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困惑与提升对策

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困惑与提升对策⁽¹⁾——兼议中美文化软实力比较

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　江　凌

内容提要：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和谐世界”战略的提出，中国文化软实力越来越引起国际人士尤其是美国学者的重视。与美国文化软实力相比，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总体上是防御性和被动性的，缺乏积极建构的策略；缺乏协调的国家对外文化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高度依赖于政府资源的推动，非政府力量不明显；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不足，大众文化（品牌）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有限；文化创新能力不强；文化贸易逆差较大，文化产业有待发展；以和谐文化为核心的中华主流文化尚待构建；传播工具和传播技巧相对落后，运用传播工具的能力有待加强；国民素质教育力度有待加强；文化价值理念传播不足，人文社科研究的“思想库”作用有待发挥。

关键词：文化软实力；中美比较；困惑；提升对策

软实力（soft power）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哈佛大学学者约瑟夫·奈于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他认为软实力“是一种通过让人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获得预期结果的能力。这是一种通过吸引而非强迫而获得预期目标的能力。它可以通过说服他人遵从或使他人同意那些能够产生预期行为的准则或制度来发挥作用”。⁽²⁾约瑟夫·奈将软实力定义为：“当一个国家使得其他国家以其预期目标为目标时的同化权力”，继而认为这种权力由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或曰政治价值观）和国际制度所构成。⁽³⁾一国软实力的主要构成要素包括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与发展模式、外交政策、国际制度设计、国家形象等。其中，主导性的构成要素为文化价值观、社会制度与发展模式、外交政策，也就是说，文化软实力是软实力构成的重要内容，是国家软实力建设的核心任务。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和谐世界”战略的提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越来越引起国际人士尤其是美国学者和民众的重视。本文从中美文化软实力比较的视域，探讨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困惑、不足及其提升对策。

一、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总体上是防御性和被动性的，缺乏积极建构的策略

（1）比较中的困惑：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出发点总体上是出于被动性和防御性的，尤其是对于东南亚地区和西方发达国家来说，这种特性比较明显。美国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大多数的软实力建设和影响还是和安全相关的。某种意义上还是被动反应型的，缺乏更多的积极建构的意图。”⁽⁴⁾

一方面，中国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出发点是顺应国际潮流，适应国际文化软实力竞争的需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软实力在国家综合国力中的地位和影响日益上升，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表现形式，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成为许多国家的战略选择。比如，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注重宣传西方意识形态和民主政治成果，塑造民主进步形象，对外大量输出西方文化，在国际上争夺思想阵地，通过软实力达到不战而胜和世界霸权目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顺应国际软实力竞争潮流，积极加强软实力建设。另一方面，在经济硬实力日益崛起的背景下，中国通过政治价值观念、文化、外交等软实力建设向世界说明中国、消除周边国家的疑虑和西方国家“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不良政治意图。比如，因为意识形态和中国对外传播力度不够等原因，存在世界上多数人对中国的不了解或误解，甚至把中国文化价值观与世界对立的倾向。为此，中国以文化多样性为基点，让中华文化走出去，积极融入世界。正如温家宝总理2007年2月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它的实现形式和途径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模式，这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⁵⁾再如，孔子学院短短四五年内在全世界遍地开花，固然与中国政府的推动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国际上“汉语热”的兴起和海外学习汉语及对中国文化的巨大需求，不是中国政府的推动造就了国际需求，而是中国政府的推动适应了国际需求。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离不开一个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邓小平一再强调指出：“我们诚心诚意地希望不发生战争，争取长时间的和平，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四化建设。”⁽⁶⁾然而，从本质上看，一些西方国家不愿看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强大。“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等论调不仅在美、日、欧等发达国家被大肆渲染，而且在中国的周边国家和地区也有一定的市场。因此，中国要实现和平发展战略，必须有效地运用文化软实力这一战略手段对中国的目的和意图加以解释，让世界正确认识中国，减少不必要的猜忌和误会，从而构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有利的外部环境。

