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享艰难——评影片《没事偷着乐》

独享艰难——评影片《没事偷着乐》

新时期,随着写实电影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电影已逐渐走出理想的世界,踏入平凡的人世。当下芸芸众生也从《黄土地》、《红高粱》那样的传奇中警醒,随着《民警故事》等新写实电影的渗入,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了普通百姓生活。历史中大写的人被浓缩成当下的个体的人,立到实处便是影片《没事偷着乐》中的张大民。这部影片截取生活的横断面,以东方式的平民化视角和全能的叙述方式,用写实手法表达对个体生命的关怀,对尴尬境遇的感情。

影片中,群体意义和价值被拆解,个体生命及意义凸现。生命的社会意义告退,更多的是一种自然原初意义的占领。于是,这一地鸡毛的生活便有了原初意义的艰难。影片中,贫嘴张大民以他那用尽小聪明的生存哲学承受着艰难,独享着艰难,也圆满了生活。也许,在这个意义上,根据刘恒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改编的影片《没事偷着乐》正是一曲城市平民的咏叹调。

艰难本无可逃脱,囚只是一种宿命。当人为生存所困,智慧便上升为生存的哲学。吃、穿、住、行,绝不是小事。影片已不再像《邻居》、《鸳鸯楼》等影片去关注知识分子命运那样的主题,而是实实在在地逼近个体的生存困境及解困方式。影片中,婚姻、亲情都与空间的争夺联系在一起,于是,一切理想、追求,一切意义被搁置,住房就是中心。首先是婚姻,在背负所有美丽的字眼“亲情”、“道义”、“良心”的责难中,张大民摆下了自己的婚床,但弟弟三民的春天也到了。当此之际,记忆中那与刑场、牺牲相联系的婚姻的神圣、崇高被剥离,婚姻简化为摆床。而搭房,虽是一间抱着大树的小小的巢,却要付出如中国革命那样的牺牲的勇气和筹谋的智慧。到此为止,影片完成了繁琐人生的符号化象征:囚。虽然影片中随二民出嫁、三民搬家、四民病死,住房问题在生离死别中消解,但艰难未曾摆脱,它总是在隐与显之间。

影片的动人之处不仅在于艰难,更在于背负艰难的张大民。就像台湾艺人凌峰戏说的那样,“整个中国的沧桑写在我的脸上”。冯巩饰演的张大民也凝结了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和生命信念。也许是中华民族遭受了太多的苦难,他们的身上有太多的成熟,但也失去了外向的努力的决心。影片中,大民只在摆床、搭房、见情敌、训妹夫等一系列看似幽默的场景中化解艰难,左冲右突。也许沉重是生命的本质,孜孜活着是生命的极致。

艰难是无形的,但影片中的艰难却是有形的,那就是黑场:叙述中突然的拉黑。它与影片中并起的感伤旋律,共同使影片具有一种力量。这是艰难的重量,又是努力的力量,还是坚韧、希望的栖居。也许,生命的意味只有一种表述。那就是沉默,也就是黑场。

也许,《没事偷着乐》还有诸多不足,但它的确是继《红西服》之后又一部写实主义的力作。不过,这对于中国电影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艺术,尤其是电影艺术,如果不注目于生活、注目于生命、注目于心灵,那么,在21世纪,它的声音将越来越小。而我们不仅不能也不忍给中国电影画上一个句号,而是希望,一个悠长的惊叹号,划到世纪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