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精神与广东文化的变迁
中山大学哲学系 李宗桂
内容提要：广东文化的发展与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进程相一致。总体上说来，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文化的发展过程，是从计划经济的僵化思维框架中逐渐解放出来的过程，是从“左”倾僵化的意识形态导致的唯政治化思维中逐渐解放出来的过程，是创造、滋养、光大“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的过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就其文化底气和文化气象而言，广东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从对“文化沙漠”的自我抗辩，到“文化北伐”的短暂自恋，再到“文化广东”的平和建构的历程；就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度而言，经历了从经济第一，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再到经济强省和文化大省建设并重，从而开创了和谐广东的平实建设的局面。
关键词：广东文化；变迁；文化建设
一、从“文化沙漠”到“文化北伐”再到“文化广东”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广东文化的发展，就其思想轨迹而言，经历了从“文化沙漠”说的自辩，到“文化北伐”说的自恋，再到“文化广东”论的自信这样三个不同的阶段。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关注的文化理念及其自我价值定位，体现出广东文化发展的阶段性特点。
（一）“文化沙漠”说的自辩
关于广东是“文化沙漠”的说法，由来已久，迄今大约20年。这个问题，一度严重困扰广东学术界、政界和民间。为此，广东官方、学界、民间都做了长期的抗辩，而以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前期（1989—1994）为盛。
十分有趣并发人深省的是，从学理的层面考察，从文献依据出发，所谓内地人说广东是“文化沙漠”的观点，缺少充分的学术材料根据。事实上，没有任何一部内地人撰写的严肃的学术著作或者学术论文正面论述了广东是“文化沙漠”，只有极个别人要么曲里拐弯、含沙射影地表达类似意思，要么是为了炒作而在非学术著作的通俗性、意气性的书里，信口而言，并没有进行必要的论证。倒是《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的一篇文章说得比较符合实际。该文说：“一度被民间舆论称为‘经济大省、文化沙漠’的广东正努力改变这种失衡的局面，主管部门响亮地提出了要让‘文化广东’崛起的口号”。(1)“民间舆论”四字，很是传神。确实，在“民间”，在非正式的学术文化和社会场合，在口头上，关于广东是“文化沙漠”的说法，一度相当流行。
尽管广东“文化沙漠”说属于“民间舆论”的范畴，但也仍然引起了广东社会方方面面的重视，并对此进行了强力的辩解和反驳。
根据笔者所掌握的材料，用文字表述（转述）出来的最早的“文化沙漠”说，是出现于1981年。时任深圳市委常委、分管宣教文卫工作的林江，在其《从“文化沙漠”到“文化绿洲”》一文中说：“当时有人说深圳是‘文化沙漠’，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即使是对1981年一片黄土中的深圳文化，我认为也只能称其为‘文化很薄弱，比较荒凉，但决不是沙漠’。”(2)这里说的“文化沙漠”只是就20世纪80年代的深圳而言，而不是“广东”，尽管深圳也是广东的一部分，但并不等于广东。当然，这里的说法，也已暗寓了广东“文化沙漠”说。1994年12月，在广州举行的“广东现代文化建设研讨会”上，有学者谈论到广东“文化沙漠”的问题，并作了辨析。有学者认为，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内地一些人对广东文化评价不高，甚至相当鄙视，其典型的表示便是‘广东无文化’、‘广东是文化沙漠’”。(3)这些看法是否符合实际，当然可以讨论。但广东一些学者和有关部门的一些人，马上针锋相对，列举诸多现象反驳对方，力图证明自己“有文化”，证明自己这片地方不是“沙漠”而是“绿洲”，甚至是茂密的森林。“这些争论至少是无谓的，也是无味的，甚至是无聊的！要让批评广东文化沙漠化的人转变立场，关键不在于论争，而在于实干。”我们应当调整心态，以平常心看待我们的经济优势，从而以平等眼光看待内地文化；我们应当用开放的胸襟与内地交流，不要自卑，恐慌于别人扣上的“文化沙漠”帽子，“我们需要脚踏实地，从严、从高、从精，搞好广东文化建设，才能真正驳倒‘广东是文化沙漠’的怪论。”(4)
与上述广东学者和官员的论说相映成趣，内地学者也谈论到广东“文化沙漠”问题。北京学者杨东平在完成于1992年、出版于1994年的《城市季风》一书中，虽然没有正面说广东是“文化沙漠”，但在论及香港文化和广东文化的时候，其表述发人深省。他说：“广东文化则以香港文化为导向，而香港文化，实质是三十年代海派文化的畸形变种。繁华富裕的香港，……长期作为英国殖民地，其缺乏具有思想和学术价值的文化创造，缺乏知识分子雅文化生长的土壤，缺乏历史的和民族的文化底蕴，也显而易见。因而，讥香港为‘文化沙漠’或不妥，但在高度商业化、功利化的滚滚红尘中，香港严肃的思想、文化、学术、艺术之微弱，也是不争的事实。不难看到，广东文化具有类似的不足。”(5)显然，论者虽然没有明确直说广东是文化沙漠，但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已经不言而喻。
与杨东平相比，《“品评”广东人》一书的作者，对于广东是否是“文化沙漠”的回答，显得直截了当。该书作者的基本思路是：广东是经济的绿洲，亦是“文化的沙漠”。在列举种种日常生活现象后，作者总结道：“广东人的文化生活，无人会评价为温馨、高雅、文明、充满文化氛围。广东的物质上的‘暴发户’、精神上的‘贫困户’何其之多。”“‘文化沙漠’的出现造成了严重后果。”(6)
平心而论，上述杨东平和《“品评”广东人》作者的观点，看到了广东在经济迅猛发展过程中文化发展的某些弱点和缺陷，看到了广东经济社会发展中文化发展与之不相协调的方面，提出了善意的批评，并提示了他们认为应有的发展路向。这些，在十多年后的今天，在正在建设文化广东的当下，我们应当将其看作促进我们反省文化建设不足之处的积极资源。当然，他们认为广东是“文化沙漠”的见解，既缺乏充足的事实根据，也没有深刻的学理分析。杨东平的书，当然属于学术的范畴，但其过分强调高雅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并以此作为判别文化高下有无的基本标准，显然没有走出传统的精英文化思维模式，没有看到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没有看到广东大众文化的盛行正是当代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伴随社会转型而出现的文化转型的必然趋势，也没有看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趋势和特质，就是市民化、世俗化、平民化。至于《“品评”广东人》一书，本来不是学术著作，既没有从学理的层面论证问题，也没有从价值理性的角度客观评价广东文化，因而只能看作一种“意见”而已。
在广东是“文化沙漠”的民间舆论沸沸扬扬之时，广东方方面面的人出来响应，作了种种自我辩解，并作了很多批判和“反击”。自我高扬广东文化旗帜者有之，自我肯定广东大众文化价值者也有之，痛斥批评者并痛贬内地文化者更有之。典型的，甚至说内地文化是封建文化、保守文化、农业文化、黄土文化，而广东文化则是现代文化、开放文化、工业文化、海洋文化、进步文化，等等。也许，这些自我辩护，有相当的合理成分，但是，站在客观理性的立场审视，特别是在广东文化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的今天，文化底气得到很大提升的时候，不难看出，对于广东是否是“文化沙漠”的这些辩解，具有相当的防御心态，甚至可以说，在当时具有相当的自卑意识。中山大学黄天骥教授说：“广东老是觉得自己被称为‘文化沙漠’很委屈。但是我想沙漠就不好么，沙漠底下有石油呀。大可不必因此自卑。”(7)应当说，黄天骥教授的见解是持平之说，展现了平和的文化心态，同时也指出了对“文化沙漠”说的驳斥和自辩具有文化自卑的心理。然而，诡异的是，正是在当年关于“文化沙漠”论争沸沸扬扬的时候，在防御心态和自卑心理的驱动下，随着广东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挟经济强势之威，“文化北伐”的高调骤然唱响！
（二）“文化北伐”说的自恋
“文化北伐”在广东一度是激动人心的口号，也曾引起一些议论和纷争。就时间界限而言，“文化北伐”说的出现，大致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而以中期为盛。(8)
讲“文化北伐”的，既有内地人，也有广东人。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有一部论说南北文化差异的书，在其以《气势如云的经济北伐》为题的一节中，有如此表述：“南人经济北伐、文化北伐、观念北伐、舆论北伐，杀声不断！”(9)该书所说的南方，即指广东；南人，即指广东人。在描述了以产品北伐、技术和资金北伐等一系列的“经济北伐”后，作者提出了南方的“舆论大‘北伐’”。作者以邓小平1992年视察南方为背景，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依据，以广东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为材料，充分肯定了广东在思想观念上先行一步的成就和价值所在。作者运用1992年春节后《深圳特区报》发表的以《揪住中心不放》等宣传邓小平南方谈话思想精神的猴年新春八评，以及《深圳商报》继后推出的以《为进一步解放思想鸣炮》等“八论敢闯”的文章，特别是当年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发表的记者陈锡添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论说了其对全国的影响，进而通过当时全国各地包括解放军数十名将领到深圳“取经”、考察的各路人马的统计资料，作者总结道：“深圳舆论界乘小平南巡之东风，共造了三阵冲击波，对北方乃至全国进行了改革的舆论大北伐。”“浩浩荡荡的舆论北伐，打开了中国改革开放沉寂的氛围。”“深圳的‘敢闯’意识迅速上升为全国人民的一致行动。”“‘舆论北伐’，伐出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新局面！”(10)这里虽然没有明确使用“文化北伐”的字眼，但所谓“舆论北伐”及其相应的精神价值内涵，无疑是“文化北伐”的范畴。
