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影视传播在农村政治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三节　农业影视传播在农村政治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关注，多侧重于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探讨，很少有人关注和深入研究农村政治问题，尤其是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问题。事实上，农村政治状况不仅决定着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且制约着“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这是因为，“如果我们不从政治的高度加以认识和重视农村问题的政治方向，不能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理顺农村各种政治关系，那么最终会影响到农村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⁴⁾甚至可以说，如果离开农村政治视野，任何有关农村经济改革和文化发展的方案都无法真正有效地实施。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重视电影、电视在推进农村政治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早在20世纪80年代，电视上就出现了揭露农村腐败的反面新闻，起到了很好的舆论监督作用。到了20世纪90年代，朱　基在给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的题词中写道：“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这个题词不仅表达了中国政府对电影电视传媒作用的重视，也很好地概括了农业影视传播在农村政治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舆论监督作用

在中国史籍记载中，“舆论”这个概念一直可以追溯到西晋的《三国志》和唐代的《梁书》，当时用于泛指众人的看法，与现代意义的“舆论”概念有较大区别。

现代意义上的舆论（Opinion Publique）始于1762年，卢梭在他的《社会契约论》中首次把“公众”和“意见”两个词汇联系起来表示“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则视舆论为“不可数的无名公众的意见”。⁽⁵⁾

陈力丹教授认为，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其中掺杂着理智和非理智的成分，包括：舆论的主体、舆论的客体、舆论本身、舆论的数量、舆论的强烈程度、舆论的持续性和舆论的功能表现。这七个要素缺少任何一个都无法构成舆论。

舆论的传播方式多种多样，其中能使其得到最广泛传播并产生最大效应的，莫过于大众传媒。随着社会的发展，大众传媒与舆论的关系日益密切，可以说，大众传媒已成为舆论的物质载体。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新闻媒体反映、传播、影响、引导舆论的巨大作用，于是就赋予了国内媒体舆论监督的职责。

近年来，随着社会民主化的发展和中国政治文明程度的提高，一系列批评报道的影视节目和栏目纷纷涌现了出来。像《焦点访谈》、《今日说法》、《大家看法》、《新闻调查》等栏目，通过曝光、揭露的形式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促使问题的解决，从而起到了舆论监督的作用。

原国务院总理朱　基曾特别关注批评性新闻报道，把批评性新闻报道作为自己了解基层情况、解决基层情况的一个窗口。

1996年12月16日，《焦点访谈》播出了一期常规节目《盗伐危及大动脉》：包头至兰州的铁路穿越腾格里和毛乌素沙漠，为防止风沙侵蚀，保证行车安全，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在铁路两侧建起一条条防沙林带。但是，银川段铁路沿线的一些农民为了微末小利，大肆砍伐林木，昔日绿树成荫的防护林带上留下一片片光秃秃的树桩。由于防护林不能起到固沙作用，风沙重新上道，直接威胁行车安全。节目播出后，引起了朱　基的注意。在一次工作会议上，他提到了这个节目，认为《焦点访谈》的这期节目做得好，揭露的问题触目惊心。

1998年10月，朱　基又一次来到《焦点访谈》，视察时，第一个就提到了《盗伐危及大动脉》那一期节目。朱总理说：“这个节目给我印象最深……不过你‘害’得我发了一通大脾气，把铁道部给训了一顿。”一个节目令一国总理大动肝火，然后向相关部门追究责任，这充分体现了电视的舆论监督作用。

二、群众喉舌作用

早在“维新”时期，严复“通中外之故”与谭嗣同“能上下之情”的办报思想，已是“喉舌论”基本观点的雏形。而最早提出“耳目喉舌”之说的，则是梁启超。1896年，他在《时务报》上发表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写道：“其有助耳目之用，而起天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⁶⁾

1929年，《党的生活》在出版启事中阐明“《党的生活》是一般党员的‘喉舌’”。自此之后，“喉舌论”在中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从党的喉舌，到提出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其含义乃与时俱进，迭有所增。新闻媒体的喉舌功能亦一直为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人所强调。毛泽东明确提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邓小平要求宣传思想战线的战士“作为灵魂工程师”，“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胡耀邦指出：“我们党的新闻事业，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事业呢？就它最重要的意义来说，用一句话来概括，我想可以说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自然也是党所领导的人民政府的喉舌，同时也是人民自己的喉舌。”江泽民也指出：“我们国家的报纸、广播、电视等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这既说明了新闻工作的性质，又说明了它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当前，尽管有些学者对影视传媒的喉舌作用提出质疑，可是影视传媒的喉舌作用还是存在了，尤其是在农村，在法律很不普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达受到阻隔的情况下，农业影视传播所起到的为群众申冤、为群众鼓与呼的作用就更为重要。

