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文化产业集群的演化机理分析(1)
上海交通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后流动站 王 婧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界定“长三角”和“文化产业集群”概念。其次，通过采用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分析长三角文化产业集群的空间布局现状。最后，揭示长三角文化产业集群的演化机理：根植性、路径依赖、区位因素、市场引力、核心企业和竞合机制是其演化的内在驱动力，政策因素是其演化的外在推动力。
关键词：长三角；文化产业集群；空间布局；演化机理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逐步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以推动文化产业繁荣发展。2010年10月28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的支柱产业”，将文化产业上升到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的引擎地位。我国针对文化产业的发展，已先后提出了文化产业竞争力战略、“走出去”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三跨”战略、区域发展战略和新兴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等观点。(2)这些战略的实施相互联系和推动，而文化产业集群战略更是实现其他战略的动力基础。
我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经济增长方式的亟待转变和产业结构的急需升级，在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中也有所体现。国务院印发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优化文化产业布局和结构”和“转变文化产业增长方式”。通过加强重点文化产业带建设、加快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建设、促进区域文化产业协调发展来实现“建设一批文化产业强省、强市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形成文化产业协调发展格局”的发展目标。2009年国务院印发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中再次提出“加快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建设”，及“支持和加快发展具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群”的发展任务。根据《2007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我国目前已经形成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三大文化产业带，文化产业资产拥有量超过1 000亿元的省市自治区就有六个，(3)合计占全国文化产业总资本的66．08%，长三角的两省一市均在其中(4)。
长三角的文化产业发展在我国具有引领和示范作用，2009年，长三角两省一市的文化产业增加值之和占同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的31．61%。然而，长三角文化产业的区位商只有0．702＜1(5)，这表明在长三角区域内部，文化产业发展比较其他产业还相对缓慢。那么，如何促使长三角文化产业更好更快发展呢？2008年9月7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文件中，已提供了发展长三角文化产业的指导思想，它的第二十九条明确指出“建立区域文化联动发展协作机制，制定区域文化发展规划。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着力推进文化创新，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目前，在长三角区域内部，的确拥有相当数量的文化产业基地和各类文化产业集群。然后，它们中也存在与国内文化产业集群普遍存在的问题，如重复建设、分工不明确、特色不明晰、园区等同集群等。为此，如何有效形成区域特色文化产业集群，从而发挥出文化产业集群应有的竞争优势，实现提升区域文化产业竞争力、推动区域文化产业“走出去”以及促进区域文化产业的协调发展等战略目标，就使得了解长三角文化产业集群的演化机理显得尤为必要，然而目前还鲜有论著进行此类研究工作。由此，本文试图基于采用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方法，借助地理信息系统软件mapinfo8．5描绘长三角文化产业空间分布，从而深入分析长三角文化产业集群的演化规律。
一、相关概念界定
（一）“长三角”范畴界定
长三角的界定有自然地理、经济内涵和官方文件三个层面。从自然地理界定长三角的范围仅限于江苏镇江以东，通扬运河以南，浙江杭州湾以北，是长江中下游平原的一部分，面积5万平方公里，有“水乡泽国”之称(6)。
经济内涵角度的界定是经历了从“长三角”到“泛长三角”的过程，它源于1992年，由上海、无锡、宁波、舟山、苏州、扬州、杭州、绍兴、南京、南通、常州、湖州、嘉兴、镇江14个市经协委（办）发起、组织，成立长江三角洲十四城市协作办（委）主任联席会(7)。随着“协作办（委）主任联席会”的名称变化，分别于1997年演变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和2003年演变为“长三角经济协调会”，成为会员的长三角城市范围也不断扩张，现已扩容为22个城市，所在地域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8)。
