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山面海的宁波民俗特点

第三节　背山面海的宁波民俗特点

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自成体系，有源有流，仪态万千。它有着硕大的包容性和极强的生命力，如同长江、黄河一样生生不息。然而，地域性文化的特征也是很明显的。我们透过历史的望远镜可以看到，东西南北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从密到疏极不均匀的人口分布，受异国情调和不同民族的不同影响，由此而形成的经济优势和自然优势的巨大差异，直接造成了不同区域间人们那各有千秋的传统习惯、民情风俗和性格心理，“百里异习，千里殊俗”。

从茫茫的内蒙古大草原到婉约的江南水乡，不同的自然条件使不同地域的民众在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上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风格，一个犹如彪悍的小伙，另一个则是温柔的姑娘。

古人云：“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水势使人合，山势使人离。”这就形象地说明了环境不同民俗也不同。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把我国不同地理环境中的不同习俗特点归结为：“北俊南靡，北肃南舒，北强南秀，北塞南华。”中国南北方的差异，不仅表现在人的身高体重及外貌特征上，在语言、性格、饮食习惯、服饰、建筑风格等方面也有很大的不同。

林语堂在《中国人》一文中，把中国分为“粗犷豪放的北方”和“温柔和婉的南方”。他以为：尽管中国的南方与北方被共同的主干文化纽带连在一起，成为一个民族，但实际上，他们在性格、体魄、习俗上的区别之大，并不亚于南欧地中海人和北欧日耳曼人的差别。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北方的中国人，习惯于简单质朴的思维和艰苦的生活，身体高大健壮、性格热情幽默。另一方面，在长江以南，人们会看到另一种人，他们喜爱文学，勤于修养，老于世故，头脑发达，身体退化。显然这是很有见地的概括。

宁波民俗作为宁波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形成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与当地特定的文化生态环境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宁波地区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因素，对宁波民众的生活习俗和行为模式具有重要的影响，它们往往成为导致和促成宁波民众某些习俗行为方式的重要条件。

宁波在中国的版图上偏居东南一隅，虽然从它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上来看，宁波在传统的社会中，是属于比较适宜种植农作物的区域，但由于地处东南，文化的发生发展有着自己的特点和内容。传统意义上宁波的空间，实际上包括陆上宁波与海上宁波两大部分，宁波一半是大陆，一半是海洋。背靠大山面朝东海的地理环境，海陆兼治的行政区划，使宁波形成了农业、渔业和商业三种谋生方式共存共荣的经济格局。这也意味着，宁波的民俗文化，既有大陆的特点，又受到海洋的影响。因此，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宁波的民俗文化都没有被中原地区所接受。这就决定了宁波民俗文化的历史地位和在与其他区域的互动过程中，其影响是有限的。因为偏居一隅，所以宁波受到其他文化，包括主流文化的辐射影响相对来说也就比较有限，而根据自身需要和自身环境形成并按自我需求而发展的成分就比较多，保持的个性或特点也就比较鲜明。宁波民俗在历史发展中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下述这几个方面。

一、宁波民俗里自我发展的机制浓厚

在传统的农耕社会，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包括优越的地理环境和湿润的海洋性气候，使宁波完全可以通过自给自足的方式，完成自我发展。我们从河姆渡文化可以看到，在宁波这个区域范围内当时已经存在先进文化，而且是由自身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不是从其他地方吸收过来的。

经济的自我发展促使民俗文化也按照与之相适应的方式被创造和传承。河姆渡文化时期的一些独特的生产工具，如凿、锥、针、耜、镞等，特别是骨耜，是当时重要的生产工具，也是河姆渡文化的典型器物之一，可以充分说明宁波文化的独特性。而居住方面，河姆渡文化里成熟的干栏式建筑以及榫卯式的建筑结构，与中原地区的像半坡遗址的半地穴式的建筑方式，存在巨大的差异。榫卯式建筑结构对中国建筑文化的影响是最为深刻的，成为中国古典建筑的经典。而这一切，与宁波的独特地理和气候环境，都有着天然的联系。生存的需要，促使宁波的民众创造了这些独特的文化。