近年来，农村题材电视剧里涌现出一批反腐倡廉主题的作品，比如《苍天在上》（1996年）、《党员二愣妈》（1997年）、《黑脸》（1998年）、《走过柳源》（1999年）等。它们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农村腐败现象给当地老百姓带来的灾难，表达了人民群众要求澄清吏制、铲除腐败的强烈呼声，很好地起到了群众喉舌的作用。在农村反腐电视剧创作者中，陆天明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剧作家，他的作品中表现出中国传统现实主义“发愤著书”、“不平则鸣”的作家情结。他说：“作为一个作家，就是要参与社会的变革，参与社会的轰轰烈烈，甚至要走到生活的　涡中，无论别人怎么看，我永远是这个观点。”⁽⁷⁾陆天明在创作《苍天在上》时更多的是出于对不合理现实问题的激愤，对腐败与反腐斗争进行的感性认识，“当时全是凭感情和情绪而做的，面对腐败现象只想呐喊一声——苍天在上”。⁽⁸⁾

相对于电视剧，农业影视新闻性节目的群众喉舌作用来得更直接一些。2005年8月8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播出了《万亩玉米在哭泣》。节目披露了河北省怀来县某公司无视农民利益，私自租用农用飞机喷洒除草剂，导致一万多亩丰收在望的玉米绝产。透过电视画面，我们看到大片玉米枯死的镜头，我们也听到当地农民的伤心哭诉。节目一经播出，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注意，当地司法机关也介入调查，将有关责任人绳之以法。

三、政府镜鉴作用

政府是整个社会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它的活动要不要监督？当然要。那么，由谁来监督？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国情，监督部门也各有各的不同。

西方国家多实行三权分立制，立法、行、司法各自独立，相互制约，因此立法、司法机关可以起到监督政府行为的作用。另外，电视号称“第四权力”，具有不可小觑的监督作用。一切公共权力，包括行政、立法、司法都在它的监督之下。

在我国，国家设立了相应的监察机关用以监督政府的行为。随着社会民主化的发展，电视媒体监督政府的作用也在上升。这方面，首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多年来，老百姓把《焦点访谈》当做自己的贴心人。有了冤屈，总会想到《焦点访谈》。老百姓或写信，或打电话，找《焦点访谈》反映情况。有的老百姓甚至变卖家产，千里迢迢赴京找《焦点访谈》。他们看中的就是《焦点访谈》政府镜鉴的作用。而另一方面，《焦点访谈》确实能在很大程度上起到监督政府、为民申冤的作用。比如，2003年，《焦点访谈》栏目播出《有钱买车，无钱还债》。节目报道了一个下岗工人苦心经营的修车铺被乡政府50多万的修车欠条拖垮了的事情。出于对弱势群体的同情，记者立即赶至那个贫困乡。经调查，不仅这个人反映的情况完全属实，记者了解到，还有几家饭店、宾馆、煤店的经营者有着同样的经历：自家经营的店铺被欠债不还的乡政府拖垮了。乡政府欠巨额债款，是没钱还，还是还不起？节目通过记者的实际采访发现，每到吃饭时间，政府办公室、食堂几乎空无一人，而附近饭店、宾馆、洗浴中心却是人头攒动，处处爆满，里面几乎全是当地的政府官员。在乡政府大院里，满眼望去全是一排排名贵的汽车，其中还有好几辆帕萨特1.8T。这种型号的车是1998年才上市的，而那一年恰恰是乡政府向修车铺打欠条的年份。这一重要的细节摆在面前，乡政府“没钱还债还是有意赖账”的答案就不言自明了。电视媒体正是以法律为依据，通过给不合法的政府行为曝光的方式实现政府镜鉴作用的。

四、改革尖兵作用

改革是除旧布新，改革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改革是旧的、不适应社会发展的事物退出历史舞台，新的、适应社会发展的事物登上历史舞台。然而，因为旧事物不会轻易地让位于新事物，所以改革诚非易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同志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新时期以来，在中国农村各项改革中，电影电视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首先，“改革”未动，“舆论”先行。每一场农村改革之前，电影电视传媒都要大造舆论，为改革充当开路先锋。

其次，电影电视是宣传各项改革措施的便捷途径。电影电视普及面广，影响力大，还有声画一体、图文并茂等优点，可以更有效地把各种改革措施传达给广大农村受众，使更多的人了解改革，拥护改革。