从官方文件看，2008年9月《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长江三角洲地区包括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意见》从国家层面上界定了长三角地区的地理范围。2010年5月24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长江三角洲区域规划》(9)，其中再次明确长江三角洲地区包括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这也为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更为正式的规范。为此，本文采用与国家官方文件相一致的界定范围。
（二）“文化产业集群”界定
目前，文化产业集群没有官方或者权威定义。学界对文化产业集群的定义普遍基于三种形式：第一种定义形式是受到著名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的“产业集群”（也翻译成“企业集群”）定义启发，将其定义为：文化产业集群是在文化产业领域中，由众多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文化企业以及相关支撑机构，根据专业化分工和协作关系建立起来的，并在一定区域集聚而形成的产业组织；第二种形式的定义是从价值链和分工角度出发，将文化产业集群定义为：文化产业中一定领域在一定地域的企业集聚现象。这些企业在特定的地理空间聚集，沿文化产业链的上、中、下游分布，分担着某一种文化产品从创意、生产、销售到再开发等环节的工作，共同进行文化产品的专业化生产”；第三种形式是从文化产业集聚的意义和特征表象进行定义，如所谓文化产业集群亦称“文化产业集聚”、“文化产业园区”，是指众多相互关联的文化企业或机构共处一个文化区域，形成产业组合、互补与合作，以产生孵化效应和整体辐射力的文化企业群落或产业集聚。(10)
而本文由于关于长三角区域内的文化产业集群集中，因此吸收广域产业集群的内涵，(11)将文化产业集群界定为：长三角区域范围内，在文化产业领域内，沿某一文化行业价值链具有密切关系（竞争与合作关系）的众多文化企业及其相关支撑机构（如高校、研究机构、职业培训机构、行业协会等），基于产业关联和产业链整合发展，以及产业内部联系和地域及经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具有相对稳定结构和一定布局特征的文化产业聚集有机体。
二、长三角文化产业集群的空间布局
从理论上讲，文化产业基地和园区并不等同于文化产业集群，但通过对文化产业基地和园区的科学规划、政策引导和合理规范，可使之成为文化科技创新的孵化器、文化企业快速成长的助推器、文化产业集群发展的大平台。同时，在文化产业的具体某一产业链中，也存在着广域产业集群组织形态。为此，这里首先呈现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文化产业园区和以出版业为例的文化产业机构空间布局。
（一）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为不断提高文化产业的总体实力和竞争力，国家文化部于2004年开始评选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此后每两年评选一次，现已对外公布三次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名单。(12)在2006年2月13日，我国文化部印发了《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评选命名管理办法》，以此规范对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的评选。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的入选单位均为来自文化行政部门管理的演出业、影视业、音像业、文化娱乐业、文化旅游业、网络文化业、图书报刊业、文物和艺术品业等领域的各类所有制文化企业。几年来，在文化产业政策的积极引导和文化体制改革的有力推动下，我国文化产业由探索、起步、培育的初级阶段，开始进入加速发展的新时期，涌现出一大批有自主创新能力、有知名品牌、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以及具有区域性特色的文化产业群。经过三批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的命名，已经遍布我国31个省市，其中长三角入选的企业和单位由最初的9家增加到23家，但占全国的比重有所降低（见表1）。
表1 2004—2008年入选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的数量
图1（a） 2004年长三角入选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分布图
图1（b） 2008年长三角入选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分布图
从图1（a）和图1（b）所显示出的空间布局来看，在长三角区域内，具有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的城市仍以上海、杭州和南京为中心。上海是拥有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最多的城市，由第一批的4家增加到目前的9家，但是入选企业数逐批次递减，上海有待于继续培养重点企业。浙江省中入选企业从空间上始终集中在杭州和宁波两市，江苏省的入选企业在空间上则体现出相对均衡的态势，由最初的南京和常州两市扩展到扬州、无锡和泰州三地。同时，南京市也由最初的1家增加到3家示范基地，成为江苏省文化产业企业的重点。此外，从空间布局的地理环境来看，这些拥有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的城市均是“江南水乡”，江苏省的南京、苏州、扬州、常州和泰州均在沿江带，浙江的杭州和宁波均在杭州湾，上海则是沿江、沿湾和临海的枢纽带。