地理环境是人类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影响着各地域、各民族物质生产方式的类型和文化的区域性特征；地理环境还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习惯、性格面貌和社会心理，这种影响是在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实现的。宁波地区自古以来，所辖之地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为陆地，一部分为海洋。大陆产生农耕的民俗文化，海洋产生工商的民俗文化。旧时中国的民俗文化以大陆文化为主，儒家文化就是一种典型的大陆文化。宁波背靠大山，面朝东海，“居住于海边的人受自然环境的影响，有一种天生的爱冒险精神。当人们面对无垠的大海，必然产生征服的欲望，要征服大海，必然需要冒险”^[9]。梁启超在论及“地理与文明之关系”时也曾论道：“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也，陆居者以怀土之故，而种种之系累生焉。试一观海，忽觉超然万累之表，而行为思想，皆得无限自由。彼航海者，其所求固在利也，然求之之始，却不可不先置利害于度外，以性命财产为孤注，冒万险而一掷之。故久于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以勇猛，日以高尚。此古来濒海之民，所以比于陆居者活气较胜，进取较锐。”^[10]因而“涉狂澜若通衢”的生存环境养就了宁波人与中原内陆地区人不同的精神和性情。宁波雄踞我国东南地缘，濒临万顷东海，自古就有鱼盐之利、舟楫之便，商业及对外贸易发达。浩瀚的海洋为宁波经济与商业贸易的发展提供了纵横驰骋、扬帆异域的优势，催化了生存繁衍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向外探求、积极开拓的意识，开阔了他们的多维视野和想象空间，造就了海洋区域文化民众诚信的品质、务实的风格、开放的心态和创新的胆略。海洋的潮汐变幻、飓风狂浪也锻造了海滨地区民性的刚硬与心理承受的坚韧。从宁波人的主体来看，其社会心理的承受、应变、接纳能力和适应性都比较强，环境特点已演化成宁波人不畏艰险困苦、开拓探求、拼搏进取精神的内在元素。

宁波既受到内陆儒家文化的影响，又受到海洋文化的冲击。在中国过去的主流文化里，儒家文化始终处于最受尊崇的地位。儒家思想把人分为“士、农、工、商”四等，商人处于最低一等。但是，在宁波这块儒家文化辐射相对弱的地方，自我的习俗与观念容易扎下根。这种由地域环境决定的寻找与外界沟通联系、试图通过冒险而获得新的文化认知和商业利益的海洋文化特征，在宁波人的文化精神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宁波古称鄞与句章，春秋时属越国。崇商风俗在越国兴盛，计然、范蠡等货殖家对句章（宁波）商人有一定影响。南宋以来，商品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浙东学者强调义利合一，理欲相容，注重工商。淳熙四先生之一的奉化人袁燮提出“民以食货为本”的论点，主张商品流通和发展商品经济。明中叶的王阳明提出工商业、农业并立，他在《禁约榷官吏》中说：农、工、商贾，“各勤其业以相生相养”。至明末清初的黄宗羲提出“工商皆本”的观点。他说：“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这是一个富有见地的新思想。清初鄞县抗清秀才华夏也指出：“儒者可以谋利以为身，国家不可病商人以滋弱。”商人所经营的商业“几于治人之国者”。这些经营思想必将对后来的宁波商人发生影响。重商轻仕是社会上一般人对宁波人的普遍看法。在宁波民俗里，商业民俗是十分丰富的。如旧时宁波的商店多设财神堂，正月初一至初五商人于五更开门，供财神像，以猪、羊、鸡、鹅、鱼五牲为祭品，猪羊多用头尾，中设一刀猪肉、羊肉，号称“全猪全羊”，鸡、鹅、鱼须成双作对。点龙凤烛，称“请财神”；正月初五，商店还设五色茶点恭迎第一个顾客，并呼其为“财神”，不管营业额大小均给予优惠，或对折付款或馈送礼品；若顾客衣着华丽、成交额大则预兆全年生意兴隆，称“接财神”；若开门后久无客人光顾，店主即焚香烛，至财神殿祈拜或卜签，称“求财神”。若上一年生意清淡亏本，商人则一家都去境内的庙里敬神。除夕夜，业主在财神堂置酒席宴请店员，称吃“财神酒”，当年盈利最多的分店经理或店员坐首席。酒毕吃油菜汁水年糕汤，象征来年油水好，盈利更多。并在财神堂吊纸元宝，贴“一本万利”“宝藏兴焉”等条幅。像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