（2）提升对策：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需要以“和平发展”、“和谐世界”、“和谐文化”为出发点和基本理念，让世界认识到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历史选择，不是权宜之计；中国与世界交往的目标是合作共赢，不是威胁对抗；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科学发展道路，不是经济扩张、资源掠夺、损人利己之路；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壮大，不是谋求争霸称霸；中国不仅是人类和平发展和世界和谐社会的参与者、受益者，更是塑造者、建设者。

二、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相对分散，缺乏协调的国家对外文化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

（1）比较中的困惑：从国家战略的角度看，文化软实力作为一种国家实力，具有润物细无声的渗透力，是无形的精神支柱。在国家文化战略的实现过程中，文化软实力能够增强国家凝聚力和民族认同感。文化软实力与国家利益之间具有密切的互动关系，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文化软实力对国家利益的维护主要表现在：一是提升政权存在的合法性；二是增强政权运行的稳定性；三是提升政府的动员力、号召力和民族凝聚力；四是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五是维护国家的战略安全。因此，能否从国家战略和国家利益的高度对文化软实力进行战略定位，制定及有效实施符合本国国情的国家文化软实力战略对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美国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其《中国软实力及其对美国的影响：两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与竞争》的报告中，对中国的文化软实力状况进行了评估。报告认为：“中国国内正在进行有关软实力的来源和使用原因的争论。目前中国缺乏协调的国家软实力战略，中国自身的软实力是防御性的和被动反应的，是为了减轻别的国家的中国威胁论意识。”⁽⁷⁾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积极制定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美国的民主和价值观，成为维护美国价值观安全和使美国变得更安全的必由之路。2002年9月出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开宗明义地指出，在全世界推行、保卫美国式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灵魂与核心。目前美国软实力的战略体系包括：一是以价值观为核心，宣扬并输出美国的民主、自由、人权观；二是构建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机构体系，主导国际机制和规范的制定与修改，形成国际制度霸权；三是综合运用文化、经济、公共外交等多种形式对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软渗透；四是以企业为中心向全世界推广美国的文化价值观。

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目前仍基本处于初级阶段，基本属于被动反应式，缺乏整体的对外文化发展战略。比如，中国政府虽然提出了文化多样性的主张，但未提出如何构建中华主流文化、如何建立国际文化秩序的问题，制定对外文化战略作为整体外交的重要内容。同时，文化软实力具有系统性、综合性的特征，其各个要素之间是成系统的，文化软实力的形成、转化都贯穿在各种构成要素的矛盾运动之中。然而，目前中国涉及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主要部门各自为政、缺乏协调（比如，中国外事、外宣、宣传部门之间，中央相关部门与地方相关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战略协调和资源整合），中国政府的文化、外交、对外传播媒体以及非政府组织、团体的合力作用没有发挥出来，影响了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效果。

（2）提升对策：当前，中国迫切需要政府各文化、宣传部门和民间团体、非政府组织相互合作，制定协调性较强的国家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就战略目标而言，根据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国家战略目标，中长期的文化软实力战略目标应该是：在国内，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中华主流文化深入人心，社会更加稳定、文明、和谐，党和政府的支持度、凝聚力、动员力大幅提升；在国际上，中国更加富强、民主，国家形象更加友善、积极，具有更强的国际影响力、吸引力，等等。

三、高度依赖于政府资源的推动，非政府组织力量没有充分调动起来，缺乏对非政府资源的利用和整合

（1）比较中的困惑：在国家文化软实力战略实施主体上，政府与社会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政府的作用往往是比较直接的，刚性的，而社会力量发挥的作用一般是间接的，柔性的。与政府主体相比较，社会参与的范围更加广泛，其力量更加柔软，影响力更加普遍，是文化软实力中的软实力。在美国，以市场为驱动的非政府机构所构建的软实力在世界影响十分广泛。以美国对外推进民主计划为例，除美国政府机构直接在海外推行外，美国大量的非政府组织亦在其对外推进民主进程中起着中坚作用，主要包括国家民主基金、国际事务国家民主研究所、国际私人事业中心、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国际选举体制基金、自由之家、欧亚基金会、卡特中心等。⁽⁸⁾美国的文化软实力之所以强大，一方面来源于政府推动，另一方面在于美国拥有数量众多的社会组织、民间团体，拥有类似好莱坞、肯德基、麦当劳、迪斯尼、微软这样强大的文化产业，具有多方面的强大的社会能量。而中国目前还没有强大的文化产业，没有大量的非政府组织参与，没有持续而有力的公共外交，社会能量明显不足。据2008年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调查显示，美国的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其公民社会，但是中国的软实力的推展却高度依赖政府。中国社会的巨大潜力，包括那些处于草创阶段的民间社团，都亟待哺育和提高。⁽⁹⁾