从23家示范基地的微观地理位置来看，无论是工艺性还是手工性的文化艺术品制造都是位于市郊地段。数字内容和动漫产业基本在软件园区和创意园区内，演艺业和娱乐业的企业处在交通便利、经济繁荣的商圈。
（二）文化产业园区
文化产业园区不同于文化产业集群，但作为承载文化产业集群的主要形式。在党的十七大后为各级政府更加重视和注重规范。2010年7月19日，文化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管理办法（试行）》。(13)
图2 2010年长三角省级文化产业园区空间分布
当前，长三角各地已形成不同数量和特色的文化产业园区与集聚区。目前，江苏省有60多家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建成或在建。(14)浙江省在《浙江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中已经提出构筑“创意城市、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文化创意产业园”三级布局框架。其中，杭州市拥有超1／3的12个文化产业园区，在浙江省内居于绝对中心的地位。上海首批15家文化产业园区经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和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的联合审定，于2009年4月17日正式公布。如图2所示的长三角省级文化产业园区的空间分布，南京市具有最多的文化产业园区，现有各类建成和在建文化园区50家，数量和发展速度居全国城市之首，其中国家级示范基地3家、省级示范基地5家，近30家文化园区平均入驻率达84．3%。(15)
根据西方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经验，成熟的园区模式，能通过园区内不同企业间的合作整合多种业态，拉长产业链，从而推动整个产业的发展，这就是园区的集聚效应。(16)从这些园区的行业特色来看，普遍集中在文化创意、文化休闲、数字内容与动漫产业，即基本集中在以农耕文明为主的传统文化产业，及以信息文明为主的新兴文化产业领域，几乎没有凸显现代工业文明为主如印刷复制的文化产业园区，虽然杭州、常州也有以工艺制造和文化制造为特色的文化产业园。
（三）出版业的空间布局
本节采用历史——空间相结合的方法重点分析出版业为代表的文化产业机构的空间布局形态。出版→印刷→发行构成出版业的产业链，针对每一产业环节进行解放前和解放后空间布局的形态对比。
1．出版机构空间分布
出版业处于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层，早在唐朝的江苏已有刻书活动。时至宋元，长三角的出版印刷也渐繁荣。到了近现代，随着上海被迫开埠，外国传教士和商人前来办馆，用西方的先进印刷技术代替古老的雕版刻书。从而，中国现代出版印刷业开始在上海形成并迅速发展。本文通过对比描述新中国成立前与当前出版机构的空间布局状况，来表明核心文化产业的空间演化现象。
2．印刷机构
宋、元以来，上海地区的书坊及刻印业已占有一定地位。(17)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文化入侵，促使了现代出版业、印刷业的崛起，上海逐步成为全国最大的出版中心和现代印刷术的发源地。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上海的印刷业务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在古代和近代的江苏省，出版和刻印同属一体。到民国以后，出现了专门从事印刷业务的书刊印刷机构，有国民党官办，有民办，还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印刷机构。民办的大多为小型企业，主要分布在苏南的苏、锡、镇、宁等城市。抗战期间，江苏抗日民主根据地内，部队和地方机关大多设立印刷厂。(18)浙江的传统雕版印刷业实力比较雄厚，故在近代出版古代文献与地方文献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抗日战争期间，为宣传抗日，印刷业迅速发展，浙江省政府及文化团体被迫内迁至金华、丽水、温州等地。除政府、党派的书刊印刷机构外，还出现了一批民营（含兼营）的书刊印刷机构、印刷者。
新中国成立之后，上海书刊印刷工业走上迅速发展的道路。上海书刊印刷生产能力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仍占全国总量的十分之一以上。新中国成立后，江苏省通过接收国民党的印刷厂和根据已有党建印刷机构，建立起江苏国营印刷业江苏书刊印刷业，并经历了公私合营和大规模的新建和扩建。至1990年已形成了15个国家定点和52个省级定点书刊印刷厂，以及400家领有书刊印刷许可证的印刷企业，全省形成了书刊印刷网。(19)对于浙江省而言，在抗战胜利后，从杭州外迁的印刷厂纷纷回迁，杭州又成为全省印刷业的中心。
由于可查阅数据与史料的局限性，此处新中国成立后的数据是指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但通过对比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印刷机构的分布状况（见图4），也能反映出空间布局的演化：在长三角中，南京已经替代上海，成为了新的印刷中心，拥有最多的出版印刷企业。同时，上海、杭州、连云港和淮安成为长三角的次印刷中心。其次，长三角的印刷机构分布相对集中，多分布在沿海、沿江和沿湖一带。此外，从两省一市的层面看，江苏省的印刷业相比浙江省更为发达。
3．发行机构
