并且，发展中国家教育水平的提高对保险需取得弹性要远大于发达国家。如果阿尔及利亚在1980年平均教育年限是5.94年而不是1.48年的话，其保险深度就可能达到GDP的0.66%，而不会是现在的0.08%。③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老年抚养率和城市化率的提高对保险的需求影响为负，这可能是由于发展中国家收入降低，以及贫富差距较大的缘故。④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老龄化比率的提高对保险需求增加的影响更为明显。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幼儿抚养率对保险需求的影响方面有更大的共性。

二、保险业发展的人口因素分析

(一)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人口数量的多少决定着保险市场的规模

在收入、风险偏好等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人口数量的多少决定着保险市场的规模。这是由于人口数量直接决定保险的供求。

1.较大的人口规模有利于准确的确定保险产品的价格。保险产品是基于大数法则原理定价的。保险人对任何一个风险损失的概率做出比较精确的估算时，都需要根据大数法则原理，通过大样本量的观察和统计，得出损失概率。这是确定产品价格的重要依据。根据某一事件发生的概率来确定价格，其前提必须是有较为准确的概率，而这只有在数量足够多、或者期间足够长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更为准确。因此，一定规模意义上的人口和期间是确定保险产品价格的基础条件。

2.较大的人口规模为市场供给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由此可以降低单项产品的价格，从而进一步扩大市场的需求，增加保险业的市场占有率，为保险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3.广阔的市场空间可以吸引更多有资质的保险人开展保险业务，促进有效竞争，从而提高保险服务的效率，促进对保险的需求和保险市场的进一步扩大。

人口增加不仅增加了对保险产品的需求，而且伴随着人口增加、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导致产生风险的因素增加，从客观上会促进对保险产品的需求。尤其是在当今“风险社会”条件下，有许多风险是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

(二)收入结构是决定保险需求的关键变量

收入结构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从纵向来讲，是指一个人在其一生中收入的结构性变化，它反映了人们的收入水平。根据生命周期假说，人们收入水平直至退休前达到最高，也就是说，在退休以前，人们的收入与年龄正相关，年轻时收入较低，但消费却较多，因此需要进行借贷。此时，年轻人的保险需求较低，到了中年以后，随着收入的增加，对风险的厌恶开始上升，因而，保险的需求也就随着增加。

另一方面，无论是财产保险还是人身保险都是建立在较高的收入基础上。较高的收入带来较多的财产包括物质财产和人力资本等，所有这些都是保险消费的充分条件，同时较高的收入也提高了保险费用的支付能力。收入水平较高表明因疾病、伤残等其他伤害造成的成本就较高，而保险费用又远远低于其伤残或者死亡带来的损失。因此，购买保险也是个人进行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平滑其收入波动的有效工具。

根据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Thorsten Beck and Ian Webb，2002)，63个国家和地区在1980～1996年期间的保险需求收入水平对保险产品的需求弹性是0.82。但其他的研究者如布朗和金(Browne and Kim，1993)认为该收入弹性是0.58，而奥特维尔(Outreville，1996)却认为只有0.52。尽管不同的研究之间收入弹性有较大的差异，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保险产品确实是一种奢侈品，换言之，只有提高收入水平才会增加对保险产品的需求，这几乎是所有研究的共识。

收入结构的另一个含义是横向的收入比较，反映的是财富在人与人之间的分配状况，对保险需求的影响极为微妙。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富人不需要购买保险，当然，有时出于避税的目的，富人也会购买保险作为转移财富的手段。穷人由于无力承担保险费用又买不起保险(Beenstock，Dickinson，Khajuria，1986)。因而，中间阶层是保险产品的最大需求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收入趋向于平均化使得中产阶层扩大，有利于增加保险消费。

与发达国家不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购买保险的却主要是富人，穷人同样买不起保险，中间收入阶层的扩大可能不仅不会增加保险的需求，反而可能适得其反，减少对保险产品的需求。这是由于在发展中国家，保险业市场较小，单位保险产品的成本较高，以至于其盈亏点均衡价格往往高于中间阶层的承受能力，从而使得中间阶层无力消费。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不发达国家，中间阶层的扩大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保险市场的萎缩。