中国推进文化软实力进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府在软实力建设中的绝对主导地位和社会参与的不足。比如，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良好文化关系主要建立在政府关系之上，没有非政府组织来进行社会的、人民的沟通。⁽¹⁰⁾即使是在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强大的背景下引发的“汉语热”，也主要是借助于政府的力量（如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等）来推动的。这既有中国的特殊国情——社会团体、民间组织、个人等非政府力量发育不成熟的因素，也与中国历来把对外交往、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作为国家政府大事的传统理念息息相关，结果导致政府在对内、对外文化合作与交流活动中长期居于控制地位，而非政府组织直接主导或参与文化软实力建设的能动性和作用力较低。

在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初级阶段，政府理应发挥主导作用，但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政府的绝对主导作用已经出现了一些缺陷。比如，在文化输出上，政府的绝对主导作用对中国文化的对外吸引力造成双重不利：一方面，政府的过多干预限制阻碍了文化生产力的发展和文化创新活力；另一方面，政府过多介入引起了国际社会的疑虑、担忧和反感。国外民众认为，中国的文化输出因为政府的作用而具有了政治目的，需要谨慎对待。而民间组织不仅是政府的“减压阀”和民意的“平衡器”，是帮助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助手，而且与政府相比，民间组织具有客观中立性的优势，在国际社会更能获得信任。

（2）提升对策：从长远来看，中国需要不断培育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非政府力量，实现政府和社会在文化软实力建设方面的良性互动。特别是充分利用华侨华人社团、华文媒体和华文教育（俗称海外“三宝”）传播中国文化和政治价值观。海外华人社会“三宝”是支持海外华人社会存在与延续的重要力量，也是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承与发展的象征，是提升中国国际形象的有力支撑，中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协助华人社团在当地社会中展现中华文化和中国发展模式的特殊魅力，通过华人社团组织网络及华商经营模式，传播中华文化和中国文化价值观，等等。

四、中华传统文化资源现代化转换力度不够，大众文化（品牌）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不足，传播中华文化价值理念的能力尚待加强

（1）比较中的困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文化。在传播力、吸引力和影响力方面，大众文化具有天然的优势，而电影和电视、音乐常常被视为大众文化的核心力量。近年来，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尤其是大众文化的创作与传播突飞猛进，具有较强的国内吸引力，有的甚至在海外亦颇有影响。比如，大型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及张艺谋“印象”系列，描绘出一幕幕原生态艺术画面，成功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的宏大主题，给人以视觉的震撼和心灵的共鸣。话剧《立秋》被专家学者誉为“具有新世纪中国话剧里程碑式的意义”。这些作品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先进性，增强了中华文化的感召力和竞争力，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注入了新的内涵和活力。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曾形象地描述了近年来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深具魅力，而今她也正在进军全球通俗文化的领域。华语影片《卧虎藏龙》在非英语电影中票房价值最高，篮球明星姚明具有同迈克尔·乔丹旗鼓相当的潜力，中国举办2008年奥运会，在中国的外国留学生过去10年间由3．6万增长到11万，2008年中国接纳了1 700万外国游客，在世界各国建立的孔子学院超过170所。⁽¹¹⁾然而，从整体上看，中国的大众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还比较弱势，2006年，中国（包括香港）和美国的电影出口额分别约为2亿美元和258亿美元，⁽¹²⁾相当于美国的0．8%。中国民乐与西洋音乐的性质差别决定了民乐的国际吸引力和影响力小于西乐，在塑造流行音乐偶像方面，中国甚至比不上邻国韩国和日本。2009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考察民族动漫产业时说“我有时看我孙子喜欢看动画片，但是动不动就是奥特曼”。此外，中国对外演出长期以来都处于廉价交易的状态。比如，2004年，北京市向欧洲派出658名演员进行文化交流，平均每场演出收入3 000美元。而欧洲来京演员1 190人，平均每场收入3万至4万美元。相比之下，中国依靠文化吸引力创造经济价值的能力较弱。

