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矛盾冲突去展开戏剧情节和塑造人物

第二节　通过矛盾冲突去展开戏剧情节和塑造人物

戏剧的最本质的特征，首要的是冲突，核心是冲突。人们一直都说，“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这种说法，或者说，这种固有的艺术特征，有其文化哲学的依据，或者说，有其文化哲学的品格。那就是，毛泽东在《矛盾论》里说过的，“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既然生活中到处都充满了矛盾，具有叙事性特征的戏剧文学与戏剧艺术要反映生活，就不能回避这些矛盾，而要真实地、具体地、艺术地反映这些矛盾，揭示这些矛盾所蕴含的意义，对这些矛盾及其蕴含作出审美的评价。这些矛盾的外部形式，就表现为戏剧冲突。尽管戏剧冲突有时是隐蔽的，含蓄的，也必定是能够让观众感觉得到的。

电视剧，作为经由演剧进行审美的艺术的一种，在如何对待生活中的矛盾这个问题上，或者说其自身的戏剧冲突这种特征上，也是如此。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电视剧的戏剧冲突，基本上也表现为三种形式。

其一，是不同人物之间的矛盾、对立、冲突和斗争。这种冲突，观众尤为关注。这是因为，电视剧艺术里，观众关注的是人，是人的生活道路，人的遭遇，人的命运，由此，必然要关注人物和人物之间的冲突。

1986年春节期间播出的12集电视连续剧《新星》，是太原电视台根据柯云路的同名小说改编摄制而成的。它反映的是农村的改革事业。它把镜头对准了现实生活，在一个县的场景里，表现了当时县一级的体制改革和农村建设的种种矛盾斗争，展示出一幅广阔的社会生活图画。《新星》里的尖锐的戏剧冲突，首先就是在人和人之间展开的。

剧中，古老的古陵县到了20世纪80年代依旧贫穷。这贫困落后、停滞不前的社会原因之一，就是县委副书记顾荣，勾连着刚愎自用的地委书记郑达理，以及冯耀祖、潘苟世一批把兄弟般的党羽，编织成了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在古陵这个小小的独立王国里同流合污，违法乱纪，为非作歹。新来的年轻的县委书记李向南踏上古陵这片土地的时候，迎接他的不仅是遍布全县的冤假错案还没有平反，横峪岭小学漏雨的窑洞教室孩子们撑着塑料布在上课，官僚主义的种种弊端，还有以顾荣为首的一帮人的反对和诽谤，以及老百姓中间大量存在的封建迷信、愚昧守旧、狭隘自私、无知诚服、逆来顺受的惰性心理，以至于面对面的围攻。这样，一开始，李向南就和顾荣等人处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之中了。被时代推上了历史舞台的李向南，终于以其特有的改革者的勇气与才情，直面社会和人生，迎着各种矛盾和冲突，展开了一系列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小小的古陵演出了一幕幕有声有色的活剧。尽管他每向前走一步都太艰难了，但他大胆改革，勇于开拓，精明强干，气势凌厉，还是纷纷战胜了困难和对手，化解了矛盾和冲突，把古陵的改革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其二，是人物和环境的冲突，包括人物和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冲突。虽然，环境对人物的压力所造成的人与环境的冲突，也从属于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但是，在整个戏剧活动中，还是别有一番意味的，所以，人物和环境的冲突，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戏剧冲突。

1986年播出的辽宁电视台录制的7集连续剧《雪野》，在描写女主人公吴秋香和周围环境的冲突上就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部电视剧通过农村妇女吴秋香的爱情故事描述了她的人生命运和心灵历程。屏幕上，那一片无垠的雪野留在观众心里，虽寒冷却蕴含春意。再看那雪野上一直延伸到远方的两行深印着的车辙，在浑厚而又深沉的歌声伴随下，真能引导观众去联想中国农村的昨天和明天。