另一个内地学者，在其探讨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的著作中，谈到20世纪90年代的广东时说：“南风劲吹。……广东文化作为当代中国最强势的地域文化，当之无愧地与北京、上海鼎足而立，打破了城市文化双峰对峙的陈旧格局。”(11)作者在该书中专辟一节论说《广东文化：世纪末的新北伐》，明确使用了“文化北伐”的理念。作者所说的广东“文化北伐”，既有生活方式层面的，也有价值观念方面的。“当先生、小姐的称谓取代了同志、师傅之时，显然不仅意味着来自南方的时髦，而且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正宗粤菜、生猛海鲜、广东名厨主理的粤菜馆在内地如同雨后春笋，粤语速成培训班的广告招摇于市，新潮青年以唱粤语歌曲为荣，健美比赛、模特表演、选美活动，炒更热、跳槽热、股票热、房地产热等等，“莫不是从广东走向全国”。广东不仅在这些生活方式层面对全国的影响极为深刻，而且在价值观念方面对全国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作者说：“市场经济造成的经济民主渗透到社会生活之中，造成了一场名副其实的‘观念革命’。”“由先赋的政治经济地位造成的身份差别逐渐淡漠了，钱成为畅通无阻的通行证。”商品经济造成了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自由开放，便利的城市公共服务和民生系统，大宾馆对市民开放，高度的社会流动性等等，“减少了传统生活造成的人身依附和依赖心理，一种更为自主和平等的人格，更为自由开放的风气，也成为‘挡不住的诱惑’向内地渗透弥散”。(12)
还有学者对于广东的“北伐”作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品评”广东人》一书的第六章，标题就是《“北伐”策源地》，该章分别对“近代广东北伐的历史”、“政治北伐”、“经济北伐”、“观念北伐”等专题作了颇具深度的探讨。作者认为，广东从近代开始变得非常革命起来。“从那时起直到今天100多年就把南岭以北的中国伐了个够。从枪杆子到人的灵魂等都在‘伐’之列。”(13)该书作者指出，改革开放以后广东的政治“北伐”，主要表现为金本位代替权本位、摸着石头过河、看见红灯绕着走、猫论。经济“北伐”则主要表现为“喝广水、吃广菜、穿广衣、吹广发”。观念“北伐”，主要表现为“时间就是金钱”的平等观念和效率意识，商品意识大普及，知识也是金钱（重奖有贡献的科技人员），实现自我价值（创造了人才流动的自由和合理欲求的自由）。(14)毫无疑问，这里所谓的“观念北伐”，就是“文化北伐”的代名词。
同样使用“观念北伐”的，还有从内地来广东工作而且已经融入广东并成为《羊城晚报》颇有名气的记者颜长江。他在其《广东大裂变》一书中，就用的是“观念大北伐”。(15)值得注意的是，广东人陈哲在为颜长江该书写的序中，则明确使用了“文化北伐”。他说：“20世纪90年代的广东，文明南迁已经转化为‘文化北伐’，观念南下已变为‘观念北伐’。”在“文化北伐”的理念下，陈哲进一步发挥说：“穷乡僻壤已变为‘一枝独秀’，小后门变成了南大门，垂头丧气的追随者变成了意气风发的领头雁。这个转换的实质，是现代文明视角的转移，即内陆文明向海洋文明的转换。海洋时代已经来临，正是由于它的到来，引起了广东的巨大裂变。这无疑给整个中国的发展以深刻的启示。”(16)
实事求是地说，广东文化在其发展的进程中，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有利条件，毗邻港澳的独特地缘优势，无论在生活方式还是价值理念、文化精神方面，都创生了诸多富有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的东西，并且辐射、影响到全国，从而推动了我们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促进了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广东文化是当代中国新文化的生长点，是当代中国新型文化精神的凝聚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行地，并不为过。但是，今天我们也应从自我反省自我超越的高度审视，当年的“文化北伐”论，内地的学人很大程度上是对广东文化的鼓励，是对新文化精神出现的期盼，也是对改革开放程度相对不足的内地文化的自我批判和超越。而广东某些学人和官员、民众，其所放言的“文化北伐”，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广东“文化沙漠”论的反击，具有毋庸讳言的文化自卑心态。同时，这也是对广东在经济社会长足发展后出现的强大实力的高度自信，是文化底气上升的表现，较之单纯地辩驳广东“文化沙漠”论，更有品位。不过，这中间所表现的某种程度的自我迷恋，乃至某种程度上的睥睨内地文化的心态，值得在新的发展阶段上自我超越。
（三）“文化广东”论的自信
“文化广东”论的出现，最初大致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而以90年代后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为盛。
20世纪90年代中期，广东一些学者已经明确意识到经济发展并不会自动导致文化的提升，而是需要全社会积极主动的创造性建设。而文化建设对于提升经济发展的品位和增强其后劲，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如何使经济发展迅速、实力雄厚的广东，在文化方面也能够更上台阶，凸显广东的文化品位，进而提升综合实力，成为有识之士的努力方向。
重要的文化预兆出现在1993年。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文联、广东省作协联合在广州举办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广东文艺改革”学术研讨会。经过研讨，与会者对广东文化的认识和评价达成了共识：市场经济强烈冲击着广东文化，但这种冲击为广东文化的新生和向更高层次发展提供了条件和契机；广东文化正在逐渐摆脱市场晕眩症，出现全面的复苏和繁荣；广东近年出现的文化新景观不但代表着一种地域文化，更代表着一种由计划经济时代过渡到市场经济时代所产生的新的文化模式和文化形态；有远见卓识和雄心壮志的文化人和文艺家，应当正确认识市场需要和艺术品位的关系，处理好文化生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以健康积极的心态和饱满的改革热情去迎接文化新时代的到来。(17)这种情况，被广东学者杨苗燕称为是“从经济广东到文化广东”的“思维大流变”。(18)“文化广东”的理念，在这里已经被明确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文化广东”的提出，一方面是要响应市场经济的正面冲击和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是要树立新的广东形象、提振广东文化精神。
因应“文化广东”的提出和建构，有学者针对广东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某些问题，发表系列文章，探讨了“社会转型期的人文精神”问题。人情冷漠、唯利是图、金钱万能、贪图享受、斗富炫奢等精神瘟疫，受到了针砭；南霸天酒家、大富豪餐厅、“天子”牌衬衫、“太子”牌西裤之类粗俗不堪的名堂，动辄贵族享受、帝皇气派之类的恶俗品味，“穷得只剩下钱”的物化、钱化的价值理想的迷失等等，都受到了应有的批评和思想匡正。(19)这种对于市场经济下人文精神的呼唤，对于因市场经济负面因素影响而出现的种种反文化现象的鞭挞，正是对“文化广东”的召唤。道理很简单，在当时很多广东学者看来，文化建设是广东再造辉煌的根本。(20)
在“文化广东”理念的确立和建设过程中，广东的官员和学者对于南北文化差异及其交流，特别是对于广东文化和内地文化的关系，有了更为深刻理性的认识。影响甚大的《南风窗》杂志，曾经采访时任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广东省文联主席的刘斯奋，就“南风北上”与“北风南下”问题进行对话。该刊记者秦朔说：“南风北上”是前几年的一个有趣话题。伴随改革开放后广东的崛起，从这块土地上长出的观念、说法、语汇，连带着珠江水、广东粮、电子表、遮阳伞、家用电器、广式发廊、生猛海鲜，以及资本钞票，源源不断地向内地渗透。近两三年以流行音乐和电视剧为代表，文化意义上的“南风”也在北上。但是实际上，从移民城市深圳的形成，到民工潮的兴起，北人一直在不断南下。尤其最近一两年，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广州等地普通话越来越普及，吃北方的粗粮杂粮蔚然成风，北方餐馆食客如云，有些区域似乎像“南方里的北方”，外地人在这里没有陌生感；北方知识分子、各种文化人南下，亦使广州的文化生态变得更加丰富……这些情况证明了“北风南下”的存在，原来的“粤味”生活在变淡，应当怎么看这种情况？刘斯奋回应说：过多地谈“南下”与“北上”，我认为并不一定抓到了问题的本质。南来北往，我想正是经济运作的必然结果，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南北的界限注定要打破，南北的融合、交往是大势所趋。”一个地方如果不能吸收外来的风、雨和空气，就会禁锢其发展。“观念上不应以‘南’‘北’而分界，而自限。近亲繁殖，无论在经济还是文化上都只会窒息生机。”“广东深感自己的文化积累不够丰富，遂愿意吸纳天下精英。”融合是时代趋势，地不分南北，人不分东西，“广味”不是在淡化、被削弱，而是丰富化了。“北方传统深厚，人才多，整体文化水准高，‘北风南下’，改造广东文化，是一件好事。”“岭南文化的优点应该弘扬，比如开放性、兼容性、务实性、进取性。这些特点在中华文化的大格局中表现突出，更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21)值得一提的是，身为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广东省文联主席的刘斯奋，是地道广东人，而当时的《南风窗》记者秦朔则是从内地河南来到广东的文化“新客家”人。从二人的对谈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广东文化的底气，较之此前要深厚很多；广东文化官员和文化人的心态，较之此前要宽广很多。南北交流，互为补充，相互融合，正是“文化广东”的正当追求和重要特质。