中国在挖掘历史悠久传统文化资源，进行现代化对接，传播中华文明价值理念方面也有待提高。比如，美国迪斯尼公司创作的动漫电影《花木兰》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巧妙地改造了在中国家喻户晓的花木兰形象，把她塑造成好莱坞语境中的“女英雄”推向全球，当世界认识“花木兰”时，这一本属于东方文化资源的女性形象已经成为传播西方文化观念的使者。与中国的大众文化弱势相对应的是美国大众文化的强势，美国好莱坞电影制片公司、遍布世界各地的美国跨国公司等，在传播美国的大众文化、知识、价值观、生活方式、政治制度方面的作用甚至超过美国政府的影响力。德国《时代周报》主编约瑟夫·约菲曾说：“美国文化，无论其通俗还是高雅，都向外辐射着只有罗马帝国时代才有的炽热，而且手法更新颖、迂回。罗马和苏联文化都止步于各自的军事控制范围。美国软实力才真正造就了一个日不落帝国。”⁽¹³⁾美国文化就这样潜移默化地进入了世界受众的生活，进而影响、改变着他们的观念和思想。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过：“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权力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很强影响力的学说。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中国出口的不是思想观念。”⁽¹⁴⁾此语惊醒中国人，值得深刻反思。

（2）提升对策：中国传统文化的高雅和幽深令不少国际人士景仰和羡慕，然而，正因为其高深和汉语语言的艰涩令国外寻常百姓望而却步。于普通百姓而言，大众的文化才是最有影响力的文化。因此，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换，使其变成国际社会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对于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大有裨益。比如，于丹对《论语》、《庄子》等先秦经典文献的现代解读，易中天对《三国演义》的通俗化诠释，为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对接树立了榜样，这些中华经典文化也因此在东亚、东南亚、欧盟等国家和地区产生了影响力。目前，中国尤其需要以现代语言、现代表现方式深入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及其价值观念，并汲取现代西方优秀文明成果和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营养，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提升中华文化及其价值理念的对外传播力。

五、创新文化管理体制、推动文化创新的步伐不快，文化创新能力有待提升

（1）比较中的困惑：创新是文化的本质特征，文化创新不仅关系到文化自身的发展，更关系到中国文化的国际认同度和国际吸引力、影响力。因此，提高中国文化自主创新能力，对于提升中国软实力非常重要。美国影视文化产业之所以发达，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创新，创新使它的影片在全世界一下子占领市场，占据霸主地位，影响了全世界的好几代人。这种影响力是难以估量的。然而，反观中国，截至2007年，在中国218万家大中型企业中拥有自己研发机构的只占25%，75%的企业没有一个专职人员从事研发活动，而处于幼稚期的文化企业更是如此。为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这就需要我们创新文化管理体制，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做大做强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增强中华文化的吸引力。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体制机制、内容形式、传播手段的创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必由之路。

（2）提升对策：提升文化创新能力，首先是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创新。体制机制不活，文化发展就没有出路。徐光春先生认为，“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关键是要做到真转、真活、真换、真放。真转，就是要把政府职能真正由主要办文化转到加强文化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上来，加快建立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真活，就是要深化文化事业单位内部改革……使运行机制灵活起来、员工积极性调动起来、创造活力迸发出来。真换，就是要大力推动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尽快实现‘脱胎换骨’……真放，就是要扩大市场准入，放宽投资领域，鼓励、支持和引导社会资本、非公有资本进入非特殊性文化领域，形成各种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¹⁵⁾除此之外，体制机制创新还包括：建立起法制化、规范化的市场监管长效机制，保持政策的相对稳定；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更加科学化、合理化；等等。其次是文化内容形式的创新。以内容和形式的改革创新增强文化的吸引力、感染力。不仅要深入挖掘传统历史文化资源，还要对现代文化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以内容、形式的创新来丰富其内涵、增强其魅力。注重表现形式，以生动活泼、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表现形式创作优秀文化产品，运用现代科技创新文化生产方式，催生新的文化业态。再次是文化传播手段的创新。综合运用并创新报刊、电视、广播、舞台、互联网等文化传播手段，特别需要注重网络传播，在整个因特网的信息输入和输出流量中，中国目前分别仅占0．01%和0．05%，要充分认识互联网在文化传播方面的巨大潜能和不可估量的影响，推进文化传播手段的创新。