剧中，吴秋香是一个个性意识已然觉醒的女人。少女时代，她接受了新文化的熏陶，幻想着美好的人生，幸福的爱情。不幸，20世纪60年代，贫穷的生活中，只是两袋黄豆的代价，她就成了齐来福的媳妇。齐来福人倒憨厚老实，但是，他呆滞、迟钝，和吴秋香的生性泼辣、爽朗、刚强，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为了寻找一个对心思的男人，她把爱情的希望寄托在儿时的同学钟木匠身上，付出了热烈而纯真的爱。当钟木匠丧失理智要用大车碾死齐来福的时候，吴秋香挥起的鞭子落在了钟木匠的头上。随后，她离开了齐来福，也离开了钟木匠，爱上了陈会计。当那位陈会计轻信吴秋香谋害亲夫的流言而对婚事犹豫不决时，吴秋香的心灵受到了沉重的打击。陈会计悔悟后再来求婚，她坚决拒绝了。她在报纸上刊登启事征婚，却不料招来了一个市侩的欺骗。最后一集里，吴秋香又在林大个子身上燃起了爱火，不幸，她又一次失望了。在这个故事里，作为龙王镇上数一数二的专业富户，吴秋香的出现并非偶然。在农村经济改革的大背景中，她在争得经济上独立地位的同时，追求爱情自由、婚姻幸福，也有它极大的合理性。吴秋香要在这两个方面的追求中实现她的人生价值，无疑要面对着许许多多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然而，最让观众动心的，还是吴秋香和龙王镇的社会环境的冲突。龙王镇的文化，同样把忍让屈从、牺牲自我当作是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同样默认并鼓励千万桩没有爱情的婚姻和千万个勉强结合的家庭的合理合法的存在。千万个妇女也就在这样的文化环境里，在这样的婚姻家庭中.黯然地消磨着自己的青春，泯灭着自己的个性。吴秋香也厄运难逃。这样的文化环境包围着她，用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教训她，强迫她屈从于和齐来福之间的没有爱情的婚姻，戴上“淑女贤妻”的假面具做人。一旦她要同命运抗争，人们就要骂她“妖精”和“坏女人”。这样的社会环境，一直在阻挡吴秋香的爱情和人生的追求：即使结局留给观众去想象了，但通过人物与环境的反复冲突，人们还是体认到了其中的深意，既令人深思，又让人觉得有戏可看了。

其三，是人物内心的冲突。这种冲突虽然也从属于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但它也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不容忽视的戏剧冲突。

1981年12月5日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新岸》，是第二届全国优秀电视剧评选的一等奖获奖剧目。这部电视剧，由丹东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合作，根据《辽宁日报》发表的报告文学《走向新岸》改编，描写的是16岁失足的女青年刘艳华的转变过程。戏从刘艳华出狱开始。这时候的人物性格定位是，刘艳华充满了人生的希望，抱定了人类不毁灭地球不倒转再不进监狱的决心，回到了鞍山。此刻，她心灵深处的火种急待点燃。家庭和社会，人和环境，她所面对的矛盾冲突，尖锐而又复杂，冷漠，歧视，几乎使她走投无路，痛不欲生。然而，原先的同伙的利诱和勾引，她都严辞拒绝。回到农村后当地青年高元钢对她的关爱，温暖了她的心怀。在这样的情景下，我们看“江边还包”那场戏，就可以品尝到人物内心冲突的十足“戏”味儿了。

剧中，当刘艳华看到卖冰棍的大娘失窃后的焦急神情时，马上就联想到江边跳水老汉因失窃而痛不欲生的惨景，再由老汉而联想到她用点燃的10元钞票给李侠点烟的挥金如土的可耻勾当，最后，她退还了从那老汉身上扒窃得来的400块钱。这场戏，用蒙太奇构思组接了如上的画面，看起来关连不甚紧密，却表现了刘艳华内心激烈的冲突，表现她良心并未泯灭，实在是闪现了人物身上的一抹亮色的。其实，《新岸》全剧都是很注重表现刘艳华的内心冲突的。这部电视剧，共有410个镜头，主人公刘艳华总共说了不到30句话，却有95%的镜头对准了她。这里边，人物内心的冲突戏就多了。这种内心冲突的戏，常常都是人物动作的心理依据。