(三)人口的年龄结构对保险消费的影响

人口的年龄结构也是影响保险消费的重要因素，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保险需求。年龄结构是指各年龄段人口的规模构成。一般地，我们把年龄段划分为三个层次:少儿人口(0～14岁)、工作人口(15～64岁)和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的人口)。人口的年龄结构由两个指标来表示:即少儿抚养率和老年抚养率，分别用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与工作人口的比例来表示。如果少儿抚养率高，说明人口中少儿的人口比例高，整个社会处于年轻状态;同理，如果老年抚养率高，说明老人占社会人口比例高，预示着社会已经进入老龄化(其标志是65岁及以上占社会人口比例7%以上)。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以及雅瑞(Yarri，1965)，并由费切尔(Fischer，1973)模拟研究所证实，他们认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如果人们不能确定死亡的确切日期，而且又希望在死亡之前给被抚养者留下足够的资财来维持生活(这是人类的天性)，那么，购买保险产品尤其是寿险产品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因此，为了避免因主要收入者的早死(premature death)使得子女或者其他被抚养者的生活困苦，人们会增加对死亡类保险产品的需求。此时，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会相应地减少对储蓄类保险产品的需求。刘易斯(Lewis，1989)认为寿险需求取决于受益人、配偶、及子女的效用函数最大化。因此，从宏观而言，少儿抚养率高、少儿消费支出大都会提高家庭对死亡保险的需求。到了中年以后，子女已经长大成人，开始了独立生活，此时，家庭对保险产品的需求更多地集中于对储蓄型具有投资特点的保险产品的需求，因为人生此时的第一需要是养老储蓄，以免后顾之忧。因此，从这个生命周期的逻辑结构看，少儿抚养率高将会增加对纯粹死亡类保险产品的需求，同时，对储蓄类保险产品需求减少。如果老年抚养率高，对储蓄类保险产品需求增加，同时，减少了对纯粹死亡保险产品的需求。而且由于预期寿命的延长，人们对死亡类保险产品的需求将会更少。

从表面来看，无论少儿抚养率和老年抚养率对于保险产品的需求都存在一增一减、相互抵消的情况。但是，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可知，由于人们的工资随着年龄一直在增加，直到退休之前达到高峰，因此，中年以后的工资收入一般应该大于中年前期的工资收入，从而会加大对保险产品的需求，此时，对储蓄类保险产品需求增加的程度要大于对纯粹死亡类保险产品需求减少的程度。因此，总体而言老年抚养率提高会增加对总的保险产品的需求。除了对保险总量的影响外，年龄结构也影响到寿险产品的结构。从以上分析可知，当一个社会处于年轻态时，应该尽可能的增加对定期保险的供给;而当社会进入老龄化时，增加丰富多彩的储蓄类保险产品应该更符合社会的需要。

(四)人口的城乡结构对保险产品的的影响

人口的城乡结构对保险产品的供给和需求都有明显的影响。

首先，农村社会人际关系相对简单，人员流动较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对固定。传统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规范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着人们的举止、行为，因而具有比城市高得多的确定性，而且也不存在与现代城市机器大工业为生产背景相关的诸多风险，因而，保险存在的前提大大减少。

其次，大家庭的居住条件使得家庭成员的共济互助在一定意义上替代了保险产品，因而也降低了保险需求。

再次，由于农村居住分散，增加了保险的营销、承保和理赔过程中的诸多成本，从而降低了保险公司发展农村保险的积极性。就城市而言，城市人口的增加，一方面表明大家庭的解散和小家庭的增加。由此，传统的家庭成员之间非正式的相互救济的功能减弱，保险需求的愿望增加;另一方面，城市人口的增加促进了城市的扩大，由此带来的机械设备、车辆等的增加使人面临的危险加大，因而也增加了对车辆保险、死亡保险等保险产品的需求。再者，城市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延长了人口的寿命，也增加了人们对储蓄类寿险产品的需求。城市人口的增加可以减少保险的相关成本，降低保单费率，从而进一步扩大保险产品的供给。因此，农村萎缩和城市化趋势带来的城乡人口结构的改变最终会增加保险产品的需求。

(五)人口教育结构对保险需求的影响

教育是人类发展的源泉，教育结构的改善对于保险的供求和市场的扩大具有持续的推动力。提高教育结构可以促进对保险的需求，原因在于:

其一，高的学历教育可以使人更好地理解现代金融技术、风险管理手段以及运用保险的风险分散功能进行风险管理，从而提高终生效用。

其二，学历教育增加了人力资本，提高了风险厌恶程度，人们更倾向于回避风险。同时，伴随着人力资本的提高，人们的收入也在增加，因而，对保险产品的需求增加。

其三，延长学历教育等于延长了自身被抚养的时间，因而增加了家庭对死亡保险的需求，而且由于自身人力资本的增加，提高了未来收入预期，改善了生存环境，增加了预期寿命，因而会促进本人对储蓄类保险产品的需求。