长三角的图书发行业源远流长，早在三国时期，江苏省就有以抄书出售为业的佣书人。明代图书的四大集散地，长三角有三，即南京、苏州和杭州三处。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开埠，上海逐步成为全国的出版发行中心，在很大程度上也带动了江苏省现代出版发行业的发展。抗日战争时期，上海依旧是全国出版发行中心。在上海市内，图书发行机构出现了明显的集群现象，空间布局也有所拓展。清末民初，上海的书店集中在棋盘街。民国时期，逐渐向河南路（今河南中路）、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西自来火街（今广西南路）、二马路（今九江路）这一方块地区发展，其中尤以四马路（今福州路）及其附近的交通路（今昭通路）、山东路（今山东中路）更为集中，不仅有商务、中华、大东、世界、开明、正中等大书局，还有不少中小型书店。与之相比，抗战期间江苏省的发行事业分为两种状况，敌占区少数书店店主勉强维持；而在敌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图书发行队伍在游击环境中坚持革命书报刊发行工作。浙江省的现代出版发行业也是在鸦片战争后，受西学东渐和西方铅活字印刷技术在浙江宁波登陆的影响，开始出现编辑、印刷、发行三者的分工，书店、书局逐渐成为书刊发行的专业经营机构。同时，民间专业发行机构随之崛起。(20)民国时期，杭州各大出版发行机构的销售网络伸展到了县城，经济文化发达的集镇也出现了图书分销店或代销店或租售兼营的书摊。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进步文化团体和当时的浙江省政府都在敌后县城和主要集镇设置了书刊发行网站，成为宣传抗日救亡、传播革命思想、支持文化教育事业的前沿阵地。(2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营新华书店在原解放区新华书店和接受国民党的官办书店的基础上迅速发展，在图书发行业中占主导地位。根据国家出版总署《关于统一全国新华书店的决定》，江苏省、浙江省建立了全省统一经营管理的国营新华书店发行系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出版社自办发行机构和集体书店相继建立，但新华书店仍为书刊发行的主渠道。发行网点的多少与当地的城市面积和人口规模有很大的关系（见图5）。
三、长三角文化产业集群的演化机理
目前世界范围内，文化集群通常分为两种形成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主导型模式和以韩国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模式。而我国有自发形成、政府主导、政府与企业联合的三种方式。由于文化产业的多种属性（经济性、政治性、社会性、文化性和形态性），决定了文化产业集群形成机制和演化规律的特殊性。从已有文献来看，对文化产业集群形成机制的分析均是照搬了一般产业集群的形成动因，而未深入探索我国特别是具体区域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为此，本文基于前述长三角文化产业集群空间分布的描述，深入分析它们的演化机理。
（一）根植性
文化产业具有天然的根植性，它的发展特点与当地的历史、社会、文化和经济环境密切相关，由此不同地域可形成代表当地特色的文化产业。产业集群作为当前最具有活力的一种产业发展模式，正在成为世界乃至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模式。产业集群形态与文化产业的区域性、特色地方文化等高度契合，文化产业集群所带来的竞争优势，使文化产业能够快速发展。集聚度与根植性是审视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的两个维度，二者共同作用形成了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的运行机理。(22)集聚度是从产业组织的角度来揭示为什么企业选择集群这种组织形式；根植性是揭示这种企业的集群为什么选择在某一区域。新经济社会学认为，经济行为是植根在网络与制度之中的，它特别强调企业间非贸易的相互依赖。(23)通过企业在本地的扎根和结网所形成的地方集聚，可以使企业构筑起交流和合作的系统，因此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根植性使得企业集群的经济主体间形成一种相互依存的产业关联和产业文化，并且创建一套大家遵守的行业规范，在这种行为规范的指导下，人们相互信任和交流，从而加快了新思想、新观念，以及信息和创新的扩散速度。(24)
文化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与它所处的当地文化氛围与经济环境、人才资源等各种要素禀赋有紧密联系。企业—供应商—消费者三位一体，在地理上尽可能接近，有利于研究与开发、生产、销售信息的及时反馈，减少交易费用。为了加快新产品开发的速度和减少成本，生产者需要靠近消费者。如图1—图5所示，各种形态的文化产业集群均集中在文化资源相对丰富、经济基础发达和高校等人文社会资源丰富的地区。因此，本文认为，文化企业根植性是长三角文化产业集群形成的关键所在。
（二）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是文化产业集群形成的先天条件。“路径依赖”是经济学分析技术变迁与制度演化的关键概念，此概念最早出自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保罗·A．大卫在1975年出版的《技术选择、创新和经济增长》一书。在该书中，保罗认为某一过程的路径依赖后果是指：具有正反馈机制（positive feedback）的随机非线性动态系统，一旦为某种偶然事件所影响，就会沿着一条固定的轨迹或路径一直演化下去。即使有更佳的替代方案，既定的路径也很难改变，即形成一种“不可逆转的自我强化趋向”。路径依赖是指一种状态，这种状态表明某些结果是由引导这种结果的特定的事件所决定的。(25)它也强调时间概念，强调历史对现在和未来的影响所具有的持续性。