和戏剧艺术一样，我在上面说到的电视剧艺术中的戏剧冲突，不论是人与人的冲突，还是人与环境的冲突，人的自我内心冲突，都是对人物的戏剧动作具有至关重要的制约作用的。

大家知道，戏剧，就其本质而言，是动作的艺术。动作是戏剧艺术的基本手段，是戏剧艺术的基础。没有动作，就没有戏剧。黑格尔在他的《美学》里就说过：“能把个人的性格、思想和目的最清楚地表现出来的是动作，人的最深刻方面只有通过动作才能见诸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戏剧情节的推进，还是人物性格特征及其发展，都离不开戏剧动作。

然而，并不是任何动作都具有戏剧性的。通常，戏剧的艺术法则要求，人物的动作要有明确的目的，表现了人物的明确的意向和愿望；动作要集中统一，而不能散漫庞杂，让人顾此失彼；动作要能迅速发展，而不能割断动作与动作之间的紧密联系。尤其是，动作的延续和发展，不仅表现着事件、情节的发展变化，更重要的是，这种延续和发展，还要能够展示人物性格的发展，命运的变化。

什么样的动作才是戏剧性的呢？不是别的，而是来自于冲突的动作。只有冲突，才能赋予人物的动作以明确的目的，使动作具有深刻的意义；也只有冲突，才能使人物的动作从头绪纷繁、庞杂散漫的状况下加以集中；还是靠着冲突，人物的动作才有可能不断发展下去，因果相袭，首尾贯通。

反过来，又只有动作才能使冲突及其发展进程具体、直观地体现出来。简而言之，是在动作中实现冲突的。

照此说来，我们也可以认定，戏剧情节的推进，戏剧人物的塑造，也是要在戏剧矛盾冲突中去实现的。

电视剧也是如此。

先说戏剧情节的展开。

1994年12月22日至1995年1月5日，中央电视台二频道黄金时间电视剧节目里，播出了19集电视连续剧《住别墅的女人》。播出前，舆论界炒得它一再升温，说这部剧怎么怎么好，又有左翎、刘蓓、刘艺、姜莉莉、于小慧、廖京生、赵宝刚，以及香港的汤镇宗等等靓妹帅哥出演，还恰好是放在《三国演义》两段播出的间隙里在荧屏上亮相，人们就难免争相一看了。然而，人们的审美期待落空了。《住别墅的女人》在1995年初就被北京的观众评定成了最差电视剧。

为什么最差，最差又差在哪里？其因素当然很多。戏剧情节的展开有问题，却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来，第1集，女演员方小虹因使用天丽亮肤霜面部受损而指控天丽公司董事长赵亚莉，就拉开了一个颇有戏剧冲突的序幕，藉着这样的戏剧冲突，展开戏剧情节当无问题。然而，编导们错了。照说，赵亚莉面对方小虹的指控，最初的，也是最合理的反应应该是：“拿出证据来！”因为生活的常识乃至逻辑就是，一方指控另一方，有没有证据，是真证据还是假证据，乃是基本的对话前提。没有这个前提，连对话都不可能。试问，有哪个消费者，光凭几张相片就去控告生产厂家？有哪个伪劣商品的受害者，在没有充足而又完备的证据的情况下，敢去召集记者，诉诸新闻界？又有哪些记者，胆敢凭着受害者的几张相片，以及由此而激起的义愤，就向生产厂发难？明明是前两集就该交代的问题，就该发展的戏剧情节，却被编导者硬拖到了第8集。究其原因，是编导者步入了“商场加情场”的误区。他们驱使方小虹拉开序幕之后，引出来的只是一群男女的昔日恋情和今朝情感，只是一堆几角恋爱的故事。充其量，方小虹找到天丽公司的赵亚莉，只是给这几角恋爱做了个引子而已。从此，几个漂亮的女人围着几个很帅的男人转了起来，一个法律纠纷的冲突，还没有进戏，就被爱情故事取代了。这使人想起了120集的《京都纪事》。《京都纪事》的情节推进，就不是靠戏剧冲突来驱动的。有人说，《京都纪事》能够凑到120集，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编剧的三大“法宝”——一波“八”折的生造情节，小题大作的情感纠葛，弄巧成拙的人际关系。偏偏，这三大“法宝”又都被《住别墅的女人》有意无意地继承下来了。不同的只是，《京都纪事》里的W40的发明权之争，在《住别墅的女人》里变成了亮肤霜之案，原先的女强人叶小桐在这里换成了记者方梅华，翰英街上叶、林、楚三家的恩怨改成了花园别墅里方家姐妹与赵氏公司的纠葛。这好像是一只母鸡下的蛋，只不过，后下的比先下的小，颜色也由红皮变成了白皮^[5]。