1995年，新华社主办的《瞭望》新闻周刊曾经刊发该刊记者叶俊东的文章，宣传“文化广东”的兴起。文章指出，广东主管部门响亮地提出了要让“文化广东”崛起的口号。广东文化人不再是单一地亦步亦趋港台文化，而是越过南岭，北上为“文化广东”的崛起寻找新的血液。广东一改只有鼎盛的通俗文化的形象，而成为高雅文化市场最活跃的地区之一。相关负责人提出：“广东要建设与工业文明相适应的文化，弘扬自信、自立、自强的巨人精神，开始在广东文化工作者中形成共识，成为广东文化追求的核心。”(22)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势头的进一步增强，随着经济文化一体化趋势的出现，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为广东全省上下所认识。有鉴于此，中共广东省委提出了建设广东“文化大省”的任务。2002年12月，中共广东省委九届二次全会决定，建设文化大省。会议提出：必须大力弘扬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推进经济强省建设的同时，加快推进文化大省建设，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23)2003年9月，广东省委、省政府在广州召开了文化大省建设工作会议，研究部署广东加快文化大省建设的工作，动员各级党委政府和全省人民努力建设文化大省，促进广东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协调发展。(24)2003年10月，发布了《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该《决定》指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一个民族的魂。先进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先导和旗帜，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的经济是文化经济，文化已深深融入经济之中，成为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经济竞争越来越有赖于文化竞争。建设文化大省，要把握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文化发展规律，紧紧围绕广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目标，以弘扬民族精神、培育广东人精神、提高全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为核心，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繁荣文化事业，壮大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全省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协调发展。到2010年，使广东成为文化发展主要指标全国领先、文化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居全国前列的文化大省。同时，还制定并颁布了《广东省建设文化大省规划纲要（2003—2010年）》，提出了切实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
值得重视的是，广东省委、省政府于2008年6月发布了《关于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排头兵的决定》，确定了广东新的战略定位和总体目标：坚持面向世界，服务全国，建设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先行地，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的主力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试验区，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决定》明确强调：必须全面准确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从片面追求总量和速度的观念中解放出来；必须全面把握现代化的综合价值取向，从单一的经济价值取向中解放出来；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从“重物轻人”的观念中解放出来；全面提高公民素质，提升文化软实力；大力推动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引领力和竞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通过提升软实力保障我省综合实力的持续增强；着力塑造新时期广东人文精神，努力提高公民文明素质；倡导向学崇文新风尚，加快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等等。(25)这些追求，进一步扩展了“文化广东”的气象，增强了“文化广东”的底蕴。
2009年7月，广东在建设文化大省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建设文化强省的目标。广东省委、省政府出台《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了未来5年—10年广东文化发展的总体要求、基本目标和重大举措，继提出建设文化大省后首次提出建设文化强省。2010年7月，中共广东省委十届七次全会专门研究文化建设问题，明确提出建设文化强省的战略目标。
加快提升广东的软实力，加快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必须有明确的战略定位。就文化建设层面而言，提出建设文化强省的目标，无疑是恰当的步骤。在省委、省政府近日出台的相关文件中，明确提出了未来5年—10年广东文化发展的总体要求、基本目标和重大举措。从宏观视野和战略发展高度，给广东文化进一步的发展提出了新的目标，给出了新的定位。具体而言，就是争取用5年—10年时间，在全社会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立覆盖全省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具有较强实力和竞争力的文化产业体系，构建先进的现代文化传播体系，以世界眼光打造具有岭南风格和广东气派、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实践特征的当代广东先进文化，建设文化强省。根据这样一个战略目标，文件按照“科学发展、先行先试”的要求，从实践性、可操作性的角度，具体提出了加快提升广东省文化软实力的“七大工程”：全面实施提高公民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改革创新工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工程、文化产业提升工程、文化“走出去”工程、高端文化人才培养和引进工程。从这些思路、目标和举措来看，文化强省建设确实是此前文化大省建设的进一步提升和创新性发展。
广东文化强省建设目标的提出，反映了当今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创造性地实践科学发展观、争当排头兵的切实方略，是推动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支撑和智力支持。从文化发展观和文化价值论的角度看，广东文化强省建设目标的提出，有合理的定位。这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
一是自觉地从属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主体内容而构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代中国不断进步的精神支柱，是现代化事业成功的根本保障，全国任何省区概莫能外。广东文化强省的建设，明确要求在全社会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体现了很强的文化自觉意识。
二是自觉地建设文化民生。民生问题是各级政府理当列为首位的重大问题。而从现代化进程和趋势来看，现代化并不仅仅局限于物质层面，而是融贯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文化的现代化是不可或缺的方面。而文化的现代化，首先要从文化民生开始，满足广大民众文化消费的权利、文化创造的权利、文化休闲的权利，是题中应有之义。广东文化强省的建设，明确要求“建立覆盖广东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便从体制和机制的角度保障了文化民生的落实。