有的产业集群形成不需要历史沉淀和积累，可以直接从外部移植过来或移出，形成目前的产业转移或产业空洞现象。然后，文化产业集群则具有加强的路径依赖性。不是单纯的现代办公设施所能解决的，它需要一定的人文历史环境，在已有的市场和文化积淀下才能逐步发展集聚成群。(26)以长三角的图书出版业为例，宋代的杭州由于历史文化环境，已使它出现24家集编撰、印刷、发行为一体的“前店后坊”式的书坊、书肆、书铺。南宋时期，京城杭州更是书坊、书铺林立。元代书铺不及宋代多。明代杭州有书坊62家，为全国四大书刊聚散地之一。但清代因受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文字狱的摧残，虽杭州仍有书坊，但书业逐渐衰落，远不及明代。浙江的近现代专业发行机构始于晚清。鸦片战争后，受西学东渐和西方铅活字印刷技术在浙江宁波登陆的影响，浙江出版业中开始出现编辑、印刷、发行三者的分工，书店、书局逐渐成为书刊发行的专业经营机构。清同治六年（1867年），官办的浙江书局设有发行部，所刊图书公开定价销售。同时，民间专业发行机构随之崛起。民国时期，杭州各大出版发行机构的销售网络伸展到了县城，经济文化发达的集镇也出现了图书分销店或代销店或租售兼营的书摊。(27)抗日战争时期，杭州的图书发行受到影响。直到新中国建立后，以杭州为中心的各市、县相继成立了国营的新华书店。1950年5月30日，新华书店分店根据国家出版总署《关于统一全国新华书店的决定》，建立了全省统一经营管理的国营新华书店发行系统。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出版社自办的发行机构和集体书店相继建立，但新华书店仍为书刊发行的主渠道。尤其近年来，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化，位于杭州市的浙江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已成为一家具有出版物总发资质和跨省连锁经营资质的出版物发行企业集团。杭州也与南京、连云港等城市一起成为了长三角重要的发行中心之一。
（三）区位因素
区位因素是文化产业集群形成的基本条件，此处的区位因素是指文化产业集群所处区位的总体环境，包括宏观和微观层面，即包括资源禀赋、经济条件及基础设施和创新氛围等要素。
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并不仅是个人和单个企业的行为，而是需要集体的互动和企业的地理集聚，这就是集群的环境。文化企业、非营利机构和个体艺术家集聚和互动，形成独特的集群发展环境。文化产业集群通常处在交通便利之处，能起到对当地、周边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双向吸引与辐射作用，以及具有沿着轴向发展的区位条件。(28)基础设施不仅是现代社会经济的依托，也是文化产业集群有效运行的前提；地方文化环境和实体空间对城市文化活动通常具有一定的影响。(29)创新能力不仅包括文化内容与文化产品的创新、文化企业组织结构和制度的创新，也包括文化产业集群政策的创新，这些创新的现实产出可以优化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增长方式。例如，长三角有较多文化产业园区是以数字艺术产业、数字媒体内容设计和制作为中心，涵盖影视特效、电脑动画、游戏娱乐、广告设计、多媒体制作、网络应用、电子教育等领域。这些领域若发展成功则需要具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和创新的工作氛围。人文因素包括两类：第一类包括耕作传统与人口，它们至少部分受制于环境因素；第二类包括技术人才及其创造力、科教机构和领先学科、新技术、管理经验与国外资本，它们的输入直接或间接与商业、贸易相关。第一类人文要素是“遗传”的或先天的条件，而第二类人文要素需要长期投资，是人造的后天开发的。(30)高品质的大学、研发设施、风险投资及知识产权保护等法律保障成为吸引优秀人才和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条件。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南京和杭州及沿海城市依靠其良好的政策环境形成了科技高地、人才高地，也吸引了大量的外商投资，外国先进的技术、经营管理经验也随之而来，使其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也带动了周边城市的发展。
（四）市场引力
我国产业空间布局的经济引力在最近20年中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从原来的计划经济变为如今的市场经济环境。(31)
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在我国国家地位的突出主要是市场机制作用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结果。从长三角入选到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的企业性质看，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民营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其中，浙江省入选的国家示范基地中没有国有企业，除宁波海伦乐器制品有限公司是中美合资企业外，其余六个示范基地均为民营企业，这与浙江当地活跃的民营经济环境不无关系。与之相比，江苏省七家示范基地除苏州苏绣文化产业群外，其余六个示范基地均为具有国有资产背景的国有企业。而国有文化企业也是经过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洗礼。这种结果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现在文化产业发展有了以市场经济为动力进行产业整合的需求。
文化产业集群是在市场机制充分有效配置资源的基础上形成的，各企业间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经济增长为文化产业集群的结构形成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并促进各地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转换与升级，最终促进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市场机制之所以是文化产业集群形成的根本动力原因在于：第一，市场机制允许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使长三角区域内部的集聚和扩散效应成为可能；第二，市场机制将催生和培育中心城市促进中心城市的迅速发展形成区域经济的增长极，也使集群形成具备所必需的核心城市；第三，市场机制将保护集群内部最基本的经济联系，并将保持经济联系的原始状态，避免行政干预强加的经济联系的偶然性，使集群的形成具有更牢固的基础；第四，市场机制的有效发挥，将使得集群内部的边缘城市在核心城市的辐射下，使得发展集群内部各城市都将从发展中受益，真正实现互惠互利。因此，集群是在市场机制主导下形成的，也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市场机制以价值杠杆手段促进生产要素的集聚和扩散，塑造了长三角区域内的文化产业联系和培育了区域内的核心城市，推动各城市之间的原始功能定位，进而在城际经济增长过程中推动了各种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32) (33)