比较起来，题材相近的《洋行里的中国小姐》就好多了。

这是一部12集的电视连续剧，反映的是改革开放的上海，当下的一种存在方式，1995年2月21日至3月1日中央电视台二频道黄金时间首播。剧中大家闺秀欧小苏，原来在科研所情报科工作。浦东棚户区姑娘、码头工人的女儿宁杰，原来在旅行社工作。现在，分别被德国卡贝尔公司和日本伊藤商社录用，走进了外商驻沪办事机构云集的国际商贸大厦，当上了office小姐。在大厦里，她们经常得到了一位“大姐大”的指点和帮助。这位“大姐大”叫叶萍，出身于高干家庭，受雇在一家美国公司任副代表。眼下，在上海，像这样的外资公司大概有1 000余家，在这一类洋行里工作的中国人约有1万人。这些人，在外国人眼里还是中国人；在中国人的眼里却是“假洋鬼子”。他们出入高级楼宇，说洋文，拿高薪，替洋人办事，是普通人心目中神秘的一族。但是，他们让外国人了解中国，使中国人了解世界，处在东西方文化“彗木相撞”的前沿阵地，正在从事一种很有意义的事业。不过，他们是希望与痛苦共存，正面与负面交织，成功与失败相融汇。欧小苏、宁杰、叶萍之间，发生的种种有趣的故事说明了这一点。最后，欧小苏以出色的工作成绩受到了德国总部的嘉奖，取代了任职期满的小劳更，出任卡贝尔公司上海代表处代表，成了叶萍式的“大姐大”。然而，她事业上的成功代替不了感情上的失落。她既不可能与苦行僧般的方亦诚共同生活，又不愿把自己的命运和日尔曼青年小劳更联结在一起。宁杰，离开了儿时的青梅竹马的伙伴，爱上了伊藤商社的社长根箭一雄，在根箭一雄与妻子离异被妻子家的伊藤家族开除之后，双双受雇于澳洲的一家公司，远去俄罗斯创业。行前，在杨浦大桥的棚户区，他们按上海习俗举行了一场热闹的婚礼。叶萍呢？丈夫走私被捕，怀孕而做“人流”，昔日的心上人方亦诚眼看就要被欧小苏夺走，方亦诚的父亲受刺激猝死，为捍卫祖国利益而被美国老板沃尔夫开除，她看似春风得意却又苦痛不堪。最后，被叶萍抓住了“把柄”的沃尔夫，被迫安排叶萍赴美留学。

在这部电视剧里，这许多的情节的推进，都是源于戏剧冲突的。比如，欧小苏走进卡贝尔，面对的是她和自家老奶奶的冲突；走进卡贝尔之后，面对的是她和小劳更以及和小劳更从香港雇来的女秘书的冲突；生意场上，还有她和宁杰之间的各为其主的冲突；情爱场上，还有她和叶萍之间的争夺方亦诚的冲突，以及和方亦诚之间的欲爱不能的冲突。当然，还有欧小苏自己在种种矛盾面前产生的自我内心的冲突。显不出斧凿的痕迹，一切冲突的发生都显得自然天成，而又合情合理，所有冲突对于戏剧情节的推进实在是叫人信服。在这方面，《洋行里的中国小姐》基本上是成功的。

