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的物质生产民俗

宁波的物质生产民俗_宁波民俗与宁波人

第一节　宁波的物质生产民俗

陶立璠在《民俗学》中说：“在人类社会中，物质生产和生活，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条件。无论社会如何发展，民俗事象如何变迁，有关衣、食、住、行等的传统，总是以相对稳定的形式，一代代传承下来。”^[2]如果没有物质生产，人类就没有生活的条件，民俗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根基。物质生产是人们对自然物质改造后的再创造，它体现了人们的需要。为了满足需要，人们不断地改造自然物质，创造新的物质。人们在长期不断地创造物质生活的同时，也构建了种种物质民俗事象。

生产民俗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社会大众，在一定生态环境里进行生产实践活动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物质文化事象。物质生产民俗具有：物质生产民俗的形成离不开自然环境条件的地域性特征；物质生产民俗的形成受时令节气制约的季节性特征；物质生产民俗首先（或主要）是为了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的功能性特征；物质生产民俗是生产实践的结果，具有一定的科学意义的科学性特征。

一、农业生产民俗

农业生产民俗是指那些在农业生产中产生并服务于农业生产的民俗事象，它既包括农事活动的生产经验、社会组织，也包括与农事活动密切相关的各种农业信仰等。

农业生产在旧时宁波人的经济活动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宁波老话讲：“三百六十行，种田第一行。”“种田财主万万年，生意财主年管年，衙门财主一蓬烟。”同时，在宁波过去的谚语中，也提到如何去种田：“田荒穷一年，山荒穷一世。”“种田人靠三生：后生、家生、众牲（牲畜）。”“人弗欺地皮，地弗欺肚皮。”说明种地不能偷懒，只有勤劳才能致富。到农忙时节，“四月没太婆，八月没破箩”，男女老少齐上阵，抢种抢收。宁波农谚还强调种地除了要辛苦劳作外，还要依据天时，“种在田里，收在天里”，要看天吃饭、做生活。富裕的农民在衣食温饱后，希望多买田地，他们也总结了经验：“买屋买走路，买田买水路。”“田要买做阪（做阪，连片的田），屋要买四散。”宁波的农业历史悠久，人们在长期的农业生产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建构起了种种农业民俗事象。

在宁波余姚的河姆渡遗址两次考古发掘中，在第四文化层上部发现大面积的稻谷、稻秆、稻叶和木屑、苇编构成的稻谷堆积层，平均堆积厚度20～50厘米，最厚处超过100厘米。刚出土时稻谷外形完好，色泽金黄，少数稻谷连外壳的隆脉、种毛以及芸尖仍清晰可辨。经农史学家多次抽样鉴定认为是人工栽培水稻。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在世界考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为研究我国稻作农业的起源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而且纠正了我国栽培水稻是从印度阿萨姆传递过来的传统说法，有力地证明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国家。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器有3000多件，这些骨器是河姆渡先民的重要生产工具，以骨耜最具特色。骨耜是一种很具特色的农业生产工具。遗址出土骨耜有170件之多，与数量巨大的稻谷堆积物相对应，说明河姆渡地区的农业已从采集进入到耜耕生产阶段。

宁波人自古以来饭稻羹鱼，种植水稻是宁波农业活动中最重要的内容。许多农业生产民俗都是围绕水稻种植而产生的。稻作生产礼俗，是一种两栖型的民间文化事象。一方面存在于水稻生产过程中，另一方面又存在于稻农的日常生活中。在水稻生产过程中，稻作生产的各个环节比如开耕、运种、插秧、田间管理、收割、保管等，都有着一整套严细的仪规，不可违背。严细的约定俗成的俗规，养成了宁波人民的睿智、认真、严细、精致的性格，感情也特别细腻，富有人情味。

宁波旧俗，每年接近立春时节，要举行“报春牛”的仪式。一般扮演报春牛的人多为堕民或者乞丐，他们进入农宅，手持青铜小牛在米缸、谷仓或门口正反各绕三圈，边走边唱吉词“黄龙盘谷仓，青龙盘米缸”等，或口念“吉祥如意”。并推销木版印的“春牛图”，上面印有当年二十四节气、梅伏期、潮汐等与农事有关的天文、气象预报。“春牛图”外饰以十二生肖，中缀以牧童骑牛图。各家将“春牛图”贴于门墙，以示吉祥。

清明前后种田人要浸种孵秧子，俗称“秧子落缸”。秧子上放一张红纸，压一把刀镰称“催芽”。水稻秧苗落田即“撒秧子”时要择时辰，忌干支带“乙”日，这是继承了彭祖百日忌的“乙不栽种”的忌讳。秧苗装箩筐时不能装满，以讨“浅出满进”的口彩。出门时男挑担，女念“一担出万担进”吉词。秧苗落田后，田地四周饰以稻草人驱鸟雀。插秧时，第一天插秧称“开门秧”，结束叫“关门秧”，农家在这两天举办小宴，也有吃团子和笋的习俗，因旧时插秧时需要亲邻互相帮工协作，故借以酬劳。团子有团圆（和睦）之意，笋隐喻脚力硬健。种田时因体力消耗巨大，农家在安排餐饮时，一天除正常的早、中、晚餐外，还另加上、下午点心，以犒劳辛苦的种田人。

新稻谷登场后，农家旧俗选择优质早稻米磨成米粉，拌以早稻草灰汁，蒸成“灰汁团”，先呈供给灶君、祖宗，然后自己食用，称之为“尝新”。

宁波当地农民除了种植稻谷外，一些地方还种植贝母。宁波俗语说：“贝母一袋，谷一傤。”鄞州樟村一带的贝母产区，种贝母时在田头要供奉酒饭祈祷好的收成。立夏时节贝母收获上市，贝母商贩涌至贝母产地来收购，这些商贩被称“贝母客人”。各村要雇班演“贝母戏”。贝母形似元宝，农家以贝母向糖坊换糖果称“元宝换吃场”。

宁波鄞州西部地区盛产草席。产席草的地方于每年十月下种，下种时多请本地高手种植席草，主人用蒸新糯米团蘸糖芝麻粉招待。鄞州的古林、宁锋地区还有吃长面的习俗。席草收割多在梅雨季节，为赶时间晒草，需要起早，五更便要起床割席草，此间，家家都要准备耐饥易化的糯米粽子。晒席草时若遇雷雨，全村均有抢收义务，即使有宿怨也不避。秋后开机做席，人们白天织席，晚上纺麻筋。各家各户一般联户搭对织席，必须做完一条席子才能够稍稍歇息一下，即使来客，搭对人也不歇手。编织结婚用的席子时常嵌入一两根红纱线以示吉祥；编织送人的席子时常嵌进几根红绿草以示美观。宁波人常说：“水稻是米缸，席草是钱庄。”“日里席机头，夜里活孙头（席筋车）。”“席背一掼，下饭一篮。”织席能够改善人们的日常生活，增加财富。

在科学尚未发达的历史时期里，从事渔、猎、农、牧等业的劳动人民为了生存和安全，必须经常观察日月星辰等天象，以及风云雷电等自然现象，来预测天气的变化。宁波“天气谚语”中有不少这样的内容，如：