二、环境对宁波民俗文化的影响比较明显

在传统的社会当中，环境对人们生活的制约和影响则几乎到了绝对的地步，尤其是农业生产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宁波的气候与北方有着非常巨大的差异。这就使生产方式方面的习俗，具有鲜明的宁波特点。《史记・货殖列传》中云：“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宁波地区的农业种植以水稻种植为主，旧时宁波人有晚稻收割之后便不再种植任何庄稼，而是种植肥田的草籽（紫云英）以养田的习俗。又如旧时宁波是水稻种植地区，有非常重视在第一天种田时善待种田者的开秧门习俗。插秧时，第一天插秧称“开门秧”，最后结束插秧叫“关门秧”，农家在这第一天和最后一天要举办小宴，也有吃团子和笋的习俗，因为其时亲邻互相帮工协作，故借以酬劳。吃团子是因为团子有团圆（和睦）之意，吃笋隐喻脚力硬健。种田时因体力消耗巨大，农家在安排餐饮时，一天除正常的早、中、晚餐外，还另加上、下午点心，以犒劳辛苦的种田人。这些习俗与北方中原地区差异较大。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因为宁波靠海，特定的自然条件对宁波的物质生产、生活民俗等都产生了较大影响。例如在丧葬习俗上，旧时宁波的渔民们出海捕鱼，死在海里往往是尸骨无存，为了让那些葬身大海、尸骨无存的死者也能入土为安，宁波当地的习俗往往是以稻草人做替身，然后请巫师用法术把丢失在海上的阴魂摄入稻草人中，进行安葬。据说只有在海潮上涨之时，丢失在海上的阴魂才能随潮而来，因此这种仪式只能在涨潮的时候进行。这种潮魂仪式是宁波沿海地区较为独特的，中原地区基本没有。

三、宁波民俗里传统承袭的地方特色突出

自古以来宁波地区以种植水稻为生，火耕水耨和饭稻羹鱼是宁波民间百姓生产和生活的特点，与中原地区人民的生存方式有很大区别。宁波人喜欢吃米饭，且在吃米饭时喜欢用鱼来下饭，因此，鱼成为宁波民俗文化中非常重要的象征，如过年吃团圆饭时必须有鸡鸭鱼肉，鱼象征“有余”。吃鱼的时候不允许把鱼翻过来，因为渔民忌讳翻船。

宁波老话里有很多有关鱼汛和品尝鱼鲜的谚语或顺口溜，如：“上山一蓬烟，下海一餐鲜，摸鱼虾打邪意，上山砍柴牢主意”，讲的是山林生产与渔业生产的区别；“小黄鱼抲来，大黄鱼叫来，乌贼摇来，带鱼靠冻来”“带鱼小雪小抲，大雪大抲，冬至旺抲”“雷响惊蛰前，夜里捕鱼日过鲜”“清明叫，谷雨跳”“小满到，黄鱼叫”“三月清明节，乌贼呒处叠”“四月月半潮，黄鱼满船摇”“立夏东南风，乌贼冲冲动”“立夏百客齐，夏至鱼头散”，都是讲各种鱼类网捕的季节有区别；“大潮捕黄鱼，小潮捕鳓鱼”“退潮泥螺，涨潮蟹”“大水蛳螺，小水虾”，讲的是捕鱼与潮汐的关系；“乌贼北边生，南边养，再到北边来剖鲞”“黄鱼头大，鳓鱼刺多”“墨鱼黑，带鱼白，鳓鱼肚皮像刀割”“三月三，黄螺爬上滩”“七月八月，青蟹换壳”“秋风起，蟹脚痒”，讲的是鱼虾蟹的生活习惯和特点，为人们食用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像这样的谚语、俗语只有像宁波这样靠海的地方才会产生，人们继承了这些民俗传统，并世代沿袭。

四、宁波民俗中南北融合而趋同的民俗众多

由于历史渊源、地理位置等多种原因，宁波民俗中外来的东西占有不小比例，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大量具有影响力的世家大族进入宁波，他们带来中原地区的生活、礼仪和观念，让本地人感到自己的浅薄和卑劣，因此，一些上层的宁波人竭力学习模仿北方人的生活方式，甚至是他们的语言，从而导致了南北文化在上层人士中本质上的融合。南宋的建立和更大规模北方各地人口迁入宁波，使这种融合不仅在上层人士之中，也在平民百姓中展开，并进入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衣食住行到婚丧喜庆，从节日习俗到娱乐竞技，生活中南北之间的创造和融合，完全进入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境地，很多外来文化已融入了本地的文化，有的逐渐本土化。