三是自觉地用全球意识打造先进文化。广东文化强省建设的目标之一，是要以世界眼光打造具有岭南风格和广东气派、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实践特征的当代广东先进文化，这反映了开眼看世界，既批判继承历史文化传统又高扬时代精神，既立足本省本国而又面向世界，既重视理论构建又凸显实践精神的开放胸怀和宏阔气派。
四是自觉地提升公民素质。现代化理论和实践表明，人的现代化才是现代化的终极目标。全体公民素质的提高，既是实现现代化的基本保证，也是现代化实现的必然结果。广东建设文化强省的重大举措之一，是全面实施提高公民素质工程，这就把人的现代化提到了应有的高度，进行了恰当的定位。
总体而言，广东建设文化强省的定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的、大众的、先进的、人文的；既是岭南的，也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
由上可见，在广东全省上下的努力下，“文化广东”的理念已经确立，并且正在成为挺立广东精神脊梁的重要支撑。“文化广东”已不仅仅是对于市场经济负面因素的纠偏，也不仅仅是消解“文化沙漠”的自卑和匡正“文化北伐”的某些偏颇，而是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逻辑要求，是广东文化发展到更高阶段的底气十足的自觉选择。
二、改革开放催生新型文化精神
伴随改革开放进程的推展，广东文化焕发了新的精神。通过广大群众的艰苦实践，以及思想文化理论界的提炼，逐渐形成了若干具有新的时代特质的文化精神，从而标志着广东文化发展的质的飞跃。
如果从广阔的文化视野考察，改革开放所催生的广东文化新精神，内容广泛，覆盖面广。基本可以说，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创生的诸多新型文化精神，在广东文化里面都可找到，在广东这片热土上都有痕迹。
（一）效率观念的勃兴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个产生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口号”，本质上代表了、反映着一种新型价值观的诞生，是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的反映。
这个著名的口号，其产生有特定的时代背景。《深圳特区报》曾经专门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明这个口号的由来：
在蛇口工业区微波山下，一块上书“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矗立了20多载。这句著名的口号，是1982年矗立在蛇口的，其“版权”属于蛇口工业区的负责人袁庚。
1979年8月，蛇口工业区600米长的顺岸码头工程动工。动工之初，采取内地惯用的平均主义奖励办法，工人积极性不高，每人每天只运泥20车—30车，工程进展缓慢。为加快工程进度，承建商从10月份起开始实行奖励制度，即完成定额者每车奖励2分钱，超过定额者每车奖励4分钱。这样一来，工人生产情绪高涨，劳动效率明显提高，每人日平均运泥80车—90车，最多的每天运泥达130多车。由于实行这一奖励制度，提前一个月完成了任务，为国家多创造的价值达130万元，而工人们拿的奖金还不及产值的2%。但是，这一既受工人拥护又使国家获益的奖励制度，却被上级有关部门勒令停止，理由是“滥发奖金”。工人的积极性顿时受挫，工程进度明显缓慢下来。这时，一份“关于蛇口码头延误工程”的内参送到了中央领导的案头。4分钱惊动了中南海。当时的中央领导看了之后，作了批示，说发奖金的办法可行。至此，蛇口又恢复了定额超产奖励，并在此后的华益铝厂、华美钢厂、南海石油基地等项目实行，使这些工程都比原计划提前竣工，此后，“蛇口效率”成为吸引外商来此投资的一个重要条件。
投资者用物质利益促进了建设进度，而新的建设进度换来了更高的经济效益。袁庚和管委会一班人决定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以此进一步激发人们开发建设蛇口的热情。于是，1982年初，“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第一次出现在蛇口人的面前。
1984年，邓小平视察深圳时，看到了这句口号，留下深刻的印象。回京后，他在一次中央负责人的会上说：“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蛇口工业区更快，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26)
1984年国庆，首都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深圳有两辆彩车参加游行，其中蛇口工业区的彩车上就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受到国内外广泛瞩目。从此，这个口号响遍大江南北，成为改革创新、效率优先的生动表述和典型标志。
其实，这个口号出现之初，是有很大争议的。有人把它看作资本主义价值观的表现，有人把它当做“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据。在当时的蛇口工业区领导袁庚的正确坚持下，在当时的中央领导的坚定支持下，特别是在邓小平同志的肯定下，这个口号被保留了下来，这个口号背后所隐藏的深刻的价值观的转变，被肯定下来。
从文化精神和文化价值的角度看，“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个口号，是对传统价值观的颠覆，是对新型价值观的勇敢倡导和大胆实践。此后，效率观念逐渐深入人心，由此而生发开来的竞争意识也逐渐增强。人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当年的“深圳速度”、“蛇口模式”，就是实践对这个口号及其所引领的价值观的证明。有人说，这个口号是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重要标志；也有人说，这个口号体现了普世价值；还有人说，这个口号反映了广东敢为人先、务实进取的精神。笔者认为，对于这个口号及其背后蕴藏的先进文化价值理念，无论给予多高的评价，都不为过。从最为根本的一点上讲，这个口号反映了、实践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二）巨人精神的呼唤
广东在改革开放实践中逐渐生长起来的新型文化精神之一，是对巨人精神的呼唤。这个问题，从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在思想文化层面给予阐释的，是时任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著名作家刘斯奋。他的长文《朝阳文化、巨人精神与盛世传统——关于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发表在1995年5月9日出版的《南方日报》上。该文发表后，受到广东文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逐渐得到认同。他从文化性质、文化精神、文化传统三个方面阐发了自己对于新型文化建设的见解。
刘斯奋在该文中认为，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推移，固有的一套文化观念和思想文化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大幅发展了的时代，面临必须变革的历史课题。社会变革呼唤一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满活力、勇于通过竞争来开拓局面、求得生存和发展的文化。这种文化，朝气蓬勃、奋发进取、乐观昂扬，对人生充满热爱，对国家、民族和人类的前途充满信心；这种文化，承认社会的每个阶层、每个人员，都有权利分享人类文明的成果，并以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为旨归；这种文化，有着博大的胸怀和广阔的视野，既不放弃神圣的原则，又有最大包容性和宽容精神；这种文化，对于社会变化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抱有充分的敏感和高度的热情，能够通过对自身的改造和革新，积极主动地作出回应，力求做到与时共进、与世俱新。总之，这是一种摈弃因袭的沉重传统，摆脱“咀嚼着千年不复的悲欢”的怪圈，能够体现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飞跃的时代需求的文化，这就是“朝阳文化”。我们应当热情地拥抱朝阳文化。(27)
刘斯奋还认为，迎接、拥抱朝阳文化，需要提倡“巨人精神”。巨人精神文化是民族的社会精神的载体。社会走向兴盛，文化精神就强大；社会走向没落，文化精神就趋于萎缩。巨人精神，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社会进入大变革、大创造、大发展时代必然出现并且最终成为主流的精神。这种巨人精神，是与“侏儒精神”、“痞子精神”、“阿Q精神”、“虚夸精神”对立的。这种巨人精神，敢于正视矛盾、直面人生，并通过不屈不挠的努力，去实现崇高的理想，具有无比丰富的内涵和纷繁绮丽的色彩。“巨人精神终将成为我们时代文化的主流”。
在把改革开放时代迈向现代化的文化性质判定为“朝阳文化”，把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化精神提炼为巨人精神之后，刘斯奋从文化传统的层面对自己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申论，认为文化应当继承“盛世传统”。在他看来，处于中国古代农业文明高峰阶段的汉唐时期的传统，就是盛世传统；处于中国古代农业文明没落阶段的宋元明清时期的传统，属于“衰世传统”或“末世传统”。前者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最健康、最积极的发挥，后者则是精神日渐萎缩并且最终陷入绝望困境的痛苦呻吟。盛世传统的特质是雄强、博大、开拓、进取，因而应当成为我们理所当然的选择。根据这种认识，刘斯奋对于小说、电影、电视、戏剧、美术等领域中一度盛行的专门表现贫穷、落后、苦难、愚昧、悲凉、绝望、颓废、寂灭之类情绪的现象，进行了有力的针砭，认为是“末世传统”的心态表现，是没落的“世纪末意识”。(28)