日晕三更雨，月晕午时风。

月亮生毛，阴雨难逃。

日落胭脂红，无雨便是风。

夜里露水重，明朝太阳红。

龙光闪，东闪空，西闪风，南闪火门开，北闪雨要来。

瓦爿云，晒煞人；梭子云，天会晴；棉花云，雨便临；黑塔云，雨勿停。

天出黄云，必有狂风。

早上云如山，必定雨满湾。

乌云接日头，夜雨防屋漏。

歇歇昼，落日凑。

野猪乌云起，不做大水便是台风天。

傍晚火烧云，明朝像蒸笼。

云像鱼鳞斑，晒谷勿用翻。

正月雾，雪铺路；二月雾，天空乌；三月雾，雨落糊；四月雾，三麦满仓库；五月雾，大雨在半路；六月雾，深井水也枯；七月雾，热勒勿走路。

春雾雨，夏雾火，秋雾风，冬雾雪。

久晴大雾阴，久阴大雾晴。

雷打五更头，昼过有日头。

早起雷，天当晴；午起雷，雨落阵；晚起雷，不到明。

浓霜猛日头。

雪上加霜，瓦爿放汤。

春秋两季东北风，一吹就是雨祖宗。

六七月里吹北风，两三天里刮台风。

春东风，翻刺蓬；夏东风，井底空；秋东风，雨打篷；冬东风，钻草蓬。

早霞雨淋淋，晚霞晒煞人。

早鲎雨，夜鲎晴；鲎在东，日当空；鲎在西，穿蓑衣。

这些农谚虽然不如文本传播广远，但是生动形象，易懂易记。人们从三言两语中，完成了千百年来农业经验的传递，并且实用性极强。

宁波过去的农人除了观察天象，不误农时外，还注意观察物象以应农事。物象是指动物、器物在不同自然环境中显示出来的各种现象。以往人们常根据物象来预测天气的变化。宁波的一些农事谚语中也有这样的内容，如：

蚂蚁搬窠，大水要做。

蜻蜓夹头飞，大雨在眼前。

狗要水喫，天要雨落。

泥鳅跳，雷雨到。

夏夜蚊虫咬得痛，闷热雷雨来势凶。

苍蝇待牢牛背脊，出门拕伞来勿及。

蛐鳝地上爬，雨伞快快拿。

猪喫草，来寒潮。

燕子低飞青蛙叫，蚂蟥浮水蛇横道，倾盆大雨要来到。

鲤鱼跳龙门，大雨后头跟。

蜘蛛幽网中，勿雨也是风；蜘蛛结新网，天气要晴朗。

石壁湿淋淋，落雨勿肯停。

水缸穿裙，阴雨来临。

石板还潮，落雨明朝。

盐甏还潮，雨勿会小。

家鸡进笼早，明朝天气好；家鸡进笼迟，明朝风雨天。

宁波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濒海枕山，多异常天气。代代相传的谚语，对于预测气候变化，指导生产和生活曾起过很大的作用。即使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虽然人们每天可以听到天气预报，但天气谚语作为人类认识天气的经验总结，仍有借鉴和参考的价值。

此外，旧时宁波地区还有许多与农事生产相关的习俗。如过年时，农家备酒菜香烛至田头祭祀田公、田婆，在牛棚祭牛神，答谢今岁保佑，祈祷来年丰收。正月初八夜要拜“仙姑”，问“年岁”；正月下四夜，儿童要在田头燃火把“照蝗虫”，高唱“我的田里没有虫……”春耕插秧前，备香烛至田头设祭，祈请土地神保佑。如遇病虫害，在田中央倒插粪缸扫帚驱逐稻瘟神，抬着“青苗菩萨”行“青苗会”以驱害虫；遇大旱，由族长率领全族男丁，冒烈日至龙潭求神龙赐雨等。

二、渔业生产民俗

在宁波余姚的河姆渡遗址，发现有木桨共8件，采用整块木料加工制作而成，柄部为圆形，桨叶呈柳叶形。既然有船桨，必定有船只，可见早在7000年前，宁波的河姆渡先民就划桨行舟，用于捕捞以及与邻近氏族之间的交通往来。2007年11月8日，一项出土又令考古界为之一震。在距今5900～6200年的宁波象山县的塔山文化遗址出土了两只商周时期的青铜鱼钩，其形制和倒刺功能，与现代鱼钩相差无几。看来，生活在海边的宁波祖先早已掌握了便捷的垂钓技术，那时的人已经把钓鱼当作为生存所从事的一项生产劳动。鱼钩的出土，被学者称作“中华第一鱼钩”。塔山文化遗址距海岸线仅12米，是在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传统上形成的一支独立文化。

余姚江和奉化江，穿过山谷平原，流经河网地带，交汇成浩浩荡荡的甬江，东流入海。靠山面海的地理环境，跨海而治的行政区划，使宁波地区的人民形成了渔业这种重要的谋生方式。最初是为了填饱肚子，人们面向海洋，捕鱼为食，“吃海”的背后也逐渐派生出了丰富的民俗文化形态。从生产、生活到精神层面，积淀越积越厚，总能找到文化的影子。长期与海打交道，渔民们学会了制船、织网，掌握了出海归航的时间、观察气候和海上作业的操作方式。与此同时，渔业加工、交易、船舶制造等也相应地发展起来。渔业生产、生活方式自然而然地影响着人居群落、组织结构和社会制度的形成，相伴地也自然形成了渔区风俗、信仰崇拜、劳动禁忌和劳动伴生的号子、歌谣、传说、故事等精神产品。据文献记载，在上古时代，宁波沿海和嵊泗的海岛先民，同为“东海”“外越”。公元前505年，吴越两国海战时，曾在东海上大量捕捞石首鱼充食。吴败越后，越国上将军范蠡全力辅佐越王勾践成就了灭吴复国大业后，曾到东钱湖畔一座山脚下打渔隐居，后来就称此山为陶公山。至今宁波东钱湖畔还流传着范蠡与陶公山的传说。而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嵊泗渔场的大对船捕捞作业，都是起源于以陶公山畔为发祥地的东钱湖渔区。早在秦汉时期，宁波地区象山县石浦镇附近的海上就有商贾往来，贩卖渔货。唐代航海捕捞已相当发达，宋、元、明时期，成批渔船进出石浦港从事捕捞。

打渔首先要造渔船。宁波旧俗，造渔船要择吉日开工，亲朋送酒肉、馒头，放炮仗。上平底板须放炮仗。船头称“船龙头”，一定要藏金银，或用银钉，或在两船眼各藏银元两枚。船眼须下视，意为看鱼。船眼只用三枚钉子，先用两枚定位，第三枚待良辰方裹红布条一次敲入。下水前，船头涂红、黑、白三色，与船尾各插一丈二尺高的红旗，上书“天上圣母娘娘”，并用红、黄、蓝、白、黑各色布匹披挂船身。船头书写“虎口出银牙”，桅杆顶书写“大将军八面威风”，船舵上书写“万军主帅”，船尾书“顺风相送”或“顺风得利”。渔船造好后要择吉日良辰下水，下水时敲锣打鼓放鞭炮以庆贺。

船造好了，还必须有渔网才能捕捞。宁波老话称织网叫“装网”。一张大网由百余片小网组成，上新网须由孕妇拼头网，即拼合第一、二片网以兆“会生”“会发”。装网时网眼常常要插月季花，意为“月月红利”。此时忌讳妇女跨网，亦忌小孩钻网底，以求免犯鱼在网底钻出之忌。