六、文化贸易逆差较大，文化产业尚处在幼稚期，有待大力发展

（1）比较中的困惑：文化产业是高新技术和文化内容紧密结合的产物，体现了文化和经济的互相渗透，也是表达文化软实力自身张力和特性的一个产业。作为一种以文化为内容的现代产业，文化产业的拓展和提升则有助于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升中华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然而，中国目前的文化产业呈现出“量小质不高”的特点，在国际文化市场竞争中还处于劣势。据普华永道公司的调查统计：2004年世界广义内容产业的市场总规模为13 000亿美元，其中美国占42．5%，达5 529亿美元，位居第一；欧洲、中东、南部非洲合计占33．9%，达4 395亿美元；亚洲及太平洋国家合计占19%，为2 468亿美元，其中日本占了10%，韩国占了5%，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共占4%。据测算，截至2009年底，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足3%，而美国的占比高达25%，日本达到20%，欧盟国家平均在10%到15%。目前，中国文化产业贸易存在着两个不容忽视的结构性缺陷：一是核心文化产品贸易逆差较大。以图书为例，国家版权局公布的信息显示，2005年，全国通过出版社共引进图书版权9 382项，输出图书版权1 434项，引进与输出比例为6．54∶1。二是文化产品出口总量少，占全部出口额的比例较小。比如，2006年中国实现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47．9亿美元，仅占当年全国出口总额9 601亿美元的0．49%。最近两年，中国文化产业快速增长，竞争力不断地提升。2007年文化消费支出比2005年增长18%，高于同期的GDP增长，文化产业实现的增加值，年增长速度高于同期GDP增长速度。

现代社会，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的有效传播，只有借助于文化及其产业的规模和手段才能实现。美国在发展文化产业、提升文化及其产品的对外传播能力上探索了一条成功的经验。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产业成为美国最富有活力并为其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产业。美国发展文化产业的经验主要是：投资主体多样，联邦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对文化艺术给予资助，来自公司、基金会和个人的捐助等社会资助数额远远超过各级政府的资助；注重加大科技投入，将高科技成果运用于文化产品生产和销售中；跨国文化企业实行商业运作并按市场规律经营；重视文化艺术及其管理人才的培养，鼓励优秀文化艺术人才移民美国；制定《国家艺术及人文事业基金法》，对非营利性文化团体和机构免征所得税，减免资助者的税额，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杠杆鼓励各州、各企业集团以及全社会支持文化艺术事业；利用自身的国际政治经济优势支持本国文化商品占领国际市场；等等。

（2）提升对策：中国应在汲取美国发展文化产业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和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激发文化企业活力。特别应坚持以市场为主导，通过积极的产业政策和有序的市场化运作，充分发挥国有文化企业的骨干作用，引导好民营企业投资文化产业的积极性，充分利用现代高新技术，打造中国文化产业的品牌。下功夫把文化软实力落实到企业，形成企业软实力的现代管理科学，即以企业组织模式、行为规范、价值理念、管理科学、创新能力、企业文化、品牌战略、企业社会公信度、企业内外部环境和谐指数等，构成影响企业发展的长期性、基础性和战略性的诸要素。实现企业的文化创新，促进企业价值体系的形成和社会认同，这将对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高产生深远的影响。

七、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合力不足，以和谐文化为核心的中华主流文化尚待构建

（1）比较中的困惑：与美国文化相比，中国文化没有在国际社会成为一种流行的文化，中国目前尚没有形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力量文化。构建中华主流文化是中华民族一项重要任务，主流文化可以形成合力，在传播效应和传播影响力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的封建社会之所以能持续两千多年，根本原因就在于儒家文化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始终如一。社会可以改朝换代，但以儒家文化为根基的文化传统没有变，它可以规范中国人的思想、价值观念、行为，形成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当今美国文化形成了以民主、人权、自由等观念为核心的主流文化，在对外传播中具有强势合力，风靡全球。今天，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交融，文化呈现多样性特征，价值观多元化，在这种情况下，构建中华主流文化就显得更为重要。