简言之，刘斯奋在文化建设的取向上是主张拥抱“朝阳文化”，光大“巨人精神”，弘扬“盛世传统”。应当说，这种文化思路及其价值理念，是积极的，健康向上的，适应改革开放的时代步伐的。正是因为如此，刘斯奋关于巨人精神的观点，被广东文化界认为是在“精神失望”的年代，高燃“时代精神圣火”，是对西方文艺思潮的廓清和阐析，也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继承的补偏救弊。(29)
与“巨人精神”的论说相呼应或者说互为表里的，是广东学者对“新文化精神”的呼唤和阐扬。有学者提出，广东正在生长中的文化精神有以下特征：
它是走出彼岸的，关注现实的；
它是不喜欢追随，崇尚创造的；
它是不会清谈与调侃，重视行动与实践的；
它是不擅怀旧，全力向前的；
它还是拒绝逃避，追求进取的。
在上述论说的基础上，该学者还认为，广东文化的创新，应当是把传统的“务实”融进90年代的“创新”，在原生的“感觉”中契入现代的“理性”，让古老的“兼容”加上今天的“全球意识”。(30)
显然，广东文化界关于“巨人精神”的阐释，适应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后现代化的进程，反映了得风气之先的广东这块改革开放热土的精神需求，提炼了新的文化精神，昭示了现代新型文化的精神方向。
（三）新型人文精神的创造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独特的人文精神，但那种人文精神是缺少科学和民主支撑的、泛道德论的人文精神。在改革开放时代，传统的人文精神应当被赋予时代精神，给予创造性的诠释和理性化的转换，才能为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所用。因此，新型人文精神的创造，是广东文化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逐渐生长出的新型人文精神，很大程度上源自广东这块改革开放的前沿地。比如，前文谈到的效率观念，就是新型人文精神的表现。同样，竞争意识、契约观念、创新意识、全球意识、独立精神、自主精神、公平正义精神等，基本都可说是在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市场经济建设的前沿带广东首先萌芽的。
值得重视的是，2008年6月，在中共广东省委十届三次全会上，提出了广东新的发展战略目标：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的主力省，探索科学发展模式的试验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行地。(31)会议通过的《决议》提出，要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应当做到“八个必须，八个解放出来”：必须全面准确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从片面追求总量和速度的观念中解放出来；必须全面把握现代化的综合价值取向，从单一的经济价值取向中解放出来；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从“重物轻人”的观念中解放出来；必须创新发展模式，从粗放型的发展路径中解放出来；必须发扬积极进取精神，从小富即安的思想中解放出来；必须树立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从过分依赖地缘优势及习惯于在本行政区域配置资源的思维定势中解放出来；必须增强实现共同富裕的政治责任感，从先富帮后富意识不强的被动状态中解放出来；必须认清民主法制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最根本的保障，从不重视人民群众主体作用的意识中解放出来。(32)这些从社会管理的角度提出的基本的执政价值理念和发展价值理念，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政治性，同时也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反映了建构新时期的广东人文精神的追求。尽管这些人文关怀和人文追求的深刻内涵，也许要在相当一个时期后才能真正在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具体彰显出来，并经过思想文化界的创造性诠释而成为广东人文精神的重要构成，但其所蕴涵的改革创新的人文精神，显然已经曙光初露。而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该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若干见解，也和上述“八个必须，八个解放出来”相映成趣，具有相互发明的功用。他说：“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我们强调要以人为本，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强调大力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要更加注重精神文明建设；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继续搞好生产的同时，更加注重改善人民生活；在改善民生的同时，更加注重发展民主；在保护先富起来的地区和群众积极性的同时，更加注重帮助和扶持欠发达地区和困难群众富裕起来。(33)毫无疑问，汪洋这里讲的，正是人文关怀情结下的施政理念，展现了以人为本、协调发展的人文追求。
三、文化强省建设的精神旨趣
广东从建设文化大省到建设文化强省，是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逻辑要求。广东省委顺应这种要求，先是提出“建设文化大省”的战略构想，(34)进而提出了建设文化强省的战略目标。
在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中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与建设经济强省相适应，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文化大省。努力使广东拥有先进的文化设施、发达的文化产业、一流的文化精品、拔尖的文化人才、充满活力的文化体制、繁荣有序的文化市场、各具特色的城镇文化环境、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生活，文化综合实力明显提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明显增强。”(35)为此，《决定》具体提出了若干重要任务：一是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二是切实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水平；三是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不断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四是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发展壮大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从历史的观点看，广东建设文化大省是广东历史上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在笔者看来，“文化大省”应当是在文化建设方面卓有成效的省，是在全国文化建设方面引领潮流、名列前茅的省，应当具有该省独特的精神气质。广东“文化大省”的目标定位应当是：国内领先、国际知名；能够创建出适应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趋势的文化经济一体化的创新性机制和相应的文化生态环境；着眼于全省人民文化综合素质的整体提高，使其居于全国前列；使文化成为新型生产力，成为综合“省力”的重要构成，在综合竞争力中居于重要地位；培育出能够发展、传播、创新先进文化的群体；创建文化创新的机制，创建富有特色的广东文化，培育新时期的“广东人精神”；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创造条件，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自觉捍卫者、弘扬者和培育者。建设文化大省，应当有符合科学理性的基本思路和相应的措施，要有适应文化创新的宽松的环境。(36)
在广东省委省政府发布的《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2011—2020年）》中，文化建设有了进一步的要求。该《纲要》指出，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国内文化竞争和文化与经济加速融合发展的新趋势，必须充分认识文化建设在凝聚民族精神、提升公民素养、促进社会和谐、推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增强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全面推进文化建设，实现由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的跨越。为此，《纲要》提出要在全省树立新的文化发展理念，大力弘扬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时代文化精神，探索文化科学发展方式，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文化需求，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形成文化事业强、文化产业强、文化辐射力和影响力强、文化形象好的文化优势，为广东努力当好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排头兵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其战略定位和总体布局是要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达到与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文化发展水平，把广东建设成为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区域文化中心、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排头兵、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主力省、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生力军及率先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示范区。