（五）核心企业
核心企业无论是对于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还是文化企业的快速发展均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目前，少数跨国集团已经垄断了国际文化市场，“控制全球媒体系统的是30至40家大型跨国公司，而雄踞全球市场顶峰的是不到10家媒体公司，且其中大多数集团公司都把基地设在美国”。(34)目前，美国、西欧、日本等国的跨国公司囊括了全球文化贸易的2／3以上，全球50家媒体娱乐公司就占据了95%以上的国际文化市场。近几年，在全球文化产业影响力较大的跨国公司有：时代华纳、迪斯尼、威望迪、立博、新闻集团、贝塔斯曼、威廉希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它们不仅对世界文化产业发展拥有强大影响力，而且在不同的文化行业占据绝对垄断地位。
长三角区域内进入“中国2008年营业收入和资产总计均在5亿元及以上大企业集团”统计的文化企业，已从2004年的7家增加到2008年的21家。(35)这些文化企业均是完成文化体制改革的大型国有文化企业，它们带动了地方文化企业的发展。地方社会网络关系的发展，使得本地交易成本下降，促使本地文化企业的兴起与集聚。大型文化企业生产联系对内容创新、技术创新和产业价值链整合具有显著影响。以大型文化企业为核心的生产价值链导致的专业化分工协作有利于新企业的衍生，上下游的关联又吸引和衍生更多新企业，吸引企业向联系区集聚，导致良性循环的增长。
这些核心企业一般是最早完成文化体制改革，处于良好的区位优势，拥有高端人才和重要商业信息的集聚地，是其他企业学习技术和获取业内资讯的源头。从长三角文化产业集群的实际来看，核心企业向其他文化企业提供了经验，外溢知识和信息。
（六）竞合机制
区域内文化产业集群实际上也是利益系统，其内部各个城市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竞争。建立集群并不是要消灭这种竞争，而是要正确地引导竞争，在各城市之间形成一种竞争合作的关系，正确引导和处理区域内部的利益分配问题，从而形成互利共赢的局面。(36)
在现行体制下，阻碍长三角区域内各城市统一规划与协调开发的主要是利益问题，这涉及各级政府的财税收入和行政权力。因此，要建立合理的利益机制来协调都市圈内各城市的利益关系。目前，长三角经济协调会已经考虑建立区域合作新机制。
文化产业是有层级的。处在不同层级上的文化产业分别标志着不同的文化生产力发展阶段和文明发展水平。要有一个对处在不同层级上的文化产业社会功能与作用的文化分析，作为不同地区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的战略选择的依据，并以层级文化产业理论为出发点提出区域文化产业发展分工体系。(37)不同层级上的不同产业的文化功能不可替代，作用于不同人群、不同需求、不同价值满足。不同层级文化产业发展不仅需要培育不同的文化消费人群，同时还应当采取不同的文化产业政策：扶持政策、发展政策等。要从文化产业的层级构成出发，思考和部署不同文化产业的发展战略和政策选择。通过图3—图5可以发现，出版、印刷和发行机构集聚在不同城市。因此，可以根据文化产业层级体系的思想，正确认识和处理长三角区域内文化产业发展的中心城市与周围城市之间的文化产业分工协调与合作关系，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形成文化市场一体化，来保证区域内的最大利益，实现利益共享机制。要在文化商品流通上，打破条块和部门分割。
（七）政策因素
从文化产业的自身特性来看，它不仅具有一般产业的经济属性，也具有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因此，政策因素对文化产业的影响作用体现得更为明显，可体现为政策导向、政府扶持、行政指令和产业规划四种形式。这也构成文化产业具有区别于其他的价值规律与运用规律，从而外显为文化产业空间布局的变化。
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是在国家政策引导下发展起来的。在2004年，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根据文化产业的发展要求，文化部决定命名首批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并为规范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的评选命名管理工作，于2006年印发《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评选命名管理办法》。在政策引导和政府规划下，目前已公布的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遍布我国32个省（市、自治区），并包括各种所有制企业形式。在长三角范围内，也体现出如图1（a）和图1（b）所示的国家文化产业基地的空间分布呈集中度递减趋势。