有了捕捞的工具，就要出海捕鱼了。一年渔汛期分“起水”“头水”“二水”“三水”共四次，出海日逢双不逢单（农历）。每水出海前要敬神，由船老大对神许愿，如能“抲第一对”即产量最高，就许诺以做戏还愿。逢大对船出海，则先在“龙王堂”演戏敬龙王，后请菩萨下船。渔民更衣沐浴，手捧香袋，袋面书“天上圣母娘娘”敲锣伴行，锣声共十三下到船，钉香袋于舱内。有的供木雕娘娘菩萨（天妃）或关羽。再邀亲友上船吃酒。出海时鞭炮齐鸣。下网前要烧金箔，用黄糖水遍洒船身和渔民身体，并用盐掺米洒向网上和海面，以示干净。若捕捞不顺利，再次撒盐、米于海上，并点燃稻草，用青烟挥布于船四周以驱邪。抲上第一条大黄鱼，先供船上菩萨，供毕，老大吃黄鱼头，众人分吃鱼身。视捕到鲻鱼为不吉，即斩其头。旧时渔民无钟表，多点香计时，下网同时点香，香点完毕即收网。

出海打渔及打渔归来，渔民们不会忘记生养他们的大海，他们要举行“开洋”“谢洋”仪式。渔民开洋、谢洋仪式是宁波地区渔民在独特的生存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中，在长期耕海牧鱼的生产、生活中形成的别具特色的一种传统民俗活动形式，包括渔民祭祀活动和传统民间文艺表演等内容，主要流传在宁波沿海的县、镇、乡。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礼俗》记载：“居民习于风涛，自耕读外，多出洋捕鱼。其俗当出洋时，择吉飨神。方舟为台，置牲醴于其中，船主到庙迎神，鸣锣前导；返则船上复鸣锣以接之，乃率船伙罗拜焉。曾入产房者，摈不得与。即置神位于船中，遇风暴则祷告乞灵。平日渔船，妇女相戒不敢登，其诚敬如此。”^[3]“开洋”是渔船出海时，渔民祈求平安、丰收的民俗活动。“谢洋”则是渔船出海平安归来，渔民为此感恩大海的民俗活动。开洋、谢洋作为渔民的一种精神寄托，主要有娱神、娱人两方面，以祭祀为核心，以民间文艺表演为主轴，含有历史、宗教、生产、民俗等诸多文化内容。根据宁波《象山东门岛志略》记载，渔民开洋、谢洋活动距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清雍正年间到民国期间是其鼎盛时期，后来逐渐衰弱。特别是黄鱼丰收的时候，一定要做“鱼戏”，以渔汛期捕鱼最多的“红老大”名义请戏班做戏。

渔民在海上经常会遇到海险并救险。渔民称恶浪为“肮脏浪”，遇到恶浪说是“海开口，鬼讨食”，渔民就向海里撒去大把大把的白米。航行途中，如果舵牙脱落了，看见的人不可当面点破。渔船何时到埠头，也不可当面问船老大。海面上若遇有海险求救信号，救助者必须聚集救险，大家都认为这是义不容辞的，对惧难不救助者，舆论必严斥。渔船在海上遇触礁或漏水等海损事故，遇难者要先在船头显眼处倒插一把扫帚，然后在桅顶挂起破衣，若是晚上就点起火把，敲打面盆铁锅，以示求救。其他船只见此信号，即须全力救援。渔船在海上航行，常遇到海中漂尸，渔民称之为“元宝”，要将其用草席裹好，用绳捆起来，在船尾拖带上岸，并出钱买棺木收殓埋葬，这叫“拾元宝”。若是面朝天的女尸不能立即捞，要等海浪将死人翻过身去以后才能捞；要是伏着的男尸也不能立即捞，要用镶边篷布蒙住船眼睛后再捞。运回陆地的无主死尸往往葬在“义冢”。渔民若拾到漂流渔业工具，传告招领，失主来领，不收报酬。

渔民多信仰妈祖。妈祖，又称“天妃”“天后”。旧时传说妈祖是福建莆田人，姓林，其父是渔民，她从小跟父亲出海捕鱼。有一年刮台风，林姑娘看到领船渔民落海，立即纵身跳入大海救人，救到最后一人时，一个大浪打来，她被卷入海底淹死了。渔民笃信妈祖，认为她是拯救渔民的天神。她的诞辰是农历三月廿三。这天，渔民纷纷到天后宫祭祀。在渔船上，大多供奉着天后神位，每月初一、十五设斋饭礼拜。碰到风浪时，渔民便朝着天后神位连声祷告，请求庇佑，她是渔民心目中能解除厄难的“海神”。

长期出海打渔，宁波的渔民形成了一定的行为禁忌。在渔船上，不许双脚荡在船舷外，传说这样会招惹到水鬼，把人拖下海。不许把头搁在膝盖上，手捧双脚，因这种姿势像哭，说是不吉利。不许在船上吹口哨，因吹口哨会“招风引浪”。不许拍手示意打招呼，拍手意味着两手空空，无鱼可抲。不可用大土箕等不干净的东西装鱼。不可用脚踢黄鱼。不许在“龙头下（船头）”撒尿。不许船靠岸时高喊“来了！”“到了！”之类的话，说这样会把“野鬼引上岸”。不许家有红、白事（红为产房，白为丧葬）未满月的人下船生产，在家里办过白事后要上船捕鱼的渔民，须带着红烛和金纸到船上焚烧，以免把晦气带上船。不许妇女上渔船，尤其忌讳妇女跨过“龙头下”（船头），认为女人上船要冲犯船神。在船上睡觉不可俯着睡。碗不可覆盖。筷子称“撑篙”，不可搁在碗上。晒网时，绲绳不准妇女跨过。乘船的人数不能是七男一女，因为七男一女与我们常说的八仙过海的人数一样，渔民认为不祥。如果实在避不过，船老大会大声说：“今天有九个人上船。”

在语言表达方面，渔民也有一定的禁忌。船上不能讲“碰石岩”“碰秃横（石崖）”等不吉利的话。话含不吉利的谐音土话都要改称，如宁波话“猪”与“输”谐音，因此，猪头称“利市”，猪耳朵叫“顺风耳”。“石”“舌”与“蚀”字谐音，所以渔民把石浦叫“赚浦”，小石浦叫“小赚浦”，舌头叫“赚头”，食罩叫“照罩”。船上不可说不吉利的话，说话不可说“倒”“翻”“没有”等词，更忌做倒、翻等动作。倒掉称“卖掉”，“翻个面”叫“转个堂”，“没有”说成“满发”。

船上吃饭也有一套规矩。开饭时，先要搛几粒米饭撒向海中，以敬鬼神，然后才能进膳，这叫“结缘”；酒杯和羹匙不可反着放，意忌“翻”船；吃鱼要先吃头，意即“一头顺风”；盘中的鱼不可翻身，认为鱼翻身即隐示“翻船”；吃鱼的时候，不能先挖眼睛吃；在船上吃鱼，若是整条的全鱼，要先把上面吃完，再吃下面，不能说“翻过来”，而应说“扳过来”。船上餐具也都有风趣的称谓，筷子叫“撑篙”，羹匙叫“掏篰”，菜桶叫“羹搭”，饭镬叫“锅子”。在小钓船上吃饭时忌讳说“不吃”，担心鱼不吃饵料不上钩。