到2020年，形成特色鲜明的岭南文化和现代开放型文化体系，文化在综合实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时代文化精神更加彰显，文化凝聚力、竞争力、创新力、辐射力显著增强，各项主要文化指标居全国前列，努力树立广东文化事业发达、文化产业强大、文化生活丰富、思想品德高尚、文化氛围浓郁、精神家园和谐的文化形象。一是建立和完善具有时代特征和实践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全面提升全民思想道德文化素质，培育现代人文精神，建设广东和谐文化和现代文明社会，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示范区。二是建立和完善结构合理、发展均衡、网络健全、运行有效、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三是建立和完善产业结构合理、产业布局科学、产业发展集聚、产业竞争高端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文化产业总体实力和核心竞争力显著增强，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大大提高。四是建立和完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文化传播体系，传播渠道不断拓展，传播技术和内容创新能力不断提高，传播影响力不断扩大，成为华南现代文化传播中心和全国对外文化交流枢纽。
值得重视的是，《纲要》鲜明地提出要“培育提高全社会文化素养，提升广东文化形象”，并将“培育广东人文精神”作为首要任务。同时，还要提升公民思想道德素质，提升公民科学文化素养，提升思想理论研究和创新水平，积极打造文艺精品，提高全民文化艺术素质，建设文明和谐家园。
（一）提升综合实力
从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创新性思维的层面看，广东“文化强省”应当而且可以通过制度创新和文化整合，创建出适应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趋势的文化经济一体化的创新性机制，以及使得这种创新性机制得以持续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
文化对于经济的作用，在国内历来长期被看轻，甚至被忽视，近年来有所好转。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经济发展中的文化因素日益增强，文化对经济的依存度、文化的经济含量越来越大。无论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理论，还是信息产业、文化产业等，都充满经济文化一体化气息，带有明显的经济文化一体化色彩。
所谓经济文化一体化，就是经济与文化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动力，互为支撑。具体说来，就是经济领域、经济行为越来越充溢着文化的成分，依托文化的力量发展壮大经济，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单纯地就经济论经济；同样，在文化领域，各种文化行为、文化决策、文化实践，已经突破传统的意识形态框架的制约，并放下贵族架子，开始世俗化、平民化的进程，从经济活动的裁判者变为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和创新者。今天，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使得工业产品的设计、包装、推销，实际上变成了文化理念的竞争。“科技以人为本”，“我们一直在努力”，“我们卖的是文化（而不是房子）”这类工业（经济）产品的广告语言，渗透着强烈的文化价值观。同样，在文化领域，以文化产业的崛起为代表，文化经济化的势头越来越猛。音像业、电影业、出版业、大众传媒业，这些以往以突出政治为首业的行业，这些往往“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行业，现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唱响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方针指导下，也加入了经济建设的行列。这些行业一度实行的“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机制，以及文化体制改革后实行的企业制管理，实际上就是典型的文化经济化的表现。至于在广东正如火如荼发展的会展业，在全国独占鳌头的旅游业，别具一格的演出业，特别是网络信息产业等等，按照传统的行业划分，就很难确认它是属于经济还是文化。事实上，它们既是经济的，又是文化的，典型地反映了文化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和特点。
从现代化的基本价值追求——人的现代化来看，广东“文化强省”的建设，着眼于人的文化综合素质的整体提高，使广东人的文化综合素质在全国各省居于前列，提升广东文化形象，提升广东人形象。
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对于现代化特征和实质的探求，经历了从“四个现代化”到“人的现代化”、“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逐渐认识到现代化的终极目标是为了人而不是为了物，现代化是要“人化”，而不是“物化”。而人的现代化也罢，人的全面发展也罢，说到底，“人化”的现代化归根结底是要提高人的文化综合素质，进而推进现代化进程，最终实现全面意义的现代化。为此，就必须将人的文化综合素质的提高放在首位。没有全省人民的文化综合素质的整体提高，就没有符合人性的、符合科学理性的现代化，现代化的进程就会被延缓。人的文化综合素质包括诸多方面，例如科学素质、文化（知识层面的文化，亦可视作受教育程度）素质、思维水平、价值取向、人格追求、审美情趣、开拓精神、创新能力、法纪观念、竞争意识、合作精神、等等。如果没有全省人民文化综合素质的整体提高，则不仅“文化强省”的建设计划会落空，而且经济强省的建设也会受挫。全省人民文化综合素质的整体提高，不仅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要求，而且符合广东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对于提升广东文化形象，提升广东人形象，都将大有助益。
从文化动力学的层面看，广东“文化强省”的建设，旨在努力提升文化在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使文化成为新型生产力，成为“综合省力”的重要构成，在综合竞争力中居于重要地位。
就全球范围而言，20世纪以来的发展指导方针及其研究，主要是经济取向的，忽视了文化因素的作用。其实，文化因素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早在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韦伯从文化取向研究现代化问题，受到广泛的关注。韦伯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与西方新教伦理的文化背景密切联系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与儒教伦理则是排斥或者阻碍资本主义兴起的。人们对韦伯的观点并不一定都表示认同，但韦伯从文化的角度阐释经济社会发展原因的视角和方法，却受到普遍的好评。尽管20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现代化研究主要是经济取向占据上风，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对“工业东亚”现代化成功的文化背景的关注，现代化研究的文化取向重新出现，并逐渐成为重点之一。对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重新估价，对儒教文化中有利于现代发展或适应于现代生活合理性因素的重新估价，以及对于现代西方文明中的现代性的重新估价，构成了现代化研究中的文化取向的基本方面。(37)广东经济的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得力于种种得天独厚的优势，包括敢为人先、务实进取的岭南文化的优良传统。但是，从总体上看，如何壮大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事业，将文化看作生产力，看作“综合省力”的重要成分，通过“文化力”的提高而促进生产力的提高，促进广东文化品位、文化形象的改善，还有很多文章可做。要通过文化大省建设的推动，提高经济的文化含量，提高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使文化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成为核心竞争力之一。(38)