行政指令也是影响文化产业空间布局变化的主要因素，它主要体现在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文化机构的存在数量、存在形式及空间分布演变。通过文化体制改革促成一批大文化企业集团的形成，以及由其带动的地理位置转移，使原有的历史地理关系所形成的文化产业空间格局重新组合。新中国成立前至今的出版机构空间布局的变化，即是文化制度变迁的结果。在新中国成立前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处于全国的出版中心地位，但在抗日战争时期，战争一度造成了中国文化产业迁移的市场路线的改变，由于抗战需要，除南京外，南通、徐州和泰州等地也有共产党的出版机构。根据我国现阶段中国文化制度安排，只有省、市（直辖市）才能拥有出版权（某些经过批准的专业出版社也可以在非计划单列市存在，例如苏州市以及扬州市的广陵书局等），出现了出版机构集中在一个省的文化行政中枢现象(38)，而且通常这个中枢也是该省的文化产业心脏。
由上述分析可见，长三角文化产业的空间布局具有明显的集群特色。其中，根植性、路径依赖、区位因素、市场引力、核心企业和竞合机制是长三角文化产业集群演化的六大内在驱动力，而政策因素是长三角文化产业集群演化的主要外在推动力。根据长三角文化产业集群的这一演化机理，政府和相关的非政府机构可深入思考如何构建具有区域特色文化产业集群，打造特色文化产业园区和具有示范作用的文化产业基地，从而提升该区域内文化产业竞争力，并促进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向广阔的国际文化市场。
参考文献
1．祁苑玲、王缉慈、任宝：《关于老工业基地淄博市工业区位变化的地理学思考》，《地理科学》2006年第26卷第1期。
2．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4521／node29400／index．html。
3．宋江飞、张劲松：《产业集群升级中的路径依赖与聚变效应契合分析》，《广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8期。
4．文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2010年7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网站”http：／／www．ccnt．gov．cn／xxfb／zwxx／ggtz／201007／t20100726＿81049．html。
5．《文化产业园同质化现象严重“终身制”被废止》，2010年8月5日，http：／／www．cs．com．cn／cqzk／201008／t20100805＿2539417．htm。
6．杨勇、高汝熹、罗守贵：《都市圈形成的基本要素》，《安徽农业科学》2007年第35卷第16期。
7．詹成大：《文化产业集群及其发展模式》，《浙江经济》2009年第9期。
8．张纯、王敬甯、陈平、王缉慈、吕斌：《地方创意环境和实体空间对城市文化创意活动的影响——以北京市南锣鼓巷为例》，《地理研究》2008年第27卷第2期。
9．周祖庚：《浙江出版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The Analysis on Evolving Mechanism of Cultural Cluster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Wang Jing
Abstract：At first，Yangtze River Delta（YRD）and cultural clusters are defined in the paper．By combining the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method，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ultural industries in YRD is described．Furthermore，the evolving mechanism of cultural clusters is revealed，which shows that embeddness，path‐dependence，region factors，market attraction，core en‐terprises and competitive‐cooperative mechanism are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s of evolve，and policy is the external driving face of evolve．
Key words：Yangtze River Delta（YRD）；cultural clusters；spatial distri‐bution；evolving mechanism
【注释】
(1)本文系国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项目批准号：08JZD003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胡惠林：《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理论文献研究综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3)按顺序排名分别是：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山东。
(4)A sheim B T．Industrial districts，inter‐firm cooperation and endogenous techno logical devel‐opment：the experience of developed countries［A］．In：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 and territory：Local Models of Development Eds G Garofoli［C］．A Vazquez‐Barquero（Gianni Inculano Editore，Pavia），1994．pp．117—166．
(5)根据区位商定义计算而得，区域文化产业增加值只占区域内GDP的2．05%，而同期全国的平均水平为2．98%。
(6)杜文双：《南京文化产业园区：抢占发展先机》2010年7月27日，http：／／www．cnci．gov．cn／content%5C2010727／news＿59043．shtml。