宁波渔民还有测乌贼年成的习俗。渔民俗以正月十四夜的阴晴预测本年的乌贼的多寡，以阴兆乌贼多。俗有“正月十四暗，乌贼爬上岸；正月十四亮，乌贼装装样”之谚语。

宁波老话里有很多有关鱼汛和品尝鱼鲜的谚语或顺口溜，易懂易记，富有知识性和指导性。如：

上山一蓬烟，下海一餐鲜，摸鱼虾打邪意，上山砍柴牢主意。

春发作，夏财主，秋落泊。

三寸板内是娘房，三寸板外是阎王。

上山怕虎，落海怕雾。

潮水涨，张家老侬晒白鲞；潮水落，张家老侬偷鸡吃。

会抲抲一万，勿会抲抲一篮。

湿网燥箍箩，老婆眼白多。

老大弗识潮，伙计有的摇。

小黄鱼抲来，大黄鱼叫来，乌贼摇来，带鱼靠冻来。

带鱼小雪小抲，大雪大抲，冬至旺抲。

雷响惊蛰前，夜里捕鱼日过鲜。

清明叫，谷雨跳。

小满到，黄鱼叫。

三月清明节，乌贼呒处叠。

乌贼北边生，南边养，再到北边来剖鲞。

四月月半潮，黄鱼满船摇。

立夏东南风，乌贼冲冲动。

立夏百客齐，夏至鱼头散。

黄鱼头大，鳓鱼刺多。

墨鱼黑，带鱼白，鳓鱼肚皮像刀割。

大潮捕黄鱼，小潮捕鳓鱼。

五月车三鲍鱼会，日里勿会夜里会。

退潮泥螺，涨潮蟹。

大水蛳螺，小水虾。

三月三，黄螺爬上滩。

七月八月，青蟹换壳。

秋风起，蟹脚痒。

鱼随潮，蟹随暴（冷空气南下时的风暴）。

……

既有有关渔汛、海鲜食用的知识，也有人生哲理，还有处世做人的信条，都是一代又一代宁波渔民实践经验和生活经验的总结。

三、商业贸易习俗

生活在当下的中国人，也许会觉得温州人最会做生意，因为温州人深入到了全国乃至全世界各个角落。不过他们如有机会来到宁波，就会发现，他们的感觉是错的，宁波人才是中国最会做生意的群体。这让他们多少有些错愕。其实，宁波人会做生意，早在19世纪70年代已经出名了。130年前，一个名叫利希霍芬的德国地质学家到中国作了七次考察。他走遍了中国大江南北，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特殊种族”。他写道：“沿海有特殊种族，如宁波人。宁波人勤奋，奋斗努力，在对大事业的热心和大企业家精神方面较为优秀。宁波人是浙江人中的特殊分子……尤其是商业中的宁波人，完全可以和犹太人媲美。”犹太人可是西方世界公认最会做生意的人，东方世界的宁波商人竟然可以与“犹太人”相媲美，这样的称赞实在让今天的宁波人激动。

宁波自古以来地少人多，这一背景，逐步促使了宁波人们不得不离开世辈居住的乡土，外出经商谋生。宁波之为郡，背山面海，地狭人稠，往往外出贸易，兼营航海之利。风帆浪舶，北至辽沈，南迄闽广，中入长江，而以上海为集市居货之地。宁波因生齿日盛，地之所产不敷于用，四出营生，商旅遍天下。由于地少人多、生活所迫，宁波人不得不去外埠经商。

除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外，一定的人文环境也会对地域文化传承发生影响。按照传统观念，一般俊秀之士皆以科举及第、为官入仕为荣誉，但宁波的风俗却崇商。这种价值观念及价值取向，形成了宁波人崇商的民俗。

宁波古称“鄮”与“句章”，春秋时属越国。崇商风俗在越国时期就很兴盛，计然、范蠡等货殖家对句章（宁波）商人有一定影响。南宋以来，商品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浙东学者强调义利合一，理欲相容，注重工商。淳熙四先生之一、奉化人袁燮提出“民以食货为本”的论点，主张商品流通和发展商品经济。明中叶的王阳明提出工商业、农业并立，他在《禁约榷官史》中说：农、工、商贾，“各勤其业以相生相养”。明末清初的黄宗羲提出“工商皆本”的观点。他说：“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这是一个富有见地的新思想。清初鄞县抗清秀才华夏也指出：“儒者可以谋利以为身，国家不可病商人以滋弱。”商人所经营的商业“几于治人之国者”。这些经营思想必将对后来的宁波商人发生影响。宁波人在长期的观察中已敏锐地意识到商品经济的发展与重商观念，相应提出了崇商利的经营管理思想。这些富有见地的想法和做法，与悠久的重商意识，推动了宁波商业向外拓展。

宁波的商业主要由集市、行商、坐商等组成。集市是最古老的定点、定时贸易场所，大约兴起于殷商时代，《易・系辞下》记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早期的集市建立在“以己所有，换己所无”的物物交换基础上，不一定是等价交换。随着商品意识的增强和商业信息的沟通，人们逐渐认识到所交换物品有数量和质量的差别，于是产生了价值观念，力求等价交换。人们进行集市贸易，习惯于设定集日，集日叫开集、逢市、逢集，有逢单日的，有逢双日的。宁波现在的地名有三市、三七市、二六市、费市、梅墟等，这都是集市交易的遗存。

集市庙会是传统农村的商品交易之地，也是农民的超级市场。从集市和庙会的交易角度讲，它们有许多名称，如“市集”“市井”“市场”“市朝”“墟市”等，一般我国北方多称集、市、会，南方则称场或墟。集市与庙会一般以自然村落为址。在乡镇与县城则多设于繁华的街道与交通方便处。

集市一般按照单日、双日、逢三、逢五、逢七、逢十等多种约定俗成的期限来确定集日或会期，相邻村庄的集日是不能相同的，必须错开，以免冲突，地方人立集的习惯是：五里内不得有相同的集期。这样，人们如果需要可以一天一集而不冲突，游商可以交错于各个集市进行买卖而不误事。

集市的产生是适应农村社会的需要。因而，集市的分布取决于自然村落的分布状况、人口的多寡、交通条件和自然环境。当然，集市的分布同手工业产品的产地也大有关系。而每一个集市所能容纳的赶集人口、辐射范围也都是一定的。集市与环境、人口、村庄、交通、物质等因素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生态社会结构。

集市的多寡同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山区人口稀疏，经济不发达，集市也就较少，反之在平原地区，经济较发达，集市也就较多。就宁波而言，农家距集市的距离，平均为2～10千米，农民只需花半天，最多一天时间，便可往返集市一趟，进行交易，非常方便。

但是，在空间分布上，庙会因是依附于寺庙而形成的，所以，无论是分布上还是在举行日期上，均无一定之规。一般的集市都是日出为市，日落则散，而典型的庙会则持续时间较长，短则一两天，多则数十天。集市或逢三或逢五便要举行，而庙会更多的是一年一次，或数月一次。当然，有的庙会与集市是合二为一的，所以，二者之间并无严格的区别。无论是集市还是庙会，商品交易都是主要内容。在交通要冲、大型重镇的集，往往都具有一县或一区之内物资集散地的作用，成为远近居民日常生活用品的交易场所。庙会商业的发达，也使许多地方形成了大型专业市场，使其商业辐射力与物资集散能力大为提高。