因此，人口教育结构的改善、风险意识的提高可以使人们由潜在的保险需求能力转化为现实的保险需求。人口教育结构的提高对保险需求持久的积极影响已经被Truett，D.B.and Truett，Lila J.(1990)及Browne，Kim(1993)所证实。

总之，就人口因素对保险需求的影响，从世界范围内比较可以看出，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人口结构因素都有利于保险业的发展，而发展中国家保险业的发展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了诸多的制约。人口结构是一个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短期内就有很大的改观。但就结构而言，本身就是一个局部性的问题，不仅每时每刻都在变化，而且还可以通过局部调整、以点带面，最终促进保险业的发展。

三、我国保险业发展的人口因素分析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多年时间里，GDP增长速度平均每年达到9%以上，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规模的背景为我国保险业提供了极大的发展空间。1986年以来，我国保险业发展速度年均超过30%以上，并于2004年4月底保险总资产突破了1万亿元人民币。与此同时，保险结构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1991年，中国保险市场有76.8%是非寿险，但到了2002年，寿险市场占到了70%左右的份额，这和世界保险市场的发展结构颇为一致。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里，保险业如此快速的发展，确实是成绩斐然。但是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我国保险业发展的盲区:我们对人口结构的保险需求研究不够，缺乏市场开拓的观念和前瞻性。

首先，我们用计量经济方法分析影响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各个因素。限于篇幅和统计数据可得性，本文在综合考虑上述因素的基础上，采用以下变量1980～2002年的数据进行分析。选择的变量有:保费收入(用PI表示)、总人口(用符号GP表示)、居民可支配收入(用DI表示)、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用DCCI表示)、社会保障福利费(用SSW表示)、消费价格指数(用CPI表示，用于对保费收入、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社会保障福利费、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价格调整)、保险公司数量(用QIC表示)、居民活期存款利率(用IRCD表示)、虚拟变量(用Dt表示，1993年以前(包括1993年)取0，1993年以后取1，Dt反映1994年以来中国保险监管政策变化对保险业的影响)。以上变量的数据来源是1996～2003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国家统计局编)、1996～2003年的《中国金融年鉴》(《中国金融年鉴》编辑部编，中国金融年鉴编辑部出版)、1997～2003年《中国保险年鉴》(中国保险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保险年鉴编委会出版)、1996～2003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劳动出版社，《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编辑部)和《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1999年11月)。

为了得到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我们检验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的方法是单位根检验中的ADF(Augmented Dickey Fuller Test)方法。检验时，先根据其基本时序图确定截距项和时间趋势项是否存在，也就是确定ADF检验的基本形式，再根据赤池信息准则(AIC)确定滞后阶数，最后根据ADF统计量判定是否平稳。检验结果表明，变量PI、IRCD、GP、DCCI、DI、QIC和SSW都是一阶单整的，即它们本身都是非平稳的，而它们的一阶差分都是平稳的。

其次，我们对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协整性检验可以用EG(Engle-Granger)两步法，也可以用极大似然估计法，但Gonzalo(1989)的研究发现后一种方法优于前一种方法。这里用极大似然估计法(Johansen法)检验IRCD、GP、DCCI、DI、QIC和SSW六个变量与PI之间的协整关系。协整检验的判断准则是:若极大似然比大于临界值，则拒绝原假设，接受备择假设;反之则接受原假设。结果如表2。

表2　因素变量与保费收入之间协整关系的Johansen检验结果

注:①本表所有统计结果均由Eviews3.1软件计算得出，r代表协整关系个数或协整秩。②*表示5%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其余表示1%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

从表2可知，居民活期存款利率(IRCD)、总人口(GP)、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DCCI)、居民可支配收入(DI)、保险公司数量(QIC)和社会保障福利费(SSW)六个变量与保费收入(PI)之间均存在协整关系，即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是，通过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我们发现，中国的总人口不是保费收入的格兰杰原因，这与国外的情况不一致，主要因为中国保险业尚处于起步阶段，保险业发展在城镇和农村之间极不平衡，保费收入大部分来自城镇，而占据总人口80%左右的广大农村地区的保费收入却占总保费收入的比例很小。目前，我国保险业发展的人口因素中，主要是人口结构因素在发挥作用，如城乡结构、收入结构、年龄结构、教育结构等。