上面说的是，戏剧情节的推进要在戏剧矛盾冲突中实现，实际上已经涉及到，戏剧人物的塑造，也是要在戏剧矛盾冲突中完成的。

看《洋行里的中国小姐》，在表层的好看的世俗故事里，我们看到的欧小苏、宁杰、叶萍这些“边缘人”的生态、心态，都很真实。从人本文化的范畴来看，这些洋行小姐在独特的生存环境中的人生新课题，都能给人们一种新的启示。虽然，人物形象的成功跟傅艺伟、杨昆、傅丽莉这些演员的表演艺术有关，但从根本上说，还是因为，她们的性格和命运的展示和发展，都是在尖锐的戏剧冲突中实现的。

相比之下，《住别墅的女人》就不能不自惭形秽了。拿报社记者方梅华来说吧，这个人物形象就显得虚假。她的成功来得太轻而易举了。说她有职业道德吧，有职业道德的人多得很，偏偏她就能当上总经理？说她是个有才干的女性吧，有才干的女性也多着呢，凭什么她就能平步青云？是的，她被人误解，也受过磨难，然而，会有谁在每一次误解和磨难之后，都能得到幸运之神的关照？而这磨难，又只是在两个成功的男人中选择哪一个的内心痛苦而已。不管有没有戏剧冲突，只在人为编造的失真的故事中包装一个显得虚假的形象，观众就无法认同这个形象。对于饰演方梅华的演员左翎来说，这真是她表演艺术生涯中一次无法弥补的重大遗憾了。

观众为什么不能认同？因为，观众对人物在尖锐的戏剧冲突中的遭遇和命运的急切关注没有得到满意的解答。电视剧艺术的对象是人，只有表现了人物在戏剧冲突中的遭遇和命运，才能和观众发生审美的沟通，才有可能使剧中人物得到观众认同。对于一部电视剧的作家艺术家们来说，我们甚至于可以说，他们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表现人物在戏剧冲突中的遭遇和命运上，或者说，在戏剧冲突中去刻画人物的性格，展示人物的命运，表现这种性格的发展和命运的变化。

在这方面，成功的例子很多。

我想随便说说3集电视剧《结婚一年间》。这部戏，1989年播出。黄允编剧，武珍年导演，肖雄主演女一号路璐，加林摄像，上海电视剧制作中心录制。

这部戏，写的是上海石库门的文化环境和生活状态中普通市民的一段故事。30岁左右的大学文学女教师路璐，嫁给了比她小6岁却是深深相爱的大专学生董炎，搬进了喧闹繁杂的石库门。她没有被纷繁复杂的石库门生活淹没，而是在石库门里开拓出了一片芬芳的伊甸园，在这并不温馨的世界里悄悄扬起了一片理想主义的风帆。不幸，她带着陌生人的探寻目光走进来，一年以后，还是带着惶惑，当然也带着新的希望，离去了。剧作家黄允说，她写这个戏是要“让人们跟随路璐的目光重新审视那些习以为常的东西是否合理？是否美好？是否天经地义？”于是，她写了这一家的三代人。81岁的外婆，13岁到上海，做娘姨，进工厂，女儿3岁那年丈夫得了伤寒，撒手而去，她守寡带大了女儿邱茹云。剧中，她已经是风烛残年了，却代表着传统文化，把握着家里人的生活准则，影响着女儿的命运。年近50的邱茹云，路璐的婆婆，中学教师，是这个家的第二代女人。她上有老下有小，一方面跳不出传统文化的圈子，寡居十几年，往日的恋人李光华被错划右派分子，从青海流放归来，风采依然，企盼和她一起生活，她却迈不出这再婚的一步。然而，痛苦、因扰之余，她对家中的第三代女人路璐，却能理解，并宽厚地予以接纳，在女人与女人的心灵沟通与交流中和儿媳成了友人。第三代女人路璐，则是20世纪80年代青年妇女中有代表性的新女性。她要冲破传统，却又时时为传统所困扰。于是，这三代女人，显现了历史的传承关系，也揭示了妇女的历史命运。她们之间，不可避免地形成为错综复杂的矛盾，深刻尖锐的冲突。不仅是她们之间，外婆和李光华，邱茹云、李光华和孩子们，路璐和董炎，以及董炎和从小就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美琴之间，也有了种种的矛盾和冲突。这些人物的性格、命运，就是在这种种的矛盾和冲突中得到了表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