集市和庙会不仅是农民物资交易的场所，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乡镇立香火会，扮社火演剧，男女游观，招集贩鬻，人甚便利，它是农村社会、文化娱乐、信仰及社会关系的载体。集市与庙会也是一个区域内民俗风情、生活方式等的集中表现。它是孤寂、单调农村生活的欢乐，也是乡村社会的中枢神经。特别是大型庙会更具民俗色彩。

作为一种民俗，庙会比单纯的集市更具社会色彩，它把商品交换、社会交往、宗教信仰、神祇崇拜、求医问药、驱魔修德、娱乐看热闹、会亲看友等活动集于一身，真可谓五光十色、缤纷热闹。

集市庙会对于农村的家庭、个人、经济、文化、社会都有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它的存在已构成农家生活的一部分，对农村社区发挥着诸多的社会功能。

集市和庙会为封闭的村庄进行有限的交往提供了更多的条件和机会。每逢集市和庙会日，附近村庄的居民，甚至相当远的村庄居民，都要前来赶集赴会。他们不仅仅是出于买卖东西的经济上的需要，而常常是为了进行某些社交活动，或希望到集市庙会中了解更多自己所需要的信息。当然很多人是几者兼顾。

在农村社区中，集市庙会的重要作用是沟通自然村落之间的心理交往与信息传递。对于广大农民来说，在交通不便，传播信息手段落后的情况下，各处一方，彼此见面殊为不易。因而，只有在集市庙会上，人们才有机会碰上不同村庄的人们以解决各种问题。

比如，各村村民之间如果有债务问题，大多数约定会期接头，在此结账还债，清欠一切。姑娘与小伙子的婚姻介绍，媒人之撮合，双方长辈见面、定亲，往往也都是在集市庙会上碰头解决。而且，农民婚嫁，所需首饰、衣服、嫁妆等物件，平时购买困难，借此机会领男携女，亲自到集市庙会购买，自由挑选，心满意足。集市庙会也是一个传递信息的场所，捎口信、访好友都可以办得到。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口头传递的方式相当准确、可靠，一般不会误事，丧期则有专门的报丧人，显得格外庄重。

集市的社会交往意义使人们可以在这里消磨掉五六个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人们的感情由此而更为亲近，生活由此变得更有活力。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走几十里路来赶集赶庙会的原因，其中不乏步履蹒跚、头发花白的老人。

此外，集市庙会是本地外地各种消息、信息的中心，通过人们集中于集市庙会，再分散于乡里，本地和外地的各种新闻、消息便在本社区中比较迅速、广泛地传播扩散，形成具有社会影响的舆论。因此，赶集赴会已远远超出经济交往需要而有了社会生活的更深含义。

集市和庙会是中国农民的“狂欢节”。从某种意义上讲，庙会就是一个大型娱乐场所。过去，在集市或庙会上拥有雄厚实力的店铺或具有初级行会性质的商会，都在大型庙会之前，出资或集资邀请一些剧团进行助兴演出，以招徕顾客。而一些剧团和江湖艺人也都会趁机赶来，献艺演出，挣钱糊口。所以，戏曲杂剧的演出是庙会的重要内容。宁波的庙会所演出的有越剧、甬剧、宁海平调、姚剧、四明南词、宁波走书、唱新闻、宣卷等，它们所演的故事内容多为才子佳人、忠臣孝子之类，庄严悲烈，唱腔优美，非常适合百姓的口味，所以深受人们的欢迎。观剧时，男子坐在前面女子立于后，而大户人家的家眷则因集市、庙会举办的地方不同，坐在自备的轿子或航船当中，秩序井然，人多而不乱。演员的服饰打扮，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示范，农村妇女的装束也会由此而产生某些变化，娱乐之余，也产生了某些移风易俗之效。集市庙会时，说书者、魔术师、武术表演、西洋镜、杂技以及医卜、星相之流也都充分地利用此机会，搭棚献艺。过去，三流妓女、开办大小赌场者也穿插其间。

在集市和庙会上经商的商人，有行商和坐商两种形式。行商是一种流动的贸易习俗，可以说是集市贸易的一种补充形式，宁波旧称行贩。行贩多挑着货担沿街叫卖，货物多由商行赊账。另有长途行贩专事来回贩运者。行贩常赶集市、庙会，跟着红戏班子兜揽生意，跟戏班的行贩一般租木船卖水果、糕饼等。一听说红戏班要换演戏的地址，行贩立即开船去抢占有利位置。行贩们每年于正月初五接财神，在钱桶上贴财神像，求开年得利；除夕时秤尾扎红纸，秤钩吊纸元宝，以求生意大发。

坐商习俗首先表现在“三定”上，即定地点、定时间、定商品。坐商固定出售的商品常常由于同行的增多而展开竞争，竞争的方法很多，以此产生了许多商业民俗事象。旧时城镇摊位坐贾甚多，常年有“两荤两素行”，两荤为海鲜、河鲜，两素为蔬菜、水果。它们都有固定摊位，以地点客源多少，分甲、乙、丙、丁等级，甲级摊位多在顾客多的街口。官府每年召商贩抽签决定摊位，按等级缴摊税，商贩间可转卖摊位。

宁波有一首关于商业的十字歌，概括了旧时的商业种类：“一本万利开典当，二龙抱珠珠宝行，三（山）珍海味南货店，四季发财水果行，五颜六色绸缎庄，六洋顺风鲜活行，七星高照古董店，八字墙门开钱庄，九巧玲珑贳器店，十字街头坐茶坊。”

宁波人过去经常经营钱庄。钱庄里以账簿、金折、信札、庄票四种作为过账凭据。逢年开业，发给客户过账簿；存款多用金折，内盖钱庄凭证图章和暗记篆印；信札多用于远地客户；庄票俗称“上票”，只用作解付款项。钱庄每年正月廿五开始过账，称“开笔”，以端午、中秋、腊月三节为结账日。

除了钱庄外，以往宁波人还经常有民间借贷。旧时民间借钱利息分庄息、一分利、当息、印子钱四种。钱业之息称庄息，以日计算，每千元日取一二角至四五角；以年计，每元年取利一角。典当业以质物抵当息，以月计，每元月取利二分。印子钱大抵由地痞为之，息以月计，每元每月息金两三角乃至四五角，并须在借本中扣除息金。民间还有“转会”筹钱方式，以10人或20人为一会，每人月出10元或20元，一月总和先归一人，召集人受头会款，以后每月交毕，抽签决定得主，得会钱后每月需多付5角或1元，凡参与者轮遍后结束。

旧时商人为保障自身利益，多以同乡名义共同从业，遂称“商帮”“庄客”“水客帮”等，后组织行会，固定会馆。会馆以原籍地名或行业分，如在宁波的江西商客会馆称江西会馆；宁波钱业为钱业会馆，药业则以八卦称“连山”而名“连山会馆”。会馆免费为清贫的同乡或同业提供住宿。商业会馆还置产供祭祀。存款本息由司年提取，专用于赛会演戏。如连山会馆每年四月廿八演戏祀药皇，届时凡拜过药皇者可免费看戏或吃面。各钱庄正月初五要到钱业会馆祀拜财神。演戏办祭宴时还常常召集一业同人商谈本年业务。

