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一个沉重的话题——盗版

谁在看盗版?——中国电影一个沉重的话题

中国高校影视学会第十届年会与第三届中国影视高层论坛在热热闹闹的三天后终于闭幕,期间来自北京北大、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等国内知名大学和美国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英国电影学院等国外著名影视院校的60余位学者、教授在影视全球化与民族化,影视教育传统化与现代化等艰深命题方面畅所欲言,一些精辟的论断带给与会的诸多学子全新感触,也给主席台上就座的主管影视的领导们许多启发,引起个别领导畅言的欲望。但这之于中国影视创作现状来说,热烈的研讨气氛总掩盖不了现实的某些尴尬,学者们的“救影妙方”也不像是中国影视的一剂良药。

硝烟散去,与盗版有关的三件小事却留给参会者深刻的印象。

其一,电影局副局长也看盗版碟!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只不过这次还真有报纸将这么私密的内容捅出来了,于是引起某些关于记者职业操守的议论,尤其是对可能给当事人带来伤害的担忧。在发言中,这位身兼创作者和官员双重身份的发言人已是反复强调自己是在做单纯的学术探讨。但从中可见,盗版碟的“大肆猖獗”可见一斑。

其二,会议期间在影院专映的进口大片观者却不多。这可真是令研究电影的学者们诧异的事。且不说对于一所艺术类院校的学生来说这是一次多么难得的观摩机会,就是在普通院线系统中,《实尾岛》、《座头市》、《迷失东京》、《奔腾年代》等影片也是颇具票房号召力的。但事实胜于雄辩,能容纳千余人的大礼堂屈指可数的观众令导师们扼腕。

其三,这次会议收获最大的可能是周围几家碟店。这几天店里是人头攒动,来自上海的一位大学教师一次就买了200多张碟,直呼过瘾。即使在平时,这几家与学校毗邻的碟店也是顾客盈门,常有外地的学生或影迷慕名而来。会议中,我们几位研究电影的学者一致认为当下是电影研究的“黄金时代”,从李翰祥、张彻、王家卫到阿仑·雷乃、伯格曼、费里尼、瓦依达,从小津成濑、沟口健二、北野武、阿巴斯、金基德、雷伊到法斯宾德、安哲罗普洛斯、基耶斯洛夫斯基、阿基考利斯马基,乃至于卡萨维茨、安迪·华荷、佩金森这样罕为人知的先锋派导演,他们的影片都是唾手可得,无所不有。做起研究来,不再像十年前那样捉襟见肘,为了一部影片还得向远在美国或法国的同学或同行求助。现在却是相反了。

但是,看盗版、买盗版的不仅是官员、教授、学者和学影视的学生,更主要的是普通观众。在碟店,卖得最多的是即将上映的新片,包括进口大片和一些宣传做得比较到位的国产片。像这两天的《我,机器人》、《谍影重重2》、《烈火雄心》、《亚历山大大帝》、《单身日记2》等影片,几乎已经和美国本土同步。在笔者的印象中,除了张艺谋导演的《英雄》一片,盗版碟出得晚一些,还没有哪部“大片”在影片公映后的三天内见不到清晰的盗版碟的。

据2003年国际唱片工业联合会统计的一份数据表明,中国市场上的正版碟只销售了1.1亿张,而盗版碟竟卖了25亿张,价值在200亿元以上。多么惊人的数量:按照音像市场通常的比例,电影的盗版碟就在75亿元以上,这也就意味着至少有几亿观众从影院流失。换句话说,2004年,15亿元的票房并不代表中国真正的电影观众人次。如果有一个正常的电影环境,票房至少在50亿元以上。

作为一个普通观众,趋利避害是一种自然的选择,但这对于中国的影视产业以至于整个文化产业来说,却是后患无穷的。在这样的环境中,国产片常常收不回成本,结果是投资和创作的热情不高;相对来说,进口片却抱着主要决战于美欧电影市场,把中国市场当成附加值来做的态度,这培养了大批的“大片”影迷。

从审美角度看,大量盗版碟进入“寻常百姓家”,使观众的欣赏方式在潜移默化中发生改变,电影的审美演变成电视的审美,中国化的思维方式逐渐“西化”,这对电影尤其是中国电影的未来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在当前知识产权保护的环境不是很理想的情况下,加强行政和司法,遏制盗版是一种直接的手段。但是,在“窃书不算偷”的观念下,如何遏制盗版甚至杜绝盗版,却是一个无解的方程式。在数字化的今天,盗版碟已经成为我们的影视业甚至整个民族文化、经济发展的威胁,寻找一种解决的途径是我们的使命,或者说是责任。