(7)高汝熹、罗守贵：《论都市圈的整体性、成长动力及中国都市圈的发展态势》，《现代城市研究》2006年第8期，第5—11页。
(8)高汝熹、杨勇：《都市圈形成要素分析》，《当代经济管理》2006年第28卷第4期，第69—73页。
(9)胡惠林：《以层级分工体系构建文化产业低碳模式》，《中国文化报》2010年9月8日。
(10)詹成大：《文化产业集群及其发展模式》，《浙江经济》2009年第9期，第47—48页。
(11)“广域产业集群”的理解可参见陈跃刚、吴艳、高汝熹：《广域集群：世界级产业和企业的孵化器》，《经济问题探索》2008年第7期，第126—129页。
(12)2010年11月6—15日文化部公示第四批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推荐名单，http：／／www．gov．cn／gzdt／2010‐11／06／content 1739422．htm。
(13)文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2010年7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网站”http：／／www．ccnt．gov．cn／xxfb／zwxx／ggtz／201007／t20100726 81049．html。
(14)《江苏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势头强》，2008年9月8日，http：／／www．cnci．gov．cn／content／200898／news 30108．shtml。
(15)杜文双：《南京文化产业园区：抢占发展先机》，2010年7月27日，http：／／www．cnci．gov．cn／content%5C2010727／news 59043．shtml。
(16)《文化产业园同质化现象严重“终身制”被废止》，2010年8月5日，http：／／www．cs．com．cn／cqzk／201008／t20100805 2539417．htm。
(17)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4521／node29400／index．html．
(18)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苏省志·出版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9) 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苏省志·出版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0)周祖庚：《浙江出版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71页。
(21) 周祖庚：《浙江出版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71页。
(22)焦斌龙、焦志明：《集聚度、根植性与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中国流通经济》2010年第8期，第39—42页。
(23)A sheim B T．Industrial districts，inter‐firm cooperation and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the experience of developed countries［A］．In：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 and territory：Local Models of Development Eds G Garofoli［C］．A Vazquez‐Barquero（Gianni Inculano Editore，Pavia），1994．pp．117—166．
(24)曹玮：《企业集群的根植性和我国工业园区的发展》，《边疆经济与文化》2005年第12期，第28—29页。
(25)宋江飞、张劲松：《产业集群升级中的路径依赖与聚变效应契合分析》，《广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8期，第21—25页。
(26)车春鹂、高汝熹：《东京出版印刷产业集群特点、成因及启示》，《科技管理研究》2008年第12期，第365—367页。
(27)周祖庚：《浙江出版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71页。
(28)杨勇、高汝熹、罗守贵：《都市圈形成的基本要素》，《安徽农业科学》2007年第35卷第16期，第5006—5017页。
(29)张纯、王敬甯、陈平、王缉慈、吕斌：《地方创意环境和实体空间对城市文化创意活动的影响——以北京市南锣鼓巷为例》，《地理研究》2008年第27卷第2期，第439—448页。
(30)高汝熹、杨勇：《都市圈形成要素分析》，《当代经济管理》2006年第28卷第4期，第69—73页。
(31)祁苑玲、王缉慈、任宝：《关于老工业基地淄博市工业区位变化的地理学思考》，《地理科学》2006年第26卷第1期，第7—12页。
(32)高汝熹、罗守贵：《论都市圈的整体性、成长动力及中国都市圈的发展态势》，《现代城市研究》2006年第8期，第5—11页。
(33)高汝熹、杨勇：《都市圈形成要素分析》，《当代经济管理》2006年第28卷第4期，第69—73页。
(34)李怀亮、阎玉刚、罗兵、黄鹂：《国际文化贸易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5)数据来源于《中国大企业集团2004》—《中国大企业集团2008》。
(36)高汝熹、罗守贵：《论都市圈的整体性、成长动力及中国都市圈的发展态势》，《现代城市研究》2006年第8期，第5—11页。
(37)胡惠林：《以层级分工体系构建文化产业低碳模式》，《中国文化报》2010年9月8日。
(38)李怀亮、阎玉刚、罗兵、黄鹂：《国际文化贸易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