旧时商店为了招徕顾客，还常常使用一定的招徕术，主要有留客宿夜和优待船老大。以往交通不便，商店就免费招待远路的顾客留宿过夜，以形成“老买主”。而船老大常替乡下客捎带商品，所以更是“大买主”，尤其受到店家的重视。农村顾客进城耽搁至晚，店铺常赠书有店号的灯笼以扩大影响。有的店铺以办菊花会、挂名画、放唱片等方式招徕顾客，糖摊多以小调唱当地新闻招徕顾客。对商品购买介绍人的酬谢往往采取“回扣”的方式，介绍成交大生意后，商店从货款中提取一定比例的酬劳给介绍者。

旧时宁波商家还采用多种方式，宣传商店、介绍商品、兜揽生意。走街串巷、路边设摊、定期赶集的小贩多用吆喝叫卖，如卖鲜货的高声吆喝：“透骨新鲜成锃亮的小黄鱼好买啦！”“透骨新鲜像桥板一样带鱼买啦！”卖毛笋的吆喝：“真正大雷笋，赫嫩黄泥拱！”卖炒白果的边炒边吆喝：“糯米炒白果，只只鹅蛋大！”除了吆喝还有唱的，如推销百草梨膏糖就用小热昏的方式演唱。俗话说：“拆衣店靠唱，馄饨摊靠敲。”卖馄饨与卖糯米白糖粥的都以敲毛竹筒招徕顾客。旧时小孩子一听到有节奏的敲竹筒声，便会唱：“笃笃笃，卖糖粥，三斤胡桃四斤壳，吃侬肉，还侬壳。”除了吆喝，店家还用挂旗帘、灯具、图像、实物等多种招贴引起人们的注意，如特大鞋子、特大金元宝等。还有当铺、酱园、药店等在门前最醒目的墙面上大写“当”“酱园”“道地药材”等字样，也是一种吸引顾客的方式。旧时商店开业或商品促销时，还专门雇人到城乡各处张贴招头纸（招贴），以广而告之；也有附在商品包装上的，如南货店包装商品时包的“斧头包”，上覆一张印有店名和“南北果品、四时茶食”等字样的红纸，绸布店用印有店名和经营品类的牛皮纸做包装等，统称招头纸，既美化了包装，也宣传了商店。

为了吸引顾客，宁波旧时的商家还在给自己的店铺取名字上很花心思。多数店名（字号）由两三个吉祥字组成，如源康布店、凤宝银楼、大有恒百货店、升阳泰南货店等；有的店名还在吉祥字之前加上店主的姓，如方聚元银楼、董生阳南货店等；有的则在吉祥字之前加“老”字，以示商店历史久远或注重信誉，如老同源咸货店、老德馨香烛店等。有的巧用相关典故或传说起名，如老三进鞋店，“三进”出自黄石公三次以鞋试张良的典故。据《史记・留侯世家》记载，秦末隐士黄石公连续三天坐在桥上将自己鞋子甩到桥下，再命张良拾起来替他穿上，以试其耐心和毅力，最后将《太公兵法》传给张良助汉灭秦。老三进巧用这则与鞋有关的典故命名，又寓有虚心进取、功成名就的吉祥之意，可谓非常贴切。也有的店铺直接以店主姓名做店名。最别出心裁的要数缸鸭狗甜食店了，店主江定法，小名阿狗，不识字，就按自己姓名的谐音画了一只缸、一只鸭和一只狗做店名，由于其招牌标新立异、与众不同，加上猪油汤团选料讲究、风味独特，所以很快就家喻户晓了。“三更四更半夜头，要吃汤团缸鸭狗；一碗两碗上瘾头，三碗吃落勿肯走；袋里铜钿还勿够，脱落衣衫当押头。”这首民谣更是广为流传。

宁波这个重商的地区，至今流传不少的商业民俗事象和商业谚语。

旧时宁波的商店里一般都设有财神堂，正月初一至初五商人于五更开门，供财神像，以猪、羊、鸡、鹅、鱼五牲为祭品，猪羊多用头尾，中设一刀猪肉、羊肉，号称“全猪全羊”，鸡、鹅、鱼须成双作对。所点的龙凤烛又称“足斤”“脚缸烛”，所有的这一切被称为“请财神”。正月初五，商店设五色茶点恭迎第一个顾客，并呼其为“财神”，不管营业额大小均给予优惠，或对折付款或馈送礼品；若顾客衣着华丽、成交额大则预兆全年生意兴隆，称“接财神”；若开门后久无客人光顾，店主即焚香烛，至财神殿祈拜或卜签，称“求财神”。若上一年生意清淡亏本，商人则一家都去境内的庙里敬神，路遇僧尼，则将其夹在中间过市，以为财神常附身僧尼，此称“兜财神”。

除夕夜，店主在财神堂摆酒席宴请店员，俗称吃“财神酒”，也叫吃“岁饭”或“分岁饭”。当年盈利最多的分店经理或店员坐首席。酒毕多吃油菜汁水年糕汤，意来年油水好，盈利更多。并在财神堂里吊纸元宝，贴“一本万利”“宝藏兴焉”等条幅。

初五是接财神的日子，同时，店里员工或去或留，接财神前要定下来。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老板摆一桌酒请店员吃，由老板亲自端上一盘鱼或一盆鸡，鱼头或鸡头对准谁，谁就被辞退。如果鱼头或鸡头对准老板自己，则一个也不辞退。二是酒席结束，老板找员工在账房个别谈话，有的口头表扬，有的加点工资，对辞退的人，则送上一张红帖。被辞退的职工离店，铺盖、箱子要放在店堂里，请老板过目，或由老板指派之人过目。

宁波人在长期的经商过程中，总结了经验和教训，形成了许多经商谚语。在众多的谚语里，有很大一部分是有关对商业的认识和经商的态度的，如宁波人认为做生意就是“将本求利”，因此要加快资金周转，“多做生意少占本，一年多打几个滚”。做大生意则要花大本钱，才能“鸭多蛋多，本大利大”。“利”是从顾客身上赚来的，所以“天下三主，顶大买主”。顾客是衣食父母，“人无笑脸莫开店”，对顾客的服务态度一定要好，“客来要迎，待客要诚”“种田人讲节气，生意人讲和气”“和气生财，生意会来”。而且要主动招徕顾客，所谓“功名要求，生意要兜”“死店活人开，买主上门来”。碰到精明买主，也要坚信“还价是真买主”，尽可能把生意做成，“好话勿蚀本，舌头打个滚”。即使受点气，也应“好看难为钿”。做生意虽然“打来骂来，蚀本勿来”，但也要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宁可做蚀，不可做绝”；有时发生一些不愉快，也要“一回生，两回熟，三回团团圆圆坐一桌”。万一生意没做成，但来日方长，“买卖不成情义在”。