2002年我国保险费收入总量在世界排名是第11位，超过了瑞士。世界保险业平均保险深度是8.14%，保险密度为422.9美元，我国的这一指标分别是2.98%和28.7美元，排名分列世界的第48位和71位。而瑞士分别是13.36%和4922.4美元，分别名列世界的第三和第一。可见，我国保险费收入的总量较高，这是我国人口和经济的规模因素在保险业上的凸显。但是我国的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却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见表3)。

首先，由表3可以看出，我国人均收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而从总体上决定了我国保险消费的状况。我国总抚养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尤其是少儿抚养率更低，这说明我国人口结构在世界格局中已经偏离年轻态，进入老龄化社会(参见表4和表5)，因此，对死亡保险的需求较低，虽然老年抚养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由于我国还处于体制转轨时期，对老年的养老保障替代率较高，因而对于储蓄类保险产品的需求由于社会保障的替代也有所降低。

表4　我国人口年龄构成变化

注: 2002年和2003年数据为抽样数据，其他年份为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资料来源: 2000～2004年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表5　我国人口年龄构成和抚养比

注: 2003年人口变动情况为抽样调查样本数据，抽样比为0.982‰; 2002年人口变动情况为抽样调查样本数据，抽样比为0.988‰; 1998年人口变动为抽样调查数据，抽样比为1.01‰; 1996年人口变动为抽样调查数据，抽样比为1.028‰; 1995年人口变动情况为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抽样比为1.04‰。抚养比是指0～14岁和65岁及以上人口占15～64岁人口的比重。

资料来源: 1996～2004年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其次，我国的城市化率与世界相比也很低，农村人口还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参见表6)。农村特有的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低风险和较低的生活水平约束了对保险的需求，从而降低了保险的总量消费。

表6　我国人口数及城乡构成变化

注:①1982年以前数据为户籍统计数，1982～1989年数据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有所调整，1990～2000年数据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进行了调整，2001～2003年数据为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推算数。②总人口和按性别分人口中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按城乡分人口中现役军人计入城镇人口。③本表各年人口未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的人口数据。

资料来源: 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

再次，我国识字率和预期寿命虽然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很大的差距，而且还有更多的结构性特点。

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口教育素质虽然有很大的发展，但由于我国基础较差，教育水平、尤其是农村教育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相当显著。较低的教育水平抑制了对于风险管理的了解和需求，因而不利于保险消费。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基尼系数越高可能会促进保险业的发展，但过高的基尼系数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对于我国来说，基尼系数的保险效应更多的是表现为城乡保险消费的结构性差异。但是我国预期寿命和识字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应该有助于保险消费。然而，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替代作用所部分抵消。识字率较高应该体现出人们思维、观念、价值等的变化，进而影响到人们的行为。但从我国的现实来看，从识字率——观念——行为的演变似乎相当缓慢，人们更多的是遵循路径依赖所揭示的习惯性行为。如从表2中可以看出，我国北京、上海从各方面来说都应该优于世界平均水平，然而，从保险消费的指标而言，却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虽然保险消费受收入水平影响很大，但从我国的情况来看，我国保险发展与世界水平的巨大差距并不能完全由收入的差距来解释。

我们知道，保险深度是保险费收入和GDP的比率，保险密度是保险费收入与人口的比率。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借用保险学中关于深度和密度的定义，把新增储蓄与GDP和总人口的比值分别定义为储蓄深度和储蓄密度(表明储蓄的水平)。由此，我们计算出2002年美国、日本、北京和上海的储蓄深度和储蓄密度，由表7所示。

表7　2002年美国、日本、上海和北京的储蓄水平

资料来源和说明:①美国、日本的储蓄、GDP和人口数据分别来自于来源于OECD年报第一部分的表4和表5。②北京、上海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3)。③关于单位:人口中，美国和日本的单位是亿;北京和上海的单位是:万。GDP和储蓄的单位是各国货币:亿。储蓄密度是各国单位货币。储蓄深度是%。