（二）培育广东文化精神
努力建设经济强省和文化强省，率先实现宽裕型的小康社会，是广东正在努力完成的任务。而要完成在全国率先实现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任务，从文化建设的层面看，就要培育广东文化精神，创建新的民族精神。
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也是生产力，是“明天的经济”。广东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形成了敢为人先、务实进取的精神。敢为人先的表现，首先是敢于冲破旧体制的束缚，率先改革开放，率先打破禁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类在当年石破天惊的口号，反映的是崭新的价值理念。20世纪90年代前期出版、发行三千多万册、影响遍及海内外的《新三字经》，用传统启蒙读物的“旧瓶”（形式）装上了充满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的“新酒”（内容），开启了全国用民族传统文化形式承载当代新型文化传播内容的潮流。这里面，实质上反映了一种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满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开放视野和胸襟。这是典型的“敢为人先”的表现。此外，对于点石成金的人才，让其用技术入股。这种倡导并实践技术入股、尊重知识产权的事例，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也是广东人敢为天下先的范例之一。
与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相应，不务虚名，不空谈，重实干，奋发有为，是广东最近30年不断取得进步的重要原因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国内关于“姓社姓资”问题的争论，时断时续，有时甚至十分激烈。广东人没有卷进这种于事无补的无谓争论之中，而是踏踏实实地搞好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成就，并取得了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成就。这几年，广东全省GDP总量占全国十分之一（甚至有的年头达到九分之一），外贸出口占全国三分之一，税收和财政收入占全国七分之一。全国第一个精神文明学会、第一本精神文明专著，出现在广东。新华社曾经重点报道，说广东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取得了重大成就。这些，都是广东人务实进取精神的结果。
从文化建设的层面看，敢为人先、务实进取的精神，就是广东文化的精神。广东文化具有典型的世俗化、平民化的特征。敢为人先、务实进取的广东文化精神，其具有理论形态的表现，可以以深圳经济特区长期以来形成的“深圳精神”为代表之一。“深圳精神”的概括有两种，一是“开拓、创新、团结、奉献”，二是“开拓创新、诚信守法、务实高效、团结奉献”。前者是凝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深圳发展历程经验的理论升华，后者是在新形势下，近年经过深圳全民大讨论，由理论界总结、概括，并经深圳市委认可进而在全市广泛宣传、推动实践的“新深圳精神”。显而易见，“新深圳精神”内在地包含着、体现着“敢为人先、务实进取”的广东文化精神。
从文化学的层面看，文化精神是指一种文化的特有精神，一种文化中具有决定力的价值系统，以及由此而构成的内在态度、评价及情绪倾向等方面表现出的精神品质，即一种文化独具一格的特色。中国文化精神反映的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理想人格、思维方式、伦理观念、审美情趣等方面的内在精神特质。而中国文化是由不同地域的文化构成的，例如传统的湖湘文化、巴蜀文化、闽南文化、岭南文化等等。在今天，表现为具体的省级行政区划内的地域文化，例如浙江文化、北京文化、上海文化、广东文化等等。因此，当代中国文化精神是由诸多不同地域的文化精神交融而成的，是对不同地域文化精神的提炼和升华。同是务实进取精神，在上海、浙江、辽宁、四川、广东，会有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亦即有其地域特色。反映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之类的深层文化，属于“文化大传统”；反映中国特定地域的文化观念和行为方式，属于“文化小传统”。文化大传统引导、规范着文化小传统；文化小传统体现、承载着文化大传统。二者之间，交相为用。广东文化精神，属于文化小传统的范畴，它从属于、归属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大传统；中华民族的文化大传统，规范着、引导着广东文化精神这个文化小传统。
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发展的精神动力，是中国文化精神优秀成分的体现，是中华民族精神风貌的体现。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是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要发扬与时俱进的精神，培育广东文化精神，为创建新的中华民族精神，提供思想素材和理论资源。
（三）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文化强省”，是立足广东实际，面向全国，放眼世界的高屋建瓴式的文化建设纲领。这个纲领以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为宗旨，以提升广东文化的品位，提高广东人民的文化素质和科学素质为现实目标，以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根本，符合广东建设经济强省的文化需求，符合社会稳定协调发展的长远需要，符合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身立命的需要。
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不仅要有高度发达的经济，而且要有高度发达的文化。要建设高度发达的文化，就应当有创新精神以及相应的思路和方式。“建设文化强省”这一战略构想的提出，本身就是文化创新的表现。文化创新既有观念创新、内容创新，也有方法创新、思路创新，更有战略创新和目标创新。“建设文化强省”这一理念的提出，可以说是对文化建设方面观念创新、内容创新、方法创新、思路创新、战略创新和目标创新的有机综合，反映了广东文化建设的新思路和新气象，真正是合乎潮流，顺乎民意，本身就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广东时代文化精神的体现。从文化学的层面看，“建设文化强省”对于当代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型的“文化大传统”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对于发展具有地域特色的广东文化，建设新时期的“文化小传统”，也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交融，必将催生新的文化活力，激发新的文化机制。而新的文化机制的形成，必将在更高的层面上促进广东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广东要成为文化强省，必须满足一系列的条件：文化设施要先进，文化产业要发达，文化精品要“一流”，文化人才不能平庸而要拔尖，文化体制不能凝固僵化而要充满活力，文化市场要繁荣而又有序，城镇文化环境不能千篇一律而要“各具特色”，群众文化生活不能单调更不能乏味，而要丰富多彩。在此基础上，通过有机整合，实现文化综合实力的明显提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明显增强。根据文化结构的理论审视，上述这些方面，包括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思想文化三个层面的协调发展。从大众文化和高雅文化的层面看，上述规定和要求既包括了大众文化，也包括了高雅文化，既考虑到了文化建设的先进性，也充分注意到了文化建设的普及性，可谓先进性与普及性的统一。可见，无论是从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角度，还是从文化学的理论阐释和实践层面，“建设文化强省”的战略构想都是内涵丰富、充满科学理性精神和现代人文精神的。
国际上有一句名言：“文化是明天的经济。”文化本身也是生产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和交融日益增强，经济与文化之间的交融日益增强。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已经显露出强劲的势头。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演艺、美术、文博和文化娱乐、旅游、会展业、现代信息服务业等，都是文化中包孕着经济、经济中渗透着文化的事业，是典型的“文化经济”事业。这类事业的发展，对于广东经济强省和文化强省的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这类事业建设好了，广东的文化综合竞争力就会大大增强。(39)
Time Spirit and Transformation of Guangdong’s Culture