宁波商人十分强调义利并重，许多谚语都是有关这方面内容的。如要求“利从诚中出，誉从信中来”。认为“种田人靠屙，生意人靠货”“一分钿一分货”“好货勿贱，贱货勿好”。在资金借贷方面强调“有借有还，再借勿难”。宁波商谚还把做生意与做人联系起来，主张“做人讲良心，做生意讲诚信”“赚钿要有道，有钿勿霸道”，不赚黑心钱，“勿是侬格财，勿落侬格腰（包）”“来路勿清通，铜钿勿经用”。称赞循规蹈矩但很会做生意的人为“做人板板，做事翻翻”。

宁波商人认为从事商业活动要开拓进取，经营积累。认为“亲身勿落海，有鱼抲勿来”。而且“师父徒弟推班三年，老板伙计差眼铜钿”，只要奋发努力，一定会出人头地。宁波商谚还提醒人们，事业有成后不可懈怠，“开店容易守店难”，要学习“湾头人勿落空，拔起萝卜就种葱”的精神，勤俭办事。“家有千金，勿如日进分文”“小雨落成河，粒米积成箩”；而且“会赚勿如会积”“吃勿穷，穿勿穷，算计勿好一世穷”等，都是同一道理。

宁波商人很重视防范风险、避祸趋吉。认为商业往来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即使“亲兄弟也要明算账”；处理商务纠纷既要坚持原则，“争气不争财”，又要讲究灵活，“有货货到，无货话到”，“只有一错，呒没二赚”（“赚”，错的意思），“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冤家多一堵墙”。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要谨慎行事，“外行生意勿可做，内行生意勿可错”“货问三家勿吃亏，路走三遍勿生头”。对于“和尚靠念经，行贩靠抲秤”等不正常现象，要保持警惕，因为“人心隔肚皮，冷饭隔筲箕”，所以要“防在前头，少吃苦头”。宁波人经商不露富，有道是“财勿露白，露白要出脚”，资金管理上要“赊一千不如现八百”“钱财落人手，跪勒苦苦求”“借米好落镬，讨米难下锅”。平时也要有忧患意识，注意“晴天防雨天，好年防灾年”，才能有备无患。如此等等，都是值得引以为鉴的经验之谈。

旧时商家为祈求生意兴隆、财源茂盛，总希望时时事事能够顺顺利利，因此有许多禁忌。

首先，店堂为营业场所，从业者在经营时忌打呵欠、伸懒腰；忌双脚停在门槛上，或两只脚一只进一只出停在门槛两边，也不能坐门槛和背脊朝外手托门槛，说这样会把财气挡住。店堂扫地忌由内到外，而应由外到内，认为这样可把金银财宝扫进来。经营布店时店员忌敲尺，酒店店员忌晃瓶，米店店员忌坐斗桶，药店店员忌嗅药味，认为这些做法会招致破财。吃财神酒时，不能吃鱼头和鱼尾，以表示有头有尾、连年有余。

语言上，商家从祈求吉利的心态出发，讲话非常注意忌讳，如忌说“关”，每天营业结束，不说“关门”而说“打烊”。忌说“蚀”，因“舌”与“蚀”同音，改称猪舌头为“赚头”。忌说“饿”，因“鹅”与“饿”同音，改称“鹅头颈”为“香炉柄”。忌说“死”，改称鱼死了为“鱼文了”，人死了为“人老了”“人没了”“人走了”，气死了为“气煞了”。忌说“完”，改称“完了”为“好了”等等。有的还利用谐音转换成口彩语，如忌说“碎”，春节期间万一失手打碎茶杯、碗盏，要说“岁岁平安”，因“碎”与“岁”谐音，谓可以化灾为吉。

营业上，旧时商家最忌开门第一笔生意“触霉头”，尤其正月初五开市时，对第一位上门顾客特别客气，称为“发利市”，甚至要给第一位顾客敬奉“元宝茶”（杯内泡有两枚青果或金柑），并在价格上给予优惠，以求“开门顺，全年顺”。正月初五财神日，商家出门忌遇见僧尼，如途中遇见僧尼，便要悄悄将其夹在中间走过去，认为这样可把财气兜进来，称为“兜财神”。

对待动物上，旧时商人一般视乌鸦为不祥之物，俗话说：“乌鸦当头叫，祸水免勿掉。”经商人得赶紧吐一口唾沫，并念念有词：“乌老鸦，白头颈。叫两声，不要紧。”说这样可以解禳祛祸。老鼠被称为子神，如夜深人静时听到老鼠发出有节奏的嚓嚓声，会认为是老鼠在数铜钿，要连续念“一万、两万、三万、四万、五万……”直到老鼠停止发出声响，认为这样就不会让老鼠把钱财通出去。

旧时生意场上有用隐语行话洽谈业务、交流信息的做法。隐语行话只有业内人士熟悉，有利于保守商业机密。特别在讨价还价时，常用隐语以一个字（词）代表一个数，如用“天、地、光、时、音、律、政、宝、畿、重”这十个字分别代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也有的以“桃园”代表三，“一只手”代表五，“眉毛”代表八，也很形象易记。

旧时宁波商民的宗教信仰和民俗崇拜主要为财神，认为鲤鱼是吉祥物。

财神有文、武之分，旧时宁波商民多在店堂内设财神堂，供奉武财神。武财神即赵公明，黑面浓须，戴铁冠，执铁鞭，骑黑虎，又称“黑虎玄坛”，主管镇邪和招财两大任务。传说姜子牙在《封神榜》中又将四位小神划入他的招财进宝班子，所以又称“五路财神”。财神爷备受宁波商民尊崇，被奉为主神，平日清香净茶，初一、月半供素食，端午供粽子，中秋供月饼，除夕供年糕做的元宝和如意，有的还在财神堂两边挂纸元宝，并在钱箱、橱柜、仓缸内各放一个年糕做的元宝，再在外面贴上红纸斗方，上写“招财进宝”“一本万利”“黄金万两”“大吉大利”等多字一体的吉祥字符。

鲤鱼是我国流传最广的能“跳龙门”的吉祥物，而且“鲤”皆音“利”，“鱼”谐音“余”，是商民心目中“利市”“连年有余”“吉庆有余”的象征。鲤鱼还被宁波商民称为“元宝鱼”，祭祀财神时一对活鲤鱼更是不可或缺之物，还要用红纸将其眼睛蒙上。宁波人一般都不吃鲤鱼，祀毕即去放生，讨“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的彩头。

四、手工业生产民俗

宁波地区由于气候宜人，战乱很少，所以人口一直呈上升趋势。特别是清代以来，宁波人口不断增长。据记载，1701年，宁波府人口为214710人，1820年，宁波的人口达到2354674人。1786年，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313.5人，到1820年上升到523.26人，人口增加了很多，仅次于嘉兴府、绍兴府，远远高于浙江其他各府。宁波人口的发展与耕地的垦辟有其矛盾，人均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粮食不能自给。镇海（今宁波市北仑区、镇海区）在1562年人均耕地面积为15.7亩，到1741年丁均15.46亩。清初人口统计只计丁不计口。如果按平均每户1.43丁，每户5.8口来计算，可求得镇海县在1741年的人均耕地为3.81亩。到1910年人均只有1.79亩。这表明，宁波在清代已经明显呈现出人口与耕地比例失调，造成了宁波人口的迅速增长与有限的自然资源矛盾的日益突出。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地少人多这一环境，逐步导致宁波人不得不离开世代居住的乡土，从事其他行业。手工业是许多人的选择。