国内一些学者试图重新阐释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概念。这种阐释强调在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上重构中国核心价值体系的紧迫性。其核心观点是，只有在中国的“主流文化”获得中国各个社会阶层的民众的共鸣之后才能实现；打造这种“主流文化”要靠国家，要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主导意识形态为中心，那些反映主流意识形态的电影、电视剧、音乐剧和歌曲等文化产品，应当对其他文化产品起到示范作用。于是，中国的软实力被引申为一种由国家来打造的文化影响力，其目的是对内凝聚人心，加强民族团结；⁽¹⁶⁾对外则注重在文化传播及文化产品输出的同时，强调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

（2）构建主流文化对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流文化是一项系统工程，本质上是一个文化的综合创造过程。中国应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下，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以开放的思维，包容的态度，对古今中外文化资源进行深入的挖掘提炼、整合创新，创造出一种既具有民族特色，又能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主流文化模式。中华主流文化的来源有三方面：一是中华传统文化精华；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创造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三是西方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建构主流文化，须以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增强民族性；建构主流文化，应以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主体，赋予时代性；建构主流文化，应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增强包容性。⁽¹⁷⁾和谐、和平、发展是中华文化最突出的特点，中华主流文化的构建应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观念，以和谐文化为根基和主体内容。

八、文化传播工具、手段和技巧相对落后，运用传播工具的能力有待加强

（1）比较中的困惑：文化传播是人类特有的各种文化要素的传递扩散和迁移继传现象，其内涵丰富，渠道多样。文化传播力决定文化影响力。在现代社会，文化传播力已经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在全球化的条件下，现代大众传媒的作用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其迅速发展和普及大大提高了文化传播的速度和效率，成为国际文化传播的关键工具和手段。目前，中国传媒实力的构成是不均衡的，国内传播实力和传播基础实力相对较强，而国际传播和传媒经济实力相对较弱。中国传媒的国际传播实力远远落后于美国，与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相比也有较大差距。⁽¹⁸⁾中国既没有像CNN、VOA、BBC和被英语语言高度垄断的网络媒体，也缺乏支撑媒体巨无霸的技术工具。以2005年以来的“和谐世界”理念为例，根据2008年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调查，国外受众了解中国这一外交理念的人口，仅在9%到25%之间。在一些傲慢与存在偏见的欧美人心目中，中国是一个没有民主人权、盗窃技术、不讲著作权的国家，西方媒体凭借其传播技术、传播手段优势严重歪曲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影响了中国的文化软实力。

（2）提升对策：目前，提升中国文化传播能力的主要途径为：首先，变革传媒传播的理念与思路、方法。长期以来，中国对外传播媒体沿袭“对外宣传”的传统思路和方法，传播手段和工具相对落后，传播内容宣传和说教味道很浓，达不到预期的传播效果。因此，必须变“对外宣传”为“对外传播”，即从以我为主到以受众为主，从重观点演绎到重事实归纳，从重官方发布到重专家讲授和民众传说，从单向灌输到双向沟通，从后发制人转向先发制人。⁽¹⁹⁾在战略重点上，重点扶持主流对外传播媒体，进一步加大投入，壮大总体实力，提高主流媒体的核心竞争力，形成与中国国际地位相称的舆论力量。其次，加强对外文化传播能力建设。积极把握国际传播规律，拓展传播渠道，丰富传播手段，努力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现代传播体系，使中国的文化传播能力有一个大的提高。再次，在传播手段与内容上不断创新。特别需要重视网络媒体，利用互联网在文化传播方面的巨大潜能，提高网络文化产品服务的供给能力，使互联网成为传播先进文化的新途径、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平台、丰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新空间。