从表7中可以看出，美国的储蓄深度低于日本，储蓄密度(1美元= 125.5309日元，根据我国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每月汇率平均值)与日本相仿。美国的金融结构以市场为导向，因而为居民提供了更多的投资渠道，相反，作为银行导向的金融结构，日本的银行业在金融体系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Outreville(1996)，Thorsten Beck及Ian Webb(2002)都认为，银行体系的发展可以促进保险产品的消费，这是由于银行发展不仅创造了良好的金融消费环境，促进了金融产品的发展，提高了人们对金融的信心，而且，银行业的发展为保险业提供了方便快捷的结算和支付服务。因此，就美、日比较而言，日本的银行体系显然促进了国民对保险产品的消费，日本的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都高于美国。北京、上海的储蓄深度远远高于美国和日本，储蓄密度虽然低于美国和日本，但差距较小，然而保险密度的差距却要大得多。这表明我国居民把收入中的大部分都用于银行存款，而不是购买保险。换言之，在我国，即使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人们仍然还处于传统的理财观念，对于保险本身所具有的投资储蓄功能还缺乏深刻的了解。

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增加了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表8反映了2000～2002年间我国储蓄和保险的发展状况，可以更深刻地说明我国整体国民的理财观念。由表8中可以看出，在2000年，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要高于定期储蓄的深度和密度，到了2002年，保险深度只增加了1.2个百分点，而定期储蓄深度却增加了5.7个百分点，定期储蓄密度增长了五倍，保险密度增长幅度却还不到一倍，而且，这里所说的保险费包括各种单位、各种类型的保险收入，而新增的储蓄还仅仅是指居民个人，如果把企业储蓄计算在内的话，这种差距将会更大。可见，就整体国民而言，这种巨大的差距反映了人们理财观念的路径依赖——仍然遵循传统模式，习惯于银行存款，漠视风险管理。

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在保险业发展方面差距的原因，与其说是收入水平，还不如说观念使然。观念问题，大而言之，涉及整个国民教育素质问题;小而化之，涉及保险业的发展。在我国，尽管保险业已经有十多年的发展历史，然而从保险营销的理念、手段，到保险市场调研、产品开发以及风险管理等各个方面几乎仍还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我国保险业要取得突破性的发展，需要充分考虑人口结构因素的变化。

首先，保险人员的素质需要大幅度的提高。根据2003年中国保险年鉴数据，我国保险从业人员一共有22万多人，其中，大专以下学历占到总人数的3/4，中专以下学历竟然达到1/3。很难想象，这样的学历结构如何与当今先进的保险理念相结合，在进行保险服务的时候如何能够向客户理清复杂的保险条款，又如何能够在当今纷繁多变的金融环境里分散保险公司自身聚集的风险。因此，提高人员素质应该是保险业当前的重中之重。

其次，深刻认识我国人口城市化和老龄化的发展趋势，研究我国保险产品现实的需求结构以及未来的变化格局，开发出一系列符合各层次人们需求的保险产品，这样，既可以满足人们的风险管理需求，又可以培养客户群体，从而促进保险业的长期发展。

再次，应该认真研究开拓农村保险市场方法途径，尤其是发达的农村地区。农业生产先天的脆弱性尤其需要保险。如果政府给予适当的政策支持，农业的保险发展将可能会是另一片广阔天地。最后，也是更重要的是应该加强保险教育和保险宣传，提高整个国民的风险管理理念和保险意识，这可能是更为直接有效地增加保险消费需求的最终因素。

无可否认，我国保险业正在进入一个迅速发展的上升通道，这是因为:其一，我国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这是保险业得以持续发展的前提;其二，我国有世界最多的人口背景以及财富增长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城市阶层。目前我国的城市人口已经达到5亿，相当于整个欧洲的人口规模，人均GDP达到1.76万人民币。如此庞大的市场发展空间以及几乎源源不断的后续发展潜力有力地保证了我国保险业未来长期的发展势头;其三，不断发展的城市化和人口进一步的老龄化为保险业发展提供了现实的需求空间。正是基于未来的巨大发展空间和现实持久的需求空间，各国保险公司纷纷涉足我国保险业，以图分享快速增长的中国保险业市场。中国的保险人要在这强手如林的保险市场里争取应有的份额，就需要付出更为艰辛的努力。

［参考文献］

1.Browne，Mark J.and Kim，Kihong(1993):“An International Analysis of Life Insurance Demand”，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 60，pp.616－634

2.Beenstock，M.，Dickinson，G.and Khajuria，S.(1986):“The Determination of Life Premiums: an International Cross-Section Analysis 1970－1981”，Insurance: Mathematics and Economics 5，pp.261－70

3.Fischer，S.(1973):“A Life Cycle Model of Life Insurance Purchases”，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14:pp.13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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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