但是趋同不是完全的一致，它是本质上的相同，而在细节方面，却可能依然存在差异，而且还是巨大的差异。如过年时，宁波人吃团圆饭，而北方人更注重吃饺子，这就有着很大的差异。宁波过年家家户户贴春联，而北方则盛行贴窗花，也有着很大的差异。

五、宁波地区民俗依然存在一定的细节差异

宁波地区的民俗与浙江省其他区域的民俗在细节上存在差异。宁波所处为浙江省东部，靠山面海，与处于内陆、山地较多的浙西地区，以及北部的杭嘉湖平原一带，存在一定的民俗差异。明代万历年间的人文地理学者王士性描述浙江地区民俗的区域差别时这样写道：“两浙东西以江为界，而风俗因之。浙西俗繁华，人性纤巧，……喜饰撃帨。多巨室大豪，若家僮千百者，鲜衣怒马，非市井小民之利。浙东俗敦朴，人性俭啬椎鲁，尚古淳风，重节概，鲜富商大贾。而其俗又自分为三：宁、绍盛科名逢掖，其戚里善借为外营，又佣书舞文，竞贾贩锥刀之利，人大半食于外；金、衢武健负气善讼，六郡材官所自出；台、温、处山海之民，猎山渔海，耕农自食，贾不出门，以视浙西迥乎上国矣……杭、嘉、湖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金、衢、严、处丘陵险阻，是为山谷之民；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三民各自为俗，泽国之民，舟楫为居，百货所聚，闾阎易于富贵，俗尚奢侈，缙绅气势大而众庶小；山谷之民，石气所钟，猛烈鸷愎，轻犯刑法，喜习俭素，然豪民颇负气，聚党与而傲缙绅；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闾阎与缙绅相安，官民得贵贱之中，俗尚居奢俭之半。”^[11]

另外在宁波地区内不同的区域间也存在着一定的民俗差异。如农历二月二，北方称之为“二月二龙抬头”。南方的浙江称之为“花朝节”，这一天，即使是宁波地区，过节的习俗也不一样。光绪《鄞县志》记载，鄞县“二日，俗谓之‘百花娘子生日’，妇女停针刺”^[12]。而道光《象山县志》记载的象山县习俗则是：“初二日为‘百花朝日’。妇女煮饭，杂以菜食之，谓主聪明。”^[13]同为宁波地区，相距也不甚远，两地过节的习俗却大不相同。从宁波民俗资源的构成来看，从南到北，宁波民俗的风格各异，使得宁波不同区县的人性格上也有一定的差异。宁波北部以余姚市为代表，受绍兴文化辐射，带有更多的文人色彩；中部为宁波本土传统文化传承区，以鄞州为代表，充满宁波本地的商人气息；而南部地区以宁海为代表，受台州文化的渗透，带有一定的侠义色彩。《宁海县志》第23编“习俗、宗教、方言”一章中，把宁海人的民性概括为两句话：以勤劳、朴素、耿直、刚毅传世，然偏于保守、固执，亦显得强悍。具体而论，宁海人的民性有四个特点：一是正直忠耿，重视节操；二是民性强悍，嫉恶如仇；三是热爱家乡，安土重迁；四是刻苦耐劳，坚忍不拔。多种民俗特色在宁波区域内共生共荣，勾勒出宁波民俗的斑斓色彩。

从区域民俗学这一理论来看，这种差异是必然的，原因是各地的民俗总是存在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历史文化背景和文化互动影响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

【注释】

[1]杨苗是旧时宁波一个很有钱的财主，用现代话来说就是亿万级富翁。

[2]［美］赖特・米尔斯等：《社会学与社会组织》，何维凌、黄晓京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6页。

[3]钟敬文：《民间文化讲演集》，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4]钟敬文：《民间文化讲演集》，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5]王文宝：《中国民俗学史》，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2页。

[6]陈勤建：《文艺民俗学导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7]陈勤建：《文艺民俗学导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8]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9]徐杰舜：《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1页。

[10]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08页。

[11]王士性：《王士性地理书三种》，周振鹤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23—324页。

[12]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中），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766页。

[13]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中），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