九、国民素质教育力度不够，中国公民的国际形象有待提升

（1）“礼仪之邦”的困惑：国民素质是一国内化的文化资本，它与现实更为切近，是可以感知的文化软实力。中国的国民素质一直是制约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一项软肋。法国巴黎街头“请勿喧哗”的中文标识和美国纽约地铁站“请勿插队”的中文提醒让中国人十分尴尬，不文明的游客出丑的新闻一次次成为报章头条。2006年9月，《南方周末》曾载文描述中国的国民形象：“当大批游客成为中国的最新出口品时，‘中国人’却成了不文明、粗鲁的代名词，有的境外旅行社和宾馆甚至因此拒绝接待中国旅游团队。有人提出质疑：一个宣称是‘礼仪之邦’的地方，却缺乏应有的礼仪；一个标榜‘文明古国’的国度，文明的火候还差很多；一个最好‘面子’的民族，许多时候言谈举止毫无面子可言；一个从‘脏、乱、差’抓了20多年精神文明建设的国度，为什么连随地吐痰都改不了？”⁽²⁰⁾2007年，著名旅游服务网站Expedia访问了1．5万名欧洲酒店业人士，对各国游客的表现进行了一次调查评比，中国人排名第三差，仅次于法国和印度。⁽²¹⁾最近两年，中国公民的国际形象有所改善，比如，2008年的几场灾难，尤其是在汶川大地震中，中国民众表现出了热情、无私、慷慨援助的精神，民众的社会责任感大为提升；上海世博会开展期间，上海市民和中国游客以良好的公民形象和城市形象，向世界人民展示了中国公民素质的不断提升。然而，这只是中国公民在大型活动或大灾大难期间的表现，带有明显的政府引导力量和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作为一种常态化的日常行为，中国公民的国民素质还有待加强。

（2）提升对策：加强国民素质教育，不仅势在必行，而且迫在眉睫，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和系统工程，需要全体国民的共同努力。健康向上的教育环境和政府的积极引导是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途径。教育要从学校延伸至社会，构建学习型社会，采取多种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开展群众性、社会化的文明礼仪、文化知识、科学思想、创新能力的宣传教育活动，营造良好的社会主义新风尚。同时，国民良好素质的养成，涉及人生态度、价值取向、公共行为、社会风尚，它是崇高的，又是平凡的，需要从自己做起，从点滴做起。当前，各级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应加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政治道德建设，特别是重点推进处于社会窗口岗位上的社会成员的文化素质和文明素质提升，增强公民的责任感、自觉性，促使其遵守相应的规则和法律规范，保持理性、有序和守法。

十、文化价值理念传播不足，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思想库”作用重视不够，其作为文化价值观念的生产者和传播者的作用有待发挥

（1）比较中的困惑：价值理念是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内容，文化价值观念的生产和传播是运用和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渠道。文化传播的主要路径是靠文化产品自身的力量来吸引、引导大众认同作品所表达的文化价值观，而不是靠灌输抽象的思想达成共识。美国文化在对外传播过程中非常强调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渗透，美国迪斯尼影片吸引了世界上大多数儿童的注意力，在生产过程中获得了国家的巨大经济支持。这些动画影片在优美的故事中渗透着美国文化的影子。美国文化以这种喜闻乐见的形式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受众的观念和思想。美国中央情报局元老艾伦·杜勒斯曾说过这样的名言：如果我们教会苏联的年轻人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么我们迟早将教会他们按照我们所需要他们采取的方法思考问题。由此可见，文化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其所表达的价值观念所产生的影响力更为重要。而这些文化价值观念，尤其是随着社会形势发展而产生的一些新思想、新观念，得益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提炼、总结、整合和创新。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是思想的生产者、创新者，在西方国家，人文社会科学“思想库”是生产政策思想、引领社会思潮的非营利性公共政策研究机构，“思想库”往往被西方发达国家视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或媒体权力之外的“第五种权力”。一个国家、民族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水平反映着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水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高度重视决策咨询，大力发展咨询产业。比如，美国历任总统都很重视利用社会智囊机构为其提供良策。美国政府每年用于研究与开发的经费中有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用在各种“思想库”的研究工作上。同时，坚持以才取人的原则，优化咨询人员的整体素质结构；采用先进技术手段，提高咨询质量；保障研究工作的独立性，崇尚客观、公正、中立；等等。