再次，电影电视有舆论监督作用，改革措施贯彻得好不好？群众满意不满意？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媒体曝光的形式公之于众，使改革者接受来自各个方面的监督。

比如，20世纪90年代末的中国粮食改革。粮食问题表面上看是一个经济问题，但是其背后却隐藏着很大的政治。1998年6月8日，《焦点访谈》播出了《私售国储粮亏空挂国账》。本期节目讲的是安徽省肥东县粮食局局长叶宗炯利用职权，违法将国家储备粮库的180多万公斤粮食以陈次粮名义，按3角9分钱1斤的低价卖给肥东县金古粮油贸易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再以7角多钱的高价倒卖到贵州，为了弥补国家储备库的缺损，粮食局又从市场上高价收购粮食充库，而粮库低价出高价进造成的近50万元亏损，由国家挂账解决。粮食局之所以要做这种亏本买卖，是因为叶宗炯与那家公司的负责人是亲戚。节目播出后，在社会上反响很大。它像一把利刃，在当时的农村粮食问题上划开了一道口子，引起了广泛注意。后来，朱总理办公室致电中央电视台，转达朱总理的批示，认为中央电视台记者对中央政策理解深刻，并对中央电视台记者的工作表示感谢。1998年7月，有关部门召开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学习班，会议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集中播放《焦点访谈》有关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报道并讨论有关问题。据朱总理亲自讲，这种一边开会一边放《焦点访谈》的形式，“比我的讲话更生动，使用事实说服人”。

《私售国储粮亏空挂国账》打响了揭露农村粮食问题的第一炮。此后，一系列农村粮食问题的报道涌现出来，促进了此类问题的落实解决。比如，1998年6月16日播出《挪款建宾馆低价售国粮》：湖南省永州东安县粮食局，不顾账上8000万元的亏损，先是于1997年前挪用购粮款1067万元；继之又于1998年挪用粮款986万元用于兴建全县最高建筑“舜帝酒都”；另外还从下属粮站调出200万公斤粮食低价销售，又成了24万元新的亏损，致使农民拿着售粮后的白条，迟迟兑不到现金。1998年7月5日播出《账上竟能长庄稼》：河南省驻马店正阳县粮食局，虚报库存粮，骗取国家专项补贴和利息。截至1998年5月，虚报小麦库存数约5100万公斤，以每公斤6分钱计，共非法获取国家专项补贴300多万元；此外，还编造假名，甚至连牺牲了30多年的“雷锋”也赫然在列，虚报保护价粮食收购数量，套取国家专项贷款7095万元，而实际用于收购保护价粮食的贷款仅2380万元，不及总数的1/3。1998年7月6日播出《扣粮没商量》：江苏省镇江丹阳市粮食部门，在当年的夏粮收购中，违反国家有关支付售粮款时不得代缴代扣除农业税外的其他任何费用的规定，强迫农民以粮换种，农民不要种子，粮食部门就不给农民结账，导致农民卖粮后实际收入大幅度下降，有的卖了一车粮，结账只有一毛钱，一些产粮大户只好违心地把粮食卖给个体粮贩，挫伤了农民种粮售粮的热情。1998年7月7日播出《保护价保护了谁》：湖北省襄樊老河口市粮食部门，在1997年的粮食收购中，以市场低价从农民手中收购了600万公斤粮食，却向国家虚报为按保护价收购，套骗了国家本该给售粮农民的保护价补贴和国家给粮食部门的专项补贴共计200多万元，严重影响了1998年农民的售粮积极性。

正是《焦点访谈》这组“粮改”的报道，不仅在所有媒体中起到了领军作用，而且使一个相对生僻行业的工作，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不管人们今天怎样看待这次粮改，如果用历史的眼光回顾1998年，这一年中最轰轰烈烈、最有声色的改革举措，就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对于推进这项改革，《焦点访谈》功不可没。

【注释】

(1)吴志斌、陈青：《农业电视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从山东农村相关收视调查说起》，《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6期。

(2)范步忠：《借〈星火科技30分〉，大力实施“科技入户工程”》，http://www.xh30.com/page/83. html。

(3)参见邱红杰、王永霞《〈暖春〉赚足观众眼泪》，http://www.yuxinews.com/main/smoketemplate. asp。

(4)余力：《中国农村政治：一个紧迫的课题——张厚安教授访谈》，《社会主义研究》，1991年第2期。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卷，第523页。

(6)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

(7)高小立：《陆天明：让精神出场》，2001年2月15日《文艺报》。

(8)高小立：《陆天明：让精神出场》，2001年2月15日《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