宁波的手工业者主要包括各类工匠，如木匠、漆匠、石匠、泥水匠、裁缝匠、剃头匠等。这些手工业者都有一定的技艺，民间称手艺。俗话说“家有万贯不如一技在身”“有手艺吃手艺，呒手艺吃淖泥”，说明手艺是活的财源。在民众眼里，手艺就是财富，就是饭碗。而且和财富相比，手艺更具有安全性，谁也抢不走，“家有千金，弗如薄艺在身”。传统的手工业技艺传承都是师承关系，传下了技艺，等于传下了财富。所以技艺的传承有严格的封锁性，常常是“传子不传女”“传内不传外”。旧时工匠多系祖传，少数出门拜师。学徒拜师须找“保头人”荐举，立“师徒合约”。学期三年内供食宿不计工钱，意外伤亡与师傅无关。所以宁波俗语说“倒贴工钿白吃饭，生活拨你学学惯”。徒弟逢节要送礼，第一、二年帮工打杂为主，称“做下手”，半途被辞退，贬称“回汤豆腐干”。满师要办“满师酒”祭鲁班，宴请常客、工匠及亲友，学徒须向师傅、师母行三跪九叩大礼，师兄弟间斟酒庆贺。学徒满师后称“半壮”，其工钱只能拿师傅的半数。“半壮”在外做工或承接业务，不得抢师傅生意，否则叫“捉师傅帽子”，会被同行责难。

不同的行业，宁波俗语有不同的评议。如“少年裁缝，中年木匠，老年郎中”，是说不同的手工业者在什么年龄处于事业的鼎盛期；“裁缝弗落布，老婆出屁股”，讽刺某些裁缝贪小；“木匠弗用学，榫头拷准足”，说明做木匠活的根本；“木匠一多盖歪屋，泥水一多打斜墙”，把生活中常见的人多嘴杂、事情办不好的现象生动地概括出来；“百行百弊，剃头无弊”，说明剃头行业的益处。

宁波的手工业者还有“尊祖师”的习俗。旧时工匠奉鲁班为祖师，俗称“百作手艺供鲁班”，尤其石、木、泥瓦匠，逢节必祭。竹匠崇拜泰山，传说泰山是鲁班的徒弟（一说儿子），先因鲁班视竹匠蹲地作业不雅而不认其为徒，后竹匠为皇帝编成“上朝掌扇”方被承认。裁缝师傅早先称为“丫环”师傅，传说鲁班不喜欢，后来为城隍庙门前的旗杆做了彩色花旗，得到百姓好评，鲁班才收为徒弟。传说鲁班师傅常化做乞丐到工场为工匠解难。凡遇工匠收徒、相互斗殴，或遇生意清淡、工艺难题等，手艺人们都到鲁班殿祈求。

清代末年，宁波从事裁缝业的人数逐年增多。他们不仅在本地做，甚至到国外学手艺，把生意做到全国各地。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礼俗》记载：“丰和之西南为永和乡，其地之边界毗连奉化，居民之风气、语音往往有与奉化近者。平居生业若横山后、蔡郎桥、孙家庄、周家埭、姜山头，与其邻乡之张华山、侯家、陈家团、孙家山等村，大率农服先畴工，习西帮裁缝，且有远赴日本而因以起家者。一人倡之，百人和之，相率而成风。沪、汉各地，凡为西帮裁缝者，不问而知为南乡人。”^[4]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后来红遍全国的“红帮”裁缝的起源。

五、林业生产民俗

宁波民间有种树的习惯，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育人”“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人留子孙草留根，山无树木不养人”，把种树和育人相提并论，可见植树育林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每到开春，人们习惯在房前屋后种树，“种树造林，莫过清明”，同时宁波人认为种植树木能够发家致富，有“弗用看我家，只要看我山上花（山上花，指树木）”“家中千株树，一世弗穷苦”“若要富，竹、茶、兔”的说法。对于木材，宁波人也有自己的看法：“十年针松一根柱，十年尺树好打船。”“千年海底松，万年燥搁枫。”什么样的木材派什么样的用处，从不浪费。

宁波人旧时在植树时，有多种民俗习惯。

上山植树，先用猪头、鸡、鹅、鱼等祭山公山婆，然后由族长分发树苗种植。旧俗不论谁家之山，若发现有人偷树便告知族长，族长决定罚则，称“罚东道”。方言“东道”即“公道”的意思。也称“罚酒肆”。村里如砍公有大树出售，须由族长出面议价，择日砍伐。先祭土，后砍伐。砍第一斧的人可得若干钱米，常为树价的20%。首斧多由年长未婚者（俗称“砂锅”）来砍，仅轻砍三斧。宁波人把向山业主购买整片山林，伐木还地，称“判山”。判山时双方议定价格，须付清钱款后方准砍伐。砍树前，买主先以猪头、鹅、肉、香烛祭山神，然后再砍伐。

宁波乡间把埋葬过京官或富绅的山林称为“风水山”，称大户人家祠堂前和庙宇前的大树为“风水树”。“风水山”上的一草一木不准乱砍，“风水树”也不许随便砍伐。每逢节日要去祭祀，否则认为祖宗神灵要发怒，将大祸临头。余姚大岚山区习俗，欲砍伐“风水树”出售，须族长同意。以前，先择良辰，由族长带领，用“三茶六酒”拜树神，再开土祭土地菩萨，即一人用锄头锄一下土，一人手执酒壶在树四周洒酒，接着开斧。因怕树神报复，一般人不敢开头斧，唯胆大者才敢，开一斧给米一斗，开三斧给米三斗。

种果树时，种者忌把自己的影子一起“埋”入，否则认为摘果子时种者要亡。在深山冷岙里禁忌呼喊别人的名字，认为要被妖怪拖去。在山上吃剩的食物忌带回家，认为吃了会肚痛。

六、畜牧业生产民俗

在宁波，畜牧业生产民俗是附属性的，主要是服务于农业生产和民众的生活。人们在养殖的过程中，也建构起了一定的民俗事象。

宁波的畜牧业养殖有着悠久的历史，河姆渡时期就开始了圈养和放养牲畜，民间主要以圈养为主，放牧为辅。在长期的饲养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经验和特点。宁波俗语说：“猪多肥多，肥多粮多。”“养猪弗赚钱，回头看看田。”讲明了养猪和种田的关系。其实养猪除了可以积肥外，还可以贴补家用：“要吃饭牵风箱，要钞票用看猪娘。”宁波人认为：“养猪要蚀，养牛一直，养羊三个铜板一日。”说明饲养家畜时考虑成本，才可以达到利益最大化。大家普遍认为，养猪不需要花多大的气力，“相相量量，养只猪娘”。在饲养家畜时，要体谅家畜，“牛有千斤力，弗可一时逼”，对家畜要爱护。宁波民间还有租牛养犊的习俗。无牛户向有牛户租养母牛，若生犊两头则各人一头，若生一头则讨价对分。农家视牛如同性命，宁肯人挨饿，不让牛受饥，逢年过节和农忙季节要请牛吃鸡蛋，喝黄酒，喂精料。宁海农家旧时称四月初八为牛生日。这天不用耕牛耕作，为其饰以彩布花，并从山上采来乌桐叶酿汁，以这种汁水给牛擦身，俗称“浴牛”；同时用鸡蛋、黄酒、糯米、乌枣等喂牛，为牛补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