（2）提升对策：中国应充分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思想库”作用，一是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经费投入；二是加强“思想库”的人才建设；三是尽量给思想库以学术自由和相对独立的研究空间，谨防行政力量的过多干预，依靠相对独立的思想库提出新思想、新观念，并在各种国际场合积极推销本国所倡导的思想、观念，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Analysis on Puzzle and Lifting Countermeasure for Chinese Cultural Soft Power

—Commenting Simultaneously that Sino‐US Cultural Soft Power Comparing

Jiang Ling

Abstract：Suggesting that China“peace developing”and“harmonious world”strategy with the fact that Chinese rises abruptly with peace，Chi‐nese cultural soft power arouses international personage especially USA scholar taking seriously．Chinese cultural soft power is compared with USA each other，as a whole，Chinese cultural soft power is defensivity and pas‐sivity．It is short of the tactics constructing actively．External culture of the incoordination country develops strategy and a long‐term plan．Push being dependent on government resource highly，besides the government strength is not obvious．China tradition culture modernity changes deficiency，attraction and influence of mass culture and it’s brand are limited．The cultural innova‐tion ability is not strong．Culture trade deficit is bigger，culture industry remains to be developed．Culture still builds China main current centering on harmonious culture after building．The propagating instrument and propaga‐tion artifice fall behind relatively，apply the propagating instrument ability to remain to be reinforced．National quality education dynamics remains to be reinforced．Culture value idea spreads deficiency，the humanity society study of science“think bank”effect remains to be brought into play．

Key words：cultural soft power；comparing with Sino‐US cultural soft power；puzzle；lifting countermeasure

【注释】

(1)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我国文化产业投融资及财政政策研究”（09＆ZD016）阶段性研究成果。

(2)［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三版），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3页。

(3)［美］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权力》，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110页。

(4)参见唐彦林：《美国对中国软实力的评估及对中国软实力建设的启示》，《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6期，第16页。

(5)温家宝：《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2007年2月27日。

(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

(7)Chinese Soft Power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the United States‐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n the Developing World，A Report of the CSIS Smart Power Initiative，http：∥www．csis．Org／filesPmedia／sis／ubs／90305‐mcgiffert‐chinesesoftpower‐web．pdf．

(8)Alexandra Silver，Soft Power：Democracy‐Promotion and U．S．NGOs，Working Paper of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March 17，2006，http：／／www．cfr．org／publication／10164／soft＿power．html．

(9)［美］约瑟夫·奈：《中国软实力的兴起及其对美国的影响》，王缉思译，《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6期，第9页。

(10)陆宜逸：《中国软实力的盲点》，新加坡《海峡时报》2007年7月9日。

(11)［美］约瑟夫·奈：《中国软实力的上升及其对美国的影响》，王缉思译，《环球时报》2008年4月11日。

(12)中国大陆的年电影出口额常年徘徊在10万—15万美元之间，加上香港的电影出口额共计约2亿美元。参见王国平：《中国电影出口门槛有多高》，http：／／www．ent．sina．com．cn／r／m／2005‐05‐27／1060735863．html；杨孝文：《美国电影06全球票房创新高票房增至258亿美元》，http：／／ent．sina．com．cn／m／f／2007‐03‐07／14261470144．html。

(13)《国际关系专家：中国软实力提升损害了美国？》，《环球时报》2008年4月11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8‐04／11／content＿7957331．htm。

(14)李杰：《软实力建设与中国的和平发展》，《国际问题研究》2007年第1期，第24页。

(15)徐光春：《加快文化建设需要把握的几个问题》，《光明日报》2007年12月7日。

(16)贾磊磊：《国家文化软实力与文化发展战略》，http：／／www．zgxxb．com．cn／news．asp？id＝12152。

(17)参见张洁云：《打造中国文化软实力》，《江海纵横》2008年第1期，第53—54页。

(18)胡鞍钢、张晓群：《中国传媒迅速崛起的实证分析》，《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3期，第28页。

(19)李智：《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页。

(20)石岩、马捷婷：《中国游客海外不文明行为震动高层》，《南方周末》2006年9月28日。

(21)参见韩勃、江庆勇：《软实力：中国视角》，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