Li Zonggui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s culture is consistent with the progress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process．Generally，since 1978，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for Guangdong province is a process that character‐izes the gradual liberation from rigid thought of planned economy，the grad‐ual emancipation from the strict politics‐oriented thought caused by the rigid left‐leaning ideology，and the creation，grow and pervasion of the time spirit of reform and innovation．In the past 30 years，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 progressed in two routes．On the thinking‐line，it began with the debate and defense of“culture desert”，then kept on with narcissism of“cultural northern expedition”and entered into the peaceful construction of“Cultural Guangdong”．On the harmony extent between economy and cul‐ture，Guangdong transfers its attitude from“economy first”to“profit pref‐erence in culture development”，then to“build strong Guangzhou in both economy and culture equally”，consequently opening up a new prospect of harmonious Guangdong and balanced construction．
Key words：culture of Guangdong；transformation；cultural construction
【注释】
(1)叶俊东：《展开文化攻势：广东树立新的大省形象》，《瞭望》新闻周刊1995年第30期。
(2)林江：《从“文化沙漠”到“文化绿洲”》，载政协广东省委员会办公厅、广东省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广东经济特区的创立和发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12页。
(3)李宗桂：《广东文化建设的现实思考》，《中山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该文收入郑达主编的该次会议论文集《南粤文化论丛》，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2—24页。
(4)李宗桂：《广东文化建设的现实思考》，《中山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5)杨东平：《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533—534页。
(6)李文飞、周树兴主编：《“品评”广东人》，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年版，第378—384页。
(7)叶曙明：《其实你不懂广东人》，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封底。
(8)其实，细心的人不难发现，“文化沙漠”说、“文化北伐”说、“文化广东”论的出现，有交叉现象。道理很简单，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极其复杂的机制，不可能是在时间上绝对前后相继的，而往往是存在着此消彼长、相互涵摄的情况，区别只不过是哪种情况更为主导、更为基本而已。
(9)辛向阳、倪健中主编：《南北春秋：中国会不会走向分裂》，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87页。
(10)辛向阳、倪健中主编：《南北春秋：中国会不会走向分裂》，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95—97页。
(11)杨东平：《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525页。
(12)杨东平：《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528—529页。
(13)李文飞、周树兴主编：《“品评”广东人》，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年版，第191—192页。
(14)李文飞、周树兴主编：《“品评”广东人》，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年版，第195—211页。
(15)颜长江：《广东大裂变》，暨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页。
(16)陈哲：《广东的意义（代序）》，载颜长江：《广东大裂变》，暨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17)杨苗燕：《别等我在老地方——转型期文化景观》，花城出版社1995年版，第29页。
(18)杨苗燕：《别等我在老地方——转型期文化景观》，花城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
(19)李宗桂：《社会转型期的人文精神探讨》，《羊城晚报》1995年5月25日、6月1日、6月8日、6月15日、6月22日、6月29日、7月6日、7月13日、7月20日、7月27日。
(20)李宗桂：《文化建设：广东再造辉煌之本》，《新南方》1995年第1期。
(21)刘斯奋、秦朔：《“南风北上”与“北风南下”》，《南风窗》1996年第4期。
(22)叶俊东：《展开文化攻势：广东树立新的大省形象》，《瞭望》新闻周刊1995年第30期。
(23)岳宗：《中共广东省委九届二次全会在穗举行》，《人民日报·华南新闻》2002年12月25日，第1版。
(24)华楠：《广东全力推进文化大省建设》，《人民日报·华南新闻》2003年9月24日，第1版。
(25)《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十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决议》，《羊城晚报》2008年6月19日，A1、A3版。
(26)《深圳特区报》2007年5月24日，第8版。
(27)刘斯奋：《朝阳文化、巨人精神与盛世传统——关于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南方日报》1995年5月9日，第2版。
(28)刘斯奋：《朝阳文化、巨人精神与盛世传统——关于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南方日报》1995年5月9日，第2版。
(29)黄树森：《叩问岭南大型书链总序》，载杨苗燕《别等我在老地方——转型期文化景观》，花城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6页。
(30)杨苗燕：《别等我在老地方——转型期文化景观》，花城出版社1995年版，第23—24页。
(31)《广东战略目标：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的主力省，探索科学发展模式的试验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行地》，《羊城晚报》2008年6月19日，A1版。
(32)《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十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决议》，《羊城晚报》2008年6月19日，A1、A3版。
(33)汪洋：《高举旗帜，改革创新，努力开创广东科学发展的美好未来——在省委十届三次全会上的讲话》，《广州日报》2008年6月21日，A1版。
(34)2002年12月，中共广东省委九届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的决定》，明确宣布要“建设文化大省”。
(35)《中共广东省委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的决定》，《南方日报》2003年1月7日，A2版。
(36)详见李宗桂：《广东建设文化大省的若干思考》，《学术研究》2003年第6期。
(37)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第七章《东亚崛起的新经验——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因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1—234页。
(38)参见李宗桂：《广东建设文化大省的若干思考》，《学术研究》2003年第6期。
(39)参见李宗桂：①《努力建设文化大省》，《南方日报》2003年1月7日，第5、6版；②《建设文化强省的合理定位及优势》，《南方日报》2009年7月29日，A13版；③《用文化的方式提升广东形象》，《南方日报》2010年6月28日，A13版；④《深圳文化建设要走创新发展的道路》，《深圳特区报》2010年